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一、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探索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晋高阳陵沁5县各级党组织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加强党员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城各县县委把思想建设放在了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首先，狠抓了党员教育阵地建设，恢复了6所县级党校，各公社也普遍建立了党校。4000多个基层党支部（总支）中，设立了3684个党员活动中心。同时，把乡镇每年冬季举办的党员培训会固定下来，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以县、公社党校、基层党支部党员活动中心为阵地的三级党员教育网，经常受到教育的党员达到90%以上。其次，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使党员教育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比如，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各种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当许多党员，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了思想认识不清，满足现状，不思改革，恐“资”怕“右”，怀疑中央政策再变，借口因地制宜，想推翻作业组，重走老路等消极倾向时，就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对全体党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在1980年冬的培训中，采取正面教育、对比教育、针对性教育、忆苦教育等多种形式，消除了许多党员的思想疑虑，为农村改革持续深入创造了条件。再次，在教育内容上，紧紧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各县重点抓了5个方面的教育：一是1979年至1980年，深入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使广大党员摆脱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逐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全面拔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从1981年开始，结合重新认识“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学习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组织广大党员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各县都成立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领导组，采取电视教学与自学相结合，有组织有步骤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书。通过学习，增强了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及时对党员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1983年11月，5县相继安排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献简编》、《党员必读》、《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和《邓小平文选》等四本书的学习。通过学习，促进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了他们在政治上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四是广泛开展了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党的宗旨及党风党纪教育。1984年，各县都发出了《关于在县、乡、村党员干部中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通知》，要求县抓乡镇、厂矿，乡镇抓村，厂矿抓班、组，一级抓一级，层层开展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党纪和法制教育，形势、政策和任务教育。通过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解决党员干部在思想、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五是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1984年8月至9月，5县分别举办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题讲座，组织全体党员系统地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

　　1983年至1984年，5县县委分别向地委书面报告了开展党员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充分肯定并总结了近年来开展党员教育的效果与做法。通过教育，一是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二是增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三是初步克服了领导干部特殊化、以及以权谋私问题。教育的主要做法：一是健全组织机构；二是狠抓“一课三会”制度的落实；三是及时确定党员教育的内容；四是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下，积极开展学习先进的活动。

　　（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晋城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党的组织建设的情况。其主要表现是：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部分基层党员干部忙自己的责任田，不少基层党组织软弱痪散，甚至于瘫痪、半瘫痪。在一些单位和企业，有的把党政职能分开误解为党政分家，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工作条件发生变化，地位受到影响；有的仍习惯于过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做法，过多地忙于日常事务，没有足够的精力抓党的建设。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开展。

　　为了充分发挥新形势下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晋高阳陵沁各县委狠抓了党的组织建设。1979年9月至1981年12月，沁水、高平、阳城、晋城先后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按照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举产生了各县党的领导机构。在发展党员方面，各县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重视培养、吸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1979年至1984年，5县共发展党员5917名，其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2346名，占40%，工人461名，农民2665名，分别占7.8%和45%。高平县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受到了普遍重视和推广。1980年4月，高平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广泛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党支部，做合格党员的活动。通知发出后，全县很快掀起创建先进党支部、争做合格党员热潮。6月11日至15日，晋东南地委在高平县召开了全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经验交流会，向全区推广高平的经验。7月1日，高平县对活动开展以来的情况进行了认真总结，表彰了一批先进党支部和合格党员。同年11月，县委召开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对党的建设提出5条要求：一是坚决克服“党不管党”的倾向，切实把加强党的建设列入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做到思想、组织、制度“三落实”；二是认真搞好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在四化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按照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加强支部班子的建设；四是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五是继续深入开展“创先进支部，做合格党员”的活动。在以后的2年多时间里，高平县委不断赋予此项活动以新内容和新形式。1983年3月，将这一活动发展为争做“两先两优”（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优秀党员、优秀党员干部）活动。全县有25个党委，19个总支，796个支部，2181个小组，13505名党员参加了“两先两优”活动。在活动中首先注重健全一课三会制度，保证党员学习经常化；其次，恢复和建立了党课教育网，796个支部全部建立党课学习辅导组；再次，实行“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联系2至3户群众，一帮到底。1983年12月7日至9日，晋东南地委再次在高平召开党的建设经验交流会议。大会上高平县委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和做法。会后，晋东南地委专门发文在全区推广高平在党建活动中开展的“一课三会”、“党员联户”和“创先争优”的先进经验。1984年6月24日、28日，《山西日报》和《中国农民报》分别以《成功的尝试》、《他们是怎样站在农村改革前列的》为题，发表了晋东南地委副书记崔光祖写的关于高平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的调查报告。《红旗》杂志1984年第5期也以《农村党的建设要适应新的形势》为题，报道了高平加强农村党建工作的情况。

　　这一时期，各县对党组织的机构设置、组织发展、活动方式以及党员教育和管理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改革，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到1984年底，5县县委下属158个基层党委（党组），4078个党支部（总支），党员总数达71096人。

　　（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集中力量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少数缺乏严格党内生活锻炼的党员干部忽视了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一些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党员，不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于出现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生活奢靡、道德败坏等腐败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五县各级党组织从源头抓起，强化了党的作风建设。

　　1979年6月至9月，晋高阳陵沁各县相继恢复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4月起，各县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准则》。6月上旬，各县相继召开有公社书记、厂矿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各级领导严格对照《准则》，密切联系本人实际，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和作风。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各种违背《准则》的错误倾向。对同志间的批评，要从治病救人的目的出发，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耐心的和风细雨的帮助其改正错误。各县分系统、分单位多次举办讲座和座谈，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各县党校以《准则》为教材，对全体党员进行了轮训。在学习贯彻《准则》的过程中，各县围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各自实际，集中解决了县、社两级领导班子中的派性问题。对有打、砸、抢行为和抵制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个别领导进行了调整。分别讨论制定了改进领导作风、克服特殊化的具体措施。对领导干部乘车、住房、陪客、接待、文艺生活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随着《准则》的学习贯彻，党内民主生活渐趋活跃，实事求是的作风逐步恢复，广大党员的党性观念不断增强，党的集体领导日益加强。但是，党风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是不正之风严重，违法乱纪案件时有发生，如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在招工时营私舞弊、借子女结婚收礼敛财、在修房盖屋中贪占公物、弄虚作假乱转户口和大吃大喝。为了刹住这些歪风邪气，各县加大了纪律检查工作力度。1980年5月中下旬，5县相继召开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传达中纪委二次会议和省委纪检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各县纪检和纠正不正之风工作。到年底，5县共查出各种违纪案件43件，对涉案的19人区别情节轻重，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个别严重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通过惩办处理，使广大党员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党性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不正之风有所收敛。

　　1981年至1982年，晋城各县集中查处了国家干部利用职权建私房的不正之风。一些县、社以上领导干部利用改革之机，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资财，为自己盖住房，修独院，甚至在《准则》公布之后，仍无视党纪国法，继续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修房盖屋，在党内外造成极坏影响。1981年10月中旬，各县都成立了干部职工私人建房清查领导组，重点对领导干部建私房进行大规模排查。截止1982年底，共涉及在县城所建私房1128户，查清1116户，对其中违反规定建私房的国家干部279人，以《准则》的颁布为界限，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严肃处理。在大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同时，1982年4月，各县成立“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领导组”和办公室，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1982年初，中共中央针对沿海地区一些领导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严重败坏党的威信的犯罪行为抓住不放，坚决打击。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并规定了各项有关政策。各县主要领导亲自参与办案，做到了步骤方法不走样，掌握政策不走样。5县全年共揭露重大经济犯罪案件144起，立案查处46起，结案22起。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违法犯罪活动，不仅是对经济犯罪的惩治，而且是对一部分干部的挽救和对广大干部的教育，是整顿党风、政风的有效措施。因此，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赞许，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在全面贯彻《准则》，大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情况下，1982年冬到1983年春，各县按照中央组织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省、地委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开展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整顿的主要对象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党组织。整顿的方法是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针，以整顿思想为主，以整顿领导班子为重点，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严格按新党章要求，重在教育提高。企业单位的党组织整顿同企业整顿全面结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整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县先后对200多个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整顿后的支委人数比原来减少145人，平均年龄降低2.6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比原来增加近百人。通过整顿，加强了领导班子团结，提高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为今后整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

　　1983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沁水县委书记王殿文致全国县委书记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从自己做起，约法七章，欢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对王殿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严以律已的精神大加赞赏。文章刊登后，晋高阳陵沁县委立即组织了学习和讨论，一致认为，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四化建设的成败。全县党风能否实现根本好转，关键在县委。经过认真讨论，各县制定出改进作风的一些措施：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切实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第三，增强党性，根除派性，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第四，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自觉执行《准则》，给全县党员和干部群众做出表率。第五，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县委常委一季开一次生活会。第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各县把改进作风的措施和规定以文件下发，接受广大党员和群众监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经不起商业大潮的考验，腐败现象开始增多，党的作风建设面临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84年5月，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各县县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由县委的工作部门升为独立的中共纪律检查机关，受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县委的双重领导。随后，在各县县直机关、乡镇企事业单位设立了基层纪检委，形成了一支比较系统完整的抓党纪工作的队伍。通过抓党风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用好的党风和严明的党纪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984年11月，根据省委关于整党的指示，晋东南地委成立整党领导组，着手进行第一期第二批整党。后由于省里要在晋东南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省委指示，晋东南地委的整党暂停，等新的晋城市委成立后再进行补课。根据省委指示，第二批整党暂停。

　　（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1978年底，晋高阳陵沁5县各级干部总数为16768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干部总数的4.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4.8%；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5%。从年龄结构看，35岁以下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9.3%；36—50岁的干部占41.6%，50岁以上的干部占49.1%。应当承认，各级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干部队伍也存在着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加之极少数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各种不合格分子没有及时清理，影响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已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非常迫切的任务。

　　1979年至1980年，晋城各县在加快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右派分子摘帽，以及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80年6月，各县免去了一批混进各级领导班子内的武斗头头、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和顽固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人的职务，进一步纯洁了领导班子。接着，又对一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讲团结，专搞派性的干部进行了调整。同年秋冬，各县经过调查摸底，掌握了1600余名中青年后备干部的基本情况。在认真考察和民主推荐的基础上，提拔任用了600多名拥护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既有科学技术和专业文化知识，又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的中青年干部。在这些干部中，担任公社以上领导职务的约为50%，有10人进入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暂时未任用的一批中青年后备干部分别送往中央、省、地党校参加培训学习。

　　1981年至1982年，各县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抓紧做好选拔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各自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规划要求：一是加紧对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公社以上领导班子要在2年内选拔3至4名中青年干部进班子，并安排重要的职位。选拔中青年干部视野要开阔，注意从各行各业中物色人才，特别注意从非党干部和妇女干部中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二是加强对在职干部的锻炼和培训。从县、公社、厂矿抽出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文化较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但有培养前途的干部下放基层，压担子，受锻炼，长才干。三是加快后备干部的培养。既可由各级党校分工培训，也可以依托大、中专学校培养。坚持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中挑选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作为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对象。四是对正常提拔任职的干部要把紧年龄关。县处级一般限制在50岁以下，科级限制在45岁以下。五是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安置工作。组织离退休干部成立学习小组，建立学习制度，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学习，使老干部能够及时熟悉了解国家和地方的大事，发挥其余热；组织离退休干部过好组织生活会；定期对离退休干部进行体检，建立病历档案；生活上对离退休干部实行“四优先五照顾”（优先安排住房、紧缺商品、木材、交通工具等；在家属生活、粮油副食供应、医疗保健、子女就业与调动工作、文娱活动方面给予照顾）。根据这个规划，1982年10月，各县开展了推荐“明白人”活动。这实际上是一次推荐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大调查和大动员。5县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针，从战略高度认识推荐“明白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和阻力，按照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按照现行干部政策和规定，在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把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事业心强，能够打开新局面的“明白人”推荐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据统计，5县共推荐“明白人”748人，其中344人陆续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

　　1983年10月，晋东南地委对各县县委书记、政府县长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县级主要领导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1.4岁，下降到44.3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由原来的14%上升到60%。

　　1984年2月至4月，晋城各县对各级领导班子再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这次调整首先是树立了新的用人观念，严格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选拔人才。其次是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全面考察干部。第三是坚持任人唯贤，知人善用，把那些德才兼备、开拓型人才选到领导班子中。调整后，各县部、局级领导班子成员比原来减少216人，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9.7岁下降到44.3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由15.1%上升到49.4%。公司级领导班子成员比原来减少304人，平均年龄由50.6岁下降到41.2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由30%上升到54.1%。117个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比原来减少71人，平均年龄由43.2岁下降到35.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由18.8%提高到41.8%。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中，30—40岁、40—50岁的干部分别占到41%和43%。

　　从1984年3月开始，为了使干部管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晋城各县相继对干部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一是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改变了过去统得过死，包揽过多的现象；二是建立经常性的干部考核制度，把干部管理同考核使用、培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制定人才合理流动的规定，搞好人才的开发和交流，初步解决了干部调配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改变了过去干部派不进，调不出，难交流以及浪费人才的现象。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后，较之过去，在打破干部问题上的“铁饭碗”、“终身制”和“大锅饭”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较明显地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提高了办事效率。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在执行中远不够理想。此次干部管理制度改革，还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效应，各县在使用干部上，还做出许多新规定：如：领导干部实行组阁聘任制；一般干部实行招聘制；按照“四化”标准聘任干部；未被聘任的干部实行待聘制等。

　　二、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拔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党的领导不断得到加强的同时，部分环节也出现了借口党政分开，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不善于领导的倾向。为此邓小平同志及时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从1979年开始，晋城各县围绕改善党的领导开始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清查善终工作的进行

　　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工作是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进行的。在清查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晋城地区由于派性影响，也确实严重存在着扩大化问题。上访不断，矛盾激化，与中央“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极不一致，影响了“四化”建设进程。中央对山西领导班子作了重要调整后，1979年1月，省委四届二次全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第一次提出清查善终问题。5月，省委发出《关于清查善终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清查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确实搞错了的，就必须承认搞错了，并要迅速加以纠正。在会议、文件上点名批判了的，要在适当场合公开平反。

　　根据省委的指示，从1980年开始，晋高阳陵沁各县委开始部署清查善终工作。据统计，5县前后共对4500余人逐一进行了复查。1980年6月，晋东南地委召开有各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各县的清查善终工作要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认真进行。对清查对象要细致、全面、实事求是地复审，区分清楚各类性质。做处理结论要本着能拉不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原则，重点放在教育、提高和转化上。1981年7月9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大会，为原地委主要领导李顺达、邢德勇以及石珉、王天池、李贵达等被错误清查的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此后，各县加快了清查善终工作的步伐。7月至8月，相继召开会议，为被错误清查的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公开平反，在经济上给予补偿，在工作上重新安排。到本年底，5县被清查的人有相当大一部分得到了平反，其中280余名在清查中被免职、停职、调整的科、局级干部重新得到任用。

　　清查善终工作的进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反响，表明各级党组织勇于承认工作中的失误，知错改错。这就增强了人民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凝聚人心，为整个地区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搞“四化”奠定了好的基础。

　　（二）改革党政工作机构，逐步实行党政分开

　　1978年底，晋城等5县县委的工作机构大体有办公室（与政府合署）、组织部（设人事科，行使政府人事职能）、宣传部、农村政治部（与政府农委合署）、工交建政治部、财贸部、文教部、信访办、党校等。从这些机构设置可以看出，党政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属政府管理的事务，如工业、交通、财贸、人事、文化、教育、卫生等，仍由党委包揽。而一些需要党委直接领导的工作，如纪检、统战、政法等又没有设置机构。这个弊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日益显露。为了使各级党组织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聚精会神抓党建，真正实现“党要管党”，改善党的领导，从1979年开始，在晋东南地委的领导下，各县逐步对县委工作机构的设置进行调整。

　　1979年6月，晋城、高平、阳城、沁水县委相继恢复纪检委（陵川县1979年成立纪检委筹备组，1979年12月正式改称纪检委），负责党内的纪律检查。这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的领导重要举措。

　　1980年1月，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办公室正式分设办公。随后，5县县委和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之前称革命委员会，下同）的办公室也先后分署。此后，党委、政府行文各归其属，避免了交叉混乱。

　　3月，撤销地委组织部人事科，成立行署人事局。4月到10月，晋城、陵川、沁水、阳城、高平县先后成立人事局，接管了原县委组织部人事科的工作。5月，晋东南地委成立直属机关党委，负责管理地直各单位机关党支部的工作。这个调整为各县实行党政分开，机关党组织集中力量抓党的建设作出了示范。1984年3月至12月，沁水、高平、陵川、阳城、晋城县（市）先后建立了县（市）直党委，专门负责管理县（市）直各单位机关总支部的工作。

　　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980年10月，晋东南地委发出《关于地委和行署机关机构设置和归属问题的通知》，决定将地委和行署机关分开。地委工作机构是：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党校。信访办公室属地委、行署双重领导，由地委主管。撤销地委工交建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文教部，其工作移交给行署的相关机构。农村工作部与行署农委合署办公，挂两块牌子。地直各委、局受行署直接领导，行署设立党组，由地委领导。各委、局的党组撤销，设机关党支部，由地直机关党委统管。根据地委的通知和地委工作机构的设置办法，1980年底到1981年2月，除陵川以外的其余各县均进行了党政领导制度和工作机构的改革。陵川县的改革推迟到1984年2月进行。

　　这次党政工作机构改革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是从体制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委包揽一切的弊端。将一些应由政府管理的工作交政府部门管理，既有利于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各级政府工作系统，也使各级党组织从具体的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专心致志抓党建。二是根据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恢复和新设了一些工作机构，充分体现了各级党组织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通过调整机构设置不断加强党的领导的宏观驾驭能力。三是通过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工作和关系改革成败的农村工作管理机构的加强，体现了党同人民心连心，有利于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加强。四是在政府设立党组、各职能部门建立党支部，并分别由县委和县直党委领导，从制度上理顺了“党要管党”的关系。

　　1981年以后，各县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又增设了一些机构。1981年底前后，成立对台办。1982年8月至9月，成立征集党史资料领导组和地方志编纂领导组及办公室（简称史志办）。1983年至1984年，相继成立政法委、政研室、老干局、报社等。到1984年底，各县县委的常设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县（市）直党委、统战部、农工部、政研室、政法委、信访办、对台办、老干局、党史办（史志办）、党校、报社等，有的县（市）还设有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通讯组。从这些机构的设置看，党组织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领导得到全面的加强和改善。

　　这次党政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组织保证。毋庸讳言，上述机构改革仅是初步的探索，旨在为以后机构改革打基础，积累经验。这次改革从机构设置上考虑的多，而没有更多的触动机关职能的转变。所以，党政机构职能转变的课题仍要留待以后去解决。

　　（三）加强和改善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4年底，晋城等五县陆续建立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团体，晋城、高平、阳城县还成立了文联。这些团体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广大青年、各界妇女、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自己的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隶属关系上，工、青、妇属晋东南地区相应的群团组织和各县县委双重领导。在群众团体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其领导人由县委任命。

　　群众团体组织是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工作的领导，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性质、宗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实现党的重心转移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大业中，加强和改善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城各县县委通过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调整和充实总工会领导班子，积极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强化了工会工作。1981年10月前后，5县相继召开企业民主管理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和晋东南地区企业民主管理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国务院《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部署开展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推行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工作。会议强调，推行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和政府充分依靠广大职工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企业在发扬民主方面向着法制化、制度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对加强企业民主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尽快地普遍地把工交、财贸、文教等各条战线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之后，各县基层工会迅速建立。1984年底，5县建立85个基层工会，会员达4万余人。各级工会在提高职工政治思想觉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积极参与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开展“创先、创新、创优”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1979年3月至1982年9月，陵川、沁水、高平、阳城、晋城先后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团县委领导人。其中，沁水县分别在1979年6月和1982年9月召开了2次团代会，作出了《关于在全县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议》和《关于在全县青年中开展钻研科学技术、争当技术尖兵活动的决议》。高平县委批转了团县委《关于在全县共青团员中进行做合格共青团员教育的意见》，在全县广大团员和青年中掀起了争做合格团员的活动。晋城团县委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踊跃投身到“四化”建设大业中，积极开展为“四化”建功立业、做“四有”（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新人活动。在县委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下，各县共青团工作出现了组织健全、班子坚强、工作活跃、成绩显著的新局面。到1984年底，5县117个乡镇全部建立基层团委，并建立基层团支部3185个，团员达56000余人。

　　加强对妇联工作的领导。1979年1月至1980年3月，陵川、沁水、高平召开妇代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因故不能及时换届的县也由县委调整充实了妇联领导。同时，狠抓整顿，所有乡镇、行政村都建立健全了妇联的基层组织。各县妇联坚决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带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做出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在计划生育、妇幼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各级妇联起到了领唱作用。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女能手、女标兵、女先进党员、女模范干部。1985年3月，在晋东南地区妇联召开的发展商品生产妇女夺魁竞赛表彰大会上，5县有近万名千元女能手、500多名5000元女标兵、100余名万元以上的女状元受到表彰。

　　加强对科协组织的领导。1980年4月至8月，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陵川先后恢复科学技术协会，与各县科委合署办公。1983年2月前，各县又相继召开科技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科协开始与科委分开办公，由各县县委直接领导。各县科协组织和带领广大科技工作人员进行科技攻关，为各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特别是科协组织的科技下乡活动，把科技普及到千家万户，带动了农村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到1984年底，5县117个乡镇均建立了科普协会，各县还成立各种科学研究会21个，学会会员达45000余人。

　　加强对文联工作的领导。1984年3月至10月，在晋城、高平、阳城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三县相继成立了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各县文联成立后，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群众交朋友，创作出了许多讴歌党的领导、赞扬改革开放的文艺精品，推动了各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同年10月中旬，山西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马烽和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孙谦在晋城、高平等地视察后，对各县文联坚持党的领导，深入生活实际和改革一线，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许多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生活的作品表示赞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高阳陵沁五县各级党组织狠抓党的自身建设，认真研究党建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各级组织成为领导当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