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晋城党组织的建立

一、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传播，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锤炼，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落后日益不满，强烈地追求新思想，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北方邻国传来的隆隆炮声更使他们深受启示。俄国工人农民在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把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给他们指明了未来的道路。其次，晋城的广大农民和工人，为挣脱身上的锁链，在近代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有进步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行动，这就是指导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再次是具备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条件。五四运动后，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探索改造社会的需要，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刊物。五四运动前只有《新青年》等少数几种，五四运动后，新期刊、新思想、新思潮骤然增至400多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俄国情况和宣传社会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与此同时，一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纷纷建立。如晋城在外地上学的热血青年常文郁、赵树理、王春、时逸之、常子善等在寒假返乡期间，在东常村成立了“晋山研究社”和“农民讲习所”等团体，学习、研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发动晋城县南部的有志知识青年参加，一起座谈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随着十月革命胜利，使他们逐渐明确，中国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道路。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由无政府主义者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五四运动后，获泽中学掀起新文化运动高潮。获泽中学的青年学生们，经过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锻炼，思想非常活跃，强烈地追求新文化、新思潮。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勇敢地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抨击孔孟之道，并提出“要把获泽中学从孔孟传统教育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要求学校增设数学、体育等新课程。进步教师郝春泰在这次斗争中冲锋在前，勇敢地摒弃陈腐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方法的新探索。在语文教学中摆脱受八股禁锢的框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让学生自拟题目写白话文章。十五班学生郭实甫写的《失业的煤矿工人》一文，入情入理，很受郝的赞赏，并把这篇文章贴在堂上。学校的一位英语教员自告奋勇兼任体育课，教学生们学习打网球、打篮球，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他还倡导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担负起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重任。此时，学校藏书中增加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图书和外国翻译小说，也有的是由一些社会团体邮寄到获泽中学的。同时，由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开办的书店，经销各种进步书刊，城内的三宜书店、太和堂书店也公开出售《中学生》、《小说月报》、《独秀文选》、《呐喊》、《狂人日记》等进步书刊，成为获泽中学、崇实中学学生们的抢手书，使晋城青年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思想更加活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话题。这些刊物在晋城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发挥了社会主义启蒙教育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晋城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受晋城在北京、太原等地上学的青年学生影响极大。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领导。此时，晋城一批热血青年学生考入北京、太原等地的学校上学。在校期间，他们参加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开始了从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周玉麟、陈立志、成乃身和张绳祖。他们在1923年和1924年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是晋城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种的播种者，是晋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联系的桥梁。每年返乡期间都在晋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把获泽中学作为他们在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他们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政治周刊》等进步书刊带回晋城，在获泽中学学生中广泛传阅，后又在崇实中学和煤矿工人、锤金工人中传阅。这些晋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晋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起到重大的作用。

　　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晋城形成了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骨干队伍。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到获泽中学、崇实中学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这批骨干队伍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24年底成立了晋城学生联合会。学联成立后，首先领导和发动了驱逐获泽中学顽固校长祁鲁斋的学潮。学生会清查了学校的帐目，查出校长贪污办学经费的事实，派代表到县府告状，坚决要求撤换中饱私囊的校长。在学生们义正词严的强烈要求下，县府不得不作出撤换校长的决定。此时，获泽中学实际上已成为晋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心。

　　晋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理论水平一时还不高，还没有摆脱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相结合方面，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传播，为晋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学生运动的兴起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此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从南到北，波及晋城。1925年，晋城学生联合会发动县城各中学和各乡高小，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反贪官、反苛捐杂税斗争的热潮。这次学生运动，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使晋城学生运动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把学潮由学校里扩大到社会上，从关心切身利益的事发展到关心国家的大事，在晋城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影响。

　　晋城获泽中学是在1919年创办的一所官办中学，是由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沁水五县县政府筹资兴办的。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当地的传播，晋城学生联合会的建立，都是以该校为中心，学生会的领导人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学联成立后，驱逐获泽中学顽固校长斗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学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

　　五四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晋城的现状。在封建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晋城人民的生活依旧苦不堪言。晋城当局政治腐败，贪赃枉法，纵容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晋城劣绅姚继虞与县府相勾结，包揽讼诉，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制造了不少冤狱，引起百姓的极度不满。1925年春夏之交，在晋城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和组织下，获泽中学的学生与劣绅姚继虞展开斗争。他们将姚制造冤狱的罪行以传单形式公布于众，并将冤案编成话剧，在城内和乡村演出，充分揭露了官府的腐败与黑暗。这次斗争把姚继虞斗得威风扫地，从此一蹶不振。

　　南村学生联合会为斗倒劣绅马某，他们把马的罪行写成传单到处张贴，揭露其独霸铁业会，胡摊乱派，从中贪污的事实，学生们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查办。县知事迫于众怒，查办了这个劣绅，从他手中终于夺回了铁业会的领导权。学生们的革命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嚣张气焰。

　　晋城早期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充分显示出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部分，他们一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通过获泽中学和南村、犁川等高小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也充分说明学生运动只有和民众紧密结合，“往民间去”，为劳工服务，才能取得胜利。

　　1925年全国暴发的五卅运动把晋城的国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它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特别是在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动。

　　山西党团组织负责人同山西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太原工商学各界代表取得联系，决定采取一致行动，援助沪案。组成太原市民后援会（后改为山西雪耻会），作为反帝运动统一领导机关。6月10日组织了3万余人集会，进行反帝大游行。为了推动全省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还先后派出人员到晋城，支持和发动群众声援五卅反帝运动。

　　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晋城时，晋城各界群情激愤，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极为愤慨，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获泽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时逸之、孔祥祯联络晋城各界，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要求各学校、工厂、商店立刻进行罢课、罢工、罢市。获泽中学及各高小首先一律罢课，在街头组织集会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各学校还组织讲演团，向广大市民介绍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控诉英、日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野蛮暴行。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推动了各界群众起来联合斗争。一些工厂、商店、市民也参加这一斗争行列，举行罢工、罢市斗争。学联还查封了亨德利、光华兴两商店的日货，向群众宣传，号召大家“均不购用日货”。沪案后援会还动员晋城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向上海工人捐款900余元（银元），派专人送往太原沪案后援会。

　　晋城人民声援上海的五卅反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青年学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站在斗争最前线，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抵制日货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了广大市民和商人，在学生们的动员下，为上海工人阶级募集了一大笔捐款。五卅运动后，反封建、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逐步成为晋城学生联合会的主要斗争目标。这次学生运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促进了晋城党组织的建立。

　　三、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及迅速发展

　　五卅运动后，晋城城乡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晋城学生联合会发动的学生运动，逐步由反帝转变为反封建运动，并由城镇向农村发展。学生们组织宣传队、讲演队到农村演戏、讲演，以各种形式控诉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府的腐败，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反贪官、反苛捐杂税斗争。他们在村镇游行示威，捣毁税卡，虽多次遭到晋城当局的镇压，但也不断打击了封建军阀政权的统治，不断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当然早期的学生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这就是没有明确远大的目标，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却进一步使晋城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了建立晋城党组织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其次，从五四运动后开始发展的晋城近代工、矿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阶级剥削和压迫日趋严重，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日渐突出。官僚资本家为攫取更大的利润，随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各种方法变相克扣工人工资。工矿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开始零星自发的举行罢工斗争，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只顾眼前利益，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斗争的形势表明晋城工人运动迫切需要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实现的。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相继召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强调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加强了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准备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再加上山西党组织的建立，这些因素都对晋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冬，在国民革命不断发展，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多次指示党、团员在寒假、暑假期间返回原籍，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晋城在太原、北京等外地上学的周玉麟、陈立志、成乃身、张绳祖等一批热血青年，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趁寒假返乡之机，汇集在获泽中学，秘密酝酿、筹划在晋城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决定立即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

　　周玉麟，字麒书，1906年出生于泽州县巴公镇的一个商贾之家。1923年，他在晋城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不久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青年学会”，与进步同学彭真、王瀛、贺昌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4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阎锡山为了扩充军备，制定了在全省农村征收房税的政策，引起各阶层极度不满。1925年5月，太原党团组织领导并发动了反对政府强征房税的群众运动。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组织太原大中学校学生，手执上书“废除恶税”、“为民请命”黑体大字的小旗，喊着“反对房税”、“反对贪官”等口号，到省议会、省公署门前请愿，并撞开督军府大门，冲入督军府院内。周玉麟率领学生包围了征收房税的具体策划者贾景德（省公署秘书长），杨兆泰（财政厅长）、徐一清（省银行总经理）的公馆，冲入室内将摆设器具砸得粉碎。阎锡山迫于国民军对山西的包围，加上学生斗争的强大威力，不得不答应立即取消房产税，并将办理房税最卖力的朔县和武乡两县知事撤职。反房税斗争取得胜利。事后，周玉麟被称为“小个子恐怖分子”，受到警方严密监视。同年7月，山西党组织派周玉麟、梁其昌去中共北京区委党校学习。为加强党在山西的领导力量，10月，中共北京区委又派在北京区委党校学习的周玉麟、崔锄人到山西组建了中共太原特别支部。12月，北京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为委员。崔锄人任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周玉麟任宣传部长。周玉麟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工人交朋友，向工人朋友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是如何残酷剥削的，并通过阶级分析提高工人的觉悟。在太原省立一中时，他经常到太原、榆次、新绛等地的工厂、学校活动，有时满身油污。1925年底，周玉麟受中共太原地执委派遣，返回晋东南建党。于是他又深入到晋城大德针厂、锤金工厂和煤矿同工人吃住在一起，做工人的知心朋友。他结交了工人积极分子靳澄、田运财，鼓励他们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同资本家作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他多次召集获泽中学进步学生孙思孝、时逸之、陈荣先、张茂甫、王福裕等进行座谈，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给他们带回《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使他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是晋城的早期党员，后来都为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时的获泽中学已成为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据点和开展革命运动的中心。1926年9月，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晋城国民运动高涨。此时，周玉麟回晋东南视察工作。所到之外，他都利用群众集会之机，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和慷慨激昂的言词，控诉军阀政权的黑暗统治，号召城乡人民支援北伐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并秘密在晋城获泽中学、长治省立四师、长治省立四中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他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又因革命的需要，离校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在晋城传播的启蒙者和先驱者，是晋城乃至晋东南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和政治活动家。

　　陈立志，字超然，1904年出生于泽州县山耳东村的一个富商之家，是晋城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政治活动家。他1923年在晋城第一高小毕业后与周玉麟一起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反房税运动中他带领学生撞开督军府大门，冲进省府院内，与同学们一道砸毁为阎锡山筹集军费、增加房税的贾景德、杨兆泰、徐一清的公馆。贾、杨、徐三人齐向阎锡山求救，阎说：“我的衙门都被打了，你们算什么。”五卅运动中，陈立志联络晋城在太原读书的学生，成立了泽州留并学生会，组织讲演队，上街向群众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还上街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26年，为了迎接山西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太原地执委任命陈立志为晋东南特派员，到晋东南地区开展建党工作。他在家乡晋城走乡串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泽州县北连氏村组织贫苦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在伏堂沟村，他利用社戏之机，登上戏台，向群众讲演，大讲共产党的主张，向群众散发传单，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晋城县当局派警察捉拿陈立志，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通过他的宣传和发动，在晋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并创建了晋城市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和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陈立志在创建和发展中共晋城地方组织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绳祖，晋城城内东门里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京区委工作。1926年他回家休假期间，在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并介绍缝纫工人翟玉山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天津。

　　晋城的首批共产党员多为在外读书的返乡学生所发展。1925年11月，陈立志在巴公村发展晋城获泽中学学生孔祥祯（祥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晋城本土上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其它新党员还有孙思孝（孙新）、时逸之（庚昌）、陈荣先（学文）、王福裕（绰然）、靳澄、田运财、翟玉山等20多人，同时在南马匠翻砂炉发展了一批翻砂工人加入党组织。此时，晋城的共产党员数量明显增加。

　　1926年4月，陈立志根据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展组织，壮大力量”的指示，在晋城获泽中学建立了晋城市第一个党小组——获泽中学小组，组长由陈立志担任，成员有时逸之、陈荣先、王福裕、周绍武、周朝信、董天智、郭成熙、周福镐、郭本善、郭本初、郭景胜、郭纯喜、陈克绍、张世琨、常琨玉等40多人，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接着陈立志又陆续建立了4个党小组。在当时晋城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德造针厂建立中共大德针厂小组，有党员20多人，负责人靳澄、田运财。中共高都垂棘小学小组，为北城片，包括高都、巴公等地，有党员20多人，组长孙思孝。中共南马匠小组，为城南片，包括犁川、冶底、白羊泉河、东沟等地，组长王耿光，党员有郭玉甫、郭玉田、王耀先、王炳光等20多人。中共东常村小组，组长常文郁，党员有司叔光、常新贤、常子善、僧亦儒等20多人。此外，还有零散发展的党员，分别参加附近党小组的活动。

　　在国民革命不断发展，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晋城党组织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晋城人民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晋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组织成立后，晋城革命的面貌从整体上焕然一新。尽管她的力量还很弱小，但终究给灾难深重的晋城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成为晋城人民革命的引路人。

　　1926年5月，根据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立志在获泽中学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晋城市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晋城获泽中学支部，直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支部书记陈立志，组织委员时逸之，宣传委员孙思孝。下设获泽中学、大德针厂、垂棘小学、南马匠和东常村5个党小组，有党员130余人。

　　到1927年初，晋城党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党员数量明显增加。为满足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和适应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新情况，各党小组陆续改建为党支部。其中获泽中学党支部的书记是时逸之，大德针厂党支部的负责人是靳澄、田运财，高都垂棘小学党支部的书记是孙思孝，东常村党支部的书记是常文郁，南马匠党支部的书记是王耿光。1927年1月，经中共北方区委同意，决定成立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陈立志主持下，晋城、长治党组织分别派出代表在获泽中学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四大章程规定，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地执委领导成员。执行委员3名，候补执行委员2名，地执委书记陈立志，执委委员孙思孝、时逸之，候补执委委员陈荣先、王福裕。并设立组织、宣传、工人、青年等工作机构。执委组织委员时逸之，宣传委员孙思孝，工人委员陈荣先，青年委员王福裕。上属中共北方区委（由北平区委改为北方区委）领导。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设8个党支部：获泽中学党支部，大德针厂党支部，高都垂棘小学党支部，南马匠党支部，东常村党支部，以及长治省立四中党支部，长治省立四师党支部，屯留临时党支部等。

　　为了加强对山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太原特别党部，作为山西全省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属太原特别党部领导。直到1927年5月19日党中央才作出建立山西省委的决定，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归属中共山西省委领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不断扩大，晋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地执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

　　四、中共高平特别支部及其外围组织

　　1926年12月8日，在山西大学上学的共产党员袁致和，受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委派，利用寒假之机，回高平县进行建党工作。他在自己的家乡瓦窑头村，联络进步青年，向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向高平群众宣传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意义，号召高平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1月，根据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发展党员的规定，发展小学教师袁凤鸣和李子修加入党组织，接着成立中共高平特别支部。由袁致和任书记，成员有袁凤鸣、李子修，上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袁致和，又名希安，化名杨致和，1904年出生于高平县瓦窑头村。1923年考入长治省立四中，1926年4月由周玉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班。1927年3月，袁致和调太原南城区委工作，高平特支由李子修任书记，张森林任组织委员，袁凤鸣任宣传委员。5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改属省委领导，此时，高平特支有党员6人。

　　1926年底，袁致和回到高平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了充分发挥青年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袁致和联络高平在外地上学的进步青年学生，成立了高平留潞学生联合会，并在县城瑞云观召开近百名学生参加的大会，一致推举袁致和任学生联合会主席，并决定开展驱陈（贪污县长陈乃蓉）倒刘（劣绅刘干臣）运动。

　　为推动高平的国民革命运动，袁致和在发动学生运动的同时，发动农村广大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2月，在瓦窑头村成立了农民协会。袁致和召集袁凤鸣、袁凤歧、袁占魁、张声旺、袁五则、郭文轩等人开会，决定成立高平县瓦窑头农民协会，由张声旺负责农民协会的工作。随后在本村玉皇庙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瓦窑头村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协会成为高平特支的另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中共高平特别支部一建立，就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使高平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