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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走出的侠骨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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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11-09 21:22作者:黄平顺来源:晋城党史网

40多年前,还在山西省电力学校上学的我刚下课,有同学告我有人找,顺着同学手指方向望去,只见一位身穿军大衣,戴着一符墨色眼镜的中年人向我矫健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经过寒暄,才知道眼前这位英俊勇武,气宇轩昂的大叔,就是儿时被乡亲们敬仰的南下干部魏洛旺叔叔。他是随团到大寨参观的,专程绕道太原,想探视一下家乡在省城工作的几位前辈。


作为向导,我陪着魏叔在以后的几天里分别拜访了几位老人,所到之处,乡音浓浓,热情洋溢,他那干练,坦诚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与前辈见面,既是初次,也是最后一次。令人痛惜的是,1978年,这位铁血柔情的老战士,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倒在了他为之奋斗了16年的农场场长的岗位上再没有起来,永远长眠在了祖国南方那片翠绿的土地上。


对于他颇为传奇的一生,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几个月前,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他在江西九江的大女儿魏建英,通过了解,他那艰辛而坎坷的革命生涯,渐渐清晰地勾画出来,那些鲜为人知的一幕幕往事,如烟如歌,荡气回肠,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拿起笔,透过历史的烟云,去追忆这位山村走出的侠骨好汉.......


魏洛旺1922年出生在太行腹地丹河流域一个贫苦的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尽管生活艰辛,他的父亲还是倾其所有,想方设法供他在村中读了几年私塾。


1932年,家乡遭遇旱灾,匪患、兵祸和天灾交织在一起,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荒。为了生存,10岁的小洛旺随着父亲离开家乡,一路行乞,漂泊四方,流浪在河南一带,少年的他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家仇国恨在他幼小的心灵刻划下深深的印痕。


13岁时,魏洛旺离开父母,去到距家乡15华里以外的高都镇,在一家商铺里当起了学徒工,除看店,进货,收帐外,平时还兼做搬运工。在几年的经商磨练中,渐渐培养了他灵活的思维和人际交往的艺术,深谙经商之道的他,对商铺一些棘手的生意,替掌柜处理得十分圆满,因此深得掌柜喜爱,常常把他推在前台去应酬。


有一天,魏洛旺回村探家,目睹伪村公所的人逼着各家为维持会征粮,因天旱无收成的乡亲,原本食不裹腹,却敢怒而不敢言。魏洛旺见状,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当着众人仗义执言道:“我们是中国人,不能维持小鬼子,叫他吃上中国的粮食再来侵略中国,天理难容!”谁知这句话闯下了大祸,伪村公所将他秘密报告给驻扎在泊村的日本红部。当魏洛旺从家返回镇上时,被日本宪兵派来的保安队团团围住,硬把他押往泊村关押起来。后来,村中的仁兄弟为了营救他,通过在陵高县抗日政府独立营当文书的同乡,利用其与泊村保安队队长在获泽中学曾为同窗的面子,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释放。商铺掌柜担心他日后再惹事端,只好忍痛将他辞去。


在外闯荡多年的魏洛旺回到村中,受到乡亲们的器重。人们认为他见多识广,有正义感,又有文化,常常站在穷人这一边,乡邻们遇到什么麻烦事,总想让他拿个主意,日久,他身边便拢结了一些年壮后生。


那时,陵高抗日四区政府派出武委主任宋庆义,已经秘密来到河底村,暗中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不久又秘密成立了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魏土金任农会主席,魏红鸟任农会副主席,任菊花任妇救会主任,魏士秀任儿童团团长。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村中地下党组织经过考察,认定魏洛旺是一棵好苗子,开始引导和培养他。在党的领导下,魏洛旺在民族危亡之际,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了村中民兵自卫队队长。


为了抵抗日寇,保卫家园,魏洛旺带领身边的后生踊跃参加了民兵,发动乡亲们熬硝,锻石,自制土地雷,在简陋的条件下与铁匠出生的民兵李贵得挖空心思琢磨造枪,经过几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民兵们高兴地把这种一响枪跨在腰间,增添了胆略和锐气,自卫队也从当初的十几人发展到36人。陵高县抗日政府为了开辟根据地,派出区干部段贵生为工作组组长,在村中协助工作。


1943年的一天,村中党小组正在西大庙里秘密开会,鬼子突然进了村。在村西头站岗的民兵李小勇发现后,立即向村中报警,敌人发现后,将他团团围住,由于寡不敌众,鬼子把他逼在赵尿过的大门口,用刺刀捅向他的腹部,壮烈牺牲。


正在开会的魏洛旺为了掩护段贵生脱险,他翻出庙院与鬼子相遇,为了引开敌人立即拼命奔跑,鬼子见状,急忙围追。他凭借地形熟悉,不断穿梭于村巷中时隐时现,鬼子朝他不断开枪,最后把他围困在一家院子里,他翻墙跳出,躲进路边一个茅厕,眼看难以脱身,便急中生智,顺着茅口跳了下去,在臭气熏天的茅池中贴墙而站。鬼子到处搜索,都没发现他的踪迹。


段贵生趁敌不备,跑进大庙旁的堡垒户魏旭成家,魏母认出他是八路军,立即把他藏到了楼上的大缸里,将楼门、房门上锁以后迅速离开。刚迈出大门,只见一群鬼子嚎叫着围了过来,凶神恶煞地向她要人,魏母冷静地回答:“没看见!”鬼子见她不肯交人,便用枪托将她击倒在地,面对暴戾的侵略者,这位山里的母亲,为了掩护革命干部,早己将生死置之度外,她忍着疼痛,一声不吭。气急败坏的鬼子正要准备点火烧房时,村南上空突然传来枪声,守卫在村南山上的民兵魏财旺和区干队,为了转移鬼子视线,故意朝村里开了枪,鬼子听到枪声,疑是八路军,惊慌失措地撤出了村庄。


鬼子走后,乡亲们四处寻找魏洛旺,人们呼唤着他的名字,此刻的他因长时间躲在茅坑下面,全身已被冻僵,异常的气味已将他熏晕,听到有人喊他,却怎么也发不出声。乡亲们发现他后,立即放下梯子,才将奄奄一息的魏洛旺救了上来。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魏洛旺率领当地民兵,出没在高岗峻岭,丹河两岸,保护乡亲,保卫家园,与日伪及土匪展开交锋,灵活机动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攻击日寇据点,拔除敌人炮楼,一时威慑敌胆,声震周边。日本鬼子甚至张贴出布告,抓住魏洛旺悬赏大洋二百块。


魏洛旺白天开展武装工作,晚上同段贵生躲进山沟,山里气温低,两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抵御寒冷,在烽火岁月中,结下了生死友情。


1945年10月,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在南山背后一片松林里,村地下党书记魏土金,秘密发展魏洛旺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年冬天, 魏洛旺被调入鲁村任民兵指导员兼区政委。一年后,被任命为鲁村武委会教导员。


1947年元月,魏洛旺担任了晋城县二区武委会副主任,后来,又被任命为晋城县九区武委会主任。


1949年3月,魏洛旺听党召唤,舍家为国,离开挚爱的双亲,踊跃带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一中队,南下福建。


到福建后,他与当地人民患难与共,水乳交融,同仇敌忾。在剿匪肃特、土改反霸、征粮征款、发展经济等工作中始终走在前列,在八闽大地留下了鞠躬尽瘁的印痕,也在老区人民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口杯。他的仕途也一路攀升,先是在福安县武委会任组教科科长,后又任福安县社口区区长,1951年任福安县穆阳区区长、区委书记,1953年任福安县公安局局长,1955年任福安县检察院检察长。1956年,魏洛旺在事业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巅峰,他被任命为福安县委副书记。


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在以后的几年中,魏洛旺的仕途轨迹似乎呈弧度运行,先是到福安县委财贸公交部担任部长,又转至福安县委公交部部长的岗位履职,后来,成为溪潭区代理书记,再后来,又成为城关公社的代理书记。


从县委副书记到公社代理书记,魏洛旺始终无怨无悔,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尽心履职,问心无愧。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向来淡泊名利,上也好,下也罢,只要是组织的决定,他都能欣然受命,愉快而毫无怨言地去执行。


1960年11月,魏洛旺迎来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他因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实事求是反映基层群众疾苦,揭露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作风问题,被定为“违法乱纪错误”,宣布停职审查。这位当年曾被日本鬼子悬赏的民兵英雄,没有被敌人的枪弹打倒,却被自己人的精神棍棒打翻在地,原本刚强的汉子,此时却再也抑止不住酸楚的心境,任泪水奔涌而出。


在那些日子里,魏洛旺憔悴了许多,每当寂静的夜晚,心灵总是隐隐作痛,面对蒙辱,他却不能为自己辩解,只能在生命的炼狱中游走。以他北方汉子豁达的胸怀,忍辱负重,坚守信仰,他相信上级组织一定会公正地还他一个清白。


1962年,魏洛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被调到了福建福鼎新创建的秦屿国营农场任场长。这对于不为名利所动的他来说,归隐田园,安贫乐道,远离世俗的纷扰,让心在静逸里回归自然,正是他的期望所在。


福鼎秦屿农场拥有人家数百户,自然村7个,土地总面积242公顷。这里远离县城,交通闭塞,环境艰苦。原本农家出生的他,一到农场就和职工们打成了一片。在革命十几年之后,解甲归田,重新拿起了锄头和镰刀做起了农民,他有种久违的亲切。人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官架子”,只有朴实和豁达。春种秋收,晒谷打场,他样样在行,把最累的活交给自己,把最好的谷子上交国库。


文革初始,魏洛旺被红卫兵从农场揪到福安县批斗,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红卫兵叫他把衣服脱掉,老区的群众又让他穿上,那时,两股势力交织在一起,在脱和穿的呼声中经受着煎熬。全家心急如焚,以为再也看不到他,直到第二天,他才被老区的群众代表用车护送回家。他安慰家人说:“不用怕,土改期间土匪几次想要我的命,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些地方错误地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变成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魏洛旺非常不理解上级精神,经他手培育数年的优质茶苗,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把这些娇嫩的茶苗砍光,比割他的肉还要心疼。为了应付上面检查,无奈之下,他连夜发动全场职工、家属,把路边在视线范围内能看到的茶苗,全部移植到了山上,从而保住了大片茶苗。魏洛旺这一移花接木,为福鼎的茶叶发展立下首功,几年后,周边乡场广栽茶苗,一时成为稀缺之物,纷纷前来求购茶苗。


文革期间,他什么派也不参加,只相信党,只信仰共产主义,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天天赶着牛上山,走遍了附近所有的山头,观察土壤、云雾、气候等,为后来改变荒山变茶园构想着蓝图。他听说福鼎县委书记李天瑞无端被关押后,竟不顾一切立即前往探视。当他见到李书记蓬头垢面的情景时,这位肝胆柔肠的北方汉子,眼泪顷刻奔涌而出,他二话没说转身便走,不一会,带着一位理发师再次进入。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他不怕受到牵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正直胆略和战友深情。


在农场十六年里,他始终把农场员工的困难和需求放在心上,哪家有困难,谁家办喜事,他都一清二楚。70年代流行的确良布料,成为当地结婚用的紧缺商品,场里人知道他有面子,都会来找他求得帮助。谁家办喜事,他都会叮嘱爱人送上5元的贺礼。


一次,他生病住院期间,突然遇到农场一位农民的儿子,因外伤脾脏破裂,引起大出血,当送到医院时,苦于身上钱不多,眼看生命垂危,家属焦急万分,听说魏洛旺在医院,马上过来找他,他立即过去和医生交代:“有我在,无论花多少钱都要尽力抢救孩子”。魏洛旺一直陪着该家属在手术室外静静地等候,直到手术顺利结束才放心离开。


魏洛旺一生艰苦奋斗,生活简朴,从来没有穿过皮鞋,戴过手表,甚至裤腰带都是当年行军打仗时候的绑腿带。一直生活在山区农场的全家,由于物资匮乏,为了给孩子们解谗,他教爱人学会了炸麻花。他到县城开会,一位战友从山东给他带回些水果,他却舍不得吃,全部带回去给了孩子。


那时,他的家里连一张像样的饭桌都没有,两个凳子架起一块面板算是饭桌。从福安搬到农场的家什,只有几床被子和几件旧家具。开始,农场的人不理解,曾主政过多处要害部门,握有实权的他,竟如此简朴,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魏洛旺是个名副其实的“清官”。


他的大女儿甚至没穿过花色的衣服。有一次,爱人给女儿扯了块花色布料,想给她添件新衣服,被他看见后立即让退掉。女儿问:“为什么不能穿这颜色的衣服?”他说:“这衣服你穿过了,弟弟妹妹们还得接着穿,所以花色的衣服不适合。”


魏洛旺对子女的成长十分严厉,经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经常让家人忆苦思甜,每年都要让孩子们吃一两次糠窝头。只要星期天,都必须下田劳动,寒暑假期更不例外。他甚至购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亲自给几个儿子理发,有人找他剃头,他还是场里的义务理发师。


在那个困难时期,他全家在农场九口人,子女众多,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仅靠他11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百善孝为先的美德,仍然流淌在他的血管里,只要北方老家来信,他从不怠慢,即使勒紧裤带生活,也不忘孝敬老母,尽力给予老家施以帮助。


在他的领导下,农场扭亏为盈了,群众福利提高了,场里的职工脸上开始绽放出喜悦的笑容,屡屡受到上级表彰的农场越办越好,可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1978年3月的一天,他去县里开会,正要上车,突然一个颤抖,行李袋从他无力的右手滑落在地上,大家见状,劝他别去了,他摇头说没关系,车上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他蹒跚而缓慢地登上车,在县里开会时他果然病倒了。住院刚两天,手脚渐渐有点气力,医生要给他做全面检查,他坚决不肯,说自己只是小毛病,农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硬是不顾医生劝告出了院,回到农场后,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1978年9月12日,这位不知疲倦的好干部,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劳累过度突发大面积心梗,最终倒在了他心爱的岗位上再没有起来,离开了他奋斗了16年的农场,离开了他远在北方牵挂的亲人和乡亲。他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任何家产,只留下一串串为了民族和解放,穿越岁月烽火一路走来的火红足迹。


追悼会那天,秦屿农场的职工们争先恐后蜂拥着挤上班车,亲自赶往福鼎参加追悼会,人们含着热泪,最后一次送别他们敬爱的场长。宁德地区的南下干部几乎都来给他送行。人们心中默默念叨着这位肝胆照人的豪杰之士,他一生胸怀宽广,心系苍生,能上能下,尚俭戒奢,行事光明磊落,待人热情坦诚的秉性,让人深深缅怀。


直到1981年,上级党组织终于拨乱反正,中共宁德地委(宁地委[1981]综141号)研究决定:在整风整社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对魏洛旺同志批斗处理是错误的,决定撤销原中共福安地委处理意见,予以彻底纠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待遇。九泉之下的魏洛旺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若英魂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魏洛旺的大女儿魏建英告诉我,说她父亲在世时,曾对她说:“孩子,长大后一定要把妹妹、弟弟们带回北方老家看看,别忘了自己的家乡是山西晋城鲁村河底。”她的女儿做到了,曾先后带着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回过故乡。有次回乡看到村里正在集资修路,她义不容辞地捐献了一千元,父亲眷恋故土的那份牵挂,已让她潜移默化,情愫暗生。


岁月悠悠,星转斗移。40年过去了,对于家乡的年轻一代来说,也许这位南下干部的名字已鲜为人知。对那段烽火岁月的追思,是对走出山村的革命前辈的最好纪念。愿熠熠生辉的长江支队精神,能够发扬光大,激励后人,世代传承。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