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侵华中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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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2-13 16:19作者:吴军雄来源:晋城党史网

—读《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


     《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是军旅作家王龙同志在2007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推出的一部“拓荒之作”。之所以称为“拓荒”,是因为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侵华史上一个被人忽略已久的领域------文化战争,于是独自一人挥着一把砍刀,在人迹罕至的荒莽之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笔耕数载,终于将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史实化为厚重的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是最近才在新华书店发现这本书的,看到后如获至宝,立即购买下来。仔细拜读以后,我觉得作者的历史视觉非常独特,也非常开阔。他避开了长期以来在抗战作品(包括影视作品)中,一反映日本侵华,就是野蛮、残暴、血腥的单一表现模式,而把笔触伸向人们不大关注的文化战争这一隐秘角落,深度揭露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和祸害,不仅有对中国人民血淋淋的屠杀,还有思想、精神、文化上的戕害。侵华日军的庞大队伍,不仅由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类似野兽一般的嗜血恶魔所组成,而且还有一支文质彬彬、以笔为枪的所谓“笔部队”。这支特殊部队是日军“思想战”的急先锋,其成员遍布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协力”战争。这些表面文质彬彬的“笔部队”成员,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相互配合,狼狈为奸。“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 “笔部队”则笔征四方,大肆煽动战争狂热,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喝彩打气。许多日本知名作家都在“爱国主义”口号煽动下,堕落为日军对外侵略扩张的吹鼓手、马前卒。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肆意混淆真假、颠倒黑白,把日军的累累罪恶漂白,把侵略者描写成“天使”,把“杀人魔王”描写成“国家英雄”,把占领区描写成“王道乐土”。他们通过作家的独特作用,既美化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性质,消弭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把本国所有人民绑在疯狂的侵略战车上,还要欺骗、蒙蔽、毒害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让他们相信,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军队是保护他们的好队伍,从而解除被占领区人们的思想武装和斗争意志。书中披露了许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日军侵华的另一面嘴脸,能够帮助我们对日本侵华的那段罪恶历史认识得更为全面和深刻,


下面,让我们追随作者的笔触,来共同了解一下日本侵华时那支神秘的“笔部队”的基本情况。


从该书可知,日本“笔部队”的活动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策形成的过程中,早期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明、保田谕重郎等人就扮演了“笔部队”的开路先锋,很早就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法理”基础,在煽动侵华思想方面起了恶劣作用。二战时期,更是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的“暗谷”时代。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日本近代文学,几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残殆尽。日本军部策划下的“国策”文学,成为文坛主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立了军报道部,派遣空前阵容的随军作家、记者进入中国战场采访报道。同时对从军作家的创作制定了七条明确而具体的规定:(1)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2)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3)写到敌方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4)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5)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6)不能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可以写分队长以下的士兵,但必须把小队长以上的士兵写成沉着勇敢的人;(7)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推进,“笔部队”阵容不断扩大,一大批日本记者、作家开赴前线进行“笔征”。按照军部的要求,他们明火执仗地鼓吹对华侵略,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日本各大文学刊物也沦为宣传战争的竞赛场,争先恐后开辟特写专栏,为日本侵略扩张摇旗呐喊,一时间日本文坛热闹非凡,各类作家各显身手,全方位服务于侵略“国策”。按照作品题材内容划分,这些为侵略服务的“国策文学”,具体包括“兵队文学”、“满洲文学”、“皇民文学”、“宣抚文学”、“大陆开拓文学”等类型;按照作家身份划分,又分为“军队作家”、 “征调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别,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除了极少数正义作家流亡中国外,其他作家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4000之多。他们投身侵略战争的心态各有不同。有的是被军国主义饮鸩止渴的精神欺骗所蛊惑,有的是畏惧法西斯政权的疯狂迫害而缴械投降,有的是为了出名得利而主动投怀送抱,有的本身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作者以让事实说话的严肃态度,不惜笔墨和篇幅,详细介绍了四个类型九个作家的情况:


第一类:恶魔的鼓吹手-----“从军作家”。


选取了两个典型人物: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女作家林芙美子


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即被日本影响最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报》以特派作家身份派往南京,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采访后回到日本伏案疾书,在10天内写成一部8万字的作品《活着的士兵》。在书中,石川达三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并以几个下层官兵为主角,描述了他们进攻南京中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严密封锁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作品发表后立即遭到日本军部的严厉指责,外务省当即发出命令,立即收回杂志,全面禁止发行。石川达三被逮捕审讯并判刑。判决十几天后,日本军部有意放他一马。让他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从此时起,石川达三开始学乖,竭力讨好当局。在武汉采访一个月后,他回到国内。快速写出长篇纪实小说《武汉作战》。在该书中,他全力渲染日军的“文明”之举,把战争的责任统统推到中国军队一边。他写道: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在他的笔下,日本侵略者成了和平的使者,侵华战争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一个也不见了,甚至成了被人同情、崇敬的对象。


林芙美子出生贫寒,命运坎坷。靠自学成为日本文坛大名鼎鼎的女性作家。特殊的经历,使她的性格非常复杂。她同情无产阶级,并因给日本共产党刊物捐款而遭到拘留。但她又不愿意走革命之路。她很务实,坚信生活先于虚幻,渴望通过自我努力成为“女暴发户”。1931年“满洲事变”(即9.18事变)后,狂热的军国主义浪潮席卷日本,林芙美子在这种氛围的浸润下,也开始关注战争,并亲自送丈夫手塚绿敏参加日本军队,奔赴中国战场,由此被称为“军国之妻”。1938年9月,林芙美子也随“笔部队”从东京来到中国,被日本当局树为“夫妇共为国家出力”的典型。12月,林芙美子到了汉口,《朝日新闻》对她大加吹捧,给她戴上“汉口先锋”、“战地玫瑰”、陆军班的“头号功臣”等桂冠。林芙美子本来就爱好虚荣,争强好胜,《朝日新闻》一吹捧,愈发刺激得她血脉喷张,急于立功。回到日本后,她不仅到各地巡回演讲,泪流满面地宣扬日本士兵在中国的“英勇事迹”,还迅速创作出从军记录《战线》和《北岸部队》,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日记体和书信体写成,配有大量她在战场上和全副武装士兵合影的照片,和她亲自描绘的“部队进击地图”等插图。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政府和军部的高度赞扬,日本主流媒体都被发动起来,为她的作品举行了浩大的宣传攻势,她的书创造了日本的畅销之最。林芙美子一边为日军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一方面对受荼毒的中国及其人民却极为冷血。她在书中写道:“道路上中国士兵死伤累累……我的神经就这样无所顾忌的注意这些尸体……我对日本伤兵所怀有的那份感情,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这些中国士兵的尸体,完全激不起我的一丝感伤,即便连一瞬间的触动也没有。”这要把人性丧失到什么地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第二类:蘸血为墨的谎言机器——“军队作家”


选取了三个典型人物:火野苇平、藤田实彦、岛崎曙海


火野苇平1928年就加入日本军队,但他同时还是日本左翼作家。后来经过日本法西斯当局打压和洗脑,他很快蜕变成为一个战争狂人,甘心情愿为天皇卖命。除了军人身份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陆军报道员”。从军之初通讯兵的身份,使他很容易了解某些战役的全貌。长期在一线担任“伍长”,也让他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他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汉口作战、安庆、广州攻克战等重大战役,这些成为他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他创作的《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被统称为《士兵三部曲》。在这几部书中,他大肆美化日本军队,美化侵略战争,称日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一场“宏伟的战争”。胡说日军所到之处,对中国人和蔼、友善,敬重老人,热爱孩子,胡说日本士兵“丰富可爱”,并为他们大唱赞歌:行军中“无论哪个士兵,肯定都是脚疼,胸闷,咬紧牙关艰难地行进,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样英姿飒爽,那样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强、真勇。”火野苇平的书,在整个日本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认为已经超越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将火野苇平誉为“战争文学第一人”,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士兵作家”,其作品不断重印,累计达到300万册。在他作品的蛊惑下,日本又掀起了新一轮支援圣战的狂热。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火野苇平第三次应招参军,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他都是战争文学最活跃的人气作家。但是,火野苇平的结局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爬的高,摔得重。日本投降后,火野苇平被定为“战犯作家”,被逐出“文笔家”之列,日本《赤旗》杂志将他指定为第一号文化战犯。尽管在美国纵容下,火野苇平只受到象征性惩罚,但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跌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不能不使火野苇平大受刺激,最终自杀身亡。


藤田实彦,时为日本陆军少佐,第10军独立车队队长。但藤田实彦不是单纯的武夫,他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他既可以挥刀杀人,也可以握笔写作。他在戎马倥偬中创作了一部纪实报告文学,叫做《战车战记》,详细描写了他率领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与围攻南京的情况,这也是他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唯一一部作品。藤田实彦并非专业作家,《战车战记》的文学价值并不太高。但由于它是从日军角度正面描写进攻南京战事的重要作品,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为了唤起日本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战争狂热,藤田实彦不吝笔墨地讲述战车部队的“英勇事迹”。在他笔下,日军活着的士兵无不英勇无畏,顾全大局,死去的士兵莫不形象高大,令人敬重。在中国人看来一群到别国土地上行凶作恶的法西斯狂徒,在藤田实彦笔下,却无不充满勇士的光辉。作为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杀人如麻,血债累累,中国人民对他极端仇恨,但日本军部却对他非常欣赏,于1942年将他晋升为陆军大佐,1945年又任命他为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日本战败后,关东军司令部向125师团下达了投降命令,藤田实彦拒绝执行,妄想孤注一掷,负隅顽抗。在司令部要逮捕他时,才勉强执行了命令。当年9月,中共抽调大批部队挺进东北,抢先一步占领了战略要地通化。不甘失败的藤田实彦在国民党通化党部书记长孙耕尧策动下,化名田友,密谋组织在通化的日本人发动叛乱,结果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并逮捕。但狡猾的藤田实彦很快设法逃脱。1946年3月,藤田实彦终于同通化国民党组织联手,发动了一万多人的大叛乱,在我强大军队的打击下,暴乱很快被平息,藤田实彦再次落网。一个月后,藤田实彦在绝望中病亡,他的妻子回到日本后自杀。


岛崎曙海,日本“满洲文艺协会”会员。因在侵华战争中炮制大量“宣抚文学”而名噪一时,其代表作品有《宣抚班战记》等。今天的人们,大多数不知道“宣抚”是什么意思。扒开历史可知,所谓“宣抚”;就是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战。 而“宣抚班”,就是日军思想战的一个特殊兵种。其主要任务就是以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麻痹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军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并进的战略,将“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汪伪政权成立后,华北389个县,就有275个设立了宣抚班,成员近3000人。那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双方对民心的争夺非常激烈。岛崎曙海说:“敌人让土民(指中国普通民众——本文作者注)吃了什么药,我们就必须给他们吃解药。” 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中国人不过是“卑贱之民”,只要施以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糖,就可以把民心笼络过来。岛崎曙海在《宣抚班战记》中描写道:“茶的味道很好,(土民)闻着茶,连说好吃,好吃。不光是茶,这次把叫做‘小孩儿印’的香烟也拿来了,…一支一支的分发。……宣抚官趁机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是恶党,那种欺负良民的人,应该快快消灭,说得通俗易懂,使大字不识的土民听得明白…。”这段话不打自招地反映出日军蒙着面纱笑里藏刀的伪善“德政”。


第三类:迷失的变节者……“转向作家”


选取了两个典型人物:黑白“异人种”牛岛春子,“灵魂变色龙”林房雄。


牛岛春子原是一名理想主义者,1930年代,她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革命道路,积极投身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工人运动,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先后两次被捕,但都没有屈服。使她信念坍塌的原因是,1933年日共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背叛。他们在日本反动当局血腥镇压下,发出“转向声明”,向日本军国政府摇尾乞怜,缴械投降。主要领导人的叛变,给了日本共产党多数党员致命一击,大批人排着长队,在转向书上签字投降,拖着镣铐的牛岛春子也在其中。出狱后,牛岛春子认清了一个真理: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任何渺小的个人都形同蝼蚁。如果迎合强权顺从招安,就可以尝尽甜头。于是,她和新婚丈夫牛岛晴男来到满洲(即我国东北),并且一住就是十年。在这里,她摇身一变成为军国主义的鼓吹手。她写的第一部小说叫《富寿草》,在书中,她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日本警务指挥官岛田浩太郎,讲述了他如何英勇顽强可歌可泣抵抗共产党的故事。昔日和她并肩战斗的战友,在她笔下成了负隅顽抗凶残可恶的共匪,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法西斯警察,却成了一心奉公的帝国楷模。此后她以高亢的热情,创造出一系列浸满战争之毒的作品。其中,有反映中国官吏忠心耿耿效忠日本殖民政权、充分体现“日满亲善”的十幕话剧《王属官》和中篇小说《祝廉天》。这两部书是牛岛春子最得意的“转向作品”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祝廉天》,获得了在日本最具盛名的权威奖芥川龙之介奖的提名奖。日本投降后,牛岛春子回到日本,并且又加入了左翼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久留米支部”。正像一句老话说的: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归根结底,她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下的受害者,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神“异种人”。


林房雄之所以被称为“变色龙”,是因为在20世纪光怪陆离的日本文坛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那样,集丰富驳杂于一身:他是三次入狱的文学战士,又是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他是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又是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他是被开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又是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青年时代的林房雄,思想进步,信奉马克思主义。文笔也很好,作品格调阳光健康,他写的《密探》、《都会双曲线》、《牢狱五月祭》等等,为无产阶级大声疾呼,在中日两国文坛上,曾获得万众仰慕。他因此被日本政府逮捕、判刑、三次入狱,这使林房雄思想开始右转。出狱后,他提出批判政治优先的主张,开始正式转向。但林房雄不是一个简单的随波逐流者,而是在灵魂深处实现了深刻的嬗变。他在《谈转向》一文中,表示坚决拥护“承诏必谨”的天皇制,声明自己的“转向”是出于“对国体的信仰和献身”,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日本人心灵中的永久支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而中国则开始了全面抗战。林房雄响应日本政府号召,奔赴中国“协力”战争。林房雄冒着炮火在战场上采访,写出了《战地纪行》、《战地间隙》、《战争的侧影》、《上海战线》等“战地报告文学”。 在这些作品中,中国人的总体形象体现为灰暗丑陋,卑下混沌,而日本人则表现得英勇无畏,众志成城。1943年,林房雄担任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 “文化使节”,他绞尽脑汁,不惜一切手段,拉拢沦陷区文坛为日本法西斯统治效力,而且成果颇丰。为了彻底征服沦陷区文坛,林房雄高度重视文化策反活动。他主动学习中文,以了解掌握中国文坛动态,并能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为了笼络人心,实现思想征服,他积极呼吁中日双方互派留学生、加强文学翻译、扶助出版杂志等,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筹备文学刊物等手段,培养忠实于日本的文化走卒,由此他被称为沦陷区文坛的“太上皇”。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追究战争责任的狂潮,林房雄作为一名为侵略战争冲锋呐喊的主将,自然难逃被惩处的命运,12名“战犯作家”,他名列其中。


第四类:随波逐流的“良知”:“摇摆作家”


选取了两个典型人物:“迷途的叛逆者”与谢野晶子,“默然的不安(者)”川端康成。


与谢野晶子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女作家。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由于她的弟弟战死,与野谢晶子就写了一首悼亡诗《弟弟,你千万不能死去》,在日本的《明星》杂志发表。这首诗千回百转,如泣如诉,字字浸血,声声含泪,对人具有穿云裂石般的震撼,可以说这是日本最早的反战诗,而且把矛头直指天皇。该诗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国粹分子和保守派的猛烈围攻、但与谢野晶子毫无惧色,发表了“公开信”予以反驳,由此被日本主流舆论称为“社会之敌”。1905年她还创作了不少反战诗。谁能想到,这位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的文坛奇女子,后来竟成为军国主义的铁杆粉丝。这位开一代诗风之先的近代日本文坛泰斗,到了晚年思想发生了剧烈蜕变,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支持侵略国策的极端国家主义者。1932年2月,一名叫空闲的日本少佐在上海作战中受伤,他拒绝中国军队的优待和红十字会的治疗,顽固选择了自杀。与谢野晶子的丈夫与谢野干闻听后大为感动,创作了歌曲《悲君---为空闲少佐自裁而献诗》。与谢野晶子不甘落后,立即紧随其后创作了组诗《红颜之死》。在诗中她虽然对战死的中国学生表示同情,但却质问道:“是谁欺骗了纯情的他们,让他们与善良的日本为敌?”实际上意在把侵略者美化成为“善良的邻国”。1932年6月,日军在中国的节节胜利激起了与谢野晶子心底的侵略本性,她在《日本国民》杂志上发表诗作,盛赞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你是普通一兵\你抱着爆破筒\纵身跃进铁丝网\身躯化为灰烬。这仅仅是一个战例\我们后方国民\在各行各业\却为此倍添了自己的勇气”。与谢野晶子已经卖力地投入到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宣传中去,对正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军人,她再也没有半点反感和批评,而是积极充当日本当局的政治传声筒,竭力对杀人如麻的、野兽般的日本军人予以美化和赞颂。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已经演变到更加狭窄、极端,甚至趋于反动的程度,而且越走越远,至死不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亲手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送上战场,与美军作战。儿子走后四个月,与谢野晶子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终年64岁。她死后三年,自己的国家也遭到美国原子弹袭击,日本变成一片火海。招致这样的灾难,也有着她的一份罪恶。


川端康成是日本一位世界性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日本那个举国疯狂的年代。川端康成也没能独善其身,他的文坛好友片冈铁兵、横光利一、菊池宽等人无一例外地卷入了战争风暴,都曾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川端康成则尽可能地离群索居,默默创作和战争毫无关联的作品。到了1945年,日军在亚洲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已接近全线崩溃,当年4月,冲绳大决战打响,日军准备对美军实施全方位“神风特攻作战”。此时,日本政府要求作家“奉公出征”,开赴各地前线采访撰写战地作品。川端康成作为海军报道班的成员,被派往鹿屋海军航空兵特攻队基地“体验生活”。鹿屋是冲绳的前沿阵地,日本当局大肆吹嘘冲绳大战大概一周内就可以结束。川端康成也坚信,在“神风特攻队”的攻击下,不出十天半月,冲绳一战就会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带着这种强烈的渴盼心理,他赶忙出发赶往鹿屋基地,生怕错过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最后胜利”。但与川端康成的愿望正相反,,他看到的不是胜利,而是绝望。在日本帝国行将灭亡的疯狂时刻,日本海军组织“神风特攻队”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采取同归于尽的方式直接冲撞美舰。每个阴霾密布的日子,只见身裹白绫、头系“七生报国”白布的日本飞行员,面对北方,悲壮宣誓后,随着“出发”的一声令下,他们下饮下最后一杯绝命酒,登上驾驶舱绝尘而去。飞机一经起飞,经特殊设计的起落架即自行脱落,特攻队员别无生路,只剩下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可以想象,耳闻目睹每天都在发生的战争惨剧,川端康成的内心会经受怎样的煎熬?许多人希望他写一些到前线“体验生活”的所见所闻,川端康成却“完全沉默无语”。但是,这并不能就以此断言川端康成没有参与日本对华文化战争的行为。1955年日本投降10周年时,川端康成在《新潮》杂志发表了《战败之时》一文。有人发现,川端康成在这篇文章中刻意隐去了两个人的名字—火野苇平和村松稍风,因为这两个人长期在满洲为日本文化侵略服务。这这种欲盖弥彰之举,反而暴露了他有过满洲之行,时间在1941年4月。有人还挖掘出,同年秋,川端康成又受关东军盛情邀请,与山本改造社长、火野苇平等人再次前往中国东北,飞赴黑河、海拉尔等地,在关东军安排下,走访了学校、煤矿、工厂,慰问各地陆军部队和开拓村,出席各种座谈会和演讲会,两次考察长达四个月时间。川端康成在他自己写的《战败之时》,也留下了一些白纸黑字,说明他的满洲之行,是配合日本当局对中国实行的文化侵略政策,为推行奴化教育、实现“日满一体化”而奔走的。他刻意回避隐瞒这些,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真相。他并没有在明面上直接发表歌颂侵略战争的言论,没有公开地充当为日本侵华摇旗呐喊的急先锋,致使许多人错认为他是“沉默的抵抗”。实际上,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川端康成的内心已受到国内时代风潮的侵蚀而发生变异。思想开始漂移倾斜,促使他对战争的态度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既拼命地想脱离政治,又不由自主地与日本当局合作。当他把侵略战争认可和接受下来,坚守多年的阵地就已全面失守,事实上他已经充当了日本“文化侵华”的一个“过河卒子”。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1943年底,川端康成主动向某出版社提出,做一项大型出版工程,即把在侵略战争中丧命的日军士兵遗文,包括日记、书信 、文章、作品等编辑出版,用以宣扬“圣战”和“皇道精神”。他还鼓动出版社按照上海卷、南京卷、汉口卷等战场进行划分编纂,或以部队序列为类别编纂。可以说,他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言行上,都已和日本当局紧密靠拢了。1972年,川端康成以自杀的形式离开人世。


以上我以提纲挈领、挂一漏万的方式,把《刺刀下的谎言》这部容量达近15万字的的史学作品向读者朋友进行了大致推介。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已是深夜时分了。抬眼望了一下日历,已是2018年的2月4日,正是立春的日子。我的头脑中,猛然涌上南宋豪放词人辛弃疾的《汉宫春.立春日》,我不由得低吟道:“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我想,这词的意境和当前中日两国的状况不是极度相似吗?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动荡、分裂,近代又屡遭外敌入侵。尤其是日本这个弹丸之国,野心勃勃,以小博大,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就染指我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还对日本进行了巨额赔款。从此开始,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大,彻底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就将将武力进攻和文化渗透结合在一起,不择手段祸害中国,几乎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两国可以说是仇山冤海,很难化解。可以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百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特别是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如今,我们党领导人民继续奋力前行,力争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个中国现在不仅是“春已归来”,而且可以说是春满人间,生机盎然,充满无限光明前景。反观日本这个国家,却从未对侵略我国的罪恶行径有过真正的反思和忏悔。他们从不承认侵略过我国,只说是“进入”过中国。他们也从不承认有过南京大屠杀。当代日本文坛也普遍对侵略战争选择了“集体失忆”。时至今日,日本还在做着复活军国主义,重新对外发动战争的美梦。多年来,日本历任领导人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等敌视中国的国家结成同盟,围堵、遏制我国崛起。最近几年,更是力图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解禁为正式军队,在武器研制、购置方面也不断突破国际禁令。在钓鱼岛、南海等争端方面,屡屡明着或暗里使坏,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其历史罪恶堆积如山,现代罪恶罄竹难书。在全世界都在向往与争取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下,日本这个极具野心和侵略本性的国家,却仍然蠢蠢欲动,整个社会都在右转,当年日本“笔部队”那些美化侵略的“国策文学”,早已沦为一堆军国主义的思想垃圾,发出空洞的历史回响。但在二战结束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依然活跃在政治前台,诸多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作品又卷土重来,他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手法,与当年“笔部队”的如出一辙,许多人仍然在做着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文化战争的美梦。这难道不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吗?善良的人们啊,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警惕。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