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二月事变及晋城军民的反顽斗争

一、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与晋城党组织的对策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迫于其战线延长，调整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以其主力集中对付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也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大肆推行“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在山西，阎锡山紧步蒋介石后尘，充当反共急先锋，制造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取缔牺盟会、决死队的磨擦事件。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制定了“不择手段的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政策，暗示他的部下“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抗日第二，防共第一”（《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53页）。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快了反共反人民步伐。首先，其针对当时许多专署或县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手中的情况，在专署之上成立了4个“省行署”，并分别委任其亲信、4个集团军总司令兼行署主任。其中，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第三行署主任，驻阳城岩山，负责整个晋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同时，取消了战地动委会，停止供给八路军粮食，暂停牺盟会发展，缩小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不准由专员委派县长。其次，在全省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恐怖组织，网罗极端仇视共产党的顽固分子，配合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牺盟会，瓦解决死队，攻击共产党、八路军。阎锡山派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赴晋东南各县时，还亲自训话，要他们不惜做“蛇蝎蛐蜓”，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甚至策动武装政变。再次，在行署之下划分若干“师管区”，由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牺盟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的手中，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为达到彻底消灭八路军、决死队的目的，阎锡山还开办所谓“暑期进步训练”（又称“洪炉训练”），拉拢、收买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大小军官，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号，要求受训人员一律要“言会长（阎锡山任民族同志会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决死三纵队中叛变的旧军官孙瑞昆、刘树茂、张德修等人就是在此时受训并被收买的。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助长了晋城各地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孙楚到阳城后，同国民党33军团地方工作队及军统特务互相勾结，派人到处散布八路军“光吃粮，不交款”谣言，鼓动阳城地方豪绅杨嗣立、曹毓智、刘彬、刘述屏、宋稳住、卫建都等拒绝向抗日政府交粮，又唆使83师屡次无理向抗日政府索要过多的粮款和民夫，并以“办事不公”为由聚众闹事。此外，顽固派还企图改组县动委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提出八路军不过千人，在动委会中只能有一名代表，中央驻军以团为单位各占一名代表，并以此要挟牺盟特派员魏永生，但遭到严正驳斥。他们到处刷写“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等标语进行政治宣传，并以军事上的优势在四乡通往县城的道路上布岗设哨，企图隔绝抗日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恐吓抗日进步人士。更有甚者，孟光恒、石天麟等三青团骨干分子在国民党33军团支使下，公然殴打四区、五区区长和区牺盟会特派员，砸抄了二区区公所和牺盟会。1939年1月，国民党33军团地方工作队勾结反动分子上官凌云等，以军事演习为名，包围了阳城县城。暴徒们分别闯入阳城牺盟会、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进行打砸抢，砸毁了牺盟会的牌子，烧毁了文件和办公用具，并赶走了自卫队队长武士瑗、副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强行派人担任自卫队长。

　　在晋城，1939年12月16日，针对日益严重的分裂倒退倾向，县政府与牺盟会发动了3万余群众参加的“反顽大会”。国民党47军李家钰部包围了会场，局势剑拔弩张。19日，该部又以实弹演习为名，包围了决三营。

　　在沁水，国民党93军造谣沁水人民武装自卫队要编入八路军序列，派兵将自卫队重重包围，强行缴枪120余支，子弹7000余发，还将牺盟特派员师小帆、夏雪无理逮捕。阎锡山独8旅也在沁水到处抓捕抗日干部群众。

　　在高平，顽固分子姬镇魁参加了国民党军统晋南工作团在高都举办的训练班，回到高平后，成立国民党高平县党部，顽固派势力得到加强，县动委会被迫解散。

　　陵川的地方豪绅杨垕、段树毕等人在晋城东部组织了“突击队”、“暗杀团”，张生兆临时拼凑了国民党陵川县政府，先后潜入陵川附城，纠集当地道徒1000余人，组成所谓“十三支队”，配合国民党军袭击抗日政府，暗杀抗日干部。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和阎锡山乘晋城军民全力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之机，向晋城增派驻兵，加快渗透。到十二月事变前，晋城境内的国民党驻军由原来的3个军增至7个，计有驻沁水的93军刘戡部，驻阳城的14军陈铁部，驻陵川一带的新5军孙殿英部，驻沁水、长子交界的27军范汉杰部，驻高平的40军庞炳勋部，驻晋城的47军李家钰部、97军朱怀冰部，加上阎锡山军的独8旅，第一战区的黎民游击队，总兵力在20万人以上。而我党领导的军队仅有驻高平的八路军344旅、驻阳城的晋豫边游击支队及决死三纵队197旅6个团。不仅如此，顽固派还与日军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决死队。阎军独8旅就与日军同住一村，实行互助，彼此不分，而后与日军公开合作，“扫荡”抗日根据地。

　　应当说对于顽固派迟早要发动的这场事变，从中共中央到晋城各县党组织都是有所估计并作过充分准备的。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就根据对蒋介石和阎锡山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分析和研究，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为山西的反顽斗争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第一，反顽斗争的指导方针是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第二，反顽斗争的中心是巩固已得阵地；第三，反顽斗争的实质是反对妥协投降；第四，反顽斗争要坚持自卫原则；第五，反顽斗争的策略是对旧派分子分别对待；第六，反顽斗争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为山西及晋城的反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1939年1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晋城，在晋城中心县委驻地西大阳村，召集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兼政委黄克诚、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和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等开会。彭德怀分析了晋城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反顽斗争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长期性，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磨擦斗争。并要求344旅、抗大一分校和晋豫地委配合行动，避免一切损失。之后，彭德怀从晋城赶到沁水，在田家湾村召集决死三纵队、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戎伍胜、杨献珍、董天知、郝廷珖、张立森、宋静明等开会，进一步指示要提高警惕，不可信任旧军官，对极端顽固人员要下决心清理（戎子和《回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彭德怀还在西赵庄召开决死三纵队全体干部战士大会，提醒大家要认清形势，警惕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将山西抗战坚持到底。

　　1939年9月10日至28日，晋冀豫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武乡县举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作了政治和抗战形势报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反顽斗争的指示精神，根据全区面临的形势，提出今后党的总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围攻，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

　　12月中旬，牺盟会针对阎锡山的“秋林会议”，在沁源召开晋东南第一次牺代会。会议通过了《反顽固分子、反妥协投降的纲领》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纲领》。薄一波在重要讲话中，号召牺盟会员提高警惕，“也要准备雨伞”，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姿态迎接斗争的考验。

　　对于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豫区党代会、晋东南牺代会及彭德怀等的指示，晋豫地委都及时进行了传达学习，并结合晋豫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落实的方法、步骤、措施。第一，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把县、区、村党组织建成反顽斗争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第二，根据政治斗争情况，对阳城县委、区委、村支部进行组织调整，建立公开和秘密两套班子，秘密班子随时准备在困难时期坚持地下斗争，凡是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党员，都参加到游击队中去；第三，各县委要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运动。

　　晋城各县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反顽斗争，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的反共降敌阴谋，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时局的危险性。阳城县在南河滩召开千人群众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打出了“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欢迎孙总司令共同抗战”横幅，既表明了军民抗战的决心，同时警告孙楚，不要别有用心。高平县在米山镇、晋城县在南校场、沁水县在景家沟、陵川县分片都召开了反顽大会、拥蒋反汪大会，各群众救亡团体都在大会上发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卑劣行径，揭穿日军利用汉奸进行欺骗宣传的政治阴谋，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二是发动群众同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区工作团、政治突击队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陵川县委组织群众向驻卓凹村的精神建设委员会请愿，要求歼灭危害百姓的土匪武装，精建会惧怕见群众，县委同其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终使其理屈词穷，在群众中威信扫地，只好退出陵川。精神建设委员会等组织到高平后，高平县委发动各群团组织同其开展了各种斗争，限止了顽固组织在高平群众中的活动。四是坚决打击极端顽固反动分子。国民党特务组织“晋南工作团”与陵川顽固派勾结，进行反共活动，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散布投降主义论调。陵川县委发动各抗日团体，将其赶出陵川。河南土匪曲多羊武装被阎锡山收编后驻在陵川，以第二战区游击队名义，在陵川县征粮索款，绑架打骂区、村干部，成为陵川群众一害。八路军赵涂游击队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坚决将这支土匪武装彻底歼灭。河北民军张荫梧退出陵川后，成立了一个河北民军晋冀豫边区办事处，经常与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搞磨擦，赵涂游击队与陵川人民自卫队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将河北民军办事处包围缴械，粉碎了张荫梧企图继续控制陵川政权的图谋。五是加强对地主、富农的争取工作，稳定其思想，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点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时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日军宣抚班的报告这样写道：“现在八路军对民众的宣传和行动中，没有丝毫阶级斗争的意味，只是充满着激烈的抗日情绪，所以现在对八路军不能再就共产主义攻击。”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揭露顽固派有意制造磨擦的阴谋，大力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武装了群众，为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作了积极的准备。

　　但是，这一时期晋城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只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忽视了党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仅仅估计到了事变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事变的性质、顽固派的目的及将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缺乏细致的分析、周密的部署、广泛的宣传揭露。在具体的行动上，虽做了一些事情，但措施不果断，行动迟缓，致使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东西被顽固派的突然袭击而弄得措手不及。比如，晋城各界群众举行“反顽大会”时，国民党47军李家钰部已明显地站在了阎锡山的一边，四周架设机枪，随时准备镇压群众。但晋城县政府、牺盟会、决死队、公安局的领导却幼稚地认为国民党中央军不会参与武力冲突，并派人试探李部的态度。李家钰假意声称“这是你们山西内部的问题，我们中央军绝不参与你们任何一方”，随后却以演习为名包围决三营。决三营视之为真，卒至丧失了应有的警惕，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又如，在有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阎锡山在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随时可能发生反共反人民的事变时，党组织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形势教育，而显得操之过急，全力发展农村党员和基层党支部。有资料证明，这个时期是晋城党史上党员和党支部突飞猛增的时期。这一方面固然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由于形势所迫，对新发展的大批党员没有及时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教育，致使出现了诸如组织不纯、党的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以致后来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党失去了坚强的战斗力。在对待决死队的旧军官方面，显得优柔寡断。决死三纵队的6个团分散驻地5个县，有的相隔数百里，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对在决死队中担任要职的一些旧军官，彭德怀、聂真等早就要求该撤的撤，该换的换，但遗憾的是直到祸已酿成，仍未见采取可行的措施。

　　二、“十二月事变”的发生及其对根据地造成的危害

　　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在完成了一步步准备之后，认为时机成熟，下达了消灭决死队、取缔牺盟会的命令。他说：“不如此，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解决新军、牺盟会，接受日本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之目的”（史纪言《难忘的事变》，《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对同蒲路进行破击，同时命其第15军、第61军为预备队，紧跟背后“配合”，使决死二纵队处于日阎夹击的状态。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晋西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爆发。

　　1939年12月4日，阎锡山第8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指派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带领一伙武装暴徒，在国民党83师的配合下，袭击阳城县政府、牺盟会，捣毁了阳城县动委会主办的《新生报》社，肆意抢劫各种物资器械，关押和殴打工作人员，并绑架主编王良，揭开了晋城“十二月事变”的序幕。

　　12月8日，国民党第14军第85师、第10师配合三青团、敌工团、突击队等在阳城县同时行动，武装进攻县政府、县牺盟会以及各区、村政权。全县5个区公所和大部分村公所被捣毁，四区区长王德政被当场杀害，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干部、牺盟会员被抓、被打或惨遭杀害。公安局的全部武器装备被搜缴，公安局长赵养锋和民政科长张健民被吊在十字街牌坊上毒打，10余名公安警察被捕。

　　12月14日，孙楚任命国民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为阳城县长，以武力夺取了阳城县抗日政权。这次事变，阳城县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及进步人士1000多人被抓、被毒打，130多人被关押，10多人被杀害，10多人失踪。临涧村农救会主席、共产党员卫金瑞被顽固派活活打死，抛尸街头。

　　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委召集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应急措施：凡是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将牺盟特派员魏永盛、赵树理等人调离阳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要隐蔽下来，党支部要缩小，尽量开展合法隐蔽的斗争；县委领导要迅速下到各区分委，把当前的形势和上级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牺盟会，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为了避免唐支队直接同国民党顽军的冲突，晋豫特委、唐支队分别从阳城县城转移至郭峪村。

　　12月18日，顽固分子芦有年率保安团，与国民党47军、阎军独8旅孙瑞琨等部勾结，袭击了晋城县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抗日群众团体及决死三纵队晋城独立第三营。在组织突围时，教育科长黄祟武、公安局长宋镜溪、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二区区长宋国英、青救会干部宋致国等16人牺牲，100余名干部被捕。公安局和决三营损失枪400余支。晋城中心县委、县政府、各救亡团体，接晋豫地委通知转移至高会、土岭村一带。孙楚任命国民党军统特务张鸿惠为晋城县长。

　　12月18日，沁水县三青团骨干分子伙同当地地痞豪绅，在国民党93军的支使下，向沁水抗日县政府、县牺盟会及区、村政权发起进攻。县政府秘书王少平、公安局长郑重、牺盟会工作员姚勇（女）等人被捕。三区区长王维岳被打伤，区公所和牺盟会被捣毁。区武装自卫队一部分被国民党14军缴械，一部分在区分委书记李广澎带领下转移。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沁水县、区、村政权被捣毁，共有9人被害，80余人被捕，保安队、公安局被缴枪400余支。沁水县党、政、军和群众组织在决死三纵队的保卫下，向晋豫地委、唐支队驻地转移。转移途中保安连在阳城章训村叛变。

　　12月21日，陵川县反动县长张生兆，指使庙道会头子秦十成率1000余人，在国民党40军庞炳勋部的支持下，武装袭击了区、村政权，威胁、绑架和暗杀抗日干部。牺盟秘书王建帮残遭杀害。秦庄抗日村长被抓后宁死不屈，跳进废弃的煤窑壮烈牺牲。五专署农救会情报员武河顺被顽固派用绳子活活勒死。

　　12月下旬，驻高平的国民党27军范汉杰部、阎军独8旅与高平顽固派姬镇魁的地主武装相配合，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高平县党组织、抗日政府、牺盟会、各群众团体损失惨重。

　　在肆意杀害共产党员、摧毁抗日政权的同时，各地顽固派还把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9年12月23日，驻沁水县苗沟村决死三纵队第8团，在孙楚的策动下叛变。该团团长孙瑞琨以召开全团排以上军政干部大会为名，事先在会议室周围布设了埋伏，秘密架设了机枪，待政工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军事干部一进会场，即捆绑扣压。刚从纵队部开会返回的团政治主任陈仕平以下64人被捕。孙率部押解着被俘人员向国民党47军驻地晋城县大阳、南沟靠拢。途中一营教导员阎玲之（怀聘）奋起反抗时被枪杀。总队政治主任陈仕平、组织科长张师周、连长和连指导员李柽、温东贤、谢国玺、仝振德、涂成等7人在晋城大南沟村遇害。其余被捕人员后被押送到孙楚第三行署驻地阳城岩山村。

　　12月24日，驻沁水与安泽交界的决三纵197旅旅部和9团，在旅长赵世玲、团长王寿堂的策划下叛变，收缴了政工人员的枪支，并集中关押。

　　12月25日，长治牺盟中心区机关报《黄河日报》在沁水遭阎军独8旅袭击，报馆被投掷手榴弹300余枚，编辑人员大部被捕，机器全部被毁。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参谋长李翔初等人，借口躲避独8旅的进攻，率部由沁水向决7团驻地阳城郭峪转移时叛变。纵队政委戎伍胜急派阎弘骆、史曼林通知《黄河日报》向沁源转移，阎、史二人不幸被独8旅活埋，《黄河日报》社被捣毁。

　　同日，决死三纵队第7团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在孙楚和197旅旅长赵世铃策动下，于阳城县郭峪村叛变，宣布脱离决死三纵队，归孙楚领导，并组织突击队袭击了团政治部，政治主任郭鸿璜、一营营长卢正维等30余人被捕。当时，在郭峪村驻扎的还有阳城、沁水、浮山等县突围撤退出的党政干部。当天深夜，决死三纵队7团3连共产党员、连长戴铮和指导员南梦祯率队带领被押干部突围，连夜转移至晋豫地委与唐支队驻地晋城高会。未突围出的干部后被押往孙楚驻地阳城岩山村。

　　12月26日，游击11团1营营长牛善斋挟部于高平柳树口村叛变，并于次日配合独8旅武装袭击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五专署、长治牺盟中心区及各救会领导机关驻地高平尹家沟。游击11团团长刘修堂、政治部主任杨绍曾指挥该团2营6连战士对叛军进行了反击，并多次击退叛军进攻，掩护戎伍胜、董天知等率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长治牺盟中心区和各救会机关，转移到八路军344旅驻地高平陈土区村。

　　12月27日，决三纵游击12团奉命由沁水西部向高平决死三纵队司令部靠拢过程中，二营在沁水郑庄一带，被国民党93军包围聚歼。

　　12月28日，独8旅和叛军游击11团1营，捣毁了决死三纵队、五专署设在沁水、高平一带的修械厂、被服厂、生产合作社、后方医院、后方留守处等单位，并将各处财物抢劫一空。我方死伤干部10余人，被俘100余人。

　　1940年1月初，从晋城、沁水、阳城撤退出的抗日干部相继转移到晋城县西南部的土岭、高会一带，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与指挥，晋豫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工作委员会和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各县的武装统一编入唐支队。

　　1月4日，阎锡山委派的晋城县长贾建民，勾结国民党47军523团，及卢有年、孙瑞琨等部叛军，经密谋策划，伪装成决死队，以打土匪为名，对驻在土岭的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进行了袭击。孙瑞琨等叛军从晋城县城出发，经东沟、周村、李寨，向土岭攻击；国民党47军523团伪装成决死队，经李河村，迂回包抄土岭。得到消息后，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乃德带领部分干部沿土岭村南面的山沟向沁河岸边突围，遭到顽军阻击，除少数干部脱险外，其余大部分被捕。晋城县牺盟特派员丁文法带领10多名干部死守在土木结构的三层楼上，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敌人见冲不进去，便放火烧楼，终因寡不敌众，丁文法等4人英勇牺牲，80余人被俘，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土岭事件”。至此，顽固派把在晋城各地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推向了高潮。

　　十二月事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日军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阎锡山为达到其“无条件存在”之目的，在晋西、晋东南同时发动进攻抗日决死队、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残杀抗日干部的反动事变。事变的性质决定了顽固派发动事变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所谓“开展党务”、“开展政权”、“讨伐叛军”、“收复失地”，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不折不扣的反攻倒算，其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八路军、决死队赶出晋豫、太南等根据地。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晋豫和太南地区的八路军、决死队一律撤到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地区，命其第93军、27军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推进；命第47军、14军在阳城、晋城一带，压迫唐支队；命第40军庞炳勋部配合阎军独8旅及27军一部，在高平、陵川、长子、壶关等地包围八路军344旅及决死三纵队。不打自招地把发动“十二月事变”的真相告白于天下。顽固派在事变中采取的手段之残忍，破坏的程度之大，完全证明他们要把“晋东南变成一个屠场”，要彻底“毁坏晋东南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杨献珍《论十二月事变》，1940年1月《新华日报》）。他们对待抗日政权、抗日军队明枪暗火，或武装挑衅、狂轰滥炸、肆意抢劫，或拉拢收买、暗杀绑架；对待被捕的抗日人士，杀头、挖眼、挖心、挖脑、割乳、割生殖器、割耳、剁手、活埋、乃至妇女干部被先奸后杀，惨无人道之刑用绝。土岭事件后，顽固派为了发泄，在晋城连续数日搜山，遇人便杀，约百余名无辜群众遇害。决死队独3旅的伤兵医院遭到袭击，那些在战场上与日军撕杀而幸存的伤兵却惨死于萧墙之祸。凡是山西五专署、抗日政府、决死队、牺盟会住过的村庄，居民皆被搜查、吊打，贵重财物被抢劫一空。一老人因不知底细，当即被砍去右臂。阳城县政府一科科长张健民斥责国民党破坏抗战，被吊在当街牌楼上毒打5个小时。高平一个干部未被捉住，顽固派就把他的3岁幼子杀害，另一名干部事先出走，其妻子遭到强暴。更有甚者，当日军侵占阳城时，孙楚在惶惶逃跑之余，还下令将事变中扣押的24名所谓“政治要犯”枪杀于秋川河。

　　十二月事变给晋城抗日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丧失了晋城军民经浴血奋战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后，晋城各县党、政、军、群组织被迫撤退至平顺一带，晋城沦为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驻防区，晋城人民“两年所辛苦经营的一点进步”惨遭国民党、阎锡山的“血手毁坏”（杨献珍《论十二月事变》，《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其次，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志士被杀害，使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元气大伤。晋城县事变后仅有党员218名，较事变前减少1475名。事变中，全区有数千名久经锻炼的抗日干部被抓，约500余人遇害，其中，仅阳城县遭杀害的干部就达300多名。第三，抗日队伍遭到惨重损失，严重影响了对敌斗争的开展。整个事变，仅决死三纵队的损失就计有：叛变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3个团、1个营，被国民党军消灭1个营，共计损失4000余人，各种物资不可计算。此外，由阳城经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禺居到长治、武乡的这条连接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地下交通线亦被破坏。总之，十二月事变后，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个县所有的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救会均被摧毁，大批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极大地迟滞了晋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对日军的反攻，延缓了晋城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的时间。正如朱德、彭德怀给阎锡山发的电报中指出的那样：“（彭）德怀返部（指八路军总部）路过阳城、晋城，适见孙楚先生联合友军（国民党军），对晋东南牺盟会大肆摧残，阳城、晋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县相继发生政变，以武装残酷手段对抗日进步分子枪杀、活埋，日必数起，逮捕囚禁狱为之满，并积极破坏金融，结果土货、债券、铁路、银行纸币亦遭受影响，一直暴跌，致物价飞腾，商贾辍业。而各地反动分子更乘机活动，寻求报复、越货杀人，社会陷于恐怖。孙先生部属中之坏分子更到处宣传，先解决牺盟，后逐八路军，并对共产党任意污蔑，甚至共产党员亦有被残杀者，其形势较（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

　　三、反击顽固派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极为关注。毛泽东、中央军委多次向八路军、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电报，明确指示要“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1939年12月3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向顽固派发出了严正警告：阳城等县所发生之同室操戈反进步事件，本人认为系抗战中之莫大不幸事件，如继续扩大，是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之障碍。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反动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严密注意之中。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晋城各地的八路军、决死队对国民党顽固派及阎锡山武装奋起反击。1940年1月，八路军344旅在决死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狠狠教训了反动气焰最为嚣张的阎军独8旅，先后在高平南杨村和马游歼灭了其400团和13团。

　　为了粉碎蒋介石、阎锡山迫使八路军、决死队撤退出晋豫、太南的企图，晋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针锋相对，采取集中打击孙楚，暂时中立国民党军，逐步巩固晋豫、太南根据地的方针。一面拒绝执行蒋介石要八路军、决死队退出晋豫、太南的命令，一面加强自己的力量，统一作战指挥，严阵以待，准备应战。1940年2月，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与晋豫边游击支队在晋城李村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1旅，韦杰任旅长，唐天际任政委。部队整编后，于2月6日在晋城大阳一举击毙国民党第一战区黎民游击队近千人，彻底消灭了这支在十二月事变中多次袭击抗日队伍，残害进步人士的反动武装。3月，决死队经过补充整编，成立了新的三纵队，戎伍胜任司令员，董天知任政委，编入129师系列。以后这支队伍在解放山西的历次战斗中，战绩卓著，卒至获得“临汾旅”的光荣称号。

　　针对顽固派不断的绑架、暗杀事件，各地党组织针锋相对，组织除奸队，果断地处决一批极其反动的顽固分子。阳城除奸队在胡正六队长的带领下，由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于北留镇抓获了敌工团骨干分子吴荣廷，并将其处决。吴在事变中，充当国民党第33军团的打手，杀害抗日干部，被李英樵任命为阳城二区区长。陵川县牺盟除奸队在路宪文带领下，狠狠打击了孙楚任命的张生兆县政府绑架杀害牺盟会干部的罪恶行径，先后逮捕处决了以庙道会头子秦十成为首的极端顽固分子。

　　晋城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同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晋城牺盟特派员丁文法被围困在土岭的一座三层楼房上，仍连续击退敌人的多次猛攻，当气极败坏的敌人放火烧楼时，他面对死亡，一边还击，一边高喊：“同志们，不妥协，不投降，誓死和敌人拼到底！”高平一个区队长被独8旅抓去，敌人吊打一夜，逼问他反不反对牺盟会，他始终回答：“不反对！”接着敌人又对他压了3次杠子，每压一次，问一次，他仍然回答：“不反对！”十二月事变中许多被捕人员被关押在阳城析城山下的秋川河，不分男女全都蜷伏在铺着谷草的地面上，一日三碗玉米糠粥，没有菜，没有盐，连水也不供给。非人的待遇加上恶劣的环境，使大部分人染上疥疮，肌肤溃烂，奇痒难忍，一部分人被折磨得皮包骨，卧地不起。但即使这样，他们仍没有丝毫屈服，相反，狱中却常回荡起《我们在太行山上》、《国际歌》、《浪亡三部曲》等歌声，充分表现了他们革命的乐观主义。一个年轻的监狱官曾以保出监狱为条件向阳城牺盟特派员姜涛求婚，姜涛严正地回答道：“谢谢你的关心”、“要活我与同狱的人一起活，要死我与同狱的人一起死！”这些被捕人员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照常过组织生活，同顽固派进行坚决地斗争。1940年5月1日至2日，孙楚在撤离秋川河时，下令将关押的24人杀害，其中包括决死三纵队197旅政治主任张凤阁、7团政治部主任郭鸿璜、9团政治部主任郝廷珖、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阳城牺盟特派员姜涛等。临刑前，姜涛仍在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7团连指导员武学义在就义时，高喊“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牺盟会决死队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8团连长李柽则愤笔写下“杀头好似风吹帽，敢在世中称英豪”的诗句。

　　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决死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决死队中一些战士十分同情被扣压的政工人员，有的甚至冒险将政工人员放走。8团政委陈仕平等人遇害后，大南沟村的共产党员张九喜同农民吉五昌、茹志忠、张豹、张九丸等人偷偷将他们的尸体掩埋。高平龙泉寺边一农家妇女，将2名决死队政工干部隐藏起来，巧妙地躲过了敌人大搜查。陈山一老太婆每天偷偷给被独8旅抓走的决死队员送水送饭。南杨村大地主的一个仆人，千方百计给被抓捕的决死队员传送情报，并帮助他们逃离虎口。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晋城抗日根据地和党组织在十二月事变中，不但没有被优势的顽固派消灭，反而变得越来越巩固坚强。

　　历史的发展规律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蒋介石、阎锡山一手制造的十二月事变，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要消灭决死队，决死队却在正式编入八路军系列后愈战愈勇；他们要取缔牺盟会，摧毁抗日政权，把共产党、八路军赶出晋豫、太南抗日根据地，晋豫、太南根据地却在短暂的积蓄待机之后，重新开辟并迅速扩大。

　　十二月事变之后，阎锡山不仅失去了对新军的指挥权，而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取消了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内部不满情绪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加之国民党中央军乘机插足山西，使其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晋西南10余个县，导致蒋阎矛盾加深。阎锡山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中。在此形势下，为了重新建立与阎锡山特殊的统一战线，不致使阎锡山公开倒向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解决山西问题作出了指示，要求山西各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决死队，在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应继续与阎锡山团结抗日，并指示薄一波、戎伍胜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提出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和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建议。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表示愿意停止对八路军、决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至此，发生在晋城各地的十二月事变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

　　在粉碎顽固派发动的十二月事变的斗争中，晋城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但也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惨重代价。既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记取的。

　　第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一项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十二月事变的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反动派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才能透过现象把握顽固派活动的规律，争取主动；反之，如果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丧失警惕，就会被假象所迷惑，掉以轻心，陷于被动。比如沁水县抗日政府在被攻击的前几天，国民党第93军已派人在县政府周围绘制地图，孙楚的突击队也开进城内，形势非常严重。有人建议县政府和牺盟会迅速转移到城外，但因县政府主要领导过分相信国民党第93军某些长官的表态，认为不致于马上发生问题，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结果导致抗日政府和牺盟会在突然事变中损失惨重。

　　第二，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应变措施，才能使革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十二月事变前，晋城各县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应变思想教育，分析了阎锡山发动事变的可能性，并在组织上清理了部分顽固分子，纯洁了队伍，在军事上做了一些应变准备，如八路军第344旅认真做了各种自卫准备。正是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才使得十二月事变中，虽然遭受到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进攻，八路军、决死队依然有组织地进行了各种反击。共产党、牺盟会、抗日政府、各群众团体虽然在组织上遭受了巨大破坏，但许多骨干分子却保存了下来，为以后重新开辟根据地积蓄了力量。

　　第三，在对大多数中间分子进行教育、争取的同时，必须对极端顽固分子进行彻底的清理，牢固地掌握政权、军队的领导权。由于决死三纵队的主要领导没能及时清理旧军官，部队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致使决死三纵队在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又如，晋城县对改造旧政权不彻底，一部分顽固分子隐藏了下来，这些人在事变前就和孙楚有了联系，事变发生的当天，枪声一响，这些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白布条挂了出来，并配合叛军进攻县政府和决三营。决三营来不及反应，即被缴械。陵川县一个兵工厂，就是由厂长亲自把机器送给国民党中央军的。山西五专署设在高平尹家沟的修械所被捣毁和抢劫一空，也有内奸破坏。

　　第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是同顽固派斗争必须严格掌握的原则。十二月事变中，阳城县党组织一方面同国民党第33军团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一方面组织拥蒋反汪大会，让国民党中央军代表在大会上表态，迫使其不得不暂时保持中立，为晋豫地委、唐支队和阳城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及时转移争取了时间。整个晋豫、太南根据地在十二月事变中采取的争取国民党中央军、孤立孙楚的斗争策略，也极大地减少了抗日阵营的损失，为以后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和发展，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总的来看，晋城各地发生的十二月事变，虽使党的工作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各县党的力量有一定的削弱；但从另一方面讲，晋城数千名党员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经过大浪淘沙，少数动摇分子自动离开了组织，极少数投机分子被清除，留下来绝大多数党员在斗争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强。党的大多数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从中学到了如何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提高了政策水平和策略思想，这对于后来晋城根据地重新开辟大为有益。

　　四、晋豫、太南大撤退与晋城抗日根据地的暂时丧失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八路军、决死队奋起还击，给顽固派以沉重打击。而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武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断在各地挑起事端，内战大有蔓延之势。长此下去，必然严重影响到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以民族大局为重，及时对反顽斗争作出了指示：“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集中力量抗击日军，“巩固已得阵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上级的具体要求，在晋城活动的各级党政军统群组织随时准备向平顺一带撤退。

　　为了组织好撤退，晋城各地党组织做了充分的动员工作。1940年1月，晋豫区党委（即原晋豫地委）根据十二月事变后的实际情况，决定组建晋城、沁水、阳城3个秘密县委，上属中共晋沁阳三县工委领导。晋城秘密县委由史向生任书记，组织部长马纪民，宣传部长赵毓华；沁水秘密县委由王逸飞任书记，组织部长孟启中，宣传部长张文峰；阳城秘密县委由刘峰任书记，崔松林、徐毅为委员。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亲自向上述人员部署了工作任务，并把开展工作的方针、策略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各县委在白色恐怖下，要以保存党的力量为主要任务，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联络事变后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开展党的活动。与此同时，太南区党委（即原太南地委）也对所属的高平、陵川党组织作了部署，分别任命岳宗泰、路宪文为高平、陵川秘密县委书记，坚持党的地下活动。

　　各县秘密县委按照区党委的决定和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员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分散潜伏，定点联络。党员个人只与直接上级联络，不发生横向联系。二是进行党组织的整理恢复工作，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党员的组织关系，坚决停止那些政治不可靠、立场不坚定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党支部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但不搞群众斗争。三是加紧对党员进行形势和革命前途、民族气节等教育，坚定党员的政治信念。四是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争取打入敌人内部，并以各种职业作掩护，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

　　在完成了上述各项准备后，晋城各地的党组织、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于1940年2、3月间陆续离开晋豫、太南根据地，向邯长路以北的平顺一带撤退。其中，晋城、阳城、沁水县的党、政、军、统、群组织在晋豫区党委的统一组织下撤退，3县的抗日武装分别编入由晋豫边游击支队和八路军344旅688团改编的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一旅。高平、陵川县的党、政、军、统、群组织在太南区党委的统一组织下撤退，2县的抗日武装到平顺后也编入新一旅。

　　撤退时，各县针对许多党员干部存在悲观失望的思想倾向，召开大会，进行形势教育，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信念。高平县委在董寨村召开有县委、县政府、县牺公联合会、县独立营以及各救亡团体的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的千人大会。太南区党委书记裴孟飞亲自到会为党员干部进行动员。裴孟飞指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公开和半公开的党员、牺盟会干部、抗日干部都要随部队转移到平顺、壶关一带；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留下来进行地下斗争。动员会后，高平县委对所属区委、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分别确定了向北撤退人员和隐蔽下来坚持地下斗争的人员，并重新划编支部，确定支部领导，规定联系方式，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在做好所有的准备后，县委掩藏了文件和物资，带领各级机关干部1000余人，随太南区党委和八路军344旅一部始向北转移。到平顺县后，高平县独立营编入决死三纵队第8团。后高平县长刘湘屏带领部分县政府人员也于同年4月撤至平顺。陵川县党政军群组织2000余人不仅有序地安全撤离，还动员张寸等村的群众，用马车、人拉，将八路军工作团的粮食、弹药转移到壶关、平顺。

　　1940年3月，山西省牺盟会在沁源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各县牺盟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奉命撤销。4月中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达晋城，派代表与卫立煌进行谈判，正式达成划分驻防区协议，即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驻防区。至此，在晋城各地活动的八路军、决死队也开始向北撤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建立起来的晋城敌后抗日根据地暂时丧失。

　　晋豫、太南大撤退后，晋城的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复杂，出现了日伪、蒋、阎各派政权割据、交织的局面。晋城县除建立了以张鸿惠为县长的蒋系政权外，还有孙楚扶植的贾健民的阎系政权。沁水县有孙楚任命的贺清亮为县长的政权。日军占领沁水时，贺清亮逃跑，国民党第93军在苏庄成立了县政府，由其新八师参谋长刘福康任县长。此外，在沁水东部还有国民党98军成立的县政府。陵川县在晋城高都镇建立了由孙楚任命的张生兆为县长的陵川县政权。阳城县先由国民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任县长，1940年4月，日军占领阳城县城后，在城内建立了日伪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张从龙为县长的阎系政权，控制阳城东南地区；马博民为县长的蒋系政府，控制阳城西南地区。高平县除成立了国民党政权外，还有姬镇魁在拥万、石末建立的土匪政权。

　　由于各派政权内部勾心斗角，竞相争权夺利，抢占地盘，欺压百姓，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晋城地区再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晋城县长张鸿惠一上任，就在全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仅在大阳、史村、巴公等地就屠杀37人。陵川的张生兆政府为了在陵川站稳脚跟，利用庙道会头子秦十成大开杀戒，先后将共产党员、五专署农救会秘书武河顺、县牺盟会宣传部长李安黎、牺盟会干部王耀庭、凤凰办事处秘书王建邦和抗日村长郭玉山、三区妇救会秘书冯月花、附城区分委书记吴维明等人杀害。同时，一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纷纷叛变投敌，如农会会员侯怀发、城东农会主席牛文忠、牺盟会干部李兆发、李希仁等，成为张生兆屠杀陵川抗日干部和群众的帮凶。国民党27军进驻陵川县，赶跑了张生兆任县长的阎军政府，另外成立国民党陵川县政府，但对共产党、抗日干部和群众疯狂屠杀的本性未改，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共产党员、牺盟会干部和抗日群众及其家属就有500余人被杀害。

　　沁水的贺清亮政府将原沁水县公安局长郑重、县政府秘书王少平等抓捕杀害。高平的姬镇魁武装与阎军独8旅配合，杀害了高平民运工作队长杨子才、关聚元、下台办事处主任梁大仁、县农救会秘书张根锁等人，还将高平二区区委书记中庆德活埋。

　　在顽固派疯狂的屠杀面前，晋城各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严峻的斗争考验。

　　五、晋城各县党组织开展的隐蔽斗争

　　晋豫、太南大撤退后，晋城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和日军占领区，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县党的工作转入积蓄待机阶段。

　　1940年4月，日军第41师团、第26师团、第108师团，从晋南、长治两个方向向晋城进犯，先后占领了陵川、高平、沁水、晋城、阳城县城及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并到处修筑炮楼、据点，实施“囚笼政策”，企图把晋城根据地分割开来。为了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日军在晋城各县、区、村建立起伪政权，成立维持会及各种宪兵、警察、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叫嚷要“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247页），想方设法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严格限制人们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行政方面，在晋东南地区设立了上党道，任命了道尹和各县知事，还制定了“山西省新村制度”，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占领区广大人民的控制。在军事方面，不断加强对占领区的“清乡”，对游击区的“维持”、“蚕食”，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上述形势的变化，决定将太南区党委和晋豫区党委合并为一个区党委，称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活动区域基本为南同蒲铁路以东，长治至临汾公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对所属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成立6个地委，其中晋城、高平、阳城、沁水4县党组织归晋豫（太南）第六地委领导，地委书记王逸飞。陵川县党组织归晋豫（太南）第二地委领导。

　　晋豫（太南）区党委为在敌占区迅速开展党的工作，要求各县组织干部返回原地开展隐蔽斗争，并为此制定了4条严格的纪律：一是在十二月事变前尚未暴露身份的干部可回各县隐蔽，已经暴露党员身份的党员干部都参加到新一旅；二是改变工作方式，不搞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集体活动，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开展群众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秘密和隐蔽；三是力争以小商贩、医生、教员、长工、短工甚至会道门道徒等职业作掩护，准备长期隐蔽；四是隐蔽干部要尽可能在当地秘密地联络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区党委同时要求各县联络党员和党组织，要建立单线联系联络点，使党的活动更加隐蔽、扎实地进行，不搞如发传单、贴标语等公开活动，凡进行公开活动的，秘密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参加。区党委为了对各地下党组织及时沟通和领导，还对20多名地下交通员进行了强化训练，区党委书记聂真亲自上课，教育他们一旦遇到意外，宁可牺牲自己，决不泄露党的秘密。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许多重要文件都是靠这些地下交通员背下来，装到脑子里，然后传达到各县，人们称之为“口头文件”。这种联络指导方式，较好地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时指导了各县的工作。

　　晋城各地的广大党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部署，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开展着艰苦卓绝的工作。

　　晋城秘密县委书记史向生、赵明等调离后，留下马纪民坚持地下工作。1940年5月，马纪民在张贴标语时被敌人发现，身份暴露，也随即调离，晋城县委由组织部副部长靳华标坚持工作。1941年春，晋豫第六地委另派阎一洪、常子善到晋城南部进行秘密活动。同年5、6月间，中共长治工委派王维庄到晋城西北部的大阳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上述人员不畏艰险，四处奔波，为恢复晋城的党组织和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阳城秘密县委成立后，县委书记刘峰带着上级党组织交给的60元钱活动经费，装扮成小贩，在交通员原树义的护送下，来到阳城县台头村，以经商为掩护，进行隐蔽活动。他同在阳城南部活动的秘密县委成员崔松林接上了头，共同研究确定了秘密县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二是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逐步把全县党员联络起来，恢复党的组织，对党员要进行认真审查，谨慎地恢复其组织关系，对立场不坚定，政治上不可靠的党员坚决停止其组织关系，对有变节行为的坚决清除出党；三是加紧对党员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使之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变节，不投敌；四是想方设法打入敌内部，了解敌人的各种动向，为党组织提供情报。刘峰还到阳城北部的大宁一带，找到了阳北党组织负责人徐毅，同他研究讨论了秘密县委的具体工作计划和今后工作安排。刘峰返回阳城南部台头，途经白沟村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此后，由于日军不断“扫荡”，晋（城）韩（城）公路被封锁，阳城县被分为南北两部分，联系不便。1940年6月，经晋豫区党委批准，分别成立中共阳（城）南县委和中共阳（城）北县委。阳南县委由赵子清任书记，崔松林为委员；阳北县委由徐毅任书记。

　　阳北县委书记徐毅以大宁党支部为依托，以开小商店为掩护，恢复和整理各村党支部工作，先后同町店、寺头、芹池、羊泉等10余个村庄、30余名党员取得联系。徐毅还多方寻找上级党的组织，于1940年底在平顺寺头与晋豫区党委和晋豫第六地委取得了联系，并受六地委书记王一飞的委托，与沁水县榼山支部建立了联络。他同榼山党支部书记黄春堂等人，先后在沁水赵山、郎必、武安、胡家掌等村找到了地下活动的党员，传达了地委领导的指示精神，并协助恢复了榼山及周围村庄党支部的活动。

　　阳南县委成立不久，县委书记赵子清调离，党的工作由崔松林负责。崔松林以石臼党支部为依托，跑遍了阳南的山山水水，同39个村、150余名党员取得了联系，建立联络点40个，经常同隐蔽下来的党员进行联络，走村窜户同党员座谈，教育党员革命低潮是暂时的，日本鬼子终究要被打跑，任何时候都不要叛党，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八路军一定会重新打回来。在他的宣传教育下，大部分党员坚定了胜利信心。崔松林还经过仔细调查走访，摸清了在十二月事变中动摇的党员和投敌叛变的党员情况，整理了农村党支部，并对事变中遇害的党员家属进行慰问，培养了一批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队伍，为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5月，中共晋豫二地委派武人文到陵川县隐蔽活动。武人文到陵川后，被国民党第27军扣押，后在窑岭村群众的联名保护下获释。为了便于隐蔽，武人文到附城镇川里村，改名换姓，以给人打工为名开展工作。为了配合武人文的活动，二地委又派盛振强到陵川，以给地主扛长工为职业，隐蔽了下来。同年7月，为进一步打开陵川党的工作局面，中共晋豫二地委决定成立中共陵川县工委，武人文任书记，盛振强任组织委员。武人文根据地委指示精神，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不但和周围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还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交上了“朋友”，并通过此掌握了国民党、三青团的许多情况，同川里村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为长期隐蔽创造了条件。

　　高平县秘密县委书记岳宗泰及县委成员吴朝训、朱四光等人，以在煤窑做工、小商贩、算卦先生等职业作掩护，秘密联络地下党员。岳宗泰撤离后，晋豫（太南）第六地委决定以侯景域任书记，重新成立中共高平县工委，同时任命悦子文为组织部长，王义勇为宣传部长。侯景域化名王保孩，与人合伙在王降村办起小卖铺，作为联络党员的交通站，经常以外出进货为名，开展秘密联络党员的工作。县工委挑选了政治上可靠的党员，担任政治交通员，对隐蔽下来的党员进行秘密联系，逐步建立了四条秘密联络线。第一条为西线，由悦子文负责，联络野川、杜寨、原村、董峰到沁水等地的党员；第二条为南线，王家瑞负责，联络梨园、瓦窑头、河西、悬南等地的党员；第三条为东线，由王培员负责，联络陈土区、建宁、北诗等地的党员；第四条为地委交通线，由侯景域负责，每月到平顺一趟，向地委汇报敌人活动的情况并带回上级指示。经过艰苦工作，到年底，县工委与两个基层党支部、两个党小组60余名隐蔽下来的党员接通了关系，为太岳南进支队开辟高平抗日根据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各地的许多共产党员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还自觉地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如阳城县原来在五专署、决死队、牺盟会及外地任职的共产党员回乡隐蔽后，虽然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却利用在西沟煤矿当矿工的便利条件，相互串联开展党的活动。并在张学尧的组织下，建立了阳城县抗日同情小组，进行抗日活动。为了寻找党的组织，他们先后5次到晋城、沁水，最后终于在大宁村经张仲荃介绍，找到了阳北县委书记徐毅，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梁成村共产党员阎效华、阎嘉义等人，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自发坚持地下活动，主动同周围村庄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后来，阎效华同晋城县隐蔽在阳城的共产党员郭万德等人一起，加入了活动在阳城南部深山的第二战区游击团（该团团长李宜暄，副团长王学林，均系牺盟会干部）。

　　为了保持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经常联系，让人民群众时刻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晋城各地还在党的基础较好的地方建立了两面政权，让共产党员担任村长、甲长等；在党的工作相对薄弱的地方，则通过各种关系开展反“变天”的思想宣传，告诉广大群众，共产党、八路军的撤退是暂时的。阳城大宁村党支部派党员出面任日伪的维持会长、伪村长等职，对日伪、阎、蒋等政权的征粮派款，抽丁支差，能顶则顶，能拖则拖，能少给就少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负担。通过建立两面政权，有力地保护了群众利益。

　　晋城抗日根据地丧失后，各县党的秘密组织和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把合法的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日伪、国民党、阎锡山政权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开展力所能及的斗争。他们搜集军政情报，营救被捕人员，处死汉奸叛徒，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做了大量而又危险的工作，为后来重新开辟根据地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