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忆我的革命生涯

抗战简要记事

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侵略了我国东北三省。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战火燃遍了全国各地，我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三七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伟大号召。当时两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红军仅剩几万人。共产党号召全国各地广泛组织游击队伍，用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打击日本侵略者。面对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烧杀抢掠的凶残环境，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周边村进步青年影响下，参加了队长张开印，指导员寇民（是距我村五里路木佃村人）所领导的无极县游击队。当时几十人的游击队，仅有20多条湖北造步枪和几支独子决。大部分战士仅能配带三个手弹，一口大片刀。这样小的游击队，如何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二分区司令员孟庆山讲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跑我追。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游击，具体就是，与日寇作战要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以埋伏打击敌人，三五分钟，打完就走，以小胜积大胜，以小歼积大歼。同时配合游击大队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抗战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战斗有以下几次：

（1）、一九三九年春，情报告知驻无极城内日军在大汉奸翟二狗（大户村人）带动下要下乡抢粮。我那时任分队长，配合副大队长高青山率领50余名游击队员埋伏在距无极城五里的南地阳村头，等敌人进入我们伏击圈后，仅用三五分钟时间，用排子枪打死打伤敌五六人。等敌人清醒过来，用小炮机枪乱打时，我游击队健儿顺交通沟已远走了。

（2）、一九四0年夏，情报得知无极城内敌人要去城北木道沟河里去洗澡乘凉，那时我任游击队指导员，我带几十名队员中午伏在河边的高粱地里，日伪军下河洗澡时，我们一阵排子枪，把十余名敌人打死在河里，当敌人向我还击时，我们已在青纱帐掩护下远走高飞了。这就是那时革命歌曲说唱的，青纱帐有无数的好兄弟，来来往往打游击。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

（3）、韩小挂，是无极城内有名的日寇汉奸，经常引领日伪军下乡杀人抢掠，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为打击敌人，替民除害，一九四0年初，我游击队班长魏元昌带两个游击队员，化装进无极城走近群众，探清韩小挂在城内西关住址，半夜三更，趁韩小挂睡熟之际，从窗户进去，将其捉回。经审理处决了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汉奸。那时老百姓自编的歌曲唱的好：游击队真勇敢，黑更半夜到西关，西关抓住韩小挂，叫他一命归黄泉。

类似这些战斗故事，我经历过许多，在上级指导原则下，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到1941年秋，我离开游击队去抗大二分校学习前，经历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杀敌数十人。

抗大学习片段

抗大，是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成立的，早期叫红军大学，后期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校址在延安，抗大二分校设在晋察冀军区，学校在阜平，灵寿一带。

一九四一年秋，我离开游击队奉命去抗大二分校学习。当时校长是孙毅（百岁将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李志民（曾任赴朝鲜志愿军政治部主任）。那时我们暂编抗四团，学员大部分是游击队连级干部，另一部分是在冀中招的学生。在冀中招生后，在大部队的掩护下，经新乐地区横过京汉铁路，进入抗大二分校所在地阜平、灵寿一带。当时过路很不容易，顺京汉路两侧敌人设置了三道大沟（深宽均两米），一道大墙（高两米多），并有敌人的林立碉堡。历经五次强行过路，方全部到达学校，数名学员受伤。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晋察冀军区首长授予一面锦旗，上写“年轻的一代、建国的栋梁”。说明我党在1941年就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建国干部了。我们的校长孙毅讲的更有趣：“中国打日本越打越有瘾，中国必胜！日本打中国越打越心虚，日本必败。你们到我这个学校，要埋头苦读，作为一名模范的军人，要掌握更高的军事文化知识，苦读三年我才放你们呢”。

说起来在抗大能生存下来也是极不易的！那时正是我军百团大战结束不久，日本法西斯搞了三四次强化治安，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校政治部宣传科长林子安讲得好：烧光就是日本鬼子将老百姓的房屋财产烧光；杀光就是刚出生的婴儿和八旬老人都不放过，一律杀死；抢光就是日本鬼子连老百姓的尿壶都要抢走。我们到达校部后，见到阜平、大庄至灵寿的陈庄一带，被日军烧掉的房子都没了房顶、门窗，山沟等地死人、死猪羊到处可见，悲惨至极。我们入校后伙食很差，吃的是日本军烧焦糊的小米、黑豆、红高粱。生活标准规定的是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三钱油三钱盐。由于日寇经济封锁，故低标准有时亦难保证。晚上学习用的油灯也被取消，用一个口号代替灯。口号是“白天少说话，晚上省点灯”摸黑开学习交流会。由于生活上不去，学员营养不良，大部分患有肠胃病，因缺医少药，有些同学过早的离开了人间。物质生活虽苦，但政治生活是美好的。经常能听到聂司令员和彭真同志形势报告，非常受鼓舞，周末能看到大型文艺演出如《母亲》、《不带枪的人》、《日出》等大型话剧，一演出就一晚上，同学们大开眼界，看得不知疲劳。

后我团奉命调赴延安，人人说不出的高兴。赴延安是个小长征，要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没有好的身体素质是不行的，我因身体吃不消，一九四三年底由晋察冀军区发给一年粮票、柴票和菜金，在各地兵站护送下，返原籍休养。1一九四五年病愈，调七地委学习，后调冀中十军分区大兴工作。

我们现在的学校，在学习生活方面，是无比优越，与我经过的抗大相比，是天地之别。望年轻的一代要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材，为国家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公安战线上的故事

吴从部队转业后，分到公安部门。同志们知道，干公安工作最难的是破案。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无中求有，有中求实，确实不易。但我认为只要肯动脑子，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依靠广大群众，就不难将案件破获。一般来论：偷盗、凶杀、破坏等案好破，因为再有本事的坏人，他总不会离开空间，只要动手就难免不留下痕迹。最难破的是放火、放毒案，因为大火一烧痕迹全毁，毒药遇水无色无味。虽然如此，但只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根据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周边人际关系来查，就不难把坏人挖出来。

一九五二年正月初，霸县杨村祠堂公粮被烧。一把火烧掉几万斤粮食，案发后，领导命我带人前去破案，要求限15日内捉住罪犯。罪犯是谁？谁作案可能性大？这个圈怎么划？我到该村后先召集村干部议一议，弄清案件性质，经议论认为破坏性较大，而后排查坏人名单，这个圈划的较大，以防漏掉坏人。经详细排查，几天时间过去了，但未获得有效线索、便决定深入群众中，进入发案周边群众家里，坐在炕头上访问群众。这么做很快发现在纵火案爆发第二天，在三五成群的人赴张村赶集路上交谈中，嫌疑人车秃子说“好火”（指祠堂火案）。发现这一线索，立即进行细心分析，为什么车秃子幸灾乐祸的说“好火”，他是个什么人？经重点调查发现，车秃子三十多岁，家穷，是个单身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经常跑到祠堂北面邻居家，趁男主人张三经常外出打猎之机，与其女儿鬼混，又进一步发现这个年轻女人不但与车秃子有关系，还与另外两个有钱年轻人鬼混。车秃子不能独占该女人，时常不乐。在进一步调查中，张三家门前原堆有一个自己的麦秸垛，在火案发生时被烧掉，车秃子对与他鬼混的女人有愤恨，有祸害该人的可能。

决定传讯车秃子正面审问。当把车秃子叫来后，该嫌疑人看到我们就立刻全身发抖，两眼发直，低头不语。当我们命其交代问题时，车抖得更厉害，这时向他讲解了我政府的宽严政策，强调指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才是出路。经过教育，车秃子开口就说，我不是为烧祠堂公粮，是想点燃她家的麦秸垛解恨。放火前我偷偷包了一包打猎用的土枪药，然后在药包上插了半根带火的纸烟，到晚上十点后将带火的药包，偷放到她家麦秸垛前。当我走后不久，麦秸垛就着火了，没想到小西北风将火刮到祠堂院内，燃着其它柴草垛和祠堂粮食。自己犯下了大罪。

根据纵火嫌疑人车秃子交代，分析与案情相吻合，让其在交代材料上签字画押后，请示有关领导，将罪犯车秃子移交地方法院审理。火烧祠堂公粮案大白。

艰苦创业　　勤俭建矿

一九五八年，上级调我到煤炭系统工作。吴服从命令，来到当时的晋城矿务局筹备处，在其第一个矿井古书院矿工作了整整二十五年，期间耳闻目睹和亲生经历了许多不平凡事情。有以下五件事可说明当时艰苦创业、勤俭建矿的情景：

（1）接运挖土机

一九五八年六月，我在泽州煤矿筹备处运输科工作，运输科的主要任务是为兴建古书院矿筹集物质设备。正是吃西瓜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去河北邯郸火车站接运万能挖土机任务。临行前，领导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尽快运回挖土机，不能耽误了古书院矿建井使用。我们乘火车连夜向邯郸奔去。到邯郸时，天已大亮，顾不上吃饭，就到车站货运处找有关人员要求提货。他们回答挖土机过重，他们没有能力卸下火车，让我们想办法。我们只好找到车站领导，通过协商，请了一位懂英语的工程师，把资料译成汉文，按照说明，我们在火车箱和地面之间架上木板，然后慢慢把挖土机沿着木板开了下来。

挖土机卸下火车后，运回又有许多难题。大伙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挖土机自重25吨，解放车拉不动。我们又返回长治到淮海机械厂借用拖火炮的汽车。挖土机是履带式，公路站怕把公路轧坏，不让在公路上行驶，我们只好给挖土机“穿鞋”，三元钱一条破轮胎买了十几条，把破轮胎套在履带上，破轮胎坏了重新更换。沿途最大承受能力的桥梁只有15吨，自重25吨的挖土机无法通过，我们不得不选择地点从河里过。遇到河岸较陡时，就动员附近村民帮助平整。就这样，饿了买点干粮，渴了找点凉水喝，困了趴在车上打个盹，没白天没黑夜的走了两个月，终于按时把挖土机接运回了古书院矿。

（2）壶关买骡

古书院矿开矿不久，需要许多物质设备，而短程运输，主要靠畜力车。因此急需一批牲口。一九五八年深秋的一天，我和王正形、李文斌两位同志一起到壶关买骡。找到壶关县委时，县委负责同志对我们很热情，立即派县委组织部长陪同我们去办这件事。我们不懂什么样的牲口年轻，什么样的牲口老。只听当地老乡说起，两对牙是4-5年的牲口，于是我们提出只买两对牙的牲口。当地的农民兄弟表现了极高的觉悟，他们把最年轻力壮的骡子卖给我们，一匹骡子只收壹仟贰佰多元，而那时在河北买一匹驴子还要五千元。我顺利的买到三十六头骡子。三人赶着一群骡子，不停的赶路，整整走了三个昼夜，才回到了古书院矿，在路上没合一下眼。

（3）车站清路

一九六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矿与晋北火车站关系不融洽，铁路部门不愿将车皮往古书院矿调。由于煤炭运不出去，工人干部心里非常着急。一件事情使铁路部门改变了对古书院矿的态度。这年夏天，接连几天大雨把晋北车站两边坡的黄土冲击到了铁路上，阻塞了铁路交通，运输科的同志听说后，拿着铁锹赶到车站，赤着脚，光着膀子，协助车站职工挖泥清道。尖利的石子将他们的脚刺破，殷红的鲜血渗在泥水中，雨后的阳光，照射的人头皮发疼，他们没有休息，继续劳动着。友谊温暖着铁路工人的心，他们望着满身泥渍的运输科工人干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道路疏通后，车站站长亲自调开了第一列驶往古书院矿的车皮。以后，我们和铁路部门一直协作得很好，煤炭外运畅通无阻。

（4）修复六号电机车

一九七二年七月，我第二次到矿运输区工作。当时运输区最大的问题是电机车事故多，井下的煤炭不能及时运上井，影响全矿生产。经过调查研究，在建立登记用车、电机车检修制度的同时，强化劳动纪律，及时表扬先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电机车事故大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井下运输的被动局面。由于煤炭产量的上升，井下电机车已经超负荷运行，购置一时半会儿又办不到。因此，我们决定修复六号电机车。六号电机车车轮掉、机箱坏，已当废铁仍进了废料堆。大伙从废料堆中找出六号电机车能用的配件，在局机修厂的帮助下，找材料、查图纸、起早贪黑，用了十八天的时间，终于使已经报废的六号电机车重新投入运行。年底矿务局在运输区召开了全局机电现场会，局领导表扬了我们这种勤俭持家的精神，勉励我们更加努力工作。

（5）成立立新队

一九七五年，地区物质回收公司找到矿务局有关部门商量，想以废铁的价格，回收存放在矿区内的一堆废旧单体支柱。我当时任矿清产核资办公室主任，听说这个情况后，找到副书记杨青山，请求修理旧支柱，使它重新投入井下使用。杨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让我组织一部分人，成立立新队，完成这个任务。那时井下机械化程度不高，全靠人力出煤，各单位人手都很紧张，只能抽调出一些老弱病残的工人。于是李荣江、张金旦、崔建忠、林海燕等20余人从各单位被抽调出来修理支柱。我们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支柱，一根一根搬下来逐个检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想尽一切办法修好。天天早出晚归，一个个搞得满身油污铁锈，累的腰酸腿疼，不少人是带病上班。经过七个多月的时间，修好了上万根单体支柱。大家算了一下帐：地区物资回收废旧支柱，每吨才给90元，而一根成品支柱，国家调拨价是八十二元，上万根就是近百万元，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由二十几位老弱残的工人创出，该是多么惊人、多么不易啊！矿务局奖给立新队一台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算是重奖了。

（田民， 河北省无极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河北无极县游击队任分队长。后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52转业，1958年调晋城矿务局工作，1983年离休。2015年3月逝世，终年93岁。）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