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阳城敌工站

阳城敌工站，全称为“八路军晋豫联防区司令部阳城县敌伪军工作站”，直属晋豫联防区敌工科领导。敌工站成立于1941年12月，对社会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阳城县办事处”， 实际上它的性质是秘密的。当时阳城已形成阳南、阳北两县，敌工站虽属于军队建制，但在工作上，必须取得与两县的紧密联系和配合。两县研究敌占区工作的重要会议，要邀请敌工站参加；对涉及敌伪军、政、经、商、文的政策制定及执行，敌工站可分别对两县提出意见。敌工站的主要任务是：（1）多方搜集敌伪内部军事、政治、组织等各方面的情况与活动，为军队和地方提供可靠情报；（2）通过向敌伪内部秘密派遣地下工作人员，掌握敌伪动向，伺机分化、瓦解敌军；（3）加强对伪军官兵的政策攻心，启发他们的民族感情，争取他们不做或少做坏事，引导他们弃暗投明。

敌工站刚成立时，办公地点设在白桑据点附近的王洼、柳泉小庄子。首任站长王春秋（阳城东关人），副站长贾梦奇（河北人），工作人员有牛存信（长子人），张琪（东北人），李洪等。

1942年10月，晋豫联防区司令部决定调整阳城敌工站领导。恰在此时，八路军新一旅政治部秘书张健民调到晋豫联防区，尚未分配工作。当联防区政治部主任杨伯笙同张健民商量到何处任职时，恰好联防区敌工科长曾可一直跟在杨的身边，他提议张健民到阳城担任敌工站站长。杨伯笙听后连声称好，张健民也为能回故乡工作感到高兴，便欣然接受了联防区司令部任命，成为阳城敌工站第二任站长。

张健民上任后，对敌工站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他认为，敌工站的地址选择太靠近白桑日伪据点，很难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与尚未离职的原任站长王春秋共同研究决定，把敌工站转移到一个环境相对安全的地方。张健民提议把敌工站设到大宁村，理由是，大宁村已成为抗日根据地和阳北县委所在地，自己还是那个地方的人，各方面都很熟悉，对开展工作有好多便利条件，安全系数也比较大。事情定下来后，敌工站随之迁移到了大宁村。但副站长贾梦奇要求留驻柳泉，不愿离开，经请示联防区敌工科同意，除贾梦奇留下外，其余人员均撤离王洼，入驻大宁。

张健民接手敌工站后，除原有人员外，又选拔大宁村地下党员刘申四担任交通员，汉上白沟村地下党员段世鑫担任内勤干事。同时，他还针对阳城当时大部分地区处于日伪势力统治之下，仅靠敌工站少部分专门人员难以覆盖城乡广大区域的实际情况，在阳南、阳北共同支持下，在两县集中选拔使用了一批非专业人员，让他们利用社会身份和职业掩护，承担敌工站分配的任务。这些人员大体有：    

张学尧，西沟村人，地下党员，以行医和卖西药作掩护，能够以配备药物为合法理由，堂而皇之进出县城，取得情报，再以行医卖药为名到敌工站汇报。

李志华，老窑头人，无社会职业，但家住城边，能够以闲居知识分子身份进出县城，搜集、递送情报。李志华有个哥哥，在日伪做事，李志华也经常从他口中打探消息（也有资料介绍说，李志华是四地委城工部派遣人员）。

吉秀峰，台头村人，地下党员，老农身份，不引人注目，让他重点观察和掌握白桑据点情况，直接向敌工站长汇报。

张继贤，尹家沟地下党员，体弱腿残不能劳动，让他以提篮小卖作掩护，出入县城，专门负责与打进日伪内部的地下人员接头联系。

王跃庭，城内人，张健民中学老师。曾参加牺盟会，日寇占领阳城后受环境所迫，在伪“剿共委员会”任职，成为可以争取的对象。通过辗转联系，张健民与昔日老师搭上了线，并约定王跃庭与他单线联系，有事直接见面。

卫辛丑，城关后则腰村人。他有个兄弟在后则腰炮楼上当伪军，但嘴很严，也很听他哥的话。张健民每到城关检查工作，都要在他家食宿。

韩国琦，下白桑人，“12月事变”前任县青救会秘书。阳城沦陷后任白桑伪三区宣传股长，同敌工站建立关系后，虽然胆子有点小，但比较谨慎，一般也能完成所分配的任务。

此外，阳北县委还责成军事部长栗顺兴、公安局侦察股长张旭东配合敌工站的工作，使敌工站实力大增。

张健民接任敌工站长时，前任站长王春秋、副站长贾梦奇已带领敌工站人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历经艰苦努力，选拔安插了一批内线人员，敌工站移驻大宁村后后，这些内线人员均划归张健民直接领导，大体有以下几名：

李凤歧，大宁村人，地下党员，警备队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公开身份为伪警备一中队小队长。

贾甲申，尹家沟村人，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伪警备一中队事务排长。

卫鲁祥，尹家沟村人，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伪警备一中队书记员。

李庚午，老窑头村人，李志华族弟，伪警备一中队小队长，后成为我方内线人员。

张文盛，西沟村人。张学尧胞弟，伪警备一中队班长，后被发展为秘密党员。

张元申，董振邦出继弟弟。张学尧通过董振邦做其工作，使之成为我方内线人员。

县城是驻阳城日军统治的中心，是日伪的巢穴,张健民的工作也是以县城为重点来铺排的。但他却不能亲自深入县城。因为，他曾经担任过阳城牺盟会组织部长。“12月事变”时，他被阎军逮捕并吊在十字街石牌坊上当众拷打，许多人都认识他。而且日军占领县城后，蒋阎系统的好多官员都投降了日本人，这些人都曾和他有过交集。伪维持会、新民会、以及其他伪组织中不少反共分子都很了解他的情况，伪新民会风闻他回到阳城后，还以5000元金票的赏格收买他的人头。如果贸然进城，一旦出事，个人牺牲事小，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则无法挽回。正因此，上级领导严令张健民不得轻身犯险。张健民虽然十分渴望深入县城，但理智又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这是党的纪律。带着这种遗憾，每月他都要挑一个云暗星稀的夜晚，由已成为阳北公安局负责人的大侄子张旭东陪护，缓步绕城一周。其余时间，他只能在城外接收情报，在规定的秘密地点会见内线工作人员和争取对象。凡城外修有炮楼和据点的地方，他都布下了情报人员。

南安阳、风圪堆、风神庙是县城外围三个最大的据点，它环绕县城东、西、北呈半径分布，既对县城形成拱卫之势，又对周围农村形成辐射和钳击之势，敌人在这里分别布有重兵，是未来攻克县城的主要障碍。张健民自然也将这里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南安阳村有一位伪村副叫董清汉，平时戴着黑呢礼帽，脚上穿着牛皮靴子，骑一匹桔红马，频繁进出日军红部和安阳据点，时人均认为其是铁杆汉奸。但张健民通过在南安阳村秘密查访，感到董清汉是为了自保而刻意伪装出来的。为了试探董清汉，张健民亲自出面，让董清汉护送我方人员过封锁线，董清汉一口答应，果然敌人岗哨一不盘问二不搜身就放行通过。张健民又让董清汉设法阻截瓜底、涝泉两村给安阳据点日军所送粮食，董清汉用了个调虎离山计，不仅让游击队截获成功，而且将罪名安到了县城伪警备队头上。董清汉还主动提供了南安阳一带日伪军、汉奸的活动情况，经敌工站核对，没有大的出入。通过几次试探，张健民认定董清汉并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于是亮明了自己的共产党员和敌工站站长身份，并要求将董清汉家设为与阳南县委的秘密联络点，董清汉慷慨应允。从此，董清汉成为与张健民直接联系的情报专线。令人惋惜的是，由于董清汉身份具有绝密性，被不知内情的阳南三区抗日公所以汉奸罪逮捕处死，张健民闻讯极为震惊，并失声恸哭，但已无法挽回，这是后话。

为了掌握风神庙日军据点的情况，张健民对这一带他所熟悉的数名原牺盟会骨干挨个进行了考察，在确认他们仍然保持着革命气节的前提下，与这些人建立了秘密联络。他直接联系的人员有：南任村的张仁甫、北仁村的马崇惠、秦友三、马元兴等。这些同志都要求脱产和他一块干。但张健民考虑到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必须取得日本人发的良民证，他们是本地人，又有良民证，便于通行，所以安排他们就地开展工作。

对于汉上风圪堆据点，张健民主要联系对象是于鸿顺。该同志名义上是伪村公所书记，实际上是汉上编村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张健民在很长时间内主要依靠他搜集风圪堆据点情报，开展敌伪工作。后来，由于阳北县委对于鸿顺参加伪组织的问题进行停职审查，就改由张庄的秘密党员王实担任了张健民的联络员。

基本上每个月，张健民都要绕着县城走一圈，亲自到各联络点检查工作和接收汇报。通过县城周边的情报人员，了解城内日伪动向并向敌工科汇报。他不能进城与奋战在龙潭虎穴的地下工作人员见面，就选择城外可靠之地，分批与内线人员接头谈话。他接见的第一个内线人员是贾甲申，接见的地点选择在城北的尹庄村。他认真听取了贾甲申的汇报，详细了解了城内日伪军、警、宪、特的情况，也详细了解了地下党支部对警备一中队官兵的争取情况，然后提出几项要求，一是要充分估计敌人的凶残性和狡猾性，审慎地进行隐蔽斗争，绝对不能马虎大意，绝对不能暴露自己。二是地下党组织要进行分工，贾甲申专做中队长崔永法等上层工作，李凤歧着重做士兵的工作。三是要始终注意摸清日伪的思想变化，秘密、慎重地对日伪人员进行攻心策反。在短期内，争取他们不做或少做坏事。条件成熟时，则组织他们起义反正。四是确定他和警备队党组织的联系人是张继贤，凡张继贤传达的指示，都必须认真执行。他还指定李高林（李凤歧胞兄）为李凤歧的联系人。这次会面为加强县城对敌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贾甲申根据张健民的指示，逐步与崔永法建立了密切关系。贾甲申名为事务排长，实为崔永法的左膀右臂。崔下命令、写文书，都要与贾甲申商量。贾甲申的话，崔永法也很乐意听从。1943年7月，崔永法提出与东关村的王德之妹王青兰结婚，王德认为崔永法是汉奸，坚决拒绝这门亲事。王德是老牺盟会员。在1943年1月即与张健民重新拉上关系。张健民得知此事后，通过内线将王德带到敌工站所在地大宁村，亲自与他进行面谈，要求他从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崔永法的要求。通过建立这层关系，促进崔永法在适当时候举义反正。王德认真考虑后，接受了张健民的意见，使此事顺利办成。这样，外有贾甲等人把关，内有王青兰助力，地下党组织实际上已把崔永法掌控在手中。但是，崔永法作为原国民党部队的旧军人，他的思想非常复杂，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绪容易波动。1943 年9月，崔永法奉日军红部命令带领一中队到固隆抢粮，受到当地游击队阻击，崔永法被打断一根手指头，心里就对共产党产生了怨恨。细心的贾甲申将他的断指捡回用红布包好，交其妻王青兰保存，并及时通知了敌工站。为防止崔永法一怒之下动摇反正决心，张健民及时派人进城，上门安慰开导，让他把仇恨记在日本鬼子身上，才使崔永法的情绪稳定下来。

李凤歧按照张健民的要求，重点做伪军士兵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他不仅成功的团结争取了一中队马日闹、邢书林等多数士兵，还以吃吃喝喝、交朋结友、拜把子等方法，掌握了二中队部分官兵。

为了加强对伪军官兵和伪职人员的教育瓦解力度，张健民十分重视对伪军和伪职人员的攻心战。指示敌工站通过地下交通员，把《太岳报》、《大众报》等抗日宣传品送给县城内线人员，让他们在伪军和伪职人员中秘密散发。1943年春节，还将写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画像“赠送”给一中队官兵，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做事要为自己留后路。

敌工站虽然设在根据地，但工作重心则在敌占区。因此，从事敌工工作的人，可以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上至站长，下至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危险。拿张健民来说，他既遭受过自己人的误解，也遭遇过与日本人面对面的惊魂一刻。他刚到阳北时，前往汉上村检查布置工作，和在此地活动的阳北武工队相遇。武工队不认识他，要他拿出能证明身份的证件，他拿不出。一搜身，搜出一卷日文传单，武工队认定他是日伪密探，将他捆了一个晚上。联络员王实赶忙介绍、解释，反而遭到训斥，说他“太老实”。次日早上，武工队看到张健民双手被缚还神态安详，呼呼大睡，这才确信是搞错了，急忙为他道歉松绑，张健民并未责备他们，反而赞扬他们警惕性高。1943年夏的一天，张健民到董清汉处接头谈事，刚上楼坐下。外号“瞎秋川”的日本便衣便带着两个特务走进来。张健民见躲不过，赶紧躺到床上装睡。“瞎秋川”一见就盘问是哪里人，董清汉老婆随机应变说是“南边人”（即自己人）。“瞎秋川”不信，把张健民叫起来，从头到脚搜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只好悻悻而去。1944年一天，张健民到张学尧家接头，刚进门，一小队鬼子兵就出现在院后山岭上，再走出去另外寻找地方隐藏已不可能。幸好张学尧家挖了个暗室。张学尧急忙把柜子挪开，让张健民藏了进去，还打算放下门帘，关上房门，张健民制止了，让他保持原样。敌人搜查到这里后，看到院门大开，门帘高卷，于是不加怀疑，探头看了一下就走了（也有文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后来的敌工站长苏有联身上，此处采用阳城政协编著的《峥嵘岁月》一书）。

1944年4月，张健民奉命到中共太岳区党委主办的整风学校参加学习，从此离开了敌工工作的岗位。晋豫联防区敌工科派遣苏友联同志负责阳城敌工站工作，成为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敌工站长。

在三任站长中，张健民任职时间最长,工作成就也最为显著。他在敌工站长这个岗位上，一共奋战了3个年头（1942年--1944年），实际工作时间为1年零7个月（1942年10月---1944年4月）。这个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人的力量仍然相对强大，白色恐怖始终笼罩着阳城大地。张健民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出生入死，屡经艰危，与凶残的敌人短兵相接，斗智斗勇，为阳城尽快回到人民手中而呕心沥血，精密布局，事事皆深思熟虑，亲历亲为，从而使敌工站成为地方党政的得力参谋和助手，更成为我党我军对敌斗争的一把锋利尖刀。他的扎实工作，为阳城最终解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苏友联接手阳城敌工站时，整个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友联也是一位精明强干、精通业务的敌工专家。他很清楚，随着抗战形势日益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阳城的解放已经为期不远，甚至指日可待。现在的关键，已不再是布局设点，安置内线的问题，而是要充分利用成熟、严密的情报网络和多年造就的内线力量，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加紧策动城内伪警备队和重要据点伪军官兵的起义、反正、投诚，以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加快阳城解放进程。为此，苏友联任职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对直属敌工站领导的各个情报点、联络站逐一进行了解考察，与几乎所有的情报员、交通员和内线人员进行了接触谈话，摸清了敌工站的“家底”。在此基础上，分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如敌工站工作人员会议，内线人员秘密会议，地下交通员、联络员会议，阳南、阳北两县协调会议，特别是指示李凤岐、贾甲申等关键人员以探亲为名，分别到大宁村琚家后沟，汇报对日伪人员的工作进展情况，商讨如何适时组织警备一中队官兵的起义、接应等一系列细节问题。敌工站的各项功能、各个细胞，都围绕着阳城解放这一终极目标高速运转起来。

进入1945年， 阳南、阳北两县贯彻我党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在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独立营、区干队、民兵等地方武装，接连向盘踞在县城和各据点的日伪军发起春季围困战，端掉了部分外围据点和炮楼，解放了一些遭受日伪统治的村庄，使日军的实力和士气均受到沉重打击，其统治地盘只剩下一座孤城和城周不多的几个据点。但鬼子丝毫没有缴械投降的意思，他们似是要困兽犹斗，做最后的顽抗。

在敌我双方的决战关头，凸显出敌工工作的重要性。两县县委指示敌工站，利用几年来的策反努力，立即组织警备队起义。

苏友联迅速通过地下交通员，安排李凤歧、贾甲申、卫鲁祥、王德等人，以探家、串亲、做买卖等名义，分批到大宁村向阳北县委、县政府和敌工站报告情况，接受县委指示。阳北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陆达同志亲自接见了这几名奋战在龙潭虎穴的地下英雄，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同时分析了形势，指出日本侵略者已是强弩之末，必败无疑，阳城必将回到人民手中。县城地下党目前的紧迫任务，是要加快策反，掌握好已经争取过来的队伍和人员，适时组织起义，里应外合歼灭顽抗的日伪军。根据陆达书记的意见，敌工站指示县城地下党，在敌人撤退前组织警备队起义。

4月1日夜晚，日军从潞安派出500余人的保安队，于深夜悄悄开入县城。次日一早起床的李凤歧出门一看，街上的许多兵士都是新面孔，而且到处都在抓夫，并扬言要夺回被八路军占领的的地方，扩大地盘。李凤岐感到很诧异，忙去问崔永法怎么回事，崔永法说自己也不大清楚。两人经过仔细分析判断，得出结论：日本人在这个时刻增兵，打的旗号是夺回失地，扩大地盘，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真实意图可能是接应县城敌人撤退。崔永法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大队长宋怀仁曾和他讲，万一县城守不住时，日本人打算让所有的警备队官兵，包括家属，跟随日本人向晋城撤退。这越发证明日本人是在虚晃一枪，实际上就是准备逃跑。

情况紧急！当天晚上，李凤歧化妆秘密出城，潜往阳北报告敌情。李凤歧以近乎奔跑的速度，首先回到大宁村，找敌工站长苏友联汇报。但苏友联不在，说是去了汉上。李凤歧马不停蹄返到汉上，又说是去了会庆，跑到会庆，才终于见到了苏站长。他把情况简单的向苏友联介绍了一下，苏友联感到问题严重，又带着他赶到前线指挥部，向陆达书记当面汇报。陆达一听李凤歧深夜来访，马上觉出一定是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急忙和武委会主任柳增发迎出门外。李凤歧喘着粗气，把潞安日军突然向阳城增兵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告，提醒县委根据这个新情况，早作应对准备。听了李凤歧的汇报，陆达深感情况紧迫，表示要及时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阳南，使两县共同协调行动。同时给李凤岐提了三条指示：第一，要和贾甲申、卫鲁祥一道，紧紧的掌握住崔永法，并通过崔永法掌握好部队，加紧做好起义准备工作。第二，要尽可能摸清敌人撤退的时间。争取在敌人撤退之前举行起义。这样，一方面削弱了敌人的力量，一方面也会在日伪中引起震撼，使他们军心离散，更便于我合围歼击。第三，授权警备队地下党组织可以用阳北抗日政府的名义，在县城张贴安民布告。进一步鼓舞人民，安定人心，打击敌伪士气。布告的内容大体上包括这么几条：一，要声明阳城是阳城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更不是侵略者的。二，要奉劝日伪人员认清形势，不要逃跑，起义者有功，主动投诚者既往不咎，顽固不化者在城破之后，将受到严惩。三，重申抗日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县城解放后，所有企业和街道商业可照样营业，确保商品流通。四，呼吁城内居民不要听信日伪宣传，要安心生产、生活。

陆达知道李凤岐是奉前任县委书记徐毅之命，于1940年冬季日军组建警备队时，乘机打进敌人内部的内线骨干，其间多次营救我方被捕人员，多次向日酋说情，释放被抓群众和被掠物资，已引起日军怀疑，并多次遭遇危险，因此指示李凤岐，敌人现在已到了行将灭亡的时刻，他们可能比以往更加疯狂。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在不影响起义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可以先行撤出，并让他把这个意见告知贾甲申，崔永法等人。

李凤歧返回县城后，在卫鲁祥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向贾甲申、卫鲁祥、以及王德、崔永法夫妇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肯定了崔永法等投向抗日组织以来所做的工作，鼓励大家在此紧要关头，同舟共济，坚定信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保证起义一举成功。会后大家按照布置的任务，分头准备行动。李凤歧则把陆达书记口授布告的内容告诉了当过教师的卫鲁祥。卫鲁祥仔细斟酌后，动手写出成文布告，交给可靠之人四下张贴，以乱敌军心。接着，李凤歧又假借检查防务，到城周据点暗地进行起义安排。

就在起义工作秘密进行之际，遇到了新的情况。4月7日傍晚，二中队已被争取的士兵阎小仓、赵金祥、张资士等人，由于迟迟等不到起义指示，心内焦急，就通过有关渠道与城外联系，自行策划走脱。由于行动不慎，被敌人发觉后监禁起来。多亏贾甲申看出二中队长苗云章不愿惹火上身，趁机献计将阎小仓等人关押于一中队看管，才使这几名转化士兵免遭日军毒手。

但是，阎小仓等人的擅自行动，引起了日伪的极大警觉。4月9日傍晚，副大队长宋福来忽然来到警备一中队，命令崔永法下掉李凤歧的枪。崔永法惊问何故，宋福来说：“李凤歧有重大八路嫌疑。”崔永法意识到这其中必有缘故，但他来不及多想，为保护李凤歧安全，他假装发怒道：“宋大队，你不能凭空诬陷李凤歧，你说他是八路，可有证据？”宋福来说：“证据嘛，到皇军那里就知道了。”崔永法知道李凤歧此时若被带到日本红部，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他大声抗议说：“李凤歧是我的部下，下他的枪就等于下我的枪。你没有证据随便抓人，我不同意。”宋福来看到崔永法态度坚决，周围士兵也都对他怒目而视，也不敢硬来，冷笑一声道：“你不同意带人，那我去向皇军汇报，让皇军亲自来，看你怎么说。”说完悻悻而去。

宋福来走后，崔永法找来贾甲申、卫鲁祥，和李凤歧一起商量怎么办。崔永法说：“从今天的事情来看，李队长身份必定已经暴露。我抵挡了宋福来一下，一会儿日本人来了，不一定能抵挡住，日本人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干的出来，我不敢完全保证李队长的安全。”贾甲申说：“老李，要不，你先撤出去？”李凤歧说：“陆达书记也有过这样的指示，让我看情况。可现在眼看起义即将举行，我怎么能忍心走了？”贾甲申说：“经过咱们几年来的工作，发动起义看来问题不大。为了你的安全，你先一步出去，这儿的事由我和老崔、老卫负责。你出去后，告诉上级，起义就在最近一两天，让他们做好随时接应的准备。否则的话，你一旦出事，日本人再加强对警备队的控制，我们要实现起义计划可能会更加困难。”李凤歧也感到只能这样了。当天晚上，李凤岐带着家属，秘密撤出县城。

第二天，崔永法、贾甲申知道李凤歧已安全出城，心里象放下了一块石头。二人预计日本人必会追查，暗暗捏着一把汗。可是，除了宋福来又来过一趟，崔永法以“李凤歧去东关洗澡”为由，把他糊弄走外，日本人始终没有过问此事，倒是催促家属向晋城撤离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日军可能马上就要弃城逃跑。崔永法与贾甲申、卫鲁祥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先派马日闹携带一支步枪，300发子弹到阳北接头，又派王青兰到清林沟找到交道员赵小白，让他迅速通知阳北独立营接应。贾甲申、卫鲁祥深入到士兵中进行动员，崔永法则召集各小队长、班长进行部署。

此时，敌工站和阳北前线指挥部已接到崔永法之妻王青兰通过赵小白送来的情报，立即指示赵小白返回县城告诉贾、卫、崔三人即刻起义，独立营在东关接应他们。

经过紧张动员，一中队官兵一致表示，誓死追随崔队长投奔八路军。崔永法即命全中队集合，并放出关押在一中队的阎小仓等人随队起义。恰在此时，地下交通员赵小白赶来，传达了阳北指挥部的指示，崔永法等人随即带全队向东城门出发，由班长李虎虎带本班人员断后掩护。当队伍行至大队部前，被大队副宋福来看见。这个铁杆汉奸上前质问崔永法去干什么，崔随口答了一句“抓差”，带着队伍急速前行。到达东城门时，守门的两个日军哨兵齐声喝问：“什么的干活。”崔永法又答：“奉太君命令，出城抓八路的干活。”日哨兵信以为真，打开了城门，起义队伍从容出城。李虎虎看到队伍出城后，转身带着全班人员从东城墙地洞钻出城外。

崔永法离开以后，狡猾多疑的宋福来越想越不对劲，急忙回到大队部打电话，向日军红部报告一中队形迹可疑,有反叛现象，要求红部派兵拦截。放下电话，宋福来等不及和日军会合，先带了两个通信兵出城追赶。宋福来穿着大马靴跑不快，反而落在通信兵后面。待他赶到东关桥边，先追来的两个手下已被一中队裹胁其中，动弹不得。桥头架着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宋福来不敢再追，躲在墙角边喊道：“崔队长，你们吃皇军饭、穿皇军衣，为什么忘恩负义，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你们投奔八路，升不了官，发不了财，有什么好处？你们快回来吧，只要你们回到皇军身边，我保证不让皇军追究你们的责任，并让皇军给弟兄们加三个月的薪。我还可以保举崔队长官升三级。”崔永法大声对宋福来说：“宋大队，我们共事一场，兄弟我就不难为你了。请你回去转告日本人，姓崔的从今天起，就不再做他小日本的走狗了，而是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也奉劝你，小鬼子气数已尽，不要再跟着他们卖命了。只要你能和我们一起走，我保证抗日政府不会伤害你和你的家人。”宋福来劝说无效，反而被崔永法将了一军，又气又无奈，只好返回城内，去往红部报告。

逼退宋福来后，起义部队顺着黄泉沟向赵庄岭方向撤退。刚进入黄泉沟，身后就响起激烈的枪声，是日军追来了。崔永法果断命令队伍就地摆开阵势阻击。小鬼子痛恨崔永法反水，进攻的炮火非常猛烈。双方交火之际，黄泉沟的山头上响起了枪声，这是先前撤退的李凤岐带着独立营接应来了。只听李凤岐高喊：“崔队长，你带着弟兄们先退吧，这里有咱们的队伍掩护你们。”崔永法看到李凤岐如约来援，心中大喜，他把手枪一挥，命令道：“撤！”起义官兵伏身而起，交替掩护着撤出战斗。

起义部队经阳高泉、赵庄岭翻山而下，涉过芦苇河，于近午时分到达阳北的义城村南山上，李虎虎也带本班队员经山头岭、高楼张庄赶到会合。至此，经过三任敌工站长的精心策划，和李凤岐、贾甲申、卫鲁祥等内线人员的长期努力，加上外线的有力配合，终于使崔永法等百余名伪军官兵举义成功。

当天晚上，阳北独立营政委陆达，指挥李平山，教导员叶桂生等首长，在义城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次日，起义队伍开到阳北县政府临时驻地窑掌村，在这里接受整编。全体官兵被编为阳北抗日独立营第二连，由崔永法任连长，李凤岐任副连长，贾甲申任指导员。第二天，这支新生的人民武装就投入到攻打据点、解放阳城的战斗中。

在此前后，敌工站长期对城周据点伪军官兵的教育、分化、策反的努力也开始显现作用。例如，山头炮楼的伪军班长王某看到大势已去，便带领15名士兵主动寻找阳北武装投诚。阳北二区武委会主任郭进宝将他们带到马寨村，举行了欢迎会，然后送阳北独立营改编。警备四中队部分伪军官兵看到跟着日本人已没有任何出路，也自动向阳南抗日政府投降。风神庙据点伪军在班长张来盛带领下，携带一挺机枪和五支步枪反正。贝坡据点的伪军小队长曹文聚暗中做好部属工作，带着30名士兵，寻找围城部队反正，路上遇到伪警备二中队小队长王满富，带着一个班的伪军士兵从晋城押运铁砖返回，双方一商量，一起携带武器弃暗投明。

本文写到这里，已经大体交代清楚了阳城敌工站的基本情况。最后要说明的是，阳城解放后，因战事不再，敌工站也就随之撤销，工作人员由联防区作了妥善安排，部站长苏友联从敌工站返回原部队，后来在解放晋西的战役中壮丽牺牲。先烈们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畏艰险，不避生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才有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康。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纪念。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