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晋城政治社会状况

一、近代晋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国共产党晋城市组织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晋城市党组织的建立，翻开了晋城历史发展崭新的一页。这是晋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近代晋城人民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城市古称泽州，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北接长治，西连临汾、运城，东南与河南省辉县、济源相交，境界轮廓很像一个横卧的鸡卵，大头朝西，小头朝东。境内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交汇，沁河、丹河二水纵流，是太焦、侯月铁路及太洛公路、晋焦、晋长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是晋豫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向南出入中原大地的交通要道，有着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解放后，晋城先属长治地区、晋东南地区管辖，1985年5月后改为省辖地级市。辖泽州县、高平市、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和城区六个县市区，管辖范围与古泽州版图基本一致。

　　晋城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自古就有女娲补天、神农播谷、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舜耕历山渔于获泽等神话色彩浓厚的传说。先后发现的沁水下川、陵川塔水河、泽州高都等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证明这里早在数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过奴隶社会而步入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晋城劳动人民创造了悠久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晋城市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向以“煤铁之乡”、“丝绸之邦”著称，煤炭生产在宋元时就很兴盛。全市无烟煤储量占全国四分之一，铁矿储量多，品位高，埋藏浅，易开采，炼铁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隋唐时当地生产的丝绸被列为皇家贡品。到了明清，晋城的手工业产品不仅名扬全国，有些还销往欧亚。晋城生产的“兰花炭”成为英国皇室的壁炉专用炭。品种繁多的铁制品，诸如铁锅、犁镜、锄镰、铁钉、钢针等销往全国各地，有的还销往东南亚。然而，由于封建制度不断走向腐朽和没落，这些丰富的资源和优良的手工业产品，并没有给晋城人民带来多少实惠，广大劳动人民始终未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晋城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和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胁迫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逐步成为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则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晋城人民革命斗争的发生也就势所必然。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朝政府的腐败，使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引起晋城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入洋货，破坏了晋城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州县衙门把战争赔款转嫁给老百姓，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生铁和铁制品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晋城的手工业又受到很大冲击，加上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晋城制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在欧洲的商品尚未侵入之前，有几亿的人是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的钢针供应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并远销中亚一带。”欧洲商品侵入后，晋城的制铁业从此一蹶不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奋起反抗。晋城农民聚众抗粮、持械戕官的斗争连续不断，给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以极大的震动。阳城兴起的“张斗光反清”、“闹盐粮”起义，高平发动的“干草会”起义，陵川掀起的反对“斗捐煤厘”等农民起义，以及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斗争从未间断过。虽然各地农民抗捐抗租的斗争绵亘不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规模较小。上述斗争都一次次地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在晋城蓬勃兴起，其活动范围广、声势大、反对帝国主义旗帜鲜明，前所未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对我国政治、经济侵入的同时，也加紧了思想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人数越来越多，法国、荷兰等国的天主教士也纷纷来到偏僻的晋城“自由传教”，他们发展教徒，兴建教堂，庇护不法教民，一些劣绅、地痞流氓加入天主教后也披着宗教外衣，凭借洋人的势力，干涉诉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官府为虎作伥，肆意纵容，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外国传教士支持的教会与晋城人民形成尖锐的矛盾。“民”、“教”之间的争执日趋频繁。

　　1900年夏天，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活动波及晋城，高平、凤台（晋城）等地群众纷纷加入义和团，开始设坛练拳，传播教义。接着阳城、陵川、沁水也相继成立了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员以农民占大多数，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形成了全市规模的反帝、反侵略、反教会的爱国斗争。太原义和团“西辕门灭洋”的消息传到晋城后，各县义和团就开始焚烧教堂，袭击教士。凤台县李寨的义和团300多人，到安阎庄杀了天主教恶教徒多人。大箕的义和团数百人焚烧了土门、北山底的天主教堂，杀了恶教徒多人。城关、高都、周村等地的义和团也都扒了教堂。陵川县义和团手执大刀长矛，杀了东尧村的神父，焚烧了教堂。高平义和团千余人在首领唐胜率领下，夜间高举火把，手执大刀、长矛包围了果则沟天主教堂，搜寻神甫开荣司铎不见，最后杀死教徒多人，焚烧了教堂。第二天，高平义和团又焚烧了龙渠、庞村、宰李等村的教堂，杀死恶教徒多人。

　　阳城石臼村农民崔文鼎在高平亲眼目睹了高平义和团的斗争，回村向群众宣传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主张，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和团，团首张喜。邻村窑圪坨也成立了义和团，团首王崔古。两村相互声援，声势很大。石臼村恶教徒关水旺向义和团挑衅，被打死。阳城知县叶廷桢得到报告，命典史郑道湜和城守营长宋富贵带45名官兵前往剿捕，石臼村和窑圪坨村的义和团得到消息，鸣金聚众，出村迎敌，团众斗志昂扬，喊声振天，吓得官兵落荒而逃。郑道湜及14名官兵被活捉，然后处死。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的利益，他们一面威逼清政府加紧镇压，一面直接出兵干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于逃跑途中在山西崞县发布“剿匪”上谕，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义和团。慈禧把山西巡抚革职，接着泽州知府陶家驺、高平知县于岱霖也被革职，统治者的反动立场昭然若揭。

　　新任泽州知府下令镇压义和团，泽州守将率官兵开赴阳城，包围了石臼村。由于义和团首领思想麻痹，发现官兵进村，才仓促应战。团民个个奋不顾身，誓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前来支援的窑圪坨义和团也被官兵杀散，团首王崔古受伤被俘。接着，凤台、高平、陵川、沁水的义和团也先后遭到残酷镇压，团首被立即处死。当局还将有的团首活活钉在城墙上痛饿而死，团民则被押到泽州府，杀头示众。高平知县为在洋人面前讨好，强令老百姓捐款修复被义和团烧毁的教堂，厚葬被杀死的恶教徒，高平百姓义愤填膺。举人郭士基基于道义，带领高平百姓进行反洋教和抗捐斗争，遭到山西巡抚岑春煊的镇压，郭士基被杀。他在就义前写下一条对联：“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母！背天理，灭人伦，把光天化日造成黑暗乾坤，终必被天诛天讨，天才有眼！那些地方官，都是地龟地鳖！剥地皮，掘地财，将圣地名区变为阴霾牢狱，还要加地丁地税，地已无皮！”痛斥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互相勾结，残害人民的罪行，表现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

　　晋城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腐朽的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晋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义和团存在许多缺陷。首先是对清政府缺乏认识，因此，在斗争中屡受清廷的欺骗；在组织上表现出农民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弱点，无统一组织和独立作战的能力；义和团内宗教迷信色彩浓厚，“扶清灭洋”的口号，既表现了它敢于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也表现了笼统的排外倾向。

　　义和团运动后，晋城士绅、商人开展回收矿权运动，开始出现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倾向。1897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准许晋丰公司买办官僚刘鹗（江苏丹徒人，《老残游记》作者）自己向外国借款，独自办理盂县、平定、泽州、潞安各属矿务，并与英国福公司订立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有效期60年。1898年，清政府授意，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实际上把山西矿权完全卖给英国福公司，出卖了包括泽州在内的5地采矿权。此举激起包括晋城人民在内的山西各地人民的反对，由此引发了一场保矿运动。全省学、商、绅各界和驻京城的山西籍官员、留日学生，痛斥福公司垄断矿权，申明山西矿产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之权，要求废止福公司办矿合同。历经三年（1905年——1907年）的斗争，终于赎回矿权。1907年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正式成立，1911年山西保晋矿务晋城分公司成立，并在七岭店村开办了晋城首家机器煤矿。这次保矿斗争，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体现了晋城各界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它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在晋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发动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全国为之震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进入高潮。山西同盟会积极响应，10月29日，山西新军在太原发动起义，攻占巡抚衙门，击毙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和新军协统谭振德，太原宣告光复，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被举为都督，从而结束了清朝政府在山西的统治。

　　太原光复后，同盟会员李生裕带领巡防队长孙毓禄到上党地区劝降。李生裕，凤台（晋城）县柳树口北李街村人，为前清秀才，后入优级师范，毕业后在太原政治学校执教，兼任山西省咨议局议员。李生裕到达泽州府后，通过与凤台知县的关系，说服了泽州知府恩联（旗人），泽州府顺利易帜。

　　辛亥革命是中国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王朝的被推翻，宣告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升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终归失败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在山西，革命的成果落在假革命真军阀阎锡山手里。晋城在辛亥革命中和平易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农民这支强大的同盟军没有发动和觉醒。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16页）辛亥革命在晋城农村没有形成大的革命波澜，各县只是实行了表面上的改革，废了泽州府，凤台县改为晋城县，改县衙门为县公署，将农村300户左右编为一个编村，村之下设闾，闾以下设邻，并未触及封建本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被削弱，封建势力依然是盘根错节，晋城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的苦难深渊中。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提出的共和国方案，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要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才能达到民主革命的伟大目标。

　　纵观晋城1840年以来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旧式的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根本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彻底摧毁旧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农民革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历史的重任落在了辛亥革命后逐步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

　　二、近代工业发展与产业工人出现

　　辛亥革命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冲击了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束缚，而且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创了一个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面。此时，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发奖励实业的法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晋城民族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我国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晋城这座封闭的山城，经济开始出现缓慢的商品化进程。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几年间，新建、扩建煤矿192座，产原煤42万吨。采矿业、冶炼业、铸造业发展很快。晋城的铁货闻名遐迩，销往全国各地，仅从城关到南村一带，就有铸造、打制铁器的炼铁炉1500多盘。诸如铁丝编织、琉璃制造、制革、造纸、雕刻、油漆等私营手工作坊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晋城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晋城的农村经济也慢慢地向商品化发展。官方办起了蚕桑学校、农业学校，教授农民栽桑养蚕和缫丝技术，有的地方将土地大片种植烟叶，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批的原料。再加上农村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出现了一批破产农民，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开办新矿井，煤炭产量迅速增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发动的向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矿权运动中，刺激了士绅、地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1908年，经山西人民的努力，卖给英国福公司的泽州煤矿开采权赎回自办。晋城官僚、绅商自筹资金，发展晋城的煤炭生产。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一批“官办”和商办煤矿，新法开采代替土法生产的情况明显增加。1911年，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泽州分公司成立，在七岭店村开办了晋城首家机器煤矿，接着在城东五里铺建矿生产，开凿元、享、利、贞4立井，占用井田面积1360亩。阳城贾寨村建立井1对，年产煤8000余吨。各煤矿均购买蒸气机，用机械动力绞车提升，采用先进的高落式采煤方式，开机械生产和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先河。马吉森（山西巡抚马右瑶之子）投资1.4万元，在城北侧办山西晋益煤矿公司，平顺县知事郭生裕等人合资在南村开办晋城第二座机器矿井。山西官僚资本家在晋城创办了同记煤矿公司，生产的煤炭销往京、津、沪、武汉等地。据1934年统计，晋城、阳城两县就有大小煤矿319座，煤炭产量达到107万吨。

　　手工作坊向规模较大的工厂转化。鸦片战争后，黄华街、南寨街一度出现了“一街两行，叮叮铛铛”的繁荣景象，规模较小的手工作坊就有百余家。为扩大规模，晋城官僚资本家在黄华街开办了兴顺会商号，采用先进的缫丝技术，生产蚕丝，改手工织机为机械织机，织成“乌绫”，为山西最早的丝织机纺。河南资本家投资，在南寨街创办了德元蛋厂，产品从天津口岸销往海外。黄华街有锤金工厂27家，所以人们俗称黄华街为“皮金街”。黄华街生产的皮金畅销全国各地以及越南、缅甸、印度等邻国，年产量多达5000余张。辛亥革命后，晋城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形成规模。

　　晋城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定的发展，但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近代民族工业并没有摆脱以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小作坊、小工厂多，大工厂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自然经济格局仍然存在。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入侵，晋城暂时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转为萧条。

　　随着近代晋城工业的发展，晋城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成长和壮大起来。

　　首先，官僚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晋城投资开发大煤矿、发展轻工业生产的同时，催生了晋城从来没有过的新生的工人阶级。晋城工人阶级的初始发展状况缺乏系统的统计，虽说工人阶级所占人口比例不一定很大，但由于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因此他们的斗争性最坚决、最彻底。晋城工人阶级诞生后，成为晋城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动力和领导力量。晋城的煤矿工人、锤金工人、制针工人为反抗压迫和剥削，多次发生罢工斗争。五四运动前，晋城的工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罢工次数多，斗争规模大，组织程度高，都是前所未有的。由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表明他们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这种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晋城的传播，晋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五四运动前后晋城社会的主要矛盾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中国政治更加黑暗腐败。他们肆意践踏中华民国确定的共和制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了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在中国，封建专制依旧，卖国媚外依旧，尊孔祭天依旧，封建纲常依旧。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断加紧掠夺的情况下，晋城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晋城的社会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坏，环境使人民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山西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在了阎锡山的手中。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经营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对山西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他为严密控制山西人民，推行用民政治，进行所谓的村制改革，将农村300户左右编为一个编村，编村之下25户设一闾，闾以下5户设一邻，分级设村长（村副）、闾长、邻长。编村村长、村副由选举产生，但规定村长必须有3000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必须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才能当选。其实质就是把村政大权交给封建地主、富农去掌握，将广大农村控制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

　　晋城在辛亥革命中和平易帜，革命党人没有到农村发动广大农民这个反封建的主力军，民主共和的思想在农村没有深入人心，农村中封建统治的根基没有动摇，封建势力依旧在农村盘根错节，仍然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劳动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农村中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在封建制度下，农业是晋城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占主导地位，但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并且是良田沃野，广大贫苦农民只占有极少数土地，多属贫瘠的山地，其中许多农民根本没有土地，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地主阶级为了聚敛财富，靠租佃制，贪婪地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五四运动前，晋城县有人口26万，有土地90余万亩，占人口12%的地主富农占有37%以上的耕地，占人口46%的贫农只占全部耕地的21%，许多农民一年下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农村中流传着“放下镰刀就无米，终年劳动饿肚皮”的民谣，是广大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遇上灾荒年，地主阶级的高利贷盘剥更是名目繁多。农民常常寅吃卯粮，当年借贷下年加倍偿还；出门三声炮，即当日借八当十算利；回头一圪照，即每日利息一分；鸡鸣利，即借后第三天鸡鸣时交利，如鸡鸣后未还，加倍交利。再加上阎锡山加重田赋、徭役的剥削，造成广大农民极度贫困，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

　　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向市场推销商品、收购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极力垄断物价，操纵市场。官僚买办向市场输入洋铁，使晋城的炼铁和铸造业受到很大冲击，有许多小冶炼业、铸造业、煤矿被迫关闭，使大批工厂工人和煤矿工人失业。在商品经营中，当地官商与买办资本家相勾结，欺行霸市，仅光华兴一家就占县城营业市场的70%，并廉价收购土特产品和铁货，严重影响晋城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工厂和作坊，资本家随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工人没有人身自由，很难维持自己的生活。当时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个小时，甚至长达16个小时，而工资仅一角二分，只能买小米三升。不仅如此，许多工厂作坊还兼营生活用品，价格高于市场，而且缺斤短两、尺寸不够，质量低劣，强迫工人购买，变相克扣工人工资。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家有少年郎，莫入老君行，吃米只八合，吃面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的顺口溜。

　　残酷的剥削压迫，迫使农民起来反抗。阎锡山在山西执政之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从未放松过，晋城农民的反抗斗争绵延不断。阎锡山为了维护和巩固他的统治，对农民革命斗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1911年，高平贫苦农民发动了“干草会”运动。“干草会”是高平农民的自发组织。他们手持木棍，随带干草，黑夜行路，点燃干草火把，所以称为“干草会”。武昌起义和太原起义后，高平县、长治县的“干草会”会众用鸡毛附传信，沿途接力传送，号召会众动员起来，要求免粮免税。1911年，高平县知县朱士俊和豪绅经过密谋策划，将学堂费添加在田赋中，让广大农民承担。水沟村农民郑春发、南关村农民姬小六、大关山秀才张素德、城关拔贡吴丕烈和典史席允路、刑房宋炳文等人对此深为不满，发动群众，组织起了“干草会”，进行反抗。

　　自愿参加“干草会”的数千群众，携带棍棒，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聚集在县城东关的下庙河。知县朱士俊命巡警严密防守高平县城。郑春发、姬小六等首领率众焚毁城门，攻入城内，与巡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警务长张蓝抵挡不住，夺路逃走。“干草会”的队伍攻入县衙，朱士俊吓得战战兢兢，答应“干草会”的各项要求，慌忙贴出免粮免税的告示。“干草会”的队伍点燃干草火把，将城内的土豪劣绅全部抄家。半个月时间，全县共抄家40多户。后来石宽文任高平知事，地主豪绅便向县里、省里控告“干草会”。1913年夏，阎锡山命令潞安镇守使杨沛林予以镇压，凡是各乡被认为是“干草会”头领的人，多被逮捕，施以酷刑，有的被罚款，有的被杀头。起义首领姬小六等五六人被枭首示众。同时，对被烧毁房屋的豪绅地主，予以赔偿，按人口每人出粮5石，摊给广大农民，从而助长了地主阶级的凶焰，暴露出阎锡山假革命的真面目。

　　与此同时，陵川农民发动反对“斗捐煤厘”斗争。1913年，豫北饥民进入陵川，相继捣毁了平城、冶头等地的盐店和当铺。陵川知事张赓麟为了防范和镇压饥民起义，加紧扩充警察，并将经费开支强加在全县人民头上。一是粮食交易的“斗捐”由原来的10文增加到18文；二是驼煤的牲口每次增收“煤厘”2文，并在各交通路口设立专征煤厘的厘金局。苛捐杂税激起了陵川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首领程明祥领导陵川农民掀起了反对“斗捐煤厘”的斗争。参加农民斗争的贫苦农民约四千余人，分先锋、后备两队。先锋队约有八百余人，臂上系着红布条，称为“红号人”；后备队约三千人，臂上都系着黄布条，称为“黄号人”。农民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县城，驻扎崇安寺内，以敲钟为号，围城三天，要求官府减免“斗捐煤厘”。知事张赓麟迫于农民群众的威力，终于答应农民的要求。

　　总之，五四运动前晋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赋税繁重，再加上豪绅地主的高利贷盘剥及官府的腐败，大批农民被抛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出路在哪里？许多仁人志士面对社会诸多矛盾，处于彷徨无所措的困境之中。

　　四、五四运动及其对晋城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晋城贫苦农民进行的多次反帝反封建斗争都遭到了失败。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政府，建立了共和国。但是，胜利果实很快被大地主、大军阀袁世凯篡夺。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最后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内部诸派系各霸一方，互争地盘，混战不已，祸国殃民，战乱给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在晋城，由于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工农业生产萧条，社会动荡不安，无数农民破产，城镇的煤炭、炼铁、铸造业和手工作坊纷纷倒闭，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民族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难中奋斗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高潮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和约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美、英、法、日、意5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有陆征祥、顾维钧、施肇荃等五人，代表团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向会议提出了七项条件和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但和会最高会议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的理由加以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并写进《协约与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出卖国家主权。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维护不了自己的主权，反而在这场分赃交易中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了。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无不为之悲愤。蕴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十几所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会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纷纷发表演说，宣读宣言，要求惩办卖国贼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通电巴黎专使坚持拒签和约。会后，学生集队游行示威，游行群众火烧曹汝霖住宅，并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32名学生。为营救被捕同学，5日，各学校代表议决自即日起一律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宣告成立。2.5万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散发传单，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19日，北京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并组织“十人团”上街演讲。自6月3日起，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两天内逮捕了千余名学生。

　　“6•3”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震动，从6月5日起，上海的罢工、罢市、罢课三罢斗争风起云涌。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斗争，罢工工人约7万人，上海商界、学界也举行罢市、罢课。在上海人民“三罢”斗争的影响下，爱国浪潮席卷全国，迅速扩大到22个省的153个城市，从而使由北京点起的反帝爱国之火，燃遍神洲大地，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惊慌，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6月7日，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陆、章的职务，并于6月28日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反帝爱国的浪潮波及到晋城，对晋城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月，该消息传到晋城之后，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晋城获泽中学的学生为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首先罢课。紧接着晋城及各乡村的高级小学也积极响应。学生和青年教师冲出校门，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北洋政府严惩亲日派，释放被捕学生。获泽中学的学生还组织讲演团，在城内及附近农村进行反帝大宣传，呼吁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将斗争进行到底，不释放被捕学生，斗争决不罢休。讲演者慷慨陈词，抨击时弊，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听众群情激奋，义愤填膺，一致谴责北洋政府腐败卖国。运动中学生们还进行了抵制日货斗争。获泽中学的学生查封了亨德利、光华兴等商号的全部日货，登记造册，并勒令各商号对东洋货“只出勿进”。许多市民和商人也参加了游行示威行列。官府派警察前来阻挠，不准学生上街游行，强迫学生回校上课，学生们同警察进行了斗争。获泽中学的罢课斗争持续了70多天，一直到北洋政府罢免卖国贼，拒签和约，才开始恢复上课。

　　与此同时，沁水县在太原上学的常焕文、赵培玉、张希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返回家乡，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中界村知识分子张弘舸还写了《告沁水同胞书》，号召全县同胞行动起来，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和约，以雪国耻，“南北政府统一，以弥国乱”。另外，高平在太原、长治读书的学生也在县城、三甲等村镇进行了反帝爱国讲演，痛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学生，号召群众抵制日货，并联合商会公馆，搭台唱戏，演出《亡国痛》、《孔雀东南飞》等剧目，启发广大农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认清北洋政府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对外卖国投降的卑鄙行径。

　　这一运动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最初是青年学生首当其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站在了斗争最前列。之后又由学生运动逐步发展到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市民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在各县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时，沿途知识分子、市民都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各乡农民听了学生的宣传后，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无不义愤填膺，也积极投入到了这一反帝爱国的洪流之中，使运动进一步掀起了高潮。这充分表现了晋城人民的爱国热忱和他们不顾晋城当局的威胁利诱，不达救国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立场。

　　总之，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晋城这个偏僻的山城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它有力地促进了晋城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晋城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至此，晋城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相呼应，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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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