重庆中苏大楼建造风波始末

1998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周年之际,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了一套两枚特种邮票( 1998-14 T),第一枚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雄伟、庄严,极富民族风格的大礼堂,早已成为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国内外游客来到山城,必定闻名前往,或下榻,或驻足观赏,摄影留念。然而,这座大礼堂是何时、何人所建,又经历了何种风波,却是知者寥寥。

　　中苏大楼何时何人所建?

　　为解放和建设祖国的大西南,中共中央于1949年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并决定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解放大西南战役发起后,刘邓大军和贺龙所部南北包抄、夹击退守西南的国民党90万部队,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山城重庆。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西南行政区的首府设在重庆。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其中,熊克武、龙云和刘文辉均为著名国民党起义将领。

　　从此,重庆就成为大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

　　然而,重庆的市政建设,却令人大失所望——除去蒋介石下榻过的“云岫楼”,马歇尔居住过的“草亭”和宋子文、张群、杨森、范石曾等人的豪华别墅之外,并没有一处像样的供人民群众集会、活动的公共场所。

　　这是由于西南军阀连年混战,鱼肉乡里,根本谈不上为百姓谋福祉。民国时期的军政大员们还有所谓“官不修衙”一说,因为花大钱刚修好“衙门”,不知哪一天就会“易帜”,被另一个军阀占领;而豪宅却是自己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把原国民党的西南行政长官公署临时作为办公、开会的场所。长官公署的礼堂,虽然还有些民族建筑的风格,但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建筑比起来,显得十分寒酸。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曾在这座礼堂前拍了一张合影。1950年10月,刘伯承到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兼政委后,在渝的副主席又在这座礼堂前拍了一张合影。从这两张照片上,可见礼堂破败之一斑。

　　1950年2月初,邓小平在重庆主持中共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剿匪、改造起义部队、解放西藏、恢复生产等大计。与会的大西南解放者们,从各地云聚山城,浏览市容,纷纷议论:我们共产党解放重庆之后,应该把它建设好。

　　贺龙于1950年3月从成都迁往重庆办公。在二野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表示:“我们解放了重庆这座雄伟的城市,还要把它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他视察重庆之后,说,重庆有220万人口,有那么多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厂和学校,没有一座像样的集会场所怎么行?

　　于是,西南局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位书记,同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议定,在重庆市修建供劳动人民集会、运动、娱乐的场所:西南军政委员会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西南博物院、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重庆市体委大楼……这些公共设施建成于1953年前后,被称为重庆的“六大建筑”。

　　在议论军政委员会大会堂的设计构想时,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都主张:要搞,就搞有气派的,既能体现民族风格,又要具备现代化的标准,质量要好,不但具备集会的功能,还要具备展览、接待的功能,几十年后也不失其风采。用贺龙的话说,就是“不要学小脚女人”。

　　大会堂的地址,就选在军政委员会会址对面的马鞍山上。贺龙提出,外观设计,要将北京天坛、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特点“三合一”,要成为远东第一。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同意这个设想。据《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下同)}己载:“1951年4月,(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决定修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礼堂和附设一个招待所。”他们又征求了西南局和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获得一致赞成。

　　设计和施工的任务,就交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财政部部长陈希云、工业部副部长万里(后任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段云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工程处处长张一粟等同志来抓。他们组织建筑工程师们设计了5个大会堂的候选方案和沙盘模型,于1951年7月上旬完成,广泛征求意见。

　　西南党政军各界人士和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的领导赴渝开会时,都观看了模型;国民党起义将领卢汉、裴昌会、邓锡侯、潘文华等,也来渝看过模型。最后,选中了由张家德设计的方案。

　　张家德是工程处的工程师,因为耳背,大家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张聋子”。他设计的大礼堂屋顶为半球形,直径为46米,是钢网壳式屋架,重280吨,由36片经杆、19根线杆和75000多枚铆钉连接组成,底部支座还设有能适应热胀冷缩的自然滑动的轴承装置。这是中国首次运用的先进工程结构。其外观设计,比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设想的还要气派。张家德综合了明清两代建筑的特点,参照广州中山堂的风格,设计了礼堂的主体;将天坛祈年殿和天安门城楼的风格综合在一起,再配以柱廊式的左右两翼,均以塔楼贯穿始终;内部结构为全钢架屋顶,外部仿南京中山陵的蓝色琉璃瓦(改为蓝绿色)作屋顶,朱红柱廊,白色栏杆,瑰丽而又庄重;在礼堂前的广场上,还设计了金水桥和华表。整个建筑,雄伟气派,独具一格。

　　张家德等工程师们,为了充分体现传统的民族建筑风格,曾分头到重庆的旧书店里淘宝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果然淘到了一些清代建筑的线装书:经过一年多的设计,工程于1952年正式立项,冠名“西南军政委员会大会堂”。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改称行政委员会后,大会堂亦随之改称“西南行政委员会大会堂”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苏联将派出专家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在西南,为了修筑成渝铁路,从1951年开始,就通过铁道部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为了宣传、展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需要有一个像样的场所。经西南中苏友好协会提议,又将这座正在施工的大会堂命名为中苏大楼:

　　经过西南建设者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1953年底,中苏大楼就竣工了,比原来预计的竣工日期1954年10月,提前了10个月!据《贺龙年谱》i己载:“1954年1月,大礼堂竣工　贺龙为礼堂题写了‘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作为正式定名。没有剪彩仪式,免费对社会开放3天,请群众参观。礼堂内大厅四楼一底,大型舞台一座,共设4000个坐席。”一场不小的风波

　　大礼堂拔地而起,极为雄伟、壮观,引起很大轰动。凡前来参观的人,无不交口称赞:到西南支援经济建设的苏联等国的专家们参观之后,都耸耸肩,伸出大拇指,感慨地说:中国人自己在50年代就设计出这样的大楼,了不起!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好友、一位著名建筑师来渝参观时说,50年代中国就设计出了这样的建筑,钢架结构合理,有独到之处,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有位印度人闻讯,专程来渝给大礼堂拍摄了电影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汇报。尼赫鲁极为赞赏,通过外交部向中国要一套图纸,说印度也要照样建一座。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给重庆写信,说明尼赫鲁的愿望。重庆市政府请示贺龙同意后,把图纸寄到外交部,转给了印度驻华使馆。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尼赫鲁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1954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第一次派出访华代表团来西南访问,全团有百余人。重庆当年还没有接待高规格外国代表团的“五星级”宾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就安排朝鲜代表团在“大礼堂”下榻。这是“大礼堂”第一次接待外国贵宾。

　　谁知,此后来重庆的外国代表团,都指名要住“大礼堂”,并把这作为一种荣誉。从此,“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建筑,蜚声中外。

　　1987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出版了一部《建筑史》,其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2项建筑列入了世界建筑史,张家德设计的这座“大礼堂”名列第二。

　　以后,“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又改称“重庆宾馆”,今又更名“重庆人民大礼堂”,成为重庆市的一大著名景观。

　　然而,树大招风。1953年,在全国开展了对基本建设中求洋贪大、讲究民族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就是梁思成等设计的位于北京三里河的经委大楼、北海西侧的国防部北大楼、景山后街的总参总政宿舍楼等具有飞檐斗拱的建筑。当年叫作批判“大屋顶”、“大庙”、“和尚庙”。

　　那一年,《人民日报》进行了“建筑思想”的讨论。有一天,该报刊登了批评重庆中苏大楼的文章——《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

　　此文发表后,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议论四起。有人说大礼堂的设计者张家德被抓起来了,甚至还风传“张家德被枪毙了!”

　　贺龙知道此事后,对工程处的同志们说:建大礼堂,是我们领导定的,如果要打板子,也是打我贺龙的板子。工程师有什么责任?他们是有功的!不但不要批判,还要奖励,还要关心、照顾他们。

　　1983年9月,笔者到重庆市政府借阅大礼堂的档案时,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工程处会计、时任重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秘书的刘荣宁同志主动约笔者谈了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那篇文章发表后,听说周总理说过:工程是不错的,如果盖在北京受表扬,在西南建,为时早一点儿。贺龙、邓小平完全承担了责任,没有追究下面的工作人员和工程师的责任。小平、贺老总对张家德是很关心的。贺老总说,他是个聋子,生活上要多照顾他。并让我们逢年过节给他送点儿钱、水果和鸡鸭鱼肉。为设计大礼堂所买的清代建筑的线装书,价钱很贵,以那时个人的薪金是买不起的。张家德提出是否把这些线装书留给他做资料。工程处为此专门请示了贺老总。贺总说,就发给他,作为奖励吧。”

　　因事关重大,笔者于1985年6月专程拜访了写那篇批评文章的资深记者,了解当时的背景。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笑答:“我住的房间,从窗户可以看到大礼堂的工地。每天我都能看到施工,从动土到盖成,我都看到了。开始,我也觉得不错,也没有想到要写文章去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写文章批评重庆的‘和尚庙’。我走访了许多工程人员,他们说施工时比较粗糙,而且发现了裂缝,接收单位埋怨漏雨。管理费一年却要花很多钱。”

　　笔者问:‘《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有没有‘上边’的授意?”

　　“除了报社的那个电话外,没有任何人‘授意’。”

　　笔者又问:“文章发表前,给贺龙同志看过吗?”

　　“没有给他看过。据说小平同志向中央报告过说,重庆盖了房子,多花了钱,不太适用。不是检讨,而是认可了这个事情。我参加(笔者按:指为报道而列席)西南局会议时,贺龙同志也没有批评、指责过。曹获秋同志(时任重庆市副市长)跟我一同到成都开会,在火车上对我说,你批评得对,那样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搞的。口气是对我的报道加以鼓励的,还说,你很大胆。”

　　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到昆明拜访过贺龙元帅的副官王金水同志,贺龙领导修建重庆“大礼堂”的全过程,他都在场。他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甩帽子军长”的原型,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为写此稿,笔者前几天又和王老通了两次长途电话,再次核实了有关内容。他说,《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的发表在重庆掀起风波之后,西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来到贺龙的办公室,向老总汇报了情况,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当时正值“三反”运动的尾声,“左”的和过头的做法,还有不小的余波。我进去给孙秘书长倒茶时,听到孙志远说不少人提出要追究张家德的责任,要“处分”他!老总说:“聋子”有么子责任嘛!大礼堂是我们让修的么。此后不久,我陪同老总到北京开会,有一天,他散会后对我说:我跟总理说了,我们在重庆盖了个大礼堂,《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我们,花钱可能多了一点。总理说,多一点儿就多一点儿吧,这个事算了。

　　经过几十年的反复采访,几位亲历者回忆的情况,虽然不一定是贺龙的原话,但大体一致,意思是不会错的;至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话,笔者没有在档案上找到,想必是没有形成文字,依当年的情况来分析,也应该是可信的。

　　他们说“花钱多了”,“不太适用”,这显然是当年在“运动”中不得不说的话。那么,到底是不是“花钱多了”和“不太适用”呢?笔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中苏大楼是节约的典型

　　首先,笔者到重庆市政府档案处借阅、复印了“大礼堂”的“营造请照单”和设计图纸。

　　据立项时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营造请照单”记载,该项工程被编为“1952营字第73号”。在“请照单”上的栏目中,所填内容是:

　　“工程种类”:“大会堂四楼一底RC工程全钢架屋顶”;工程地址:人民路学田湾以东蒲草田以西;工程造价:二百亿;预定完工期限:一九五四,十月;业主姓名:西南军政委员会;建筑师:张家德;营造厂:西南军政会工程处;请照姓名及住址: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路282号;立项时间:公历一九五二年九月。”

　　刘荣宁回忆说:“按照原来的设计,在大礼堂两侧是展览室,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和中苏友好。因为叫‘中苏大楼’,外边传说是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施工的。其实,大礼堂从设计到施工,完全是西南工程处自己搞的。经费,在原来预算200亿的基础上,追加了几次,竣工时总数大约是320亿左右。因为经费不足,原来设计的华表和金水桥都给压缩掉了,很可惜。”

　　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上述结算的经费总数,是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万分之一,即320万元。

　　为什么费用会如此节约呢?经刘荣宁介绍,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是工程指挥班子精干,只有西南军政委员会工程处的40余人。二是调来了工兵部队,很快就推平了山头。据《贺龙年谱》记载:“1951年6月,按照贺龙等指示,派西南军区工兵营200多人,带着20多台推土机、空压机,10多吨炸药,开始削山填沟,为大礼堂的修建先后处理土石方30余万立方米。”三是发动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四是调了一批在押犯人来工地参加劳动。上述四项,均无需付工钱。五是就地取材。如木材,是工程处人员到深山采伐来的,只花了少量的工钱和运费;琉璃瓦和砖,是工程处组织烧的,成本不高;油漆彩绘的老师傅,也是工程处从附近几个县公开招聘的,工资也不高。当年,机关干部、部队、技术人员和民工建设新西南的热情都很高,夜以继日地劳动,从没有人计较报酬。

　　关于成本问题,笔者于1985年拜访了负责修筑成渝铁路、也曾负责大礼堂屋顶施工的陈志坚老人。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担任过二野军械部部长、成渝铁路局局长、铁道部工程总局副总工程师、北京地铁局局长。他讲述了当年承接大礼堂屋顶工程的经过: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竣工,全线通车。此时,中苏大楼的图纸设计也基本完成。邓小平、贺龙就把中苏大楼的施工列入了议事日程。他们把我找来了解情况,谈了中苏大楼要上马的事。我说,成渝铁路竣工后,还剩余了一部分钢材,技术人员通过修筑铁路路桥,取得了经验,如果能利用现成的钢材,发挥技术人员的才能,比另组一批施工人员要来得快些。二位首长采纳了这个建议。

　　讲完之后,他取出珍藏多年、已成为“孤本”的《成渝铁路工程总结》给笔者参阅。这本《总结》,包括了为大礼堂屋顶施工的“球体钢构架架设成本统计表”。其中,设计费一栏是这样写的:“设计费3人×8月×1000000”(元),“小计24000000”(元)折合成新币,是2400元。也就是说,每个设计人员每月的设计费仅为100元。至于民工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每人每月也就是二三十元。笔者在《成渝铁路工程总结》中找到了修筑铁路的《民工每人每月平均工资表》,其中,1951年4月,重庆市所在的川东区,工资较高的民工平均每月得“粮”是“205.9”市斤(折合新币每斤约为1角左右),得“款”是“43091”元(折合新币4.3元),两项相加,也就是25元左右。由此推断,参加修建大礼堂的民工的工资,也大体如此。

　　看了这些数据,笔者不禁对解放初期的西南建设者们充满了敬意!应该说,大礼堂是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勤俭节约的产物。

　　那么,“大礼堂”是否“不太适用”,即如批评文章所说“一年只能使用一两次”,“利用率不高”呢?我们来看一看当年《重庆日报》的报道(转引自《贺龙年谱》):

　　1954年4月5日,下午6时半,贺龙和熊克武、刘文辉等出席在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的西南区和重庆市各界人民欢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来西南访问的全体代表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大会;

　　1954年4月14日,下午2时,贺龙和宋任穷、熊克武、刘文辉等参加西南抗美援朝总分会在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的欢送来西南访问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大会;

　　1954年5月3日,下午3时,贺龙出席西南暨重庆市青年3000余人在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的庆祝“五四”青年节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5周年集会。

　　从以上的报道可见,仅在1954年的4、5两个月,大礼堂就使用了3次,足见其利用率还是较高的。何况,有些在大礼堂的集会或文艺演出、接待贵宾,也不是每次都见报的。

　　至于批评文章所说工程“比较粗糙”、“发现了裂缝”、“漏雨”等施工质量不合格的事,笔者也就无需再做什么调查了。因为任何一座永久性建筑,小修小补,甚至大修,都是正常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大礼堂还巍然屹立在山城,就是工程质量的最有力证明。

　　邓小平、贺龙不但领兵打仗是大手笔,搞建筑也是大手笔。令人更为钦佩的是他们的大政治家风度:挨了批判,既不推诿,也不“指责”批判者,而是自己承担责任,准备“挨板子”,对下级却是百般爱护。

　　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挨板子”。后来,国家体委在北京天坛以东修建北京的第一座体育馆,在东大桥之南修建工人体育场、馆时,贺龙又请万里和张一粟指挥。张家德也被调到国家建委工作。

　　邓小平、贺龙为西南人民留下了新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

　　6月18日,是重庆直辖市成立14周年。笔者撰此拙文,以为庆贺与纪念。

　　2011年1月25日于北京路草堂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写作组、军委办公厅《刘伯承传》写作组成员)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