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机构

——读《共产党情报局》

提起“共产党情报局”，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多少有一些印象外，现在的大多数人，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如果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名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神秘组织，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特殊机构，它从成立到解散，存在了将近10年时间（1947-----1956）。它虽然用了“情报局”这个名称，但这个机构实际上是由联共（布）（前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是前苏联在冷战之初坚持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产物。苏共通过情报局动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西方大国抗衡，同时也用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控制。过去，由于前苏联的严密封锁，情报局的内幕一直没有揭开，外人很难了解它的真相。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重闱深锁的情报局档案才逐渐开放，中外学者才有机会走进这段真实的历史，并用自己手中的笔，将它公之于众，由此也就有了《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这样一部史学著作。这部书由我国著名学者孙耀文所著，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约35万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述情报局的专著。通过阅读这部书，可以帮助我们对情报局的情况及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作为该书的一个忠实读者，在先睹为快后，我愿意将此书的大致梗概和本人的阅读体会与广大朋友一道分享。

一、  共产党情报局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3年6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个重大政治举动：将设在苏联、存在了24年的各国共产党国际领导中心------共产国际予以解散。

提议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领导人的策略考虑。其本意是为了显示苏联无意把布尔什维主义推向世界其他地区，各国共产党是独立活动，而不受联共（布）指挥，从而打消美、英等盟国的疑虑，便于同他们加紧合作，一道战胜德、日、意法西斯。

共产国际解散后，它的机关有的并入苏联的相关机构，有的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特别部门继续存在。也有的事务部门改头换面以“科学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工作。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两天后，联共（布）中央就决定建立国际情报部，领导情报部的就是原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这个国际情报部显然是一个人员和编制都缩小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原先在共产国际各部门工作的大多数外国共产党人，则由本国共产党驻苏联的国外局领导。这些国外局实际上也是国际情报部的组成部分。国际情报部通过各个“科学研究所”和国外局，继续同外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以致实施直接领导。大体上可以说，共产国际原先的机构直到二战结束仍然在继续活动。虽然如此，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毕竟是一个积极步骤。有利于反法西斯的同盟各国联合作战，也有利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盟国在先后战胜德、意法西斯后，又最后击溃日本军国主义，世界终于迎来和平与进步。

但是，战后和平气氛很短暂，很快就出现了大国之间越来越明显而激烈的对抗。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这种激烈对抗不久就被西方传媒称之为“冷战”。

对抗不是战后突然冒出来的，它在战时合作中就已露出苗头，根源就在大国之间（主要是美、英、苏三国）根本利益不同，它们的领导人各有自己对战后的战略设想和意识形态。当时苏联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的领导人利己主义却很强烈，不尊重别国（尤其是小国）人民的利益，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对势力范围的划分。

随着大战的结束，大国之间的争夺愈益激烈。杜鲁门刚接任美国总统，就对国务卿说，“要顶住俄国人”。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宣称，战后能否同苏联合作，要看苏联是否能够开放波兰、东欧。此后美国进一步插手东欧，同英国一起对苏联加压。

在西方大国与苏联对抗日益显著之时，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重新提起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认为“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据此他提出，苏联战后仍然要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对大战重演有所准备。斯大林的演说，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震惊。在美国，围绕斯大林的演说发起了喧嚣，新闻媒体宣传这是战争预兆。美国大法官认为斯大林的话“简直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称这是“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  

斯大林讲话一个月后，即当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访问时发表演讲，认为东欧各国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并据此宣称“铁幕”已经横贯欧洲大陆降落。“铁幕”从此成为形容东、西方对抗的热词。丘吉尔的讲话，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西方大国与苏联的对抗到1947年升至新的高度，但没有激化到直接武装冲突。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两院发表咨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美国决定接替经济困难的英国，援助希腊君主派镇压希共的武装斗争。美国还同希腊反动当局建立了联合司令部，指挥对希腊民主军的作战。紧接着，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西欧各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担心俄国人利用这种情况来发展共产主义，从而导致西欧资本主义垮台。马歇尔提出，要使欧洲复兴，就要提供美国援助。他要求欧洲提出统一的复兴方案，然后由美国予以支持。同时，美国决定吸引东欧各国参加这项复兴计划，要求他们放弃对苏联的依赖，以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但是，苏联领导人看穿了美国的用心。斯大林使用高压手段，迫使东欧各国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苏联还迅速制定了帮助东欧各国建设的“莫洛托夫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于是东、西欧在政治上对立之后，在经济上也陷于分裂。

与此同时，西欧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逆转。当年5月，法共代表在国会投票中反对社会党人占优势的法国政府的工资政策，而政府首脑拉马迪埃则以破坏政府团结规程为由，作出终止共产党人政府部长职务的决定。美国人闻讯大喜，立即向法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作为奖励。意大利右翼势力立即起而效尤。想借排挤共产党获得美国援助。5月25日，马歇尔正式保证，美国支持意大利。5月31日 ，意大利共产党与和意共合作的社会党一起被排挤出政府。在此之前，比利时共产党已在同年3月被迫离开政府。奥地利共产党稍后也退出了同社会党、人民党的联合政府。

在冷战加剧的紧张气氛下，一些国家反共煽惑宣传日甚一日。对共产党的迫害也随之增多。大多数社会党受右翼领导推动，恶化了同共产党的关系，以致出现对共产党的敌对攻击。右翼社会党人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反共产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反共倾向更加明显。

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苏联领导人做出新的进一步的决策。出于某种相对劣势的苏联面对西方大国的加剧对抗，急需加强自己在对抗中的地位和实力，通过强化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约束，来巩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而对西欧和其他地区共产党的影响，则是要促使他们展开激烈斗争，特别是开展反对马歇尔的计划，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以震撼西方大国的后方，削弱它们的进攻势头。由此，苏联领导人迅速地决定，像共产国际时期那样，动员和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于是，成立新的国际中心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二，情报局在诡异的氛围中快速成立

1946年五六月间，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他们讨论了成立各国共产党新的国际机构的问题。讨论中确定，新的机构叫情报局，其职能是在各党之间相互交换情报，交流经验，“一般地在工作中协调”，同时包括“消除各党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这个机构的政治目标是“通俗宣传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支持世界上的民主进步运动”及“反对反动派和残余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们还指出了“反对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斗争”和反对“建立新的社会党国际”的必要性。不过，对于哪些党能够参加情报局，当时还没有明确商定，这表明，苏联领导人当时只是在酝酿这项计划。到1947年上半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使苏联面临严重挑战，苏联的战后外交战略目标和利益受到重大威胁。马歇尔计划已显示出离间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意图，企图以提供经济援助为手段，把东欧各国拉向西方。这一形势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成立情报局已是刻不容缓。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中名声很差，苏联担心再来成立类似的组织，势必引起各国的反感。因此，在正式决定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时，苏联不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而且在情报局成立的每一个步骤中，都处处透出诡异。

成立情报局是苏联提出来的，但他们却不愿意公开挑明，而是让曾经深受共产国际之害，党的组织也曾被解散、对恢复任何类似的国际机构抱有很大戒心的波兰共产党来出头。为了表明自己并不急需新的国际机构，苏联领导人推出波兰充当倡议者，自己却躲在幕后操纵一切。斯大林同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波穆尔卡谈话时，提出共产党情报局只是要创办一个情报通报性刊物，便于各党之间交换情况，交流意见，事实上是要通过这个组织及其刊物协调各党的行动。哥穆尔卡接受斯大林指令后，选择波兰西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什克良尔斯卡----波伦巴的一个招待所，准备作为举行秘密会议的会址，但会议的实质性准备工作却是在莫斯科，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加紧开展的。斯大林委托波兰做会议准备，但为会议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却是由苏联派出，这些服务人员以及苏联方面参加会议的重要领导人均使用化名。情报局一经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国际性的机构，但成立大会却是秘密举行，只在事后才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公报。苏联领导人还对将成为情报局成员国的东欧各党严格保密，对与会者想了解的议程也守口如瓶，致使各党及区代表团只知道自己将要作本国情况报告及讨论创办共同刊物外，其他的一无所知。1947年9月22日，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始。参加会议的有：波兰工人党、南斯拉夫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加上会议主导者苏联共产党，共九个。苏共受命出席会议的代表是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他们均使用化名，并将每天的会议情况以密电形势向化名为“菲利波夫”的斯大林报告，斯大林远在莫斯科，对会议的进展却了如指掌，并加以遥控。会议开始时，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作为主办方致了开幕词，但因在其中提出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引起了日丹诺夫的强烈不满，因为苏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在各党情况报告全部结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这才是真正的主角登台，转入主题，定下基调。日丹诺夫报告的主要之点是强调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新配置，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但日丹诺夫对形势的分析，主要谈的是欧洲形势。并且大多是东西方对峙，而轻视中间地带各国人民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根本没有提起。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和西方大国较量和争夺的重点也在欧洲，他首先关注的是保住自己在大战后得到的利益，特别是东欧的势力范围。在报告中，日丹诺夫对法共和和意共进行了激烈批评。当时紧紧追随苏共、持左的激进立场的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也领先向法共、意共发难，其他各党也被迫拉高调门，违心地跟着地批评，使会议气氛非常紧张。苏联这样做，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带有震慑其他各党的含义。

在苏共的高压之下，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的新的国际中心----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终于宣告成立。会议决定，情报局的任务是：（1）担负组织经验交换、并在必要时根据互相协议，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任务，（2）由每个共产党中央派出两名代表，参加情报局的工作。（3）情报局设有机关报，为双周刊，用俄文和法文刊印。会议还决定，将情报局驻在地设在贝尔格莱德。至此，由斯大林幕后策划、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等具体实施的计划，终于大功告成。

三、苏共利用情报局对东欧各国共产党严密控制和横加干涉

情报局成立后， 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种控制各成员党的工具，通过情报局对各成员党发号施令，以此统一步调，并将不听话者视为异端，严加惩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控制情报局的机关报与编辑部， 斯大林当初和哥穆尔卡谈话时，曾承诺共同的报纸不设编辑部。但在正式举办刊物时却把这一承诺抛在一边。不仅设立了编辑部，而且编辑部的总编辑及部门主要负责人，也全部由苏共派人担任。并且对情报局机关报的纲领、出版程序与最初几期计划，都作了具体规定。甚至对报纸的名称也作了专门的决议，苏联人给这份报纸起的名字叫做《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报刊名称了。由于机关报和编辑部的领导权为联共（布）中央所控制，它事实上成了联共（布）的一个联络机构，不仅编辑和发行报纸，而且担负着同各个成员党联络的任务，向成员党的领导人发出电报，提出要求。而它发表的文章，对各成员党也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二是不尊重各成员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强迫各成员党实行苏联模式。情报局的九个成员党除法国、意大利外，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道路选择上又有差别。苏联从一开始就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其他六国则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要求各成员党对照情报局发表的公报和宣言，迅速作相应转弯，迫使各成员党急速左转。保加利亚工人党参加情报局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文回国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左的观点，形成了一条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与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接对抗；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克西、格罗等人本来就是苏共的积极追随者，在成为情报局成员后，更是不顾国情，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更加激进，为后来的国内动乱埋下了祸根；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波兰道路，但在政治局内却得不到支持。以贝鲁特为首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积极追随苏联领导人，给哥穆尔卡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使哥穆尔卡的工作遇到极大困难；捷克斯洛伐克本来与国内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联合政府，但在苏联的强硬干涉下，被迫出动军队，以武力迫使担任政府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独立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已不可能，党的政策进一步左倾，党的一些领导人受到严重的迫害，各成员党在党内实施残酷斗争，组织审判、制造冤案的现象接连不断。甚至不是成员党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东德都受到波及，就连不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法共、意共等西欧共产党领导人，也因被指责为美国的仆从、代理人而不顾国情地被迫转弯。

三是以高压手段排除异己，惩处“异端”。共产党情报局刚成立半年，就发生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严重冲突。发生冲突前，苏、南关系从总体上是和谐的，可以说相当友好。在二战期间，南共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曾得到过苏联的一定支持。南斯拉夫独立后，国内政策相当激进，南共一党执政，同联共（布）的方针也相当接近。直到1948年以前，苏联一直把南斯拉夫作为最亲密的同盟者。在成立情报局一事上，南斯拉夫甚至推波助澜，发挥了恶劣的作用。但在这种表面的友好之下，双方也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和谐。由不和谐演变至冲突是在1948年3月。当时，苏联强硬要求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建立南保联邦，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认为苏联此举旨在挑拨南、保关系，借以加强苏联对两国的控制，于是坚决予以抵制。苏联见南共识破了自己的图谋，就以南斯拉夫不向情报局提供经济情报为由，在内政外交上向南共发起全面攻击。给南共扣上了“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等许多严重罪名。同时，利用情报局这个国际组织，动员各成员党，对南共实行“集体制裁”，并利用情报局机关报在舆论上对南共大加挞伐。但南共在铁托领导下，并没有屈服和退让，而是对苏联的粗暴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恼羞成怒的斯大林见南共不肯就范，于是指示情报局在当年8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强迫各成员党表态，然后做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了严厉谴责，宣布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并号召南共党员干部起来推翻铁托的统治。这就是举世震惊的“苏、南事件”。联共（布）领导在操纵情报局作出谴责南共的决议时，盼望南共领导混不下去，至少也不会长期抗拒。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南共领导绝不屈服，南共党员和人民也没有响应情报局号号召起来造反，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四是推动东欧各国对“帝国主义间谍”、“铁托分子”展开一连串审判，迫使东欧各国就范。这类审判的依据就是苏联领导人在二三十年代提出、共产党情报局又大加发挥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并日益尖锐化的论点。根据这种观点，就导出如下逻辑：在苏联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必定有帝国主义间谍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必定有异己分子混入共产党内，甚至钻入党的领导层。大量的冤假错案由此产生，其中以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最为典型，影响也最为恶劣。拉伊克是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青年时代就入了党，曾被共产国际派到西班牙作战，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他在法国和德国集中营度过两年，后寻机逃回本国开展地下工作。不久被盖世太保逮捕，关押于德国集中营。二战结束后回到匈牙利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由于他在西方呆过多年，就被长期在莫斯科度过的拉克西、格罗小宗派怀疑为与西方敌特机关有牵连，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有勾结。1948年7月以后，悲剧命运降临到拉伊克头上。他以准备组织军事政变的罪名，被撤销内政部长职务，改任外交部长。随后苏联派情报局机关的官员和驻匈牙利大使多次会见拉科西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适应反南斗争需要加快行动。在苏联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于1949年5月撤销了拉伊克的一切职务，紧接着，国家保卫局逮捕了拉伊克，同时被捕的还有匈牙利军队总监、国防部副部长帕尔菲.久尔吉、中央委员、干部部部长瑟尼.蒂博尔、干部部副部长绍拉伊.安德拉什等人。为了推动案件办理，斯大林亲自派出15名顾问到匈牙利，直接插手和操纵案件的侦查活动，采取了严刑逼供和欺骗诱供手段。于是，依据联共（布）领导和情报局反对南共的政治信需要，一个完全虚构的“间谍案”被迅速编造出来。同年9月，开庭审判拉伊克等人，他们被指控为“叛国犯”。依据事先安排，拉伊克等人都承认自己曾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勾结，接受他们的指示，在匈牙利策动暴乱，消灭人民民主政权。被告的供认是特殊手段逼供和诱供的产物。对拉伊克的审判本来就是一场戏，尽管审判完全以逼供编造出来的莫须有罪名为依据，但匈牙利“人民法庭”还是按照领导人早已确定好的意图，判决拉伊克、瑟尼、绍拉伊死刑，布兰科夫等二人被判无期徒刑，帕尔菲和科隆等被解送军事法庭后也遭处决。共产党情报局借匈牙利审判拉伊克案，在东欧许多国家掀起了“反铁托主义”的浪潮。在人为加剧的紧张气氛中，，东欧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帝国主义间谍”的一连串审判，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被诬陷、受迫害、遭错杀，造成重大冤案，留下惨痛教训。

四，加紧推行全面对抗西方的方针

1947年下半年，西方国家采取遏制、包围苏联和东欧各民主国家的实际步骤，同苏联的对抗进一步加剧。1948年1月，在英国倡议下，英、法、荷、比、卢五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签订了《互助与集体防御条约》。又称为《布鲁塞尔条约》，由此形成了军事集团布鲁塞尔组织。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策划同西欧结成军事同盟，是年11月，美国与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五国军事首脑会晤，讨论西欧防务计划，12月，美国、加拿大和英、法、荷、比、卢五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议，稍后挪威也加入进来。1949年3月，与会八国一致通过有关文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是美国为推行冷战政策而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其目的就是阻遏“共产主义扩张”，同时也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它的成立引起了苏联的激烈反对。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遏制，苏联也采取了一定步骤。1949年1月，在苏联授意下，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五国代表在莫斯科开会，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加强对这些国家的联系和控制，把同西方的经济交往降到最低限度。同年9月，苏联成功的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打破了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到1955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更是针锋相对签署了《华沙公约》，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因而又称《华沙条约》，以此与北约相对抗----本文作者注)。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形势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受命召开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东欧各国进行动员。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首先是因为北约已经组成，东西方关系更趋紧张。由于对于局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因此，无论是会议的报告还是决议，都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会议报告和决议都认为，尽管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但战争威胁并没有减弱。并断言：“要是低估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准备的战争的危险性”，“要是认为战争危险已经减少，那就是一个严重的不可宽恕的幻想”。会议把注意的中心集中在欧洲，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美国要保持它在西欧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同时向东欧伸手，逐步夺取东欧的控制权，而苏联则要保证自己在东欧的特殊地位，限制美国在欧洲的扩张活动。因而，美英两国与西欧各国采取的重大国际活动，都受到共产党情报局的猛烈批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还明确地把保卫和平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但却把争取社会解放和社会进步降到次要地位，要求无条件的服从“保卫和平”这一中心任务，这无疑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鉴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严重分裂，情报局第三次会议还把工人阶级的团结列入重要议程，委托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作了专门报告 ，通过了相关决议，此外，这次会议还集中表达了对右翼社会党领袖的强烈愤恨和毫不妥协的立场，同时又强调要警惕社会党左翼，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斗争。这种惟我独革，四面树敌的战术，反映了其极左、激进的极端主义倾向。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结束不久，它的机关报就先后发表了会议公报、决议和有关报告。机关报宣称，这些决议解决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生活与斗争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对于所有共产党与工人党，对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具有极大意义。其实，这些决议的许多地方，用今天的眼光来评判，是有重大错误的。

五，斯大林欲将情报局建为新的国际中心的计划受挫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有着很大的权力，东欧各成员党都要围着它的指挥棒转，并且无一例外地深受其害。然而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还不够，还想将其职权再扩大，把它变成共产国际那样的新的国际领导中心。1950年9月，联共（布）中央政策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杨向斯大林提出报告，提议10月份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交换关于下次（第四次）情报局会议召开日期，及进一步推动世界和平运动的意见，但斯大林不同意这项建议，认为情报局书记处讨论的中心。应是如何扩大情报局职权的问题。于是，格里戈里杨重新起草报告，提议在当年12月下半月召开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在会上讨论扩大情报局职权，和设立情报局常设书记处、选举情报局总书记等重大事项。根据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很快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书记处例会与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决定》同意格里戈里杨报告中所提建议，并赞成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准备的《关于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权的建议》。这个文件的关键地方在于，要把情报局变成更有权威的常务机关，特别是可以对一些党发出“必须遵循的决定和指示”，实现情报局对各党的“经常领导”，这就更接近共产国际时期统一领导的模式，使情报局可以对各国共产党发号施令。11月21日，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情报局职权问题。法共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法戎根据联共（布）中央提供的资料就中心议题作报告。令人注意的是，法戎的报告虽然强调要扩大情报局职权，但并没有提到要设情报局总书记。讨论中也只有两个人提到设总书记，一个是保加利亚代表赞可夫，一个就是苏共自己的代表苏斯洛夫，这显然是不符合苏联领导人意愿的。依照斯大林的性格，即使会议上没有讨论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议题，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是不难实现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使斯大林的的两个愿望（扩大情报局权力和设立情报局总书记）均成泡影，预定的情报局第四次例行会议也没有开成。问题的原因是，斯大林原来希望通过设立由总书记领导的常设书记处，可以使情报局像共产国际那样更有权威，因而他设想让有威望的人担任总书记。在具体人选上，由于最合适的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在一年多前去世，斯大林便想让同样有着很高威望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出任此职。然而，陶里亚蒂以身体欠佳为由，谢绝了这一安排。陶里亚蒂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陶里亚蒂不仅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相当坦率地谈了他和意共对情报局本身的看法，明显的带有某种否定性。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意见非常重视，并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原定中的情报局会议再也没有举行，书记处会议以后也没有再开过。这表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已对情报局失去了兴趣，情报局自然也没有变成共产国际。

六，情报局的终结及其留下的历史教训

苏联领导人扩大情报局权力的企图受挫后，情报局并没有被立即撤销，依旧在运转。一方面，联共（布）领导人还要通过它了解各国共产党（不管它们是否参加情报局）活动的情报资料，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通过它交换秘密信件；另一方面，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还在出版，”对各国共产党进行批评与“指导”，这是情报局活动的重要形式。应该承认，在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投入争取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反对战争的群众性运动中，情报局有一定的功绩。但是，由于受多年惯性僵化思维的束缚，在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它仍然难以舍弃左的斗争的方针，它的机关报还在大力宣传某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和既定方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共19大的系统宣传，使苏联极左的思想、路线、政策在各共产党国家进一步严重泛滥。苏联经验、苏联模式被照搬到东欧各国（南斯拉夫除外）。苏联领导和情报局的某些思想观点，也使我国受到一定影响。如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所犯的一些错误，所走的一些弯路，都与苏联领导及情报局的宣传导向有密切的渊源。

1953年3月，苏共领袖斯大林逝世。随着这位最高领导人离开历史舞台，苏联领导层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动，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均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总体上来说，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的激烈对抗的方针，而转为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改变了与不少国家的关系，国际局势出现缓和势头。东欧各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国家由于接受和推行共产党情报局的方针，机械套用苏联模式，强制推行集体化，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生活供应品紧张，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国内普遍出现罢工、游行、示威、骚乱、冲击党政机关等严重事件，以致需要出动军队进行平息，苏联新领导人不得不促使那些国家调整政策，采取措施，缓解国内局势。同时，苏联领导也开始部分改变某些强加于人的粗暴做法，特别是为克服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主动努力。1953年6月，苏联首先提出双方互派大使，得到对方同意，双方关系由此开始缓和。此外，也不再强行要求各国共产党执行情报局原先提出的同西方大国、同社会民主党一味坚决对抗的方针。1953年后两三年间，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方针，都有显著的变化。随着苏联领导新方针的实施，情报局机关报也有所转变。它不再过分渲染战争威胁，转而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对苏联、中国的重大外交行动，例如朝鲜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等进行大力报道，一改过去对西方国家激烈斥责和咒骂的文风。对社会民主党，虽仍有批评，但比较注意说理，不再进行攻击谩骂了。对铁托集团的恶毒指责也很快减少，以致最终消失。但是，由于情报局过去多年仗着斯大林的支持，粗暴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政，拿着棍子到处打人，早已在各国共产党中留下了恶劣印象。所以，它的一些转变，并未取得人民的谅解和好感。而且苏联新领导人对情报局的态度，也始终暧昧不明。1954年1月，情报局机关报总编辑米丁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提出每四个月举行一次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并为情报局办公厅配备干部和翻译的要求，但赫鲁晓夫不置可否，只字未复。自此起到1956年4月，情报局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也没有举行过一次，就此可以看出，苏共新领导对让情报局重新活跃起来没有兴趣。这说明，情报局的解散只是时间问题。

宣布解散情报局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4月17日由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共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联合发表的《关于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公报》，刊载于情报局机关报最后一期。与情报局成立时曾引起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极大关注的情形相比，情报局的解散却没有引起多大轰动，甚至连发表评论的都没有。许多共产党只是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刊载了结束情报局活动的公报。即使西方政界和舆论也似乎不大在意。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情报局解散的两个月前，苏共举行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论点。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而变成世界体系的时代，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进行合作。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增长，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不正确的。他的这些论点与多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也是情报局所坚持的观点迥然不同。不仅如此，他在大会期间，还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世界上产生了爆炸性影响。与苏共20大引起的巨大轰动相比，情报局宣布解散显得平平淡淡俏无声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情报局的解散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步骤。由于不再受情报局决议、方针的束缚，各国共产党就有更多的独立自主，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的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开创新的斗争局面。情报局的解散还有利于清除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各国共产党有可能与社会民主党就共同斗争问题展开广泛合作，促进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推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情报局的解散结束了一个国际中心企图指挥世界各党的局面，同时也就为各国共产党在独立平等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党际关系和各种形式的交往合作，创造了广阔前景。

用今天的眼光看，情报局的活动仍不乏积极的方面。例如，它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政策，反对西方大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推动世界各国掀起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和平运动，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各国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迫害等。情报局加强了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各党之间的经验交流和相互支持，在冷战开始以后的严峻形势下鼓舞了各国共产党的斗志，这些都是它的积极作用的表现。

但是，情报局的消极、负面作用却远远超过了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1)它不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不尊重或否认他们有独立解决自己事务、开展斗争的权利，而力图从外部、从上边对他们进行直接干预。一旦遇到抵制时，它就以高压手段迫使某个党服从，对南共的错误干预就是其典型；（2）它依据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具体形势的片面估计，提出和推行左倾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采用左倾的方式对付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同社会民主党对立，使不少党失去同盟军，斗争变得更为艰难。以致削弱力量；（3）它不愿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而要以一种共同的（甚至是划一的）任务、策略、方式要求各国共产党，不论对人民民主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它都表现出一种顽固甚至偏执的态度，硬性要求他们遵从由它确定的方式和模式，否则就会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情报局消极方面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在于他们要求情报局的方针和活动要符合苏联一国、苏共一党的利益，要符合他们对外政策总目标的需要。这样就使得情报局从一开始就不能很好地尊重各国的特殊条件和独立自主，以致对别国内政外交的粗暴干涉，成了家常便饭，使得自己在各国共产党眼中，变得面目可憎。

情报局虽然只存在了9年时间，但却给世人留下了不少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其中最突出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化，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联共（布）所做的一切都称为马列主义，把苏联模式、苏联经验当成唯一正确的典范和模式，断定为适合于各国的普遍真理；二是把是否符合联共（布）的做法作为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唯一标准，不顾各成员党的国内历史、文化的不同情况，强行要求各党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苏联模式；三是把自己当成老子党，把与各党的关系搞成父子党，猫鼠党，把成员党视为仆从，什么时候都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老子天下第一，不容许任何成员党对对自己有丝毫的质疑和指责：五是直接插手其它党的内部事务，不容许其它党违背自己的意志，对于敢于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就视为大逆不道，斥责为民族主义，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严厉批判打击，甚至以武力干涉，不仅剥夺了各成员党的正当权利，窒息、扼杀了人们的探索精神，而且搞得人人自危；六是在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上，过分严重地估计形势，夸大战争危险，武断地认为西方各国都在法西斯化，错误的认为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是“战争贩子的帮凶和同盟犯”，不懂得革命要有一定的策略，一定的迂回，一定的妥协，一味要求各党坚决斗争、全面出击。其结果是四面树敌，孤立了自己，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

回顾往事，是为了总结经验，记取教训，开拓前程。读了《共产党情报局》这本书后，掩卷沉思，我的心中非常感慨。苏联那样的大党、大国，曾经是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但由于党的领导人在路线、政策、策略上屡犯严重错误和失误，结果搞丢了政权，搞散了国家，让人扼腕叹息。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我又感到非常庆幸。建国以来，我们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就，但在苏联模式影响下也犯过不少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将我国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不断地总结自身，包括总结和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情报局问题和苏联模式问题，就是我党关注和借鉴的一个方面。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运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回答了有关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并形成了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了国际国内形势，在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根本战略，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同时，我国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好评。通过18大以来五年多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已经形成。刚刚结束的党的19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和时间表。我国现在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我们有信心地展望，这样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坚持不懈地干下去，19大以后的5年，我国一定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49年，我国一定能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有这样伟大、光荣、正确、优秀的政党，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幸运。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