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运动的反复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各县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对稳定局势的努力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与警惕。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1969年3月，晋东南4万多军民在长治英雄台广场举行集会，愤怒声讨苏修勾结美帝，变本加厉反华的罪行。晋高阳陵沁5县派代表参加了集会，并随之在各县城乡掀起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群众运动高潮。广大群众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大力加强战备和民兵建设，进一步落实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11月，晋东南军分区在晋城召开战备工作现场会议，要求各县学习推广晋城县战备工作的经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扎扎实实搞好各项战备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提高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晋城现场会议后，各县相继作出《关于大力推广晋城战备工作现场会经验，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县人民迅速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建设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并组织各公社革委主任到晋城浪井等先进单位参观学习。1970年6月上旬，晋东南地委和军分区党委在晋城浪井召开全区民兵工作“三落实”现场会，总结交流了浪井民兵营的先进经验，观看了浪井大队民兵的军事训练与汇报表演。7月，各县成立战备工作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及各单位亦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之后，一个持续数年之久群众性挖防空洞活动全面铺开。据统计，5县先后共挖地道近100万米，集体储备粮食约9000万公斤，人均55公斤，还成立起防空专业队伍和战备支前医院，并围绕战备开展了基地建设、军工生产、三线建设、保密工作等一系列工作，初步建立了县、社、队三级战备网。

　　（一）各县党代会的召开和党组织的恢复

　　1967年3月，各县在“夺权”运动之后，相继成立中共核心小组，代替原县委行使职权，下设二室六组（办公室、学习毛著办公室、组织干部组、宣传教育组、群众工作组、统战组、监察组、专案组）。所属公社、厂矿、学校党委也先后为中共核心小组所取代。这时，由于受“踢开党委闹革命”思潮的影响，各地武斗仍在不断升级，打、砸、抢、抄事件层出不穷，断水、断电、断路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动乱现象随时发生。为制止动乱的蔓延，1968年底到1969年，根据中央、省、地的指示，各县中共核心小组与临时行使行政职权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合署办公，称中共革委会核心小组，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业务）组、军事管制（保卫）组4个工作机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中共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后，在“支左”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逐渐平息了不断升级的武斗，开展了“斗、批、改”运动，初步扭转了“天下大乱”的政治局势。

　　1970年12月底，晋城、阳城县先后召开第四次党代会；1971年1月，沁水县召开第五次党代会；同年2月、3月，陵川、高平县也陆续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党代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组成新的中共县委。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冲击瘫痪的5县县委全部恢复工作。与此同时，各县所属人民公社、厂矿、学校也先后撤销中共核心小组，恢复党委或党支部。恢复后的党组织机构仍与革委会合署办公。在各县党代会的报告中，都对本县“文化大革命”以来斗批改工作做了总结，并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摆，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上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深刻，对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抓得不突出，革命大批判时紧时松，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步伐比较缓慢；经济上，粮食仍然没有完全过关，地方工业“转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思想作风上，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情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总结典型经验不够。同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大体是：第一，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第二，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搞好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第三，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工作，促进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第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第五，加强党对其他各项工作的领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

　　5县这次党代会，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召开的，主要基调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而不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清算“文革”的错误，以扭转各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混乱局势。但是，这次大会贯彻了当时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对具体工作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例如，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努力完成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实现第4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奠定基础。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农业上来，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力争在一两年内粮食亩产达《纲要》（亩产200公斤，人均粮食600公斤），达“黄河”（亩产250公斤，人均粮食750公斤），跨“长江”（亩产400公斤，人均粮食1000公斤）。工业要“以钢为纲”，围绕农业办工业，大力发展“小而全”的地方工业，力争实现工业产品“自给有余”。报告还指出，要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正确执行自留地、家庭副业、养猪等政策，努力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订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发动群众，注意留有余地，既考虑到需要，又考虑到可能。要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反对“一平二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于违反政策的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切实加以解决。所有这些措施都对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倾向，对局势的相对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县委组成人员中，混进了少数靠“造反”起家的人、参与夺权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尽管如此，党代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中共核心小组行使党的职权的形式，恢复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绝大多数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

　　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新建立，各级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也相应恢复和建立。1971年7月至8月，晋城等5县相继召开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恢复了团县委和基层团支部，并结合整党建党，进行了整团建团工作。1973年4月和5月，又相继召开妇女和职工代表大会，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妇联和工会组织。各级工、青、妇组织带领广大职工、青年和妇女，积极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劳动竞赛，推动 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二）各地经济建设艰难发展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正是各地实施国民经济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晋城各地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的干扰，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倒退。但由于各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工作，坚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使各县“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在某些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66年上半年，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晋城各县的经济建设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半年“文革”开始后，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发展速度明显减缓，但由于动乱刚刚开始，波及面还不太广，这一年国民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5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68亿元（按1990的不变价格计算），比1965年的5.79亿元增长15.3%。其中农业总产值4.15亿元，工业总产值2.53亿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17.9%和11.4%。财政收入由1965年2578万元增长到3077万元，增长19.3%。1967年和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破坏最严重的两年，5县工农业总产值1967年比1966年下降1.5%，1968年比1967年又下降3.5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1968年比1966年全面下降，其中粮食下降4.2%，油料下降49%，原煤下降5.6%，水泥下降94%。由于工农业生产下降，财政收入1968年减少到2556万元，比1966年下降20.4%。就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仍有一批基建项目和工厂上马或建成投产。1966年7月，晋东南专署实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试点，在晋城孟匠设立商品购销二级站，负责南部经济区晋高阳陵沁5县的工农业产品购销业务。将晋城县的百货、纺织品、五交化、糖业烟酒4个公司的批发业务，与孟匠转运站合并，设孟匠综合二级批发站，对口核算，归专商业局领导。1966年底，山西地方国营晋城氮肥厂（即巴公化肥厂）建成投产。国营东方红机械厂在阳城马寨村开始筹建。1967年2月，在原晋城县合作机械厂基础上成立了山西省太行印刷机器厂。4月，高平——巴公35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1968年9月，巴公发电厂一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营。进入1969年后，由于局势暂时趋于缓和，工农业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月，沁水县龙渠电站动工兴建。2月，高平县农机厂试制成功六T0—28型深水泵，经省、地、县深井泵鉴定委员会鉴定，结构合理，工作平稳，扬程可根据需要在32—88米范围内选择和调节，出水量大，适用于深水地区使用。同月，晋城水泥厂试制成500号矿渣矽酸盐水泥。5月，晋城市纺织厂前身晋东南纺织厂和国营金阳器材厂分别在阳城县八甲口和中寨村动工兴建。年底，阳城缫丝厂建成投产。1970年3月，山西省晋城汽车修理厂建成，同月，在沁水端氏镇建设山西省晋东南沁河仪表厂。10月1日，晋城凤凰山煤矿建成投产。1969年和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和28.7%，形成“三五”期间工农业生产三年增长，二年下降的曲折发展过程。

　　从1971年起，国民经济进入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年至1973年，各县在开展“批修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中，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并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部分调整。尤其是1971年7月以后，各县相继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对“工业学大庆”运动提出了5项要求：第一，学大庆，必须学在根本上；第二，学大庆，必须落实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第三，学大庆，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第四，“工业学大庆”，必须与“农业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第五，学大庆，必须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此后，坚持数年之久的群众性“工业学大庆”运动，对各县发展社队企业，增加产品品种，推动技术革新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县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6%，地方财政收入3年累计增长81%。1973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到5.92亿公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74年，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大力批判极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有人借“批林批孔”之名含沙射影批“周公”，否定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致使国民经济又出现衰退，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6.8%，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20.1%。1975年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出山主持中央工作，贯彻全面整顿方针，经济形势再度出现好转，工农业生产有所回升，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3%。但不久，全国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生产再度受冲击。

　　总之，“三五”和“四五”时期，是各县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特殊的时期。在政治动乱的影响下，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反映在经济工作中，制订计划的随意性增大，造成各项生产指标的动荡和起伏，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一时期是建国后各县国民经济较差的时期，但就一些部门和行业而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五小工业”的兴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之后，晋城各地广大群众积极克服派性影响，落实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在发展“五小工业”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所谓“五小工业”，是指除国营、地方国营以外，主要由社队两级集体经营的小煤矿、小冶炼、小机械、小水电、小化工等乡村企业的总称。1964年，晋城等县开展“四清”运动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多数家庭副业和社队企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到1965年末，境内社办工业企业仅剩15个，公社工业总产值降到1507万元，跌到人民公社化以来的最低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市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和人民生活方面急需的物资和商品空前匮乏，解决产品、商品短缺的任务，不得不大批转移到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的身上，这在客观上为社队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在原材料供应紧缺和市场需求紧迫的推动下，作为“煤炭之乡”的晋城广大乡村，开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重新掀起了“发展地方工业”、“大办农村工业”的高潮。1969年6月26日至7月1日，晋东南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召开全区农业机械工作会议，制定了1969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和实现这一规划的具体措施。会后，晋城各县抓住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公布后，政治局势暂趋稳定的时机，围绕农业大办工业，采取“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的措施，大力兴办“五小工业”。1970年，5县社队“五小”工业企业猛升至3600多个。其中，仅晋城县社队两级“五小”工业企业即达1820个，从而形成晋城历史上有名的“五小工业”时期。1970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分别以《充分依靠群众发展地方工业》、《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以土为主，土洋结合》为题刊登文章，介绍了晋城县革委会发展地方工业的经验。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影响。4月3日至20日，由山西省革委会主持，全国12个省、4个市、21个县的各界代表3000余人，到晋城学习大办“小而全”工业的经验。5月18日至30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在晋城召开工业现场会议，总结交流晋城县大办“小而全”地方工业的经验，讨论制定全区今后发展地方工业的初步规划。会议要求各县和各社队立即动手，大力推广晋城的“四土化”，大搞土法炼铁；要学习晋城县、社、队三级办工业的经验，因地制宜，搞好规划，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6月21日至7月1日，山西省革委在晋城召开全省增产节约现场会。各地区、县、市革委会负责人及所属地方工业厂矿的代表，省以上国营厂矿革委负责人及工人代表、部分社办工业代表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晋城县革委和晋东南地革委在会上介绍了多快好省发展地方工业的做法及经验。与会人员考察了晋城县的地方工业展览和部分厂矿、社队企业，还专程到阳城县南关大队进行了参观。这一年，5县共建立化肥厂90多个，小高炉164座，普遍搞起了土法炼铁，所有社、队普及了“九二○”农药厂，初步形成了一个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网。

　　1971年7月，中共晋城县委向晋东南地委作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情况报告》。晋东南地委很快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批示：“晋城县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体现了《鞍纲宪法》的精神，是我区‘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同月，山西省发展地方工业经验交流会在晋城县召开，进一步推广了晋城县发展“五小工业”的成功经验。在这次会上，晋城县被树为全省“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会后，其它各县结合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广泛学习推广晋城县的经验，到这年底，晋城地区5县社队工业企业发展到3716个，总产值达11497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3.9%。嗣后数年，虽然“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频繁，但当地社队企业仍以6%左右的速度持续发展，其产品科技含量也日见提高。1972年1月，晋城县东沟公社化工厂试制成“西玛津除草剂”，有效率达90%，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2月26日，陵川县十里河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使该县东部山区6个公社全部通电，解决了这些地方人畜吃水及生产用电等问题。3月，巴公化肥厂用煤矸石造出碳酸氢铵、氨水等化肥。同月，全国治理磺烟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该县社队炼磺业采用“单炉双烟道”、“多炉一塔”等办法治理磺烟污染的经验。7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再次肯定了晋城县“围绕农业办工业”，把“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经验，号召全区向晋城县那样，坚决贯彻落实《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精神，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认真搞好企业斗、批、改，把“工业学大庆”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1972年12月，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全区农业机械化会议，传达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了地委《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决定》，并就地方“五小工业”的规划布局和工业财贸等部门如何更好地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等项工作进行了部署。晋城等县根据地区的安排，相继作出“继续加快地方工业发展，加快工业支援农业步伐的决定”。1973年9月7日至11日，晋东南地区革委在阳城召开全区冶金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总结交流了阳城县委领导小钢铁生产和应朝铁厂发展生产的经验。10月，全区磷肥生产会议在晋城召开，晋城、高平、阳城等县的磷肥厂介绍了经验，会议重点学习交流了晋城周村、金村、巴公、钟家庄等5个社办磷肥厂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艺。1974年，尽管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全部工业产值有所衰退，但“五小工业”却稳中略升。阳城、沁水等县还掀起大办小水电高潮。这年9月，全省水力发电、煤气沼气发电和利用现场会在阳城召开。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时，5县“五小工业”发展形势进一步好转，地区和各县普遍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公社成立企业管理办公室，形成地、县、社三级管理体制，促进了社队企业较快发展。到年底，5县社办企业发展到343个，社办企业职工人数达到18605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2.5%，社队工业总产值1463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0.8%，比1965年增长8.7倍。

　　“五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和商品，极大缓解了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而且对扩大就业，支持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一个侧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五小工业”的兴起，还为改革开放后晋城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独占鳌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批修整风”到“批林批孔”

　　1971年初，晋高阳陵沁5县县委（或核心小组）为落实毛泽东主席“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以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等指示，搞好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普遍进行了以批判修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开门整风。这次“批修整风”采取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办法，首先由基层组织、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给县委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提意见，然后县委负责人利用大会或民主生活会作初步检查，领导班子集体和个人带着群众的意见和自己的检查再深入到群众中亮“私”斗“私”，请群众公开评论，最后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邀请工农兵代表帮助整改。在县委的带动下，各公社、大队、机关、厂矿、学校都按照县委的做法，先后进行了开门整风，举办各种类型的路线教育学习班，并结合整风，整顿和重建了新的党支部。5月，各县遵照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召开公社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批陈（陈伯达）整风”会议，部署开展全县的“批陈整风”运动。此后，各地的“批修整风”改称“批陈整风”，内容仍然以反骄破满为中心，具体方法分为四步：第一步传达中央文件，进行动员；第二步揭发批判；第三步思想整风；第四步总结教育。8月14日，晋东南地委、军分区党委作出《关于向程松枝同志学习的决定》。程松枝系沁水县柿庄公社枣元大队白土街生产队长。他当队长17年如一日，一心为公，在一次垫滩造地的施工中，为抢救集体财产，光荣牺牲。《决定》号召全区干部学习程松枝以集体为家的革命精神，在以“批陈整风”、路线教育”为纲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通知，从11月3日开始，各县分批向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传达有关林彪叛逃的真相。传达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采取集中进行，分散补课，登门上户，逐人讲解等办法。到11月中旬，5县的传达面达到90%以上。在逐级传达的同时，各县均成立“批林整风”办公室，并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试点。

　　1972年1月18日，晋东南地委、军分区党委决定，结合“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宣传、认真学习好队长、拥军模范马生同志和好青年、好民兵任金玉同志。马生是高平县马村公社马村大队第8生产队队长，1971年9月10日，为抢救解放军战士，光荣牺牲，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认革命烈士。任金玉是高平县云泉公社东南庄大队的羊工，1971年6月7日为抢救集体羊群，保护国家列车英勇献身。学习活动和试点工作告一段落后，从3月份起，晋城等5县的“批林整风”运动普遍开始。首先，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策划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进行了彻底批判，对林彪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4月中旬至6月，传达了《毛主席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重点学习了毛主席在巡视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指示，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读马列的6本书，重温毛泽东1960年7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意见》。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开始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其宣扬的“天才论”的唯心史观。8月以后，各县先后召开了扩大的常委会议，分三阶段集中进行“批林整风”运动。第一阶段，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第二阶段，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第三阶段，进行延安式整风，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大力纠正不正之风，增加党的团结，加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1973年1月11日至30日，晋东南地委领导和晋城等县的县委书记赴太原就“批林整风”进展情况向省委汇报。汇报中省委要求地、县委按照毛泽东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批林整风中，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2月下旬，各县相继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形势，并研究了将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措施。1973年3月开始，各级党组织对干部、群众普遍进行了“形势、实质、关系”三个问题的正面教育，重点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继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断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并把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运动认定为“客观规律”。9月，各县先后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对宣传贯彻“十大”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进行了部署，要求各级在学习“十大”精神、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搞好三个结合，即“批林整风”要同学马列理论相结合，同增强党性相结合，同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相结合。1973年冬到1974年春，结合批林整风，各县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整顿。重点是整顿那些“批林整风”开展得不彻底、农业学大寨 步子迈得不快、领导班子存在问题较多的单位。整顿的方法是先举办单位支部领导成员和宣传队伍骨干路线教育学习班，学习有关文件，提高认识，并派工作组驻点，在各公社党委直接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同时，各机关、厂矿、财贸、文教系统等党组织也在主管部门党组织领导下开始整顿，如5县2000多所小学在整顿中90%以上建立了红小兵组织，参加红小兵的小学生占总数的98%。还选配了校内、外辅导员4000多人，初步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在整顿中，要求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为此，各县成立了政策落实领导小组。到1973年底，各县97%以上“文革”中受批的各级领导干部得到“解放”，其中95%分配了工作，绝大多数老干部都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96%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插队、下放干部也陆续回到了专业技术岗位和有了新的工作。

　　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通知，并把江青等人策划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由此，“批林整风”运动又转变成“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之初，尽管各县主要领导对运动的目的不理解，但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各县都进行了动员和发动。2月初，5县县委作出《关于传达中央文件，掀起“批林批孔”运动高潮的意见》，要求全县党员、干部“立即投身到‘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刻认识‘批林批孔’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同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彻底革命”。《意见》还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组织专门班子，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运动不断深入发展。2月上旬至中旬，5县先后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5000余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培训了近20万人的“批林批孔”骨干分子。2月下旬，还相继召开各行各业“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并到一些运动开展较好的点进行了参观学习。3月初，各县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和《人民日报》发表《评晋剧“三上桃峰”》的影响，一时演变成对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批判和斗争。这一阶段，5县县委召开各种会议，参照《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对所谓“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开展了猛烈“批判”。3月下旬至6月，山西省委由陈永贵主持，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对省委主要领导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批判。江青、王洪文亲自出面，威胁谢振华、曹中南交出“黑后台”，由此产生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简称《十一条》）。7月27日晚，5县组织全体干部群众收听了山西省委召开的“批林批孔”广播大会。8月初，就如何贯彻《十一条》，引深“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向地委作了书面报告。之后，各县先后数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错误的批判，并在全县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受其影响，许多重新出来工作的干部再次受到牵连，并被作为“黑干将”遭清理，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就这样，各地刚刚出现的稳定局面又一次被打乱了。

　　三、全面整顿工作的进行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全面整顿工作的进行

　　1974年底和1975年初，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关于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随后刚刚出来工作不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概括为“三项指示”，并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对陷入严重混乱的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的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1974年冬，晋东南地委召集各县县委书记研究讨论今冬明春的工作，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对公社级党委普遍进行一次整顿，重点解决公社级党委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及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整顿中，要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要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原则，不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整顿公社级党委的同时，下决心抓好后进队和重点大队的整顿工作，重点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端正社会主义生产经营方向。

　　1975年3月25日至29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全国四届人大和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并就如何贯彻安定团结方针，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等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全面胜利的一年。在工业方面，要突出抓三项工作：一是地、县党委在重点抓农业时，要加强对工业的管理，不能一条腿走路；二是对那些重要部门、薄弱环节和老大难单位，领导要亲自抓，对搞得不好的单位，要限期扭转；三是要狠抓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在农业上，强调要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要认真实行计划种植，全面安排粮、棉、油、麻、菜的生产，同时强调，各级干部要继续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地委工作会后，各县都进行了传达，并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联系本县、本单位实际，分别召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广播大会或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要求各级干部，一方面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强调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落实党的政策和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要求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

　　在贯彻“三项指示”，整顿党的组织时，各县以落实政策为重点，提出“学理论，抓路线，落实政策，安定团结，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从1974年后半年开始，各县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以来所立的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和处理。1975年4月，按照地委的指示，5县相继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主要有5方面内容：第一，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一个普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第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要体现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第三，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积极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第四，加强党性和党的组织纪律性教育；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为了保证党组织整顿工作取得成效，从1975年至1976年初，各县县委对机构体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撤销了与革委会合署办公的“四大组”，重新恢复和设置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政治部、工交建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文教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等“7部1室”工作机构。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从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入手，减少机构层次，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搞好精减工作，以达到毛泽东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通过对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逐步统一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切实改进了干部的工作和领导作风，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整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工业企业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又一个重点。1974年7月11日至13日，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地、县国营企业财务工作座谈会，经分析认为工业战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分企业革命没有抓好，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不够端正；企业管理混乱，造成亏损户增加，亏损额扩大；有些重点企业生产上不去，造成全区欠产，产值下降；交通运输紧张，煤炭积压过大，利润无法实现，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按计划完成。会议强调，为了落实企业整顿工作，要继续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不断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不断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和考勤制为主要内容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技术操作、质量检验、设备维修、安全生产等规程；要抓好重点企业和亏损较多的企业，保证其生产顺利进行，尽快实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要组织力量，对拖欠的利润逐厂逐户清理入库；要推广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的民主理财经验和晋城巴公化肥厂的扭亏增盈经验，把本企业的亏损情况交给群众讨论，发动群众找原因，依靠群众定措施，通过逐条落实整改措施，尽快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为把企业整顿推向高潮，7月20日，地委又召开全区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对工业生产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晋城县、阳城县及巴公化肥厂、巴公电厂、阳城缫丝厂、高平造纸厂、高平链条厂等单位，都在这次会议中受表彰。1974年底到1975年初，5县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狠抓企业整顿，使当地的工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76年1月3日至5日，晋东南全区化肥生产工作会议在巴公化肥厂召开。会议要求全区迅速掀起一个学石圪节煤矿、赶巴公化肥厂的群众运动。2月上旬，国家水利电力部在晋城巴公电厂召开火力发电节约点火用油的规划与措施大会。6月17日，中共冶金部钢铁公司党委向陵川县附城铁厂发来贺信，表扬该厂在技术革新和生产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7月28日，晋东南地革委批转地区计委《关于推广阳城县西沟煤矿用煤气代替柴油发电的报告》，指出：阳城县西沟煤矿针对发电机组柴油不足的问题，试验成功了用煤气和柴油混合发电的办法，降低了成本。一台90马力柴油机发电机组，一年可节约柴油40多吨，节省资金近2万元。1976年1月15日，在晋城县东沟化工厂成立晋东南地区化学工业研究所，以加强化工产品的研制和开发。

　　在财贸战线的整顿中，从1976年开始，改变了过去财政收支不挂钩的管理办法，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多收了可以多留，少收了相应紧缩开支，各地自求平衡，按收入任务确定分成比例，有效的提高了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在农业战线的整顿中，各县强调要把学习理论同农业学大寨相结合，迅速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到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带头大干苦干。要求各地胸怀全局，明确主攻方向，县、社、队都要制定一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综合治理、分期实施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1975年冬，经省委批准，主要由晋城、高平、阳城、沁水4县承担的沁河灌区工程动工兴建，当年的主要任务是：导流泄洪洞、干渠渠道和隧道工程，以及输电、通讯、公路“三通”开工。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方面，继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养猪业，提倡队队养猪、户户养猪、人人养猪。在农业生产计划上，要求队队制订远景规划和当年生产计划，建立基本建设专业队，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组织群众大打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同时，要求端正经营方向，划清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界限，允许个体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74年8月下旬，地区革委在陵川县召开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议，要求各地力争取消人均收入50—60元以下的基本核算单位。12月6日至13日，地区妇联在沁水县召开培养妇女理论队伍暨养猪、养兔、养鸡经验交流现场会议，要求广大妇女积极读马列和毛泽东的书，踊跃参加“批林批孔”，大力开展“三养”活动。

　　在工农业和财贸战线整顿的同时，各县还对科教卫生工作进行了整顿。科学技术方面，首先是“解放”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使他们重新回到了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其次是抓了科技知识的普及与推广，技术革新与创造的提倡，当年太行印刷机器厂试制成功技术先进的T（20）型自动对开一回转平台印刷机。1975年3月，地革委邀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前来指导工作，5县先后举行推广、应用优选法报告大会，开始在企业、厂矿普遍推广优选法。1975年底，阳城、沁水县开始试办农民科研所，分别成立“山区电气化科学研究所”和“蚕桑农民科学研究所”。教育方面，1974年，各县成立工宣队、贫管会领导组，组织工宣队、贫管会重新进驻各学校，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普遍建立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教学新体制。开展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普查工作，全力普及五年制小学教育。1975年初，地区召开教育革命经验座谈会，采取“分散办学、社来社去”的办法，办起工人、农民业余大学40多所，所有公社都办起“五•七”农校，实行队校一体的新教育体制，把工农业生产急需解决的课题带入学校，进行研究和攻关。卫生方面，大力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出《关于进一步巩固发展合作医疗的通知》，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方针，开展“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养）活动。1974年8月20日，高平县米东大队赤脚医生赵俊英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针麻研究会议，随后他写的《坚持实践第一，摸索针麻规律》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1月1日，山西省针麻工作会议在高平县召开。12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坚持卫生革命，大搞中西医结合，高平县普及针麻成效显著》的专题报道。1976年5月6日至11日，晋东南地区卫生工作会议在阳城县举行，会议要求晋城、阳城两县80%以上的社队要达到“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良厕所、水井、畜圈、炉灶、环境）标准，高平、沁水、陵川要有50%以上社队达到“两管五改”，同时，各县应尽快建立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搞好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这一时期，全面整顿工作尽管时间不长，但对推动各县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成为晋城等5县“文革”以来工农业生产最好的年份，工农业总产值达10.3亿元，是1965年的2倍；粮食总产量5.4亿公斤，为第二个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分别为：原煤661.1万吨，发电量4.7亿千瓦时，水泥5.1万吨，化肥1.2万吨，棉纱2350吨，油料5565吨，蚕茧775吨，猪存栏64.6万头，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975年，5县公路客货运输量为387.8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5090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573万元。

　　（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掀起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一方面，人民群众在遭受“左”的危害中日渐清醒，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怀疑和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兴风作浪，致使整个国家一直处于严重的政治动荡危机之中。

　　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病逝世。噩耗传来，5县广大人民群众陷入巨大的悲痛中，自发地开展了各种悼念活动。但由于江青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布种种禁令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当时的舆论工具极力淡化有关悼念活动的报道。

　　3月5日至11日，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研究和布置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各县按照省委的要求，在全县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于这一运动是在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形势下进行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全面整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因此，一开始就遭到了各县人民的抵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仅仅停留在各级党委报纸上，县委、政府的公文里或标语口号上。

　　面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江青一伙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的丑恶表演，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终于在清明前后爆发出来。晋城各县人民冲破“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从机关、学校、到厂矿和生产队，到处搭起灵棚，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都胸佩白花，臂带黑纱，以不同的形式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北京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诗词在群众中广为传抄。

　　4月上旬，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行动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被撤销。山西省委随即根据中央的要求，召开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再次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于5月11日召开党员大会，对运动提出了具体要求。5月15日，晋东南地委、晋东南军分区党委在地区体育场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的党员大会精神，明确要求结合“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力追查各地所谓的“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和传单”。之后，随着各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不少地方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又被当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批判，一些在整顿中被调离的人又“官复原职”，许多单位工作再次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晋城、高平等地一些派性严重的人到太原参加“8•23”打砸抢事件，对山西省委、太原市委和太原铁路局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跟着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领导进行了游斗、殴打。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晋高阳陵沁5县150万人民顿时陷于无限的悲痛中。此后数日，各县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学校、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都普遍设置了庄严肃穆的灵堂，举行各种吊唁活动。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消息传来，各县数十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人们敲锣打鼓，欢呼党的事业有了希望。十月的南五县，到处红旗飘扬，鞭炮鸣响，人民久受压抑的激情得到全面释放。

　　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伟大斗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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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