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盟精神永放光芒         

-- 纪念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80周年

今年是山西牺盟会成立80周年。80年前，即1936年，在我党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指引下，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在山西产生了“牺牲救国同盟会 ”（简称”牺盟会”），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牺盟会从建立到“12月事变”后完成使命，停止活动，共存在了5个年头（1936年---1940年），实际存在时间为3年零6个月（1936年10月----1940年4月）。尽管牺盟会存在的时间较短，但是，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创造，及其在山西乃至全国发生的作用及影响，却在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中，留下了长久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注意到，在论述山西牺盟会的文章中，讲述“12月事变”的文章比较多，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相比之下，在探究牺盟会的形成过程，它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却相对显得单薄，从而容易使人产生一些误解。为此，在牺盟会成立80周年之际，我特意将自己的笔触，探入到80年前那一段历史风云中，对牺盟会这一重要统战组织从诞生到完成使命的整个过程，作一宏观透视。

一、牺盟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叙述牺盟会历史的时候，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而牺盟会的产生，恰恰与此人密切相关。

阎锡山,字伯川，山西五台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辛亥革命起，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阎锡山统治山西将近40年时间。阎锡山是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在他身上，有过进步的一面。他曾于1905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组织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参加过北伐战争，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期间，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提出过“守土抗战”的主张，并组织了绥东战役，收复了百灵庙。但是，作为山西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军阀、“土皇帝”。他把山西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容任何人觊觎和染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共中央决定把山西作为华北对日作战的战略支点，为此组织了两万余人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这引起了阎锡山的极大恐慌，调集全省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全力围堵。为顾全大局，团结和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红军在达到一定目标后，主动宣布回师陕北，这才使阎锡山松了一口气。阎锡山此人的特点是精于算计，善于观察形势，擅长打小算盘，从不愿吃半点亏。他的政治和人生哲学就是“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就是“自固与自存”，就是投机取巧，八面玲珑，所以被人称为“阎老西”。他拥护蒋介石，也反对蒋介石（1930年的“中原大战”，就是阎锡山发动的倒蒋战争）；他围堵共产党和红军，又不敢彻底撕破脸皮（如红军回师陕北后，阎锡山又秘密派人与中共联系，要求共产党派全权代表常驻太原。阎对此事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态度。除他和亲信梁化之外，任何人不知情）；他投身抗战，却又不敢得罪日本人，甚至暗地里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日本方面曾向阎提出让他担任华北五省总司令，阎锡山既不愿意，又不敢明确拒绝，生怕刺激日本人）。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山西形势岌岌可危。此时的阎锡山身处三重矛盾之中，一重是与日本人的矛盾。日本的野心是吞并全中国。它侵占华北后，很快威胁到了山西的存亡与阎锡山的统治。阎锡山不投靠日本人，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而投靠日本人，当什么“华北五省总司令”，就成了“儿皇帝”，失去了自主权和独立性，只能任人摆布和宰割。更可怕的是会落一个“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这是阎锡山所不愿意的。再一重是蒋介石的矛盾。一方面，蒋阎在反共问题上心有灵犀，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蒋介石对阎锡山这个割据一方的“山大王”却是心怀鬼胎，总想着削弱他，取代他。红军东渡时，阎锡山向蒋求援，蒋介石立马派出20万大军进入山西。红军回师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不仅赖着不走，还策动河东道独立，挖阎锡山的墙角。阎锡山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看得十分清楚，他担心地说，这样下去，“不亡于日也要亡于蒋。”第三重是与共产党的矛盾。阎锡山历来认为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在山西防范甚严。但在与渡河东征的红军较量时，阎锡山的军队却损兵折将，一败涂地。加之共产党提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深得人心。所以，消灭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总之，在抗日与降日、迎蒋与拒蒋、联共与反共三个问题上，阎锡山是忧心忡忡，举棋难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比“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敢踩烂了”。

阎锡山通过在三个矛盾中进行反复比较，权衡利弊，最终认为联合共产党是比较保险的出路。其理由有三：第一，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联共，可以打击日军对山西的进犯。第二，蒋介石与共产党争斗十年，围剿五次，均以失败告终，说明他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联共，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拒绝蒋系势力进入山西。第三，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联共，可以最大限度取得民众支持。

从此时起，阎锡山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反共、拥蒋、降日转到联共、拒蒋、抗日上来。其态度的转变，突出表现在1936年9月。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秘密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利用纪念“9.18事变”5周年，在发起成立“抗日救国同盟会”时，阎锡山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自任会长，还在太原国民师范学院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但是，当时的山西首府太原还驻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旗，阎锡山还与日本特务机关明来暗往勾搭着。因此，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既想抗日，又不愿打抗日的旗号，更不准说“抗日”二字，只准说抗敌。“抗日救国同盟会”自然也不行，被阎锡山换成了“牺牲” 二字。这就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背景及由来。

二、薄一波:使“牺盟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推手

牺盟会创立后的一段时期，当时的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具体的进行领导，也缺乏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口号很响，策略性很差，甚至简单照搬了中共一些口号。这虽然对号召群众有用，但引起阎系集团一些上层人物不满，为时不久，工作就陷于停顿。这种情况说明，伟大的革命斗争，需要杰出的领导人物来引领、组织和实施。光有良好的愿望，没有意志坚定、目光远大、能力超群、坚韧不拔的优秀领导人，则革命注定不能成功。在这一重大关头，历史选择了薄一波。

薄一波，山西定襄县人，与阎锡山是同乡。但两个人的志向和追求不一样。阎锡山醉心于巩固自己的“山西王”地位，薄一波则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长期做党的组织、宣传、兵运等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阎锡山紧随其后，在山西通缉薄一波等30多名共产党人。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薄一波被捕，并被判刑8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岚子监狱）。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了推动华北的抗日斗争，经中央批准，设法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一大批干部，其中就包括薄一波。阎锡山虽然与薄一波不是一路人，但对于薄一波的人品和才能却很欣赏。他得知这个情况，就打电报力请薄一波回山西，以“共策保晋大业”。中共北方局认真研究了这个情况，果断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与阎锡山发生联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与薄一波谈话时说：“机会难得，要去。”又说：“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就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去了这个好机会。”薄一波按照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到山西见了阎锡山，做了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向北方局做了汇报。北方局和刘少奇分析了山西的情况，研究了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日的工作方针，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专做阎锡山的工作。同时增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等人到太原协助薄一波。

薄一波奉命回到山西，被阎锡山安排做牺盟会的工作。虽然兼任会长的阎锡山指定自己的亲信梁化之为牺盟会总干事，但梁化之并不具体负责，而是由薄一波实际负责，这就使薄一波有了改造牺盟会的良好条件和机遇。

薄一波认真总结了前段时间牺盟会工作陷于停顿的教训，认为其方式方法过于简单化。直接把牺盟会组织等同于党组织来开展工作，在山西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于是，薄一波等人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并实行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牺盟会为中心，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要点是：（1）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不是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与山西当局阎锡山合作，而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在阎锡山的领导下，推动和帮助阎锡山开展抗日救亡工作。（2）共产党人在阎锡山的领导机关和官办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秘密的接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3）在阎锡山领导机关和官办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当变换词句，借用阎锡山的口号、法令和政策而付诸实施。对阎锡山提出的正确政策和主张，坚决贯彻执行之。对其落后、反动的主张和措施，则以其进步的口号制止之。（4）利用阎锡山的地位及他支持抗日的言论及措施，反对阎锡山集团中顽固势力的破坏和捣乱，维持与阎锡山联合抗日的关系。概括起来讲，这种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特殊”之处，就是“戴阎锡山帽子”，“说山西话”，灵活、巧妙地推行共产党的抗日路线和主张。可以说,这种具有山西特色的统一战线方式，符合山西的特殊情况，在山西行得通，能够被官僚阶层所接受。山西牺盟会也以此为指导，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

三、牺盟会的突出特点：组织严密、活动广泛、目标明确

薄一波等人在接收、改造、完善牺盟会的过程中，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扎实有效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牺盟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上，具有独创性的做法。

首先，建立了党在山西的公开工作系统。大批共产党人通过各种渠道，以抗日活动家等合法名义来到山西。许多工作骨干也被秘密吸收入党。牺盟总会的常委，各县区牺盟会负责人，基本由共产党人担任，从而将牺盟会置于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之下。

第二，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了牺盟会的各级组织。在省牺盟总会下，分片设立了牺盟中心区，中心区下设县、区、村分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园，从机关到学校，牺盟组织普遍建立起来。

第四，牺盟会的成员相当广泛，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士兵、商人、宗教徒、老年、青年、妇女、儿童，还有地主、资本家、有民族感的开明分子，只要愿意抗日的，都可以参加。

第五，建立会员入会的有关制度。凡要求入会者，要由本人提出申请，并有1到2个介绍人。要填写登记表。经本级牺盟会负责人审查同意、并报上一级牺盟组织审批后，就可成为牺盟会员。所有入会者均要举行宣誓仪式，宣誓词是：我们是中民族的好儿女。我志愿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誓死不做亡国奴，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从而使参加者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到1937年，会员已发展到百万之众。

第六，不间断地加强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工作。省牺盟总会经常组织流动剧团、宣传队，到各县区及乡村进行巡回演讲和演出。在省牺盟会支持下，由牺盟会员傅东岱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牺盟大合唱》也很快与全省人民见面。大合唱共有6个乐章，分别为：我们是牺盟会员，民兵武装曲，三年的牺盟，打倒顽固分子，战斗吧牺盟，保卫牺盟。其中最使人们热血沸腾的歌词是：诸位同胞，不要伤心，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同鬼子拼命就会有出路……。我们是牺盟会员，我们生长在山西，战斗在大西北的高原…。后来，省牺盟会将此歌定为牺盟会歌，在全省传唱，有力的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第七，注意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掌握抗日斗争主动权，这是牺盟会的明确目标。为此，牺盟会向全省各县派出特派员，检查、指导、推动基层工作，组织建立工、农、青、妇、商、儿童等各种抗日团体。到1939年夏，各类群众团体的会员总数达到300余万。更重要的是，在山西7大行政区，有5个区所属的县政权为牺盟会所掌握。全省105个县中， 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人员担任。此外，还大力贯彻阎锡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推行合理负担，认真实行减租减息，使牺盟工作由宣传鼓动向实际工作转变。

此外，对公道团的合并、改造也值得一提。1937年秋，阎锡山在退出太原以前，表示要坚持抗日，主动提出把公道团交给牺盟会，由牺盟会来领导。公道团前身是防共保卫团，是红军东渡时阎锡山专门建立用于对抗红军的反共组织。这个组织极其反动，名声很臭，谁都不愿意沾它。有关同志立即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作了汇报。北方局经过研究，要求牺盟会向阎锡山建议，把公道团彻底取消。牺盟会随即派人和梁化之谈，梁又找阎锡山反映，阎十分固执，坚持公道团的招牌不能丢。但表示把它交给牺盟会以后，牺盟会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这句话，薄一波等领导决定让它名存实亡。经过和梁化之商讨，由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公道团不准有单独的办事机构，必须合并到各地的牺盟会中，公道团的干部必须由牺盟会委派。接着就进行组织调整，把公道团中原来的反动骨干全部撤掉，由牺盟会的干部代替。不少地方挂的是公道团的招牌，负责人（团长，副团长）却是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干部。为尊重阎锡山的意见，牺盟会总部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牺公总部,让人非常别扭。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是牺盟会说了算。在牺盟会限制下，公道团在山西政治舞台上再难翻起大浪，不久销声匿迹。

四、从太原到临汾，牺盟会的两个重要阶段

牺盟会在发展过程中，事实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太原阶段和临汾阶段。

太原阶段，是指1936年10月到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大体上有一年多时间。在薄一波同志主持下，经过改组，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到活动范围，都与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在组织、人事、机构方面，除挑大梁的薄一波外，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十多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同时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太原,如王生甫、武新宇、梁寒冰等。经过阎锡山的同意，成立了牺盟总部，会长仍由阎锡山领衔。会长以下，设立常委10名，委员19名，从而使牺盟领导班子得到充实健全。日常工作阎锡山指定由梁化之、薄一波负责，实际仍为薄一波具体负责。牺盟总部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大体有：组织训练委员会，宣传训练委员会，太原市委员会（专门负责太原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的组织发动工作），青年抗敌先锋队、总务处等。牺盟总会领导下的各政治及组织机构有：（1）军政训练班。（2）民训干部团（主要训练民运干部）。（3）国民兵军士教导团（主要训练班级军事干部）。（4）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主要训练中下层军官）。（5）村政协理员训练班。（6）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

在具体工作和活动方面，太原失守前主要办了这样几件大事：

1、派村政协助员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1937年初，由牺盟会主办，在太原招收了１０００多名各中学以上的进步青年和乡村中一 部分小学教员，集中训练１０天，然后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的名义，派到乡下去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向农村各阶层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日军侵略的惨痛事实告诉群众，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发展牺盟组织，用10人团的方式发展１００万会员；挑选会员中抗日意识强、努力工作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利用阎锡山所提出的“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等口号，引导群众大胆行使自己的权利。追求正当利益。全省农村很快沸腾起来。群众不仅要求抗战，而且提出了要民主，要国民生计的改善，要建立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要爱国运动的一切自由，要反对土豪劣绅，要与坏村长算等要求。这一形势的形成，是对旧势力的猛烈冲击，村政协助员下农村仅３个月的时间，牺盟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了６０万，并完成了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的动员任务。

2、向各县派出特派员

当年四、五月间，牺盟总部从设在军政训练班中的牺盟特派员训练班中抽了１８０余名特派员，分配到各县去开展工作。他们和村政协助员不同。村政协理员只限于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而牺盟特派员必须蹲在下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这批人下去后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时连宣传抗日都要遭到旧势力的为难和阻拦。他们顶着压力，走村串户，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牺盟会，参加抗日活动，参加减租减息，使全省广大农民空前觉醒，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与牺盟特派员的工作密不可分。

3、开办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为了武装群众抗日，借阎锡山提出要武装３０万民众的口号，牺盟会主办了训练两万名国民兵下级军官的教导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一共分了８个班，分散在崞县（原平）、忻县、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地。所有的学员都是牺盟会员。这是一批有政治觉悟、抗日情绪高、有文化的优秀青年。他们平时受训、上课，星期日就到附近的农村宣传抗日。军官培训能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山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4、开办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

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成立于１９３６年冬，这是给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工作人员，给新军培训军政干部，为民运工作造就民运干部的机构。当时的山西，青年人的思想还受着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钳制，正处于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苦闷之中。由于牺盟会纲领的宣布和这两个训练团的成立，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到太原来了。两个团（班）合计有４５００余人，包括着２２个省的学生，尤以平、津、上海、武汉、河南、四川等地最多。这两个训练团（班）都住在太原国民师范的旧址，内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军队政工人员）、冲锋上士训练班（培养军队下级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做妇女工作）、寒假或暑期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后者专为太原中学以上学生开设）、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七七事变后，还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战地动委会主持）。这两个团（班）的主要功绩就是为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队及各种抗日游击队、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民族革命大学、各县牺盟会、各县抗日政权培养了大批骨干和军政指挥员。据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份左右统计，担任以上各单位领导干部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人左右。当时就有人把这两个团（班）比拟为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

5、加强省会太原市的工作

为了使省会的工作走走全省前头，１９３７年春天，建立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同时建立了区一级的组织。此外，还建立了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等7个专门机构。

6、围绕时局发展加大工作力度

1937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使牺盟会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牺盟总部连续七八个晚上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通过牺盟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和太原市委员会办的《大众园地》刊物向各阶层人民加紧宣传，动员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迅速通电国民党政府中央，要求速调海陆空军北上抗日，援助宋哲元的29军作战，并派出代表和各军界洽谈援助29军的具体办法；立即组织大批宣传队、话剧团下乡宣传，并发动了一个“100万人一大枚”（每人一枚铜板）的捐款签名运动；号召并征调了５万名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受训。经过１个多月的紧张活动，完成了100万人的签名捐款。

“8．13”后，全面抗战开始，９月，牺盟会又向山西当局提出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大体内容是：请政府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如减租按１﹒５%，停付外债利息，家属赤贫者应受粮食衣服之优待，子女入学免费，疾病官医负责，商医半价等１０多条）；颁布“战时工厂法”（给年老体弱者以养老金，对参加前线抗战的要多发工资作为奖励等１０多条）；改革政府机构，裁减冗员，提倡减薪；普遍减租减息；军内一律建立政治工作等。这些建议提出后，均被阎锡山批准实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但由于部分旧军政官僚的阻挠和旧行政机构不愿很好配合，使太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于是牺盟会又发出了“向政府同胞哭泣陈词”活动，大声呼吁：严惩阻碍动员抗日的官吏；撤换动员抗日不力的官吏，代之以革命青年分子；减员减薪裁汰精简机关立即实行；坚决执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严惩抗战失败之军官；军队政治化等。这几条阎锡山也都照准执行了。

7、召开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

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要求，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参加人数３００余人。会议总结回顾了牺盟会一年来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四项任务：（1）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前后方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2）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机构，挑选革命青年参加到政权中，裁汰一些冗杂机关，撤销一切动员不力和阻碍动员的官吏；（3）每一个牺盟会员必须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正规军、游击队、决死队；（4）把牺盟会的组织改造成为更适合于抗战的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更加明确了牺盟的行动方向。

临汾阶段，是指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牺盟会总部撤迁到临汾，至1938年2月临汾失守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大体上有4个月时间。

从太原到临汾的４个月中，山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阎锡山在撤退中，其历年辛苦培训出来的十几万旧军队几乎全部垮台，到临汾时，仅剩两三万人。这时，山西半壁河山已全部沦陷敌手。就是没有沦陷的地区，阎锡山旧政权已几乎无人当政，有的专员、县长，虽未逃亡，但也无能为力，处于瘫痪状态。与其相反的是，在太原失守前派往各县的牺盟会工作人员遍及全省，并有不少人当了县长，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县、区领导。他们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包括所有新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时的阎锡山已元气大伤，他深感要想求得“存在”，靠旧军、旧政权已不行了，只有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才有前途。而牺盟会也就利用这个时机，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抓了以下几件大事：一、迅速把牺盟会转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首先将占全省人口９０％以上的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并建议阎锡山当局通过了农民救国会章程（由刘少奇同志起草）。牺盟会把组织农民当作太原失守以后最迫切、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二、继续把武装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的工作抓紧抓好。要求在３个月之内完成２０个团的人民武装自卫队以及各种游击队的组织编制工作。三、太原失守前，牺盟会派往各地的特派员有的实际上参加了政权工作，有的牺盟会还起了政权组织的作用，但没有公开号召牺盟会要参加政权和掌握政权。到临汾后，由于各地旧官吏跑的跑，逃的逃，大部分政权（县、区、村）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于是牺盟会便公开提出了要掌握政权的号召。四、加强对决死队的领导和扩建，并且把在敌后创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太原失守后出现的新形势，完成上述任务，牺盟会总部撤到临汾后，整顿和健全了各级组织。牺盟总部负责人还是梁化之、薄一波。薄一波实际上在1937年11月就到了沁县任第三专署专员，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但他仍然负责牺盟会工作，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牛荫冠。总部下设的工作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等。牺盟会内设置的群众团体机构有：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牺盟总部下设五台、岢岚、沁县、临县、长治、洪赵、夏县、太原、乡宁、雁北10个中心区。各中心区设秘书一名，为中心区总负责人。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至陕西宜川县境内。牺盟总部坚持“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决心，由临汾搬到汾西，同年三四月间又由汾西搬到吉县。

五、最耀眼的亮点：建立山西新军

早在1937年5月，我党就针对山西的现状，明确提出了“改造旧军、建立新军”的任务。根据这一任务要求，牺盟会在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组织、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也用极大的精力，进行了人民武装的组织建设工作。太原失守前后，牺盟会就在各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自卫队有两种，一种是脱产的，一种是不脱产的。脱产的每县有２００至５００人，不脱产的人数就更多了。不论脱产与不脱产的，都是在当地党的直接领导下由牺盟会派干部去掌握的。

在各敌占区，牺盟会不仅坚持了当地的政权工作，而且还在当地发展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击队。就是在未失陷的地方，也都组织了牺盟游击队。这些人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敌人一来就可以进行游击活动，敌未来则主动进入敌占区活动。

“卢沟桥事变”以后，形势已异常紧急。为了坚持山西和华北抗战，牺盟会号召每一个会员必须参加一个武装部队，随时准备与敌作战。同时派一批政治上坚强的牺盟干部到军队中工作，为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作了一系列人事安排。１９３７年８月，华北局和山西党的公开工作系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北抗战形势，正式提出了建立山西新军的问题，得到了阎锡山的同意。通过薄一波的积极努力，1937年8、9月间，首先建立了由教导团改编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开始只有一个总队（相当于团），到１９３８年上半年，发展成为４个总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由两个总队合编为决死第1纵队（相当于旅，下同）；由2总队和教8团合编为决死第2纵队；由3总队和教6团合编为决死第3纵队；由教9团和牺盟会另行组建的少年先锋队第1团合编为决死第4纵队。决死队全部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这种制度，除去八路军以外，在其他军队中基本没有。决死队中的政工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队员也全是牺盟会员。就是旧军官中，也差不多一半以上是牺盟会员。所以说，决死队是我党通过牺盟会直接领导与指挥的山西第一支人民武装。

以决死队的成立为标志，其他新型的革命武装也在山西大地上陆续诞生：（1）程子华等在晋西、晋西北组建了25支游击队，1938年春缩编为8个支队，1939年7月改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暂1师）；（2）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山西省委通过工人中的党组织，于1937年9月建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工卫队），1938年扩编为工卫纵队，1939年春改编为工卫旅（207旅）；（3）1938年春，将晋西南各县建立的游击队或抗日自卫队联合起来，组建了政卫1支队和政卫2支队。1939年7月，改编为政卫212旅、213旅。这些武装连同决死队，大体达到50个团， 5万余人，被统称为“山西新军”。

山西新军在形成过程中和正式建立后，始终围绕创建革命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一中心不懈努力。山西的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以及扩大了的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决死1纵队和3纵队，配合八路军129师及晋豫边游击队，转战于太行和太岳地区。决死2纵队和第209旅，配合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转战于吕梁山区。决死4纵队、工卫旅和暂1师，配合八路军120师，转战于于管涔山区。第212旅和213旅，配合八路军晋南游击大队，转战于中条山和稷王山一带。1937年秋至1938年春，新军主要是阻止日军向山西进攻。1938年至1939年，主要是反击日军对根据地的围攻。1940年春参加了百团大战。在八年抗战中，新军进行大小战斗数千次，是在山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生力军。

六、“扶旧抑新”：阎锡山立场开始右转

从1936年10月，薄一波应阎锡山之邀回到山西接手牺盟会，到1939年初，是阎锡山与中共和牺盟会合作的“蜜月期”。这段时间，双方均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尤其是1937年阎军在忻口战败，11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旧军一触即溃，旧政权官员四散逃命，使其对旧军队和旧官员产生了深深地失望。转而采取了主要依靠新派力量的方针，于是对牺盟会和决死队表示了较大支持。这个时期，是阎锡山比较进步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山西工作条件最好的时期。正因如此，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才能顺利的从陕西开赴山西前线。八路军才能在阎锡山为长官的第二战区所辖区域内不受牵制地与日军作战，取得平型关战役、阳明堡战斗、雁门关伏击战、町店战斗等重大胜利。又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向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正因为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共产党才能取得在山西开展各项抗日工作的合法、便利条件。1937年秋，彭雪枫迁驻到著名的成成中学，在大门口公开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牌子。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程子华、萧克、罗瑞卿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先后公开到太原进行治动。阎锡山并邀请共产党人程子华担任山西省民众抗日救国动委会主任。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在1939年“12月事变”前还从阎锡山的第二长官公署领取枪支弹药、军械、电台、通讯器材、地图、被服、医药器材等，在物质上得到一定补充。阎锡山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向中共释放出的一种合作善意，是他倾向进步的具体表现。

但是，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完全是从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出发的，合作的基础仅仅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特别是在太原失守以后，他看到日军的进攻不会停止，国民党中央军已经退却，晋绥军溃不成军，难以支撑。于是不得不采取依靠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派的态度。而当山西新派（牺盟会、决死队）有了很大发展时，又引起了他的忧虑和恐惧，担心“最后的胜利场中，没有了自己”。由此，在联合抗日的过程中，他虽然没有与共产党和山西新派公开决裂，但暗地里却做做着公开破裂和直接对抗的准备。1938年2月，阎锡山在襄陵县（今襄汾）温泉村召开抗战工作检讨会议（简称“温泉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同志会”，阎自任会长并未该会拟定了9条公约，确定该会为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及二战区一切民众救亡团体的统一领导机构 ，会长有总裁一切的最高权力。其目的就是要集中顽固势力向进步势力夺权，限制进步势力的抗日活动。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会议，（简称“古贤会议”），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实施“扶旧抑新”政策。他亲手拟定了《抗敌行政十大纲领》、《抗战必要条件六项》、《抗敌人员必戒二十条》，将“扶旧抑新”政策具体化。1939年12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召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共产党和山西新派。他说：“战地动委会不好，有了它摩擦多”。他手谕“牺盟暂停发展，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予以缩小，不准再自由委派县长”，“减少各专员的军权”。他提出设立了四个省政府行署，派他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片管理全省的地方行政。在行署之下，又划分若干“师管区”，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抗日县长，把军政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手中。他根据蒋介石向他授意的“以扩大山西旧军的方式吞并决死队”的所谓锦囊妙计，提出“五个统一”方案，按国民党中央国防部的编制和番号，对山西新军进行改编，取消新军的政委制，调薄一波、雷任民离开新军。“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走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是他反共、投降、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会后，阎锡山一面指挥旧军准备发动武装摩擦，一面派遣精建会、敌工团、突击队等特务组织到各地造谣惑众，制造事端。山西抗日统一战线从此时起开始发生分裂，团结抗战的局面遭到了严重危机。

七、“12月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经过种种反共反新派的准备步骤，于11月1日派代表到临汾，与日酋清水师团长进行谈判，达成四项条件：第一，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从隰县、午城、蒲县等据点撤退，并将汾阳一带让与晋绥军驻扎。第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第三，日军须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第四，山西各将领的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交还。这说明，阎锡山以反共为条件，取得与日军的妥协，从而放弃抗日旗帜，公开走向反共。

按照预定的计划，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于12月1日命令决死2纵队为第一线，向同蒲路之灵石、霍县段破击，同时命令第19军、第61军为“预备队”，紧随其后“配合”，使决死2纵队处于日、阎夹击的状态。决死2纵队指挥员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其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进行讨伐。19军和61军随即向决死2纵队发动了武装进攻。他们捣毁了永和、隰县、石楼、临汾、洪洞、赵城等县的县政府和牺盟会，杀害了两名县长和115师晋西支队战地医院数十名伤兵。政卫209旅和115师晋西支队也遭到包围袭击。此即“晋西事变”，由此拉开了“12月事变”的序幕。

接着，在晋西北、晋西南和晋东南等地，旧军向新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晋西北，骑1军、第33军，于兴县、临县地区，向决死4纵队发动武装进攻。在晋西南，旧军对新军政卫212旅、213旅进行围攻，杀害了213旅旅长，捣毁了襄陵（即襄汾）县政府。在晋东南，孙楚所部在国民党军的配合下，向决死第3纵队、第5专署及各县抗日政府和县、区、村牺盟会发动了武装进攻。从12月14日至27日，先后捣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政府，杀害进步分子三、四百人，绑架千余人。同时策动决死3纵队旧军官叛变，拉走所属第8团、第9团全部，游击第11团、第12团个1个营，使决死3纵队损失3500余人，被俘、被捕政工干部150余人，被杀30余人，酿成“晋沁阳事变”。至此，血雨腥风的“12月事变”到达顶点。

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对阎锡山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斗争最尖锐激烈的晋西地区，决死2纵队在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配合下，经过22天苦战，击溃阎军两个旅，取得了初步胜利。然后在八路军358旅接应下，突出日军和阎军重围，转移到晋西北。贺龙、关向应奉中央命令，率部从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也到达晋西北，组成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晋西北反顽作战。在晋西南，新军政卫212旅、213旅及活动于汾南地区的八路军晋南游击大队，经过与日军和阎军战斗，胜利冲出重围，到达晋东南太岳地区，与决死1纵队会合。决死3纵队游击10团也冲破阎军包围，到达屯留以北地区，与决死1纵队会合。决死3纵队转移到长治地区，与八路军会合。

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派的英勇反击，阎锡山不仅未讨到便宜，而且遭到重大损失，元气大伤。他的19军、61军、骑1军和33军，几乎溃不成军。盛怒之下，阎锡山将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撤职留任。将骑1军军长及该军与33军的6个师的师旅长全部撤职。他的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83军军长杜春沂、19军军长孟宪吉，投靠了蒋介石。另外一些将领公开投降了日本。其军事实力受到削弱。而且，经过这场事变，他的地盘不仅未扩大，反而大不如前。晋东南、晋西北已完全失去控制。其地盘缩小到仅晋西南的十余县。他本来指望日本人、蒋介石帮忙，不料都落得一场空。蒋介石还趁火打劫，既挖人又挖地盘。思前想后，他对自己的做法大为后悔，又产生了与共产党八路军和新派讲和的念头。

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虽然反顽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阎锡山虽然不堪一击，但蒋介石绝不会容忍共产党在山西得势。在阎系势力与八路军和新军打得难解难分时，蒋介石就严令八路军和新军退到临屯公路以北，否则武力消灭之，并有情报显示，蒋介石准备从陇海路加派20个师入晋剿灭“叛军”。 在国难当头之际，如果国共发生内战，势必不利于抗战大局。为此，中共高层也产生了与阎锡山重新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想法，并迅速加以实施。2月下旬，由肖劲光、王若飞为全权代表，携带毛泽东亲笔信，到秋林去见阎锡山，代表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指国民党）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行阎之十大纲领；（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与人员往来。对这些建议，阎锡山及他的高级幕僚欣然接受。后又进行多次谈判，于1940年4月正式达成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分新、旧军驻防区。晋西南为晋绥军驻防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驻防区。在晋东南，朱德总司令经过与国民党代表卫立煌谈判，达成了分区驻防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驻防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和驻山西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关系。

八、新派力量大整合，牺盟会圆满完成使命

“12月事变”未发之时，我党和山西新派（牺盟会、决死队）领导层就从大量迹象中，判断出顽固势力将对进步势力采取排挤和危害行动，因而在事变前就做了许多应变工作，特别是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和过于显眼的抗日骨干提前撤出。太岳南部的阳（城）、沁（水）、晋（城）、高（平）、陵（川）及浮山、壶关共7县的1000多名地方骨干，在晋豫边游击支队（唐支队）的掩护下，撤退到长治以北地区，摆脱了顽固派的魔爪。这些骨干后来均编入八路军中。在新军方面，决死1纵队与政卫209旅、213旅和决死2纵队各一部合编，统归八路军总部领导。晋豫边游击支队和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1旅。重建的决死3纵队归建太行，纳入八路军第129师序列。在晋西北，成立了以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的新军总指挥部，将政卫209旅与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合编。将决死2纵队、决死4纵队、以及暂1师、工卫旅共1.2万人，纳入了八路军120师序列。

1939年12月 底，鉴于当时严峻的形势，牺盟总会在沁源县召开了500人参加的最后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分析了国内和山西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和活动形式，决定：牺盟会在根据地内保留招牌，人员划归地方党组织。1940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黎城召开高干会议，确立了建党、建政、建军三大任务。建党，就是在划定的区域内，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建政，就是成立冀太联办（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建军，就是整编主力部队，并改编地方武装。按照会议精神，牺盟会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1940年6月，牺盟总部来到黎城，其人员或并入北方局，或并入太行、太岳区，或并入129师和八路军总部，不再从事牺盟工作，但牺盟的牌子并没有撤销。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此时宣布撤销牺盟会，不利于稳定人心。加之牺盟会为八路军进入山西做了大量先期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也没有任何一级机关明确宣布将它终结。但由于情况的变化，力量的整合，和各级各类抗日机构的建立和完善，牺盟会事实上已停止了活动。

九、不朽的丰碑：牺盟精神永放光芒

牺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光辉历史，已经永载史册。牺盟会凝聚几千万山西同胞，与国民党和阎锡山当局结成统一战线团结抗战，向着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斗，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它以自己出色的表现，在全国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巍丰碑，永远被人们记忆和传颂。

牺盟会在仅存的三年多时间里，其所作所为已经化作一种伟大、崇高的不朽精神----牺盟精神。我个人认为，可以把牺盟精神概括为以下方面：

牺盟精神就是一种爱国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就是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土地和人民，像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谁想侵占和掠夺，他们就会拼死捍卫。牺盟会产生的时代，正处于国难当头。“7.7事变”后，日寇野心更加膨胀，企图拿下山西，占据华北，然后一举灭亡中国。牺盟会从成立之日起，就表现出与日本强盗势不两立的决绝态度。它在成立宣言中就慷慨激昂地宣告：“救国已成了我们唯一的要求，牺牲已成了我们一致的决心”。宣布要“在联合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这一立场，鲜明的体现了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为重的爱国主义本质。

牺盟精神就是一种革命精神。革命就是变革。就是要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就是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缔造新社会的曙光。就是革除旧制度、旧秩序，建立新制度、新秩序。就是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句话，革命就是新陈代谢，就是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激浊扬清。牺盟会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敢于向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发起挑战，敢于打破阎锡山的一统天下，在被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领地上，传播革命的真理，唤起被愚弄的民众，让那些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人们挺起腰杆，参与国家大事，参与历史创造。它要让那些庄稼汉、泥腿子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为革命的战士，向着一切人民的敌人勇敢开战，创造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新社会。可以说，牺盟会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实现了这一革命目标。

牺盟精神就是一种斗争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就是不怕困难，不怕阻力，不怕强敌。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不管它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他与人民为敌，压迫和祸害人民，就统统在打倒之列，统统予以铲除。山西新军“抗敌决死队”的名称，就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抗敌，就是抵抗敌人 ，决死，就是决以死战。这种一往无前、毫不妥协、毫无畏惧的英勇气概，让人民大众欢欣鼓舞，让中外敌人闻风丧胆。

牺盟精神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牺盟会成立后，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牺盟诞生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加上顽固派阻挠，结果不长时间就陷于停顿。薄一波接手后，通过深思熟虑和多方周旋，很快形成了“戴阎锡山帽子”、“说山西话”、办共产党事情的新思路，从而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创造。杨尚昆在华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各区报告都反映有些青年不满意青救会组织，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团结他们。山西有牺盟会，河北却缺乏”，这实质上是对牺盟会模式的高度肯定。

牺盟精神就是一种牺牲精神。牺盟会的全称是“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牲”二字虽然是阎锡山改定的，但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它是贬义的。牺牲本身就意味着为了某种事业、某种目标，豁出一切去奋斗和争取，哪怕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而牺盟会的牺牲精神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尤其显得崇高和无私，让人肃然起敬。他们中许多人牺牲了自己豪华舒适的生活，从国外、海外回来参加牺盟，投身抗日，有的毁家纾难，倾家荡产，支援抗日，有的在敌人的监狱里、屠刀下英勇就义，献身抗日，就是这种牺牲精神的可贵升华和具体展现。

从那时到现在，历史的车轮已碾过了整整80年。80年来，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昔日饱受列强欺凌和宰割的旧中国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已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国际形势依然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图谋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狂妄野心一天也没有停止。在此情况下，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奋斗精神绝不能忘却，更不能丢掉。在纪念牺盟会8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牺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