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

一、新中国成立后晋城的形势和党组织面临的任务

　　1949年9月1日，随着大规模战争局面的结束，原来跨省区或一省多区的根据地（解放区）行政区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在太原隆重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山西省党、政、军领导机构诞生。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陵川（以下简称晋高阳陵沁）5县自此重归山西省建制。其中，除沁水县划归翼城临时专区（1950年1月，翼城临专撤销，沁水县划归长治专区）外，其余4县上属长治专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已经结束，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已经来到。

　　从9月到10月，晋高阳陵沁各县举县欢腾，处于节日的海洋中。各县县委、县民主政府相继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成立。广大人民群众满怀激情地聚集到县城、集镇街头广场，载歌载舞，欢庆自己翻身得解放。晋城历史由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走上执政地位。晋城各县党组织也逐步成为本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起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全力建设新生活的历史重任。

　　解放初期，晋城人民迫切要求巩固革命胜利果实，恢复发展经济，改善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当时，各级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经济，建立和平生产新秩序方面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其有利条件是：

　　首先，作为老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晋城各县，早在解放之前就普遍建立起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多数县、村还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各级党组织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与考验，队伍空前壮大，战斗力大大增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组织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广大城乡深入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民主改革，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一定的准备。同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各级各类优秀干部，为解放后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准备了急需的骨干力量。晋城人民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战争的锤炼，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空前的生产积极性，踊跃投身到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其次，各县均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已经消灭，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加之各级党组织连续多年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提倡和发展互助合作事业，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49年，全区耕地面积达20.19万公顷，粮食总产量达2.49亿公斤，农业总产值达2.31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

　　再次，晋城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素有“煤铁之乡”之誉，发展工业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并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早在20世纪初期，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实业家就在晋城发展采煤、冶炼、制针等近代工业，其规模和技术在旧中国曾经处于较突出的地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晋城地区长期是太岳区党委、政府、军区的驻地，曾经创办了以太岳实业公司为主的10多个工商和军事企业，有职工1万多人，对本地的工业发展起了极大的带动作用。至新中国成立前，全区乡镇及以上工业企业达5195家，工业总产值达2415万元，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

　　在政治上，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一些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新解放区巩固政权、土地改革的任务相当繁重，所以，作为老解放区的晋城各县支援全国解放和新区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同时，各县阶级斗争形势依然相当复杂，社会秩序也远不安定，国民党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阎锡山溃败时遗留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用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封建恶霸、流氓帮会势力和妓娼、烟毒、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城乡依旧存在。县、区、村各级虽然普遍建立起人民的新政权，但基本是沿袭解放战争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形式，民主建政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尤其是学校教育亟待恢复和发展。

　　在经济上，人民政权所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是由于连续10多年战争的影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煤和生铁的产量分别只有65.3万吨和0.7万吨，还停留在本世纪20年代的水平；农业主要产品粮食、棉花、油料的产量分别只有2.49亿公斤、43万公斤、294万公斤，平均比1936年减产约20－30%。二是先进的近代工业几乎没有，工业化水平极端低下。1949年，在全区2.55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即占90.6%，工业产值仅占9.4%，且绝大部分为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产值。三是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更加剧了群众生活的困难。解放初期，晋城同全国、全省一样，连续刮起4次物价上涨风。各县城1949年的零售物价指数较1946年上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失业流亡。四是财政陷入极度困难。

1949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24万元，经济条件十分脆弱。而当时，成千上万的灾民急待救济；各县被破坏的交通和工农业生产设施急需组织整修；加之解放之初对旧的军政公教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更加大了人民政府的行政开支。

　　在党组织和党的队伍自身方面，这时也存在着一个在掌握政权之后能不能经受住执政地位考验的问题。建国之初，晋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同全国、全省一样，面临着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夺取政权变为执掌政权、由革命战争走向和平建设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和党的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的一部分党员干部，随着革命的胜利一度滋生了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不但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同时，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任务面前，党的干部和党员还普遍缺乏管理城市和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这些对于刚刚转入和平建设的党组织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晋城各级党组织面临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他们要带领人民群众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生活，就必须在政治上坚决镇压和肃清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深入开展社会改革，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各项遗留任务；在经济上打击投机资本，稳定金融物价，集中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在党的建设上毫不放松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切实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巩固党的各级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所有这些，都是当时摆在晋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面前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面对这些形势和任务，1949年8月27日至31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今后的方针和任务》。9月15日，刚组建的中共长治地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提出的方针与任务，并结合实际讨论执行省委决定的措施。9月24日至10月1日，中共长治地委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56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明确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援全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为此，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促进城乡互助，加强工农联盟。会议明确今后的基本任务，一是恢复与发展生产，二是恢复与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三是加强治安工作，保卫生产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晋城、高平、阳城、陵川县均派代表参加了地委首次党代表会议。会后，各县结合当地的实情，层层进行传达贯彻，围绕冬季生产这一中心，部署整党建党、民主建政、干部培训、城乡治安、统一负担等各项工作。自此，晋城各级党组织，在新组建的中共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的领导下，率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各条战线上开始了新的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鉴于当时各地尚不具备普选的条件，《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共同纲领》通过前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务于9月份在所属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反对形式主义。毛泽东主席非常关注民主建政工作，一再强调“要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①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山西省委也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论老解放区或新解放区，一律于今冬明春普遍建立起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②10月15日，中共长治地委、长治专署召集各县委书记、县长会议，部署基层民主建政工作，要求各县尽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村要建立健全人民代表会议，以团结各阶层人士，密切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晋城虽然是老区，但由于过去长期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当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支援战争和发展生产，所以各县均未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成立过临参会或参议会。临参会或参议会只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民主尚未达到完善的地步。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以及长治地委的要求，从10月开始，晋城各县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法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大致经过由普遍召开各界代表会到全面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两个阶段。

　　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阶段。1949年10月中旬，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晋高阳陵沁5县先后在各阶层、各党派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中广泛推选代表。10月25日至27日，晋城县第一届各界代表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36人。10月28日，高平、阳城、陵川县同时召开第一届各代会。11月14日至16日，沁水县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60人。之后，各县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多次召开各代会，共同协商讨论全县大事，并普遍建立各代会的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基本上实现了省委提出的“普遍召开，形成制度”的阶段性要求。其中，阳城县共召开过12次，陵川、沁水各召开过11次，高平、晋城分别召开过8次和7次各代会。区村一级人代会或代表会议，到1950年底，5县所辖34个区、903个行政村均顺利建立，并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区、村（办）级政权组织的领导成员。

　　这一阶段，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村人民代表会议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各地采取直接或间接推选及由政府邀请的方式，认真确定会议代表，注重并逐步提高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扩大民主范围，保证代表质量，调动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如1949年10月28日召开的高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97人，其中职工代表62人，农民代表40人，工商界代表31人，人民武装代表15人，文化界代表14人，妇女代表15人，青年代表7人，共产党员代表9人，区域代表6人，列席代表8人。这些代表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二，会议期间，代表们一般都认真听取审查了各县县委所作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今后的工作方针与生产安排、财政收支情况等，并认真进行分组讨论，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形成大会决议。扩大了人民的民主生活，推动了党和政府工作的开展及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改进，提高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工作效率。第三，会前普遍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各县经过反复深入的宣传动员，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民主建政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基本纠正了民主建政初期出现的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澄清了一度发生的党内思想混乱状况，使各界代表和广大群众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了代表会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以及代表的职责，激发了其参政热情。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能根据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前通知各界代表，并通过他们在各界群众中进行酝酿与广泛征求意见”。①第四，各地每次召开各代会，都集中反映各地群众的迫切要求，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大问题，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了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与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比如，阳城县第一届各代会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共召开过12次会议，实出席代表共2568人（次），除审查政府工作报告及讨论各项生产任务外，还对植树造林、屯积义仓、整修道路、兴修水利、整理市容、评丈土地、春节娱乐、学习新婚姻法、反美爱国签名、惩治反革命等各个时期的重大活动作出决议。

　　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阶段。晋城地区各代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工作开展较早，1951年4月上旬，晋城县召开第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高平县召开一届四次各代会，这两个县分别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委员、县长和副县长，代行了人代会职权。4月2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也相继对下一阶段民主建政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指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非常适合各地情况与人民要求的；强调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经代表会议讨论、审查，并作出决定；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按照政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部署，1952年7月，陵川县召开二届一次各代会。9月，阳城、沁水县召开二届一次各代会，分别代行了人代会的职权。同时，各村也相继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村政权，确立了今后的生产与工作。至此，晋城5个县及下属各村，全部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工作，选举产生出县、区、行政村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截止1954年6月、7月各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为止（阳城县推迟至1955年5月），除晋城县召开过三届12次各代会外，其余4县分别召开过二届共64次各代会（阳城、沁水分别召开过二届17次、高平召开过二届14次、陵川召开过二届16次）。

　　晋城各县政权建设和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在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民主教育和充分的思想发动，进一步促进了人民民主生活的扩大和民主自觉性的提高。据统计，各县当时参加选举的平均人数一般都达到了全体选民的70%以上，不少村庄达到了80%甚至90%以上。第二，由于每次各代会都以讨论当时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运动为中心，并始终贯穿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从而使各个阶段的每一项政治斗争任务与当时的经济建设任务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加焕发与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各项政治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各代会集中广大代表和群众的智慧，普遍修改和补充了各地政府的生产工作计划，减少盲目性，使之更加切合实际。第三，通过召开各代会，组织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经常性监督，加强了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渎职行为的斗争，促进了廉政建设，保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第四，由于人民民主选举了自己的县长、村长及县政府、村委会委员，更加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总之，建国初期民主建政工作的深入普遍开展，不但有力地促进了遗留的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而且为以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抗美援朝运动的掀起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晋城各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全面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悍然扩大朝鲜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疯狂向北进犯，将战火烧至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边。美国侵略者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使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遭到严重威胁。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晋城各县同全国一样，掀起了近3年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从10月下旬开始，晋城各界群众纷纷自发地举行集会、座谈会，或利用党报党刊、签名等活动，愤怒声讨美军的侵略行径，誓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1月初，长治地委、专署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区的抗美援朝运动。此后，晋城各县的抗美援朝运动步步深入。整个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大规模的宣传发动阶段。1950年11月，继山西省和长治专署成立抗美援朝组织后，晋城各县委亦相继成立抗美援朝分会，并按照自内而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由城市到农村的步骤，有组织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教育广大群众“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认清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宣传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一是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为此各县共培养了宣传积极分子数万名。晋城县还举办了抗美援朝宣传周，组织宣传队到南村、大阳、巴公、东沟、拦车、舍村、周村、犁川、柳树口、高都等村镇，向农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为了把宣传教育活动引向深入，该县还适时召开抗美援朝模范宣传动员会，共有397名宣传员参加会议，其中169名模范宣传员，24名模范教员，15名模范干部，33个模范读报组在大会上受到表彰，极大地鼓舞了宣传队员的热情。二是不间断举办动员会、学习会、座谈会、时事讲座会、回忆对比会、控诉会等，大造宣传声势，同时利用扩干会、轮训班、民校和冬学等形式使宣传教育经常化。各县委把每天早上的文化理论学习改为时事政治学习，通过反复学习讨论，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辉煌战绩，揭露反动派制造的谣言，声讨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恶，打消干部中存在的轻敌麻痹思想。高平县把遍布各村的冬学作为对农民进行经常性教育的主要场所，全县有17万群众受到教育。1951年“五一”节期间，各县相继组织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美大游行。阳城县分别组织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工商界、妇女儿童游行方块队伍，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儿童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行列。儿童们打出了“爸爸，美国佬来杀我们啦！”等极富宣传色彩的标语。晋城、高平两县约有16万人在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各县还普遍开展了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全民投票活动，参加投票的群众达80余万人。三是利用中小学课堂大力宣讲抗美援朝，以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思想觉悟，进而影响更多的家长。四是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强化宣传。黑板报、广播筒、油印小报一齐上阵，把宣传活动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宣传活动中，晋城各县累计培训派出宣传员、报告员7000余名，建立宣传站302个，建立读报组1300余个，动用黑板报4000余块，广播筒3000余只，创办民校2000余所。仅高平一县订报纸就达2365份，阳城、陵川二县共成立读报组40余个。在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中，各级抗美援朝分会经常发出通报，强调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要求大家克服完成临时任务的思想，保证了宣传活动的持续深入。通过宣传发动，使抗美援朝运动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社会各阶层达到空前团结。

　　第二阶段，为以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捐款优抚阶段。经过从干部到群众、从城市到乡村连续数月的时事宣传活动，全区约有70%以上的人民接受了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他们不但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而且以参军参战、捐款捐物、做好岗位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支持中朝两国人民的正义斗争。1950年冬，晋高阳陵沁5县青年积极响应县委、政府的号召，纷纷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战场参战，全区约有5万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同时，所有的村、行业、群众团体和机关学校，普遍订立了爱国公约。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主动为军烈家属耕地、锄苗、挑水、送粮，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各地群众还积极为前线捐款捐粮及捐赠金银首饰、毛巾、布匹等实物。据不完全统计，5个县仅1951年3月至5月间，就为前线捐款捐物折合现款达30多亿元（旧币）。其中，晋城一县捐赠的款物就可购买1架飞机。

　　第三阶段，从1951年5月大游行后，各县的抗美援朝运动遵照毛主席发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伟大号召，开始进入普及深入及持久开展增产节约和生产竞赛新阶段。1951年6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及晋城各地的代表先后到各县进行报告演讲，5县听众达10多万人，进一步在群众中掀起抗美援朝新高潮。通过宣传引导，及时把群众焕发出来的爱国热情转移到实际行动中，极大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民你追我赶，迅速掀起劳动竞赛热潮，人人多种地、多收获、多打粮，生产年年丰收，不仅满足了前线的需要，而且对本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期间，1951年至1953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较1950年提高了13.6%、24.1%和33.7%；粮食产量分别达到2.9亿公斤、3.2亿公斤和3.4亿公斤，较1950年年均增长11.6%，棉花产量年均增长33.4%。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与抗美援朝运动中掀起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节约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团来到晋城，先后在晋城、高平、阳城等县作报告，直接听讲的群众近10万人，许多干部、工人、农民、医生、青年听讲后，踊跃报名，强烈要求参军到朝鲜作战，有的要求到朝鲜工作。从1952年6月至1953年春，各县干部群众再次先后自发地捐款10余万元，捐献土特产品数万件，写慰问信万余封。1953年4月，全省第二届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召开后，各地按照上级的要求，把抗美援朝运动坚持不懈地继续开展，并作为推进各项实际工作的动力。

　　抗美援朝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伟大爱国运动。它不仅直接支援了朝鲜战场中朝两国军队的作战，还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起到了根本的保障。同时，朝鲜战场胜利的捷报，有力地扫除了当时少数人残存的崇美、恐美情绪，极大地振奋和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空前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了共产党和新生共和国的威望和凝聚力，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

　　四、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

　　1950年10月到1953年10月，在抗美援朝运动进行的同时，晋城各县县委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部署有步骤地开展的，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①。

　　晋城解放初期，各县县委和政府为了保卫民主政权，维护大后方的稳定和安全，曾严厉镇压了一批汉奸、国民党特务及反动会道门骨干，登记、管教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和不法地主。鉴于当时的形势，对与这些人有种种联系的一般人员实行了宽大，对可能隐藏的敌人未进行深挖，这种做法对瓦解敌人、建立革命秩序和恢复生产，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隐藏的敌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复辟的时机已经来临，开始猖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制造谣言，涂写反动标语，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破坏工农业生产，甚至残害、暗杀干部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县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会道门组织18个，道徒达数万之众。特别是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与其它反革命组织紧密配合，通过传播迷信，散布谣言，制造战争恐怖气氛，诱骗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入道，煽动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凡此种种，严重地威胁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山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全省的特点，决定将重点取缔一贯道和坚决打击反动匪特、恶霸、军政党团骨干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0月初，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取缔会道门的指示》，从12月开始，晋高阳陵沁5县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在全县集中开展对“一贯道”道首、乩生、交通接线人员、内务员等人搜捕，10天之内，共抓捕上述各类人员60余名，破获其暗室密道7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等财产，给了一贯道以摧毁性的打击。这次行动还基本摸清了各县一贯道组织的分布状况，5个县约有一贯道道徒27000余名。11月30日，各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武装部长赴长治参加长治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取缔一贯道、镇压反革命工作。会后，各县均成立审处委员会，负责全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1月，晋城各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挖根”阶段。由于一贯道在各县分布广，道徒多，活动猖獗，且牵连的人员多，危害性极其严重。特别是其领导核心多是反革命分子，又被国民党残余势力长期操纵和利用，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反动性和破坏性，成为城乡社会治安的一大祸患。为打好取缔一贯道这一仗，各县根据省委“孤立打击职业道首，登记分化一般道首，教育挽救被骗群众”的指示精神，首先自内而外、自上而下进行了广泛的动员，通过各种形式反复揭露一贯道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在此基础上，5月13日，各县同时召开规模很大的镇压反革命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达20多万人。高平县公开逮捕了4名一贯道道首，并组织群众在公审大会上对一贯道反政府反人民的罪行进行控诉。这一重拳出击后，有效的震慑与分化了敌人，教育了广大群众，使登记退道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截至5月底，全县的1400余名一贯道徒全部退了道。晋城县不断加大对一贯道的清查力度，对357名大小道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缴获道书142本，道图62张。阳城、陵川、沁水县的取缔工作也在公审大会后有条不紊进行。截止1951年底，全区2万余名一贯道徒大都经教育自觉申请退道。至此，一贯道在晋城地区各县的庞大组织体系基本被摧毁。

　　在大力取缔一贯道的同时，开始清理反革命积案和侦破各类现行反革命案件，严厉打击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各县政府正式成立由公、检、法及监察机关负责人组成裁判委员会，负责积案的清理工作。1951年5月，仅高平县人民政府收到的群众口头控告与检举信多达482件，县公安局乘胜追击，一举破获了美蒋特务在陈土区组织的“反共救国情报队”一案，先后逮捕特务案犯45人，反动党团骨干15人，反动道首24人，不法地富分子30人，取缔反动会道门18个，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姬镇魁的残余势力，全县共拘捕反革命分子114名，处决6名。晋城县及时公审了反革命分子牛文灿、孙振海。二犯在解放前屠杀和残害群众，解放后仍死不悔改，继续造谣生事，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实为罪大恶极。根据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经请示地委，两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阳城县多次召开公审大会，对数百名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等进行了坚决镇压，共查处反革命分子385名，处决142名。沁水县2万群众集会，公审镇压了以郜作藩、马玉珍等为首的反革命罪犯。经过连续9个月的斗争，到1952年上半年，各县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之后，各县县委进一步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深挖和追捕潜伏隐蔽和分散流窜的反革命分子。如1953年3月20日，晋城县一举摧毁“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反动会道门组织，陵川县一举破获“中国国民志愿军”反动组织。同时，加强了对民兵武装工作及公安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各级治安保卫委员会，将防奸防匪工作经常化，巩固镇反斗争胜利成果。到1953年6月，除少数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尚待抓捕外，全区镇压反革命扫尾捕捉任务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5个县共抓捕各类反革命分子2400余名，其中判处死刑者近百人，判处有期徒刑者600余人，先后对近2000名犯一般罪的反革命分子给予了管制改造。镇压反革命的胜利，有力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群众安居乐业，使晋城各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为业已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各项社会改革工作的进行

　　晋城解放后，虽然各县均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但烟、赌、娼等旧社会遗毒依然存在，文化教育体制落后，司法不健全，大量封建残余的存在等，都成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制度严重的障碍。为此，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深入开展民主建政、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同时，为进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彻底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把各项社会改革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禁毒、禁赌、禁娼及破除封建迷信

　　吸毒、赌博、嫖娼和封建迷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据山西省公安厅的统计，1950年晋城地区约有吸食毒品的烟民近五千人，制毒贩毒者400余人，有数十个村种植罂粟，多数隐藏在陵川、沁水、阳城等偏僻山村，其中，一些地方烟民、毒贩占整个人口总数的近4%。由于吸毒，导致许多烟民形色枯槁，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沦为乞丐、盗匪、娼妓，危害社会。晋城解放初，一些城镇的妓院虽然被明令关闭，但嫖娼卖淫的现象仍未彻底取缔，聚众赌博仍然十分严重。资料显示，1950年全年各县破获的刑事案件中，毒品案约占近20%，赌博、卖淫等引发的案件约占50%。如不对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坚决取缔，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把禁毒、禁娼、禁赌，破除封建迷信作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措施狠抓不放。

　　在禁绝烟毒方面，各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相继制定出适合当地实情的禁止烟毒的具体办法，成立以公安机关为主的查禁烟毒委员会和戒毒所，下达铲除罂粟苗，禁绝毒品作物种植的命令，从源头上开展禁毒。加大对制毒贩毒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毒贩该抓捕的抓捕，该判刑的判刑，该改造的改造，特别是严厉查处了一批制毒贩毒案件。接着，各县又相继发出《关于在生产运动中改造赌徒、烟民、二流子的通令》，要求各区各村必须发动群众力量，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促使赌徒、烟民和二流子限期戒除恶习，参加生产劳动。各地的《通令》大致有以下一些内容：一是加强区、村领导，指定专人负责；二是利用当地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广泛开展教育；三是注意思想改造，克服单纯强制劳动，适当运用奖励与批评的办法；四是允许烟民、赌徒的父母、妻子有限制其变卖资财的权利；五是对个别屡教不改的赌徒、烟民，必要时可酌情惩处。由于领导重视，群众拥护，措施得力，各县的禁毒禁赌运动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经过短短3年的不懈努力，到1952年底，为害百年、屡禁不绝的烟毒在晋城基本被肃清。

　　在禁娼方面，晋城各县早在1945年刚解放就明令封闭所有妓院。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各地仍然存在的暗娼卖淫现象，各地公安机关一方面集中行动，将妓女暗娼送到教养院集中改造学习，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组织开展诉苦运动，启发她们自我改造思想。同时为她们医治性病，组织其参加生产，学习技艺，使大多数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经过几年努力，很快禁绝了这一绵延数千年的丑恶现象，社会空气得到根本净化。

　　在禁赌方面，一方面在各县城乡广泛张贴布告，明令禁止赌博，坚决取缔、封闭赌场，没收赌资、赌具，严厉惩处借此谋利的恶霸、赌棍；一方面广泛深入地教育、帮助嗜赌者提高认识，自觉戒赌，取得显著成效。

　　在禁毒、禁娼、禁赌的同时，针对许多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活动进行了大破除。如1949年12月，高平四区的龙泉、董庄、沙壁等20多个村的农民听信“闰年不敢种牛痘”的迷信说法，拒绝种牛痘，致使该地天花病流行，害天花的儿童达300多名，其中31名儿童因此死亡。针对这种情况，高平县委、县政府派大量人员前往该地，反复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在血的事实面前，农民群众终于清醒过来，自觉接种了牛痘。

　　晋城城乡在建国初期开展的禁毒、禁娼、禁赌、破除封建迷信等工作，不仅是当时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当时最成功的社会改造范例。这一系列改革的胜利，有力地扫除了旧社会的丑恶积习，肃清了封建主义的遗毒，不但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新的民主风尚的形成，对党和人民政府威望的提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贯彻《婚姻法》和婚姻制度改革

　　由于封建的婚姻制度根深蒂固，晋城解放初干涉婚姻自由、包办买卖婚姻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迫害和虐待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男尊女卑的旧婚姻观念严重妨害着婚姻平等，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建立同新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婚姻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1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维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新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是家庭生活的一次革命，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项重要成果。

　　婚姻法颁布后，晋城各县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县委要求各级各地“广泛地宣传婚姻法，力求家喻户晓”，“每个党员必须首先以身作则，领导群众向任何封建的落后的思想和习惯作斗争”。①首先，组织司法、民政、妇联、青委会、宣传部及有关单位的干部，认真学习《婚姻法》，让干部吃透《婚姻法》的新精神。其次，召开大、小会议，培训乡村宣传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传贯彻《婚姻法》。同时，结合实际案例对广大群众进行《婚姻法》教育。各县还把一些同《婚姻法》相关的典型案例编印成小册子，通过农村冬学、民校向群众宣传，千方百计提高农村男女青年的觉悟，鼓励他们追求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代替，大胆同旧的婚姻制度作斗争。

　　但是，宣传贯彻新婚姻法初，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和新解放的城镇，阻力很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群众的落后心理，散布种种流言蜚语，干扰破坏婚姻法的实施，说什么“婚姻法是离婚法”，“三月份是离婚月”，“三八节是离婚节”；一些人针对群众头脑中残留的“一马不备双鞍，一女不嫁二男”的旧观念，诬蔑“离婚是败坏祖上门风”；一些人看不惯社会新风尚，把自由恋爱误解为乱搞，把婚姻自由说成是歪风；一些人胡说什么婚姻自由是干部和学生的权利，同劳动人民不沾边；更有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人，无视《婚姻法》的存在，继续肆意干扰男女婚姻自由，歧视打击妇女再婚。1952年前半年，据陵川、沁水二县统计，就发生了十几起因婚姻问题而致命的案件。针对这种情况，各县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从1952年冬开始进一步加大婚姻法宣传贯彻力度，把1953年3月确定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集中掀起一场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运动月”开展之前，各县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组织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机关干部再次下乡宣传贯彻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认真检查基层干部群众对婚姻法的认识与态度；二是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加强对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领导；三是召开县、区、村干部、党委宣传员、积极分子会议，统一骨干的思想；四是大量培训婚姻法宣传员，先后有5200余名宣传员得到系统训练。“运动月”开展后，各县运用一切宣传工具，采用各种有效形式，在广大农村向人民群众讲解《婚姻法》的性质、目的和意义，帮助群众端正对《婚姻法》的认识，宣传旧的婚姻制度的危害性，千方百计解除群众的误解、顾虑和恐慌，戳穿谣言的荒谬性，安定民心。在此基础上，从解决群众的各种家庭婚姻纠纷入手，严厉惩处破坏男女婚姻自由，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全区受教育人数超过50%，大体上达到了每户至少有一人受到教育的预期目标，使婚姻法基本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经过持续不断的深入宣传，新的婚姻法在晋城地区得到较好的贯彻，从而引发了全区城乡婚姻制度的改革。其表现在：一是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腐朽本质，摧垮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男女婚姻的束缚，树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观念，制止了买卖婚姻，杜绝了早婚、童养媳现象；二是婚姻自由保证了家庭和睦，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性的高涨，全区近20万个妇女全劳力，参加劳动的达到近15万人，占三分之二以上；三是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过去自由恋爱被人歧视，现在男女谈心、男女恋爱成了光明正大的行为，受到羡慕和称赞。据山西省当时的抽样调查，晋城县20个村的200对新婚夫妇中，自主婚姻率达到80%以上；四是出现了不少模范夫妇和模范家庭。据1953年晋城县统计，全县共有模范家庭1025户，模范夫妇978对，和睦家庭1027户。这些事实表明，经过宣传贯彻婚姻法，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在晋城基本被摧毁，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在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晋城各县还开展了禁止妇女裹足运动。妇女裹足是旧中国一种十分丑恶的现象，也是一种摧残妇女健康的非人道行为。辛亥革命后，妇女裹足就遭到明令取缔，但直至全国解放后，在晋城尚有部分落后的山区仍然存在强迫妇女裹足的现象，严重危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 妨碍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1952年5月，晋城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发布《禁止妇女裹足的指令》，要求：第一，要在爱国丰产与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深入进行反封建思想教育，启发妇女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第二，责成区、村政府于本月15日前，协同区、村妇联会成立禁止妇女裹足检查组，不断反复进行检查，实行强制放足；第三，对个别抗拒禁令，强迫妇女裹足者，应先令其讨保具结，认真悔过，保证不犯，否则，立即送交县人民政府给予严惩；第四，各村要在民校或读报组认真组织讨论，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妇女裹足问题。指令发出后，各级各地成立检查组，深入所有乡村督促检查，很快使这一封建恶习得到根除，极大地解放了妇女劳动生产力。

　　（三）司法制度改革

　　晋城作为革命老区，人民司法机构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随着民主政权而同时建立起来。1950年5月后，各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分别改建为县人民法院。之后，又相继成立人民检察院。在解放初期的几年中，各级司法机关在保卫人民政权，扫除旧社会遗毒，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理人民内部纠纷等各项工作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各县公安、司法系统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首先，解放后留用的一些旧司法人员普遍存在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有的思想反动，品质恶劣，贪赃枉法，包庇罪犯，甚至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经不住旧司法人员的拉拢腐蚀，居功自傲，违法乱纪，蜕化堕落。这些人新旧法律界线不清，敌我不分，有的包庇纵容反革命和刑事犯，诬陷无辜群众，以致造成严重后果。其次，少数司法人员利用职权，随意抓捕，滥施刑罚，不走群众路线，忽视调查研究，关门审讯，主观臆断，致使错案冤案时有发生。再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衙门作风严重，遇事推诿，不负责任，许多案件长期不问，久拖不决。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对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6月决定在全国司法系统开展一场司法改革运动，目的是彻底整顿与改造各级人民法院和公安、检察机关，使之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作风上纯洁起来，真正成为维护人民利益、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1952年9月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彻底整顿与改造司法工作的决定》。晋城各县的司法改革由此逐步展开。运动开始前和展开后，各县多次召开会议，层层宣传动员，反复强调司法改革是全党一项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务。运动前后一般都经过3个阶段。先是组织司法人员及群众代表学习有关文件，批判旧法，学习新法，提高认识；接着由领导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问题，明确责任，采取内部检查和群众揭发相结合的方法，审查有问题的司法工作人员，实事求是地分别予以组织处理，同时清理归案、积案；最后进入组织整顿阶段，调整司法队伍结构，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机构建设，改进工作方法，制定和实行新的工作制度并处理好冤错案件。全区直接参加这次运动的司法、检察、公安和民政干部及部分群众团体的代表共500余人，揭发出各种问题近五千件，其中群众检举揭发的约占40%。运动期间先后召开改判大会20余次，纠正错判案件40余件，受到司法教育的干部群众达40余万人。这次司法改革先后历时3个多月，于1953年1月初结束。主要成绩是：第一，系统地揭露与批判了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和司法部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划清了新旧法律的界限，明确了人民司法的方向，发扬了民主，教育了群众，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二，清除了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充实了一批工农优秀分子，司法队伍进一步得到纯洁，司法机构得到加强和健全。同时，检查出一批冤假错案件，并给予公开平反昭雪，维护了司法公正形象。第三，教育提高了广大司法干部，彻底改变了旧的衙门作风，建立起人民的司法制度和新的工作作风，加强了司法人员为人民服务思想和意识，奠定了人民司法建设的良好基础。总之，通过司法改革，使人民民主的专政工具得到加强，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证。

　　（四）文教事业改革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解放初期，尽管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党组织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多年战争的破坏，晋城的文化教育事业仍十分落后。据1949年底统计，全区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不达50%。全部在校中小学生仅有77522人，只占到晋城人口的7.6%。新中国成立后，各县县委为扭转这种状况，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本着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方针，从1951年开始，对各地旧的文化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改革，努力使教育适应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措施是：第一，废除旧的学校管理制度，由政府接管所有的私立学校，确立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成立由校领导、教职工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取缔一切反动组织在学校的活动，建立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进行学制改革。按政务院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从1952年秋季起，全区小学学制一律改为五年一贯制，取消原来沿用的“四二”分段制，使工农子女受到完全小学的教育；中学实行“三三”学制，即初中、高中修业年限各为3年。第三，进行课程改革。删除带有封建色彩的课程，开设政治常识、时事教育等内容，加强对学生的基础教育。第四，适当照顾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如高平县1952年制定的《小学收缴学杂费办法》，本着普遍轻收、少数减免的原则，高小学生每年每人收米20斤，初小学生每年每人收米10斤，分两次收缴，前半年随夏征收缴半数，后半年随秋征如数缴清。此项收入纳入地方财政，由县里统筹统支，顶抵学校经费开支。《办法》规定凡入学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减收或免收学费：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的子女；享受人民助学金的高小学生；小学教师的子女；灾区群众的子女；特别贫困家庭的子女。减免对象初小学生由群众评议，村人代会通过；高小学生由村出据证明，学生评定。各村及各学校，应将学费减免学生的花名册，报县审批。沁水县针对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的情况，因地制宜办起轮回小学，如在吴家沟开办3所轮回小学，解决了38个自然村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受到省、地委表彰。

　　上述教育改革措施的实行，对推动晋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52年底，全区学龄儿童入学达117270人，比改革前增长51%，占应入学儿童人数的80%多。与此同时，干部、农民、工人的扫盲识字工作也得到加强，各县均成立了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干部入校学习。为提高扫盲识字的效率，在职工和农民参加的民校中，还推行了“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据晋城县1951年冬统计，共建立民校813所，常年参加民校文化学习的农民达5万余人，在没有条件建立民校的15户以下的自然村，共建立识字组288个。此外，还组织了691人的义务教员，分赴全县各个农村进行扫盲。高平县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工人和机关干部，通过民校、冬学和读报组，很快摘掉了文盲和半文盲的帽子，为此受到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医疗卫生方面，为扭转医疗条件落后，群众缺医少药，治病防疫难的局面，各县集中人力财力，在多数乡镇组建起卫生保健站，在村办起医疗所。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晋城县东四义村村民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以“五灭”（灭蚤、灭虱、灭蝇、灭蚊、灭鼠）、“四净”（人净、家净、院净、街净）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爱国卫生的典范。由于成绩显著，1952年12月，该村在全国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国乙等卫生模范村，获得了由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锦旗一面。

　　这一时期，全区还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和安排，有步骤地对文艺、科技制度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促进了这些社会文化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各项社会改革进行的同时，各县在此间还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次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①新中国成立初，晋城绝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服务。但他们之中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政策还缺乏了解；一部分人存在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买办主义思想，阶级界限不清；甚至有少数人对新社会不满。对此，各界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具体措施和办法是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社会活动，使其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从1952年底开始，晋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在教育界进行，各县成立教职员思想改造委员会。1953年春，各学校组织教员开展了一个多月的政治理论学习。7月中旬，集中开始思想改造运动，大体经过思想动员、总结教学工作、检查个人思想、发扬民主改进学校领导工作等4个阶段，历时约两个月，于9月中旬结束。1954年暑期，又对部分未参加运动的教职员开展了思想改造补课，使整个教育界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这次运动的洗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广大知识分子基本上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开始树立起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尽管一些地方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粗糙，也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体来说是积极有效的。

　　六、整党整风运动的开展与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

　　1945年以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晋城各级党组织，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49年底，5个县已拥有党员27000余名。

　　作为革命老区，晋城的党组织具有光荣的历史，曾经受过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考验，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上比较巩固，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解放以后虽然自身的地位、任务和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但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够遵循党的教导，牢记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然而，党的基层组织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全国革命的胜利，由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大批新党员还未来得及接受有计划的培训和教育，其中很多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仍然十分严重，还有极少数投机分子乘机混入了党内。就是在老党员之中，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也导致部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些人骄傲自满，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有些人贪图享受，不思进取，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就是“革命到了头”，从此思想麻痹，斗志松懈，工作滑坡；有些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缴械投降，蜕化变质。反映在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开始露头，多吃多占、营私谋利、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现象开始在党员干部身上出现。虽然说这些问题在党内尚未占主导地位，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这就充分说明，克服和纠正党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不纯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否则就会严重地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妨碍新时期党的任务的完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及时作出了整党的决策。5月中旬，山西省委制订出全省《整党整干计划》。随后，长治地委进行了安排部署。根据山西省委、长治地委的部署，从1950年6月中旬开始，晋城各县自上而下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时间较长，从1950年6月到1955年春，历时近5年，前期以整顿党的干部作风和基层组织为中心，后期以整党建党为重点。

　　（一）干部整风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

　　1950年6月中旬，晋城各县区以上主要干部到省委党校和省行政干校参加集中培训，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并分析本地党组织在政治、思想、作风、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培训结束后，逐步展开当地的整风运动。初步部署是，在当年的秋季之前，首先整顿好县区党政机关干部的作风，然后从冬季到次年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村、厂矿等基层党组织作风的整顿。运动大体分为学习文件、忠诚坦白、审查处理三个阶段，主要采取由上而下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的办法。在认真学习中央指定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党员干部带头检查本人的思想作风和执行政策情况，然后经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梳理出问题，再针对问题制定出具体的改进办法，最后进行个人思想鉴定。各县整党整风运动开始后，大部分干部的态度比较端正，能够实事求是、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从治病救人、改进工作的目的出发，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也有一部分干部的态度不端正，思想有顾虑。比如，一些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怀着恐惧心理，怕挨斗，怕丢面子，检查问题不深入；一些干部认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己无关，都是当官的事，参加运动不积极。针对这些问题，各县县委加大思想动员的力度，反复强调了行政机关整风的目的、意义和方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整风中应以身作则，带头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其他同志亦应自觉检讨自身的问题，大胆给领导提意见。经过反复动员，很快消除了部分干部的思想顾虑，使其积极投入到整风教育运动中。到12月下旬，晋高阳陵沁5个县所有区以上干部，全部参加了分期分批集训，接受了整风教育。整风中，各级干部联系工作实际，认真检查总结，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坦白承认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深刻剖析了原因，提出了改进方法，初步地建立起了机关党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干部整风，多数党员干部克服了消极“退坡”思想，提高了思想政策水平，改进了领导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0年10月，晋城各县县委按照省委《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整党工作的指示》，相继成立各级整党办公室，具体部署开展农村整党工作。农村整党的方针是，提高农村广大党员的觉悟程度，克服农村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义、特权思想及其它不良倾向，严密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密切党群关系，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加强党对农村的领导。农村整党的重点是整顿一类、二类党支部，“把70%以上的基层党组织提高一步、前进一步”。①大致步骤是结合集训党员整顿支部，集训一批，整顿一批，分批完成党员的整训计划。时间初步安排为一冬一春。1950年11月17日，晋城县委召开整党工作会议，安排全县的整党工作，成立由县委委员组成的整党总支委员会，下设整党办公室。各区委设立分支委员会，并按各分支委员会的人数具体划分小组。整党分三步走：第一步学习文件，分支讨论，进行自我检讨；第二步以小组为主召集会议，进行分析、批判、审查、登记，最后做出小组鉴定；第三步由小组和分支作出处理结论，经总支审查存档。在整党过程中，注意结合兼顾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生产等运动进行，制定了确保三大运动顺利开展的计划。其余各县也按照上述步骤，“宁慢勿乱，稳步前进”。一些县还邀请党外人士或群众代表列席支部会议，提出意见和建议。至1951年3月，历时一冬一春的农村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全区50%以上的党员接受了培训，45%的农村支部得到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由此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整党建党运动的深入开展

　　1951年2至3月，中共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普遍整顿。同年10月，山西省委下发《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计划》，对全省党的组织整顿作出安排部署。晋城各县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于1951年7月上旬至11月下旬，着重从4个方面开展了整党前的准备工作：第一，传达整党决议。7月间，各县陆续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自上而下地传达讨论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省委组宣会议精神，学习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总结了过去的整党工作。第二，训练整党干部，制订整党计划。在此期间，各地共挑选了400余名经过考验、作风正派、有整党建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分两期到省委党校和地委党校进行学习整训。同时，各县结合各自实际，订出了本地的整党计划。第三，集训党员，方法仍然是训练一批、整顿一批。县委训练班重点集训党内积极分子和较好的党员，一般党员的训练则主要在基层支部中进行。第四，进行典型试验。全区共选择19个农村支部进行整党试验。这次整党建党是去冬今春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延续，其目的是通过对党员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和党纲党章基本知识的教育，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各种消极思想与不良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保证党能够有力地领导与团结广大群众，在新时期胜利完成各项建设任务。为切实搞好这次整党建党，各县委相继制订了适合当地情况的计划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强调在整党中必须重视对支部的调查研究，正确分析与估计党组织的情况；必须把对党员的共产主义与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放在整党工作的首要地位；必须依靠党的内在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使整党成为有领导的自觉行动；必须注意克服降低党员条件，不认真进行艰苦的教育工作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右倾偏向，同时又要防止把党员条件提高到不适当的程度，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方法去教育党员，或采取惩办主义的方法对待党员的“左”倾偏向。

　　12月上旬，大规模的整党建党运动经5个月的准备全面展开。这次农村整党主要是在尚未整顿过的支部中进行，规定利用3个冬春季分期分批整完。机关、学校支部则要求于1952年6月前全部整顿完毕。学校的整党采取集训的方式，分别在寒假和暑假期间进行。这次整党一般分为四步走：一是思想教育阶段。这是整党的中心环节，重点是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中央的整党文件和党员的八项条件，在党内普遍开展共产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二是党员登记阶段。即每个党员须向党表明是否有决心按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有决心则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登记，并详细坦诚说明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及思想作风情况；如没有决心或因其他原因自愿退党者，则不进行登记。三是审查鉴定阶段。党员登记后，要在党的小组会上进行对照检查，随后支部大会对每个党员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结论，最后由会议表决通过。四是组织处理阶段。根据对党员的审查鉴定，发动党员讨论，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思想检查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把党员划分为4种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报上级党委批准。对符合标准的党员要求继续努力；对有较严重毛病的党员，批评教育，保留党籍，帮助改造；对落后分子，劝其退党；对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坚决予以清除。晋城县参加第一批整顿的二类党支部共45个，党员1432名。清查结果显示，有特权思想、自私自利严重的党员有75人；命令主义作风严重，群众极不满意的党员有170人。高平县参加第一批整顿的党支部共56个，党员1371名。其中有15名投机分子、不纯分子被清洗出党，11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24名党员不予登记，69名不够条件的党员被请了出去。同时县委将在整党中表现突出的155名优秀党员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全面整党开始后不久，各地相继开展了“三反”运动，此后，整党即逐步转入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阶段。各县分别选择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三反”整党试验。经试验发现，各地农村随着土改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党员的思想、作风等各方面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部分党员盲目追逐个人利益，滋长了严重的剥削思想。如有的党员在互助组不遵守等价互利的原则，对群众变相剥削。二是不少农村党员干部存在贪污浪费现象。三是强迫命令、单纯任务观点、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仍然在农村党员干部中相当盛行。四是由于党内不纯，有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利用职权压制民主、报复群众、敲诈勒索、包庇受贿、拖欠抗交粮款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五是部分农村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涣散现象，其中有的村庄竟然由非党干部担任党支部书记，有的支部5年来未开党员会议。针对这些问题，从1952年11月中旬开始，各县组织近千名整党骨干深入农村，掀起整党运动高潮，强调要把“三反”与整党“完全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在县区级机关，整党着重总结工作，整顿组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行为；在工矿企业，着重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旧的劳动态度；在学校整党，着重清除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农村整党，着重克服部分党员的消极“退坡”思想和“剥削倾向”，克服强迫命令主义作风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纠正一些党组织存在的党不管党的现象。1953年春，全区机关、学校、厂矿基层党组织的整党工作基本完成。1954年12月，农村结束整顿的支部达到1363个，占农村党组织总数的87.6%，其中经整顿好的支部占已整顿支部数的97.9%。1955年春，全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完成集训整顿，整党运动基本结束。从1951年至1955年开展的整党整风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晋城党组织在中央、省、地委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自我完善的运动。通过这次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改善了党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清除了坏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的执政能力得到全面加强，为晋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扎实可靠的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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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