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各项事业的发展与晋城解放区历史使命的完成

一、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加强与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

　　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级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参战支前、反奸清算、减租清债、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巩固，党的各项建设全面加强。特别是经过结合土地改革开展的整党运动，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实现党的集中统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948年冬，按照党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太岳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晋城各县依此普遍建立健全了党委会议制度，加强了集体领导，村党支部定期向区分委、区分委定期向县委、县委定期向上级党委书面汇报工作，及时通报情况。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答复，并指导工作，从而密切了上下级之间的联系，统一了全党工作步骤。

　　1949年初，党中央作出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和政策方针、文化知识学习的指示后，晋城各县按照太岳、太行区党委、地委的安排与部署，组织全体党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及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17本书。各县县委、区委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制定了学习计划，并根据大量干部外调后，新提拔的干部质量偏低和新党员大量增加的实际情况，普遍开办了新党员训练班、支部书记训练班，区分委干部和县委干部都轮流脱产到各级党校参加学习。陵川县委将全县党员干部依照其文化程度的不同状况，划分为甲、乙、丙3组，甲、乙组全面学习《社会发展史》、《论新民主主义》等17本书，丙组党员重点学习文化知识和一些专业知识，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学习革命理论。在理论学习中，要求党员干部联系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实际，认真检查在思想上存在的解放后松一口气的问题，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远大理想。各县还结合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着重检查了党员干部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晋城各级党组织根据老区的自身特点，对党的干部政策加强了宣传，教育广大党员加强工人党员与农民党员、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城市干部与农村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并要求广大党员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的工作。1949年3月21日，陵川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出席会议的代表700人，代表全县4424名党员，选举段集锐为县委书记。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晋城地区计有5个县委、35个区分委、957个党支部，党员达22665名，占全区总人口的2.2%。

　　在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各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青年团、工会、农会、妇会等群众团体工作，公安司法工作都得到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

　　在政权建设方面，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各县进一步完善了民主政治。首先，发出普遍进行选举，成立或召开县参议会的指示，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或充实了村、区、县各级政权组织。1946年4月13日至14日，高平县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全国国民代表会议的候选人。大会还向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和平建国、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等12条提案。无论是参议会，还是人民代表会，都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形式。其次，新建立的各级政权，都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配备和教育，注重各阶层人们的利益，以树立新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形象和崇高威信。为了使政权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太岳行署于1948年6月规定了干部行政纪律十条，即：（一）不准捆人、扣人、吊人、打人、罚人；（二）不准随便摊派、动员、募捐和浪费公款；（三）不准给群众乱戴特务帽子；（四）不准随便宣布戒严、搜查居民、检查户口；（五）不准强迫、限制、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六）不准假借群众意见，公报私仇；（七）不准伪造、假借上级命令，威胁人民；（八）不准贪污、窃取、多占、贱买斗争果实；（九）不准调戏妇女；（十）不准游手好闲，受贿腐化（《太岳日报》1948年6月7日）。这些行政纪律的规定，对当时晋城各县干部队伍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三，无论是权力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在其运行过程中都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各县的参议会、人民代表会和政府机构都制定了组织条例，规定“必须有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主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等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并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保障人民合法的民主自由权利。凡年满十八岁的解放区人民，除精神病患者和依法剥夺公民权利者外，不分性别、种族、阶级、职业、信仰、教育程度，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以法律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旅行的自由；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除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和个人不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366－36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这些条例充分说明各级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行使职权的，一切决策都经过民主讨论，民主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确定，彻底摒弃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官僚体制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恶劣做法，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也有根本区别，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性质。第四，政权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法令的颁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在各县、区、村政权中，都是由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组成的党团（党组）起着核心作用。各级党组织提出的建设和主张，成为各级政权施政的基础和指导，如1948年太岳行署制定的《太岳人民战勤服务试行办法草案》、《惩治滥用民力暂行条例》、《战勤奖励办法》等政令，都是采取太岳区党委的建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颁行的，体现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群众团体建设方面，随着解放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各群众团体在进一步密切党、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1946年10月，党中央发布《关于进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试验》的批示后，晋城县就开始了建立青年团的试点工作。经过两年试建，青年团组织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文化事业中发挥了极大作用。1949年1月，党中央正式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后，晋城各县相继制定了建团的计划和方案，并于同年3月，先后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各县的青年团委员会。之后，建立青年团的工作在各区、村进一步展开。各县工会贯彻“健全发展组织，发展生产为主”的职工运动方针，团结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举办各种训练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扩大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农会是党联系广大农民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级农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入会人数几乎占全区农民总数的一半。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农会呈良莠不齐现象，特别是在土改中许多地方的农会组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总体来讲，各级农会在党的领导下，在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县还进一步加强了妇女工作。广大妇女在参加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及支援前线的运动中，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也大有提高，有不少妇女当上了区、村代表，有的被选为村长、区长，还有的担任村支部、区分委、县委书记或其它重要职务，开辟了妇女彻底解放的新道路。如晋城县从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两年共为前线做军鞋12万双。1948年8月29日，晋城县举办了一次军鞋展览大会，15个模范村、41名模范妇女代表展示了自己的成果。1949年2月，晋城5县相继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总结各县妇女工作，明确妇女运动的方针，并选举产生了各县妇女联合会。妇联成立后，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妇联会的决议，发动广大妇女在生产、支前、拥军、文艺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卫解放区正常的战斗、生产、生活秩序，维护社会安定，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城各县进一步加强了公安司法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公安司法机构，各县建立有公安局，区有公安助理员，村有公安员，较大的村镇还有派出所。县公安局与县委的社会部合为一体，公安局长分别由县委的社会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参加县委的常委会或委员会。区、村公安助理员、公安员，一般由党的保卫委员兼任。这就保证了党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公安保卫工作的系统。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负责社会保卫工作和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的保卫工作，具体如侦察、扣捕、审讯敌探、特务和破坏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反动会道门及各种反动分子，搜集敌人的各种情报，清查户口，维持社会治安等。关于司法机构，各县设立有司法科，区、村设有调解委员会，另在土改矛盾较尖锐的地方设有人民法庭。司法系统的具体任务有3项：一是发扬民主，保障人权，维护各阶层的利益，巩固统一战线；二是镇压、制裁敌探、特务，巩固革命阵营，维护社会秩序；三是教育人民，改造人犯，增强革命力量。其次，加强立法工作，规范公安司法工作章程。各县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临时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如针对土改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晋城、高平等县制定了《保护独立经营者暂行办法》；针对许多校长、教师遭斗争，师资严重短缺的情况，各县制定了《建立简易师范加快培养教师暂行办法》等，从法律上规范了各种行为，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特点。在公安司法程序方面，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如在公安工作中，建立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制度、室内审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处理案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制度等等；在司法工作中，制定了审判工作对刑事案件实行三级两审终审制，对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三审终审制，以及人民陪审制度，巡回审判制度，民间调解制度等。在诉讼程序上废除旧政权的繁杂程序，凡起诉者无论口述或呈文均予受理，不收任何费用；对赤贫孤寡临时诉讼予以招待，解决食宿问题；审理案件随传随到，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拖延时间，避免影响群众生产；审判工作采取公开审判的方式等等。整个公安司法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教育、挽救、争取、改造，从思想启发、政治开导、生活感化入手，反对“惩办主义”，对犯罪分子进行前途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立功赎罪活动，使其弃恶从善，悔过自新；对民事案件，主要进行调解解决，减少民事诉讼，和睦邻里关系。第三，加大打击力度，震慑犯罪。对极端仇视革命、破坏解放区建设的少数敌特、反动会道门头子，本着从快、从严、从重的原则，坚决予以镇压。如1947年2月，陵川外逃反革命分子武殿义率1500余人的“还乡团”突然袭击该县区的十几个村庄，陵川县公安干警在民兵的配合下，迅速出击，一拳打散了偷袭的敌人，受到太行四专署的表扬。1948年7月，高平县公安机关一举破获了到处破坏的一贯道组织，逮捕一贯道头目26人，彻底取缔了这一反动组织。公安司法工作的加强，使广大群众提高了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心，公安、司法人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案，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敌特破坏活动受到打击，大部分犯罪分子得到改造，促进了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大量民事案件得到了调解，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保证了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同时，为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二、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晋城各县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城各地已完全取得执政地位，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一手抓战争动员，一手抓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但是，随着解放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晋城各地的工农业生产一度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严重的时候，各级干部每月仅供应15斤粮食，日均5两。多数干部群众不得不以瓜果、野菜、树叶等代粮。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事频繁，人民群众的各种负担急剧增加。据太岳四专署对晋城、阳城、高平县调查，从1947年8月到1948年4月，为支援开辟豫西、运城、临汾等战役，3个县动用的民力就达1060.8万个工，平均每人每月支差为14.26天。每头牲口月均支差少则5、6天，多者达18天。此外，还要负担较重的粮款。当时，平川的农民人均产粮0.55石，粮款负担为0.2石，负担约占产量的37%；山区农民人均产粮0.26石，粮款负担为0.12石，负担占产量高达46%。不仅如此，在战略反攻作战中，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和挺进豫西的陈谢大军所带白洋（冀钞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来自包括晋城各县在内的太岳区和太行区。其次是战争给各县的交通及基础设施造成了极大破坏。由于战事紧张，又未及时修复，给发展经济带来了极大困难。加之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为了达到扼杀解放区的目的，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使生产和流通受到极大限制。再就是由于战勤任务紧急，农村多数劳力和牲畜支援前线，造成农业生产劳力、畜力严重不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春耕夏收。如阳城县许多村庄，由于参战支前，农业劳力缺乏1/5，有些村庄甚至缺到1/2以上。此外，各县在土地改革中一度出现了“左”的错误，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工商业者，也使许多农户头上蒙上了怕富裕的阴影，不敢扩大土地耕种面积，结果使大量土地荒芜。1947年到1948年，仅阳城、沁水等县荒地就达24.68万亩。致使晋城各县在1948年都发生了春荒。据晋城县统计，全县71470户，有62264户缺粮，占87%，这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晋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就是在面临上述新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针对这些困难，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1945年11月，党中央先后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把“发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作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同时强调指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2－1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城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都把减租和生产作为大事，不但抓农业，而且抓工业和商业。

　　农业方面，晋城各县及时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拨的13200石救济粮和6亿元贷款发放到农民手中，扶持农民渡过春荒，同时派出工作组，赴各区村加强对春耕生产的领导，并着力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消除农民怕发财挨斗、怕割封建尾巴的顾虑，严禁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进一步落实党对中农的政策。对“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给予适当的安置，对犯错误的农村干部和党员批评教育后大胆使用，发挥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为了保证春耕下种，各县还根据太岳行署、太岳军区的决定，除参与供应前方物资和转送伤病员的一些民兵民工外，春耕期间停止其它支差两个月。为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县相继颁发了消灭荒地、开荒谁种谁收的布告。阳城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动员会，全县农村迅速掀起生产热潮。董封村农民4天往地里送粪31700担，大树庄村长张小栓组织木匠、铁匠抓紧维修农具，为春耕下种做准备。沁水县针对农村劳力短缺的情况，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实行精耕细作。高平县也召开了区、村干部、农民代表800余人参加的春耕动员大会，要求干部全力以赴领导好生产，并组织各种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晋城县由于积极贯彻了“谁种谁收”和团结中农的政策，农民群众种棉种粮的积极性十分高涨，从清明节起就及早动手种棉花、谷子。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积极为农业生产提供多种服务：利用农业贷款从外地买回大批牲口，并建立了牲口繁殖配种所；加强渠道的修复和开辟，努力扩大水浇地；在林业建设上，大力植树造林，利用河滩地培植保护林、烈士林和风季林，组织群众上荒山种树栽树。采取上述措施后，晋城各县的农业生产在解放战争时期连年获得丰收，林业、牧业、副业也稳步发展。

　　工商业方面，历史上晋城、高平、阳城的铁业驰名全国，日军入侵后，铁业生产和经营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扶持下，1945年后半年即生产铁货25万公斤，到1946年5月仅晋城一县即有几万铁业工人复工，南寨街恢复铜铁炉30多家。同时，境内的瓷窑恢复60多座，公私营煤窑也纷纷投产，随之带来商业的兴旺。晋城县地处白晋、晋博、晋阳三条公路的交接处，成为晋东南煤铁中心，大宗贸易输出是煤炭、铁货和黄丝。各县城和大集镇也恢复和新建了许多大商店和贸易货栈，拓宽了商品流通渠道，使晋城解放区的手工业生产和物资贸易迅速发展。

　　但是，工商业强劲的发展势头因多种原因也一度出现了曲折。主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中，有的地方把本不是地主、富农的工商户错当成地主富农来斗争，把他们在县城开办的手工业作坊、商店、甚至煤窑一律封门或没收。阳城县润城镇竟连小商贩也查封。有的地方擅自增加工商业税收，用垄断封锁的方法，随意干扰工商业主的经营。受这种“左”的错误影响，晋城地区大部分工商户停业或倒闭，有的干脆跑回乡下，另有一部分商户怕露富招批，缩小经营门面，商品也不敢摆在货架上，造成市场流通紧张。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纠偏的指示，晋城各县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恢复发展的措施。其中，最有力的就是建立晋城市，探索城市管理经验。

　　1948年2月，为了有利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太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委员、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建议，决定将晋城县一区（城关）划出，建立晋城市。同年10月，晋城市正式组建以后，下设解放街、黄华街、东关、西关、河西、明遗街、南寨等7个街道办事处，上属太岳四专区领导，市委书记黄维（女），市长王利宾（后王耀南），副书记霍钟秀（后任书记），副市长张帆，组织部长史林，宣传部长霍钟秀（后为裴晋元）。同时成立晋城市武委会、工会、农会、妇会等组织。这是晋城历史上第一次设市的尝试。1949年8月22日太岳区撤销后，晋城市重新并入晋城县。

　　晋城市建立后，狠抓了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48年5月，根据太岳区党委关于贯彻党对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晋城市委做出决定，严格区分城市与农村的界限，不像对待地主那样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纠正过去没收工商业者财产，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作法，该退赔的坚决退赔，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要求今后对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不得随意侵犯，对工商业者不搞清算和斗争。为了贯彻市委的决定，市政府专门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到会的有钢铁、煤炭、皮革、造纸、针织、化学等行业的30余位经理，会议传达了上级和晋城市委有关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精神，强调民主市政府大力支持工商业者为振兴晋城经济，繁荣晋城市场做贡献。出席会议的经理们纷纷表示，要坚决拥护晋城市委的决定，带头搞好各自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晋城炒铁炉经理靳鸿瑞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黑行不动，白行无用”，铁业是晋城工商业的领头羊，它为各种造货的铁炉供应原材料，1座炒铁炉能带8到10座方炉、4座条炉，使用技术工人几十个，连同采矿和运输，总算起来用工可达1200个。抗战前晋城有十几座大炒炉，养活了2万多工人。现在晋城要恢复工业，应先把这件事抓起来。虽说恢复炒铁炉本钱大，难度大，但效益更大，所以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应该赶快做。他的意见被市政府采纳后，为晋城铁业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还在发展晋城的工商业方面取得了以下共识：第一，要继续深入地宣传政策，做好纠偏工作，尽快赔偿工商业者的损失；第二，要教育工商业者从晋城的长期发展着眼，不计较暂时的赔赚，努力办好自己的企业；第三，要解决好工业与农业的矛盾，纠正某些村干部限制农民向城里转移，随意加重工商业从业人员负担的做法；第四，要注重人才，尽快把飘流四散的铁业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团结组织起来，为振兴晋城市的工商业、繁荣市场做贡献。晋城市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做法，不仅使本地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周围地区工商业的发展。高平县在抗战前有工商户200余家，1947年一度恢复发展到302家。土改中发生错斗问题后，伤害了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使许多人不敢营业，数十家工商业停产歇业。高平县委、民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错斗的工商业户全部予以补偿，并减轻或取消了他们的资产负担，全县的工商业很快出现繁荣局面。仅1948年8月一个月，新增工商业户27家，包括布店9家，杂货店3家，麻铺2家，修车铺2家，丝行1家，张罗铺7家，磨坊2家，店房1家，一时正街的门面被占满，许多工商业户在此找不到铺面，只好另找地方经营。

　　经历了曲折和反复，晋城各县的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同时，各级党组织经过实践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并从中摸索出了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使解放区的经济建设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从经济结构上讲，不管是公营经济、合作经济或私营经济，都逐步壮大，渐成规模。公营经济主要是由政府投资，经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它对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起着决定性、主导性作用。在晋城解放区，公营经济首先是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工企业和抗战胜利后由各县民主政府投资兴建的公营煤矿、工厂和商店等。如八路军总部建立的晋城苇丁化学厂、阳城索泉岭东庄化学厂、广源泉化学厂、应朝铁厂、下川轴木厂、造纸厂等。1946年太岳军区后勤部接收并扩建的晋城大阳煤铁厂，1948年改名永晋公司大阳分公司，下属常家庄煤矿和三个炼铁厂，共有矿工800余人、炼铁工人1500余人。1946年太岳区兴建了全区最大的公营企业－－太岳实业公司，总投资17亿元，先后恢复了张岭煤矿、北岩煤矿、晋丰煤矿、寺庄煤矿4个机械化矿井，还在晋城大营建立起化学试验厂，在高平唐安建立机器制造厂、纺织厂，在马村建立了火柴厂，在陈村建立了面粉厂、造纸厂。4个机械化煤矿年产煤炭14万吨，纺织厂年产洋纱23000余公斤，火柴厂投产半年生产火柴3227箱，面粉厂形成年加工小麦243万公斤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城泰山义剪刀厂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泰山义剪刀厂已有百余年历史，产品质量高，1915年曾在上海展出时被誉为“刀刃锋利，经久耐用”而获得物质奖励，在山东、陕西、河南、天津、北平、上海等地都很有市场，是一个名牌产品。日本侵占晋城后，该厂被迫停产。1946年11月在民主政府贷款扶持下，剪刀厂顺利复业。由于经营得法，产品优良，销路畅通，一年多时间里，资金就由20万扩大到1400万，职工由10人增加到46人。该厂实行新的“劳资合营”办法，由厂方出资，工人出劳力，所得红利，劳资对半分红，有效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产量比抗战前增长25%，产品供不应求，很多购方需要先缴定金才能买到所需的剪刀。到1949年2月，晋城各县工业企业发展到6100余户，其中公营企业10余户，所占比重虽不大，却对国计民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由太岳区在各县设立的银行，以及各县建立的公营商店，在性质上都属于全民所有制，担负着扶持生产、保证供给、调节余缺、发展流通、平抑物价、活跃市场的重要任务，为稳定和发展全区经济起了极大的作用。

　　合作经济，作为当时一种由群众自愿结合、以等价交换原则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合作经济包括农业合作经济、手工业合作经济和商业合作经济。农业合作经济又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种植业、饲养业、纺织业等的联合体。运输合作社是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产品加工、山货销售和运输经营的联合体。消费合作社是供应农村各种日用消费品的联合体。信用合作社是开展储蓄活动，吸收农村游资，从事资金经营，发放工商贷款的联合体。这些合作组织能够帮助农民克服个体经营的困难，通过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有利于农民走向富裕的好形式。合作社自由参加，进退自如，民主管理，群众选举当家人，并实行以劳为主，或劳资结合的分配办法，业务灵活多样，贴近群众需要，很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县参加各类合作社的农户数约占总户数的50%左右。

　　私营经济主要是农村个体农民经营的实体和城镇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及私营商店，这在当时的晋城地区所占比重较大。各县党组织对私营个体经济实行鼓励扶持的政策，尤其在土改纠偏后，大力提倡劳动致富，允许新式富农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提高整个解放区的生产力，加快经济经济建设的步伐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总之，这一阶段由于晋城解放区采取了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大力发展公营经济的前提下，保护私营经济，鼓励合作经济，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稳定了社会，并为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文教卫生事业的新发展和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领导的加强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晋城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也展现出新的面貌。

　　首先是文化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坚定为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革命阶级、革命人民服务的方向，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等伟大实践活动中，加强与广大工农兵联系，深入斗争的第一线体验生活，经受锻炼，创作出了许多好作品。如晋城县新鼓书宣传队创作的《十大纪律》、《上城告状》、《反内战卖国》、《爆炸大王》、《洋面公司的末日》、《小型补充团》等唱本以及高平县剧团编演的《王和尚买妻》、《东仓风云》等剧目都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得到太岳行署的表扬。特别是土改后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普遍怀着喜悦的心情，纷纷组织剧团，通过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欢庆翻身解放。据1948年统计，晋城解放区6个县市共有农村业余剧团200余个，他们一边演出上党梆子的传统戏，一边以当地的新人新风或典型事件为素材，自编自演各种现代戏，内容贴近群众生活，形式生动活泼多样，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如晋城新鼓书宣传队常年深入到山庄窝铺演出，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鼓舞教育了山村群众。

　　此间，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夏青从延安专程到阳城为农民业余剧团作辅导。夏青同固隆、北燕等11个农村业余剧团的团长、编导及演员，共同讨论了解放区戏曲运动的发展方向，对业余剧团编导和演出提出了许多具体衷恳的意见。夏青在固隆居住了3个多月，帮助农民排演了许多新节目，使农民剧团的整体演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1948年初，著名作家赵树理从晋冀鲁豫中央局回到家乡，在阳城邀集太岳区文化界人士3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赵树理畅谈了对太行、太岳群众文化运动的观感，特别赞扬了太岳区蓬勃发展的农村戏曲。赵树理提出的要注意挖掘本地资源，多写本地人和事的建议，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到会的文化工作者一致要求尽快召开全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及时总结文化工作的经验，更好地弘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希望通过完善全区的文化领导机构，团结全区文化界人士，共同开展好全区的冬学、戏剧、创作三大运动。

　　会后赵树理身体力行，继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歌颂人民革命，鼓舞群众斗志，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方向，继《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之后，又写出《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邪不压正》、《两个世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艺工作的方针，起到了鼓舞人民，振奋军心的作用。

　　其次，在新闻出版事业中，报纸、图书逐步增多，印刷质量提高，发行数量扩大。除太岳区党委、行署办有《太岳日报》、《太岳政报》、《太岳邮报》等外，各县都办有自己的小报，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本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表彰好人好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在图书出版方面，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8月，4年间晋城各地出版图书、杂志、课本400余种，发行图书近700余册，内容从马列经典著作、政治理论读物、中小学教材到各种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教育事业在解放战争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各县坚持贯彻教育为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把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开展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容编入教材，并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斗争，使学生充分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罪恶，增强学生爱憎分明的观念。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士敏县第三高级小学通过种棉花、种白菜，收入达18万元（冀钞），学生的文具基本实现了免费。晋城县东沟的小学教师赵广业，课余时间组织学生纺织、磨豆腐、磨粉、熬硝、烧石灰，收入达13.2万元（冀钞），其事迹被《新华日报》（太岳版）和太岳行署文教处主办的《教育通讯》登载。赵广业还被评为全国教育界“特等功臣”。

　　当然，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晋城解放区的教育也走过弯路。1947年冬，各县的不少小学教师和学生在土改中受清算，校领导被批斗。沁水县原有在校生12080人，高小教师34名，初小教师332名，被清算的高小教师13人，占38%；初小教师186人，占56%；学生1379人，占11%，绝大多数是地富子弟。1948年7月开始纠偏后，太岳行署先后召开各种会议进行部署，被清算回家的教师和学生陆续重返学校。到1949年，晋城各县相继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逐步走向正规，教学秩序恢复，以正规化教育为主的教学改革开始推行。一方面教员认真进行课堂教学，学生认真学习文化，改变了过去把学校变成劳动队的偏向；另一方面建立了入学分级考试、定期测试和教员离校向学校请假等制度。改革死记硬背、灌输式等旧的教学方法，摒弃体罚学生的恶习。由于纠偏及时，入学率大大提高，群众反映说，学校正规了，送子女上学放心了。到1949年9月底，晋城各县共有教师2303人，其中公办教师2264人，民办教师39人；中学教师248人，小学教师1959人，师范教师96人。共有初等师范和简易师范5所，小学1788所。

　　在干部教育方面，主要以适应革命战争和解放区建设需要为目标，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干部。一是开设军政干部学校，二是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三是办好晋豫中学，组织县级干部轮流到晋豫中学接受教育。1948年太岳四地委曾在晋城开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一所，主要是培训地委、专署的机关干部，以及晋城县委、民主政府的干部。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时事政治、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大批干部南下后，各县面对干部极度缺乏的情况，或在师范学校附设干部训练班，或另办干部补习班，或组织业余学习，以各种方式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

　　在群众教育方面，主要是帮助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民识字和提高政治觉悟，最终实现文化上翻身。形式有办夜校、民族革命室、开展冬学运动等，其中尤以冬学为普及。冬学以扫除文盲为重点，晋城地区的县、区、村三级，1945年都成立了冬学委员会，每年三秋一结束，冬学运动就开始。冬学一般设有午班和晚班，午班组织妇女学习，晚班组织男人学习，学员对象主要是青壮年，教学内容以识字为主，同时也学珠算、讲时政、读报纸、教唱革命歌曲。当时的晋城县委书记郑思远，为了满足农民识字的需要，曾结合减租减息和土改，编写出一本内容实在、通俗易懂的《农民翻身四字经》，用作冬学的教材，很好地发挥了教育农民的效果。在一些闭塞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区，还因地置宜设立了识字班、识字组，让群众按性别、年龄编班设组学习，学习时间机动灵活。对于那些因种种困难连班组学习也不能参加的农民，就派小先生（一般是小学生）登门送字。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当时取得显著的成绩，据1949年统计，晋城地区5县共办冬学1281所，参加学习的农民达50多万人。

　　医疗卫生事业有显著的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晋城各县为了满足伤员救护和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更加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晋城县政府于1947年1月1日创办了晋城县人民医院（现城区人民医院），院址在小东关原基督教会所在地。该医院成立后，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在群众防病治病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医院规模迅速扩展，到1949年初，共有病床14张，还配备了显微镜、血压计等医疗器械，资金由73万元增至1200万元，医生由3人发展到13人。两年间，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士随民兵出征15次，每次都在3个月以上，治愈病人和伤员千人以上。仅晋中战役一次就医好564人。曾在全县的庆功大会上，荣获“绩著前方”的奖旗一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该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不断改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给群众看病随叫随到，群众称它是“真正人民的医院”。此外，各级医疗单位认真落实党的医药卫生工作方针，为保障人民健康、搞好卫生防疫、减少疾病、减少死亡、恢复体力、支援前线、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努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开辟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的进程中，晋城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文艺事业的领导。首先，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中，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针、任务、目标及具体要求，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定期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制定工作规划，总结经验教训，表扬模范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及时解决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其次，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领导，主要方式是组织文化工作者学习新民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建立和健全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机构，配备强有力的干部，进行具体领导。第三，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左”的和右的偏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服务。第四，加强对文艺宣传内容的审查，保证文艺宣传内容生动真实，健康向上。如，针对少数农村业余剧团演出中存在的封建糟粕、迷信思想剧目问题，各县民主政府对农村剧团及时进行了整顿，并对演出剧目进行了审查。陵川县对72个农村剧团采取了3条措施：一是新旧农村剧团一律要到政府登记备案，否则不准演出；二是剧团所有剧本通过审查批准后方可上演；三是农村剧团应坚持自编自演、自唱自乐的原则，搞好群众性文艺活动，严禁排演有封建迷信的旧剧目，严禁耽误生产进行演出。高平县民主政府发布命令，禁演有封建迷信色彩和淫词滥调的旧剧目。高平县朝阳剧团紧跟形势，曾编演了一台质量较高的现代戏，很好的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晋城县民主政府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组建起新鼓书宣传队，开办新鼓书训练班，编演了一批新唱本，同时对83种旧唱本进行审查，确定22种可以继续说唱。通过以上措施，晋城各县的文化事业朝着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的方向发展。

　　四、晋城革命老区历史使命的完成和党组织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

　　1949年4月至5月，随着太原和大同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山西全境宣告解放，至此，华北各个解放区已全部连成一片。为适应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即将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做出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撤销太岳、太行等五个行政区，以旧省界为基础，并照顾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及群众历史关系，对华北地区划分为河北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平原省。依此，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县均划归山西省。新的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筹备过程中，将全省划为8个专区，其中，原属太岳第三专区的晋城（晋城市并入）、高平，原太岳区党委、行署直属的阳城，原属太行三专区的陵川等4个县划归长治专署领导；原属太岳二专区的沁水县划归翼城临时专署领导。1950年1月，翼城临时专署撤销后，沁水县划归长治专区，至此，晋城5县一并归长治专署领导。

　　1949年8月20日，太行行署奉命停止办公。8月22日，太岳行署停止办公。8月23日，太岳区直属机关干部和阳城万余群众集会，举行临别联欢并庆祝山西省统一领导机构的建立。太岳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太岳军区司令员曹普、太岳行署秘书长卫逢祺等代表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正式向阳城人民告别。他们对几年来领导机关驻扎阳城，得到阳城人民群众热情支持与帮助，表示真诚的敬意，并对阳城人民热忱的欢送表示感谢。号召各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保持艰苦奋斗和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以答谢阳城人民的盛意。郭钦安在讲话中向阳城人民提出三点诚恳的希望：一是希望阳城人民搞好三秋工作，努力实现增产一成的计划，不断改善生活；二是希望阳城人民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和科学常识，普及卫生知识，做到在文化上翻身；三是希望阳城人民在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长治地委、长治专署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做好工作，争取新的胜利。

　　1949年9月1日，晋城5县党、政、军、群机关干部分别向新的上级机关正式报到。至此，包括晋城在内的太岳革命老区光荣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胜利宣告撤销。晋城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军区以及长治地委、专署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勤劳勇敢的晋城人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城地区在这一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时期，成为全国解放战争重要的前进阵地。解放战争之初的上党战役、闻夏战役、同蒲铁路中段战役、临浮战役，以及保卫豫北解放区的诸战役，我军参战主力多是从太行、太岳部队中抽出的。李先念率领中原解放区部队突围后，选择了晋城作为其休整和积蓄待机的落脚地。晋城数千儿女参加了中原野战军，这支队伍由来时的不足7000人，1947年8月离开时发展到12000余人。转入战略反攻后，人民解放军三路呈“品”字形插入国统区的大军，有二路即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也是以太行、太岳为出发地。正是这些出自包括晋城在内的革命老区的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兵源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县大规模的参军高潮先后有4次，晋城县3天内就动员近5000名翻身农民参军，该县九区一昼夜动员了561人。各县共有将近10万人参军；成为前方战场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3年多的解放战争，晋城各县累计为部队筹粮10亿多斤，妇女为部队织布1万余匹，做军鞋200余万双，参战支前的民兵、民工达30万人（次），牲口1万余头次。战争期间，各县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名有姓的即达11668人；成为开辟新解放区的干部输出基地。1946年至1949年4年间，5个县先后共派出4000余名优秀干部南下和北上，从事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为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晋城全区面积9490平方公里，总人口101万，财政总收入仅有300万，粮食总产量不足2亿公斤。如此狭小、贫困的山区，能够聚存数十万大军，还要负担大量的战勤服务，这无疑算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国共产党晋城的各级组织。

　　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到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党组织在各县区已经居于执政地位，全面领导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各项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忠贞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成功地实践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不但承担了艰巨而庞大的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而且彻底消灭了几千年腐朽的封建剥削制度，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从根本上砸碎了长期束缚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通过革命斗争和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晋城得以确立，并为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渡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做好了准备。

　　晋城各级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取得光辉业绩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晋城党组织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过程，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晋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两个结合过程中，凡是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前进的道路就比较顺畅，革命事业就会发展，取得胜利；凡是结合得不好的时候，前进的道路就会坎坷，革命事业就会受挫折。这一历史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比如，进入解放战争后，党组织在各县已处于执政地位，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翻身。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显然已不适应解放区不断扩大与巩固的需要。在此形势下，晋城各级党组织适时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变减租减息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土改过程中，由于没有把党的方针、政策很好地同本地实际相结合，而是生搬硬套其它解放区的办法，结果，导致“左”的错误扩大和蔓延，损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危害，这一教训是必须深刻汲取的。事实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

　　其次，晋城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外，根本原因之一是其在斗争的实践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晋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党战役中我军以1.8万人消灭了阎锡山的3.5万军队，靠的就是5万多民兵、民工的大力支援。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土地改革、参战支前、文化教育、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无一不是依靠群众的充分发挥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进开展。即使党的自身建设，如整风学习、思想改造、组织整顿等，也都借助于群众运动的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总之，凡是可以并且需要动员群众参加的斗争和各项工作，都曾借助于群众运动的形式，造成了强大的声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解放战争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大大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中，晋城各县党组织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借口怕群众运动出现问题而不支持甚至否定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放松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任其自流。前一种倾向如，晋城县在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初，由于害怕群众斗争过“火”，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恶霸清算，结果使该县的反奸清算一度走了过场，引起群众不满。后一种倾向如在参战支前运动中，许多地方不切实际，一味征工征粮，造成农村大量土地荒芜，饥民流离失所。对这些错误倾向，虽然后来各县党组织都及时进行了检查、纠正，使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其教训应该牢牢记住。事实证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第三，晋城党组织一手抓经济建设，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一手抓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努力带领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翻身，从文化上翻身，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全力弘扬先进的文化，使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城各级党组织就把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生产自救，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问题作为当前和今后的头等大事来抓，每年都对生产问题作出专门的指示，常年派出工作组检查、督促、指导生产。省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年四季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和及时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在政策和资金上优先考虑工农业生产，及时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救济粮款，帮助春耕秋收。此外，大力进行农田水利、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建设条件。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各级党组织还鼓励对外贸易，搞活流通，扶持工商业。同时，开展群众性的纺织、植树造林等运动。通过坚持不懈的狠抓经济建设，使各县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各县党组织大力对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反对封建迷信和各种不良恶习，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全力发展正规教育和干部群众教育，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通过一系列努力，推动了晋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诚然，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晋城各县也曾发生过一些保守的或者过激的偏向，有一些应该吸取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各级党组织坚持两手抓的经验是非常重要和值得总结借鉴的。事实证明，各级党组织只有在抓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同时，抓好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才能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第四，晋城党组织从建立到成为执政党，从弱小到壮大，从幼稚到成熟，自始至终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和进行各项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从1926年晋城建党算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党组织全面执政，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如果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党组织便确立了领导核心，实际上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算起，则用的时间更短。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晋城党组织针对党内存在的诸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权谋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不要组织纪律的自由主义以及其它各种不良倾向，从改造党员的世界观、纯洁党的队伍、整顿党的作风入手，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目的，把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担负领导晋城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作为根本大事来抓，使党经受住了各个革命阶段的历史考验。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许多党员甚至党的各级干部，面对抗日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出现了满足于革命形势轰轰烈烈、陶醉于“成绩伟大”，只看到“一片光明”，放松了自我警惕，有的甚至产生了“老子打天下，干甚都不怕”的错误思想。针对这一情况，晋城各级党组织从1948年1月开始在全区开展了整党运动，通过“三查三整”，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一步解决了党内不纯的问题，及时解决了土改中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这次整党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以经过党的组织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批评党员及干部和结合土地改革，解决实际问题，边整边改等经验尤其值得总结。1948年的整党运动也成为晋城党的历史上最成功、效果最明显的一次整党运动。当然，这次整党中个别地方发生的扩大矛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其教训也是很深刻的。事实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在总结晋城党组织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晋城各级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具有坚强的党性，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铁窗死牢的囚禁中，不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在平凡工作中，都能够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努力地改造世界观。他们不但树立了坚强的理想信念，而且具有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顽强精神；不但能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且能够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但能够立足本地，恪尽职守，模范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而且能够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但在战斗中冲锋在前，敢于牺牲，而且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无私奉献，勇于带头，处处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即使在自己受到各种误解、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也从未丧失过对组织的信任。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才树立起了党组织的光辉形象，才使党组织在一切危险和困难时候，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成为革命斗争和建设中的坚强战斗堡垒。

　　晋城党组织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并深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