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母亲林一单身入北平检查情报工作

1942年底的一天，新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的滕代远给129师刘伯承师长打电话：”老刘啊，八路军前方总部马上要大力开展对敌占区大城市的地下情报派遣工作，首先就是要从各师，各军区，各旅，各军分区抽调一批符合条件的作战，情报科长，处长，总部看上你们师作战科长王岳石了，怎么样，还讲什么条件吗？“刘伯承师长回答的很干脆：“哪敢啊，参谋长，我们绝对服从大局，只要总部说话，你要谁我给谁。”

滕代远为什么向刘伯承要人？王岳石又是何许人也？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42年8月25日，在抗大总校任副校长的滕代远奉命接替不久前牺牲的左权同志，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担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1941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27次。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惨案。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中共中央决定滕代远赴前总任职。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争取两年打败日寇”的伟大号召，先后发出对敌斗争和巩固壮大解放区的重要指示。为了争取两年打败日军，除了普遍成立武装工作队，在敌我边沿区开展政治攻势并进行游击战争外，还必须派人深入敌人内部，系统了解、掌握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情报部门的工作。

1942年12月5至8日，身兼前总情报处长的滕代远，在山西省左权县（原辽县）麻田镇，亲自主持召开了首次情报工作会议。会议就在派遣科长林一的办公室召开，墙上悬挂着一条标语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参加会议的除滕参谋长和“前总”情报处机关林一、魏国运、钱江几位科长外，还有太行各军分区情报站和太岳军区情报处的负责同志约二十人：其中有太行一军分区刘健民、二军分区沈少星、四军分区李新农、五军分区王伯评和刘岱、六军分区李荒，太岳军区刘桂衡。一二九师参议室（负责统战和情报）申伯纯也参加了会议。首先听取各情报站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滕代远在会上特别表扬了太行四分区情报站（即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和太行五分区情报站（即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他们担负着搜集情报与对友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双重任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会议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奠定了今后情报工作发展的基础，确定前总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在谈到情报干部的选拔与使用时指出：选派到敌占区的情报干部需严格政审，要有才干、有活动能力；能够自力更生谋取职业，善于开展工作。情报干部忠实可靠，而非仅仅老实；目光远大，而非心胸狭窄；埋头苦干，而非锋芒毕露；胆大心细，而非粗心鲁莽。

选拔与上层社会有联络的情报干部，须是有战略眼光、有社会经验、有调查研究能力、有各种知识，有人脉关系，在敌占区可以立足生根的忠实同志或非党人才。

再说说王岳石。王岳石，1914年生，辽宁省辽中县人。曾用名王金模，王鉴平。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龙县委组织抗日义勇军工作。1933年在旧东北军67军特务队搞兵运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34年至1937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东北青年解放社并同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七•七”事变后回国，在东北救亡总会党组书记刘澜波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学思同志一起筹组东干队，动员东北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到敌后去。1938年12月加入东北抗联。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随吕正操部转移至太行山，被留在129师任作战科科长。

查看王岳石同志1981年5月21日撰写的两万多字《我做地下工作的回忆》（以下称回忆）一文，可以明白许多。他说：“1942年冬，林一同志来129师同我谈，拟（选）派我去北平做敌占区工作。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三位首长不太同意，仍想留我在129师。林一同志回前总，经请示滕代远首长，仍认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迅速开辟敌占区大城市工作非常必要。1942年底决定调我到前总并派去北平做敌占区工作。”看到这里，就会明白为什么滕代远要给刘伯承打电话要调王岳石来前总。

派遣科科长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可派遣干部。情报工作会议后，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又派出八路军第129师作战科科长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出发前，滕代远和林一找王岳石面谈，要求他：根据目前抗日战争的形势，急需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尤其是东北地区更为需要。王岳石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曾在北平被捕过，身份许多人都知道，在延安东北救亡总会工作时，认识的人较多。滕代远针对上述情况，细心的嘱咐他要充分利用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注意掌握敌占区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王岳石表示：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决定派我去敌占区工作，我坚决克服困难，积极努力的去完成任务。

前总情报处委派交通员李子和（兴周）同志送行。一路上十分顺利。先找到王的同学鲍世魁在北锣鼓巷菊儿胡同9号的住址，当时鲍世魁正在请岳父吃饭，因王穿的衣服破旧，不宜贸然进入，鲍骑着自行车，带着王岳石来到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23号王自己的家中，见到分别多年的父亲王焕文。父亲是个明白人，拥护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全力支持儿子的工作。王岳石利用父亲王焕文和亲友的社会关系，通过朋友孙镜如为儿子更换了居住证。王岳石挤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上校警衔的队长（相当于大队长），一个团的架子，下属3个中队，有700多人，装备好，属于正规军。主要任务是负责警卫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机关、伪市政府、仓库和大汉奸住的公馆。总队驻地办公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在王岳石身边从总部派来的谍报人员有5人，协助王岳石抄写整理情报、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通过调整人事关系，淘汰一些旧的反动警员，吸收进步青年加入警队，紧紧撑控着这支武装力量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前面说到同学鲍世魁，是王岳石在同泽中学读书时一个年级的同学，又在童子军里同一个班，关系密切感情好。“回忆”中讲到：“鲍的父亲鲍毓麟曾任北平市公安局长，当年王岳石在北平参加学生游行被捕后，曾通过关系取保获释。鲍世魁会玩但人不坏，为人忠厚，一直和王岳石关系密切。知道王和张学思是共产党，他也不在乎，还替他保密，帮助王岳石制造舆论，说：这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啊。”鲍世魁对王岳石能够在北平站住脚跟，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1944年冬，林一同志来北平检查工作，住在新鲜胡同28号王岳石的家里。这座房子是通过关系租的，房东姓查，是个旗人，很狡猾。讲好条件之后，他又变卦，王岳石是勉强住进去的。《回忆》中说：林一同志来的那天夜里，来了两个日本人打门，我当时不在家，家里人不敢开门。这两名日本人就跳墙进来，打了保姆阎妈一耳光，骂了一顿后就走了。日本人砸门时，林一同志正在西厢房，她机智沉着地闭了灯，隐蔽起来。之后，据王岳石调查分析，这所房子原来是个日本料理屋，是日本人玩艺妓的地方。两名日本人可能是找料理屋的，见叫门不开就跳墙进去，一看不是料理屋而是中国人的住宅，打骂一顿扬长而去。也有可能是那个房东顾用日本浪人所为，想借此赶走王岳石一家。为了保证安全，第二天一早，王岳石就将母亲林一转移到姐姐王今英在北锣鼓巷沙络胡同的家里，自己也立即搬到中南海紫光阁后院的家里去住。

王岳石在《回忆》中写道：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风险，林一同志沉着冷静，深入细致地检查了各方面的工作，并对情报工作做了明确指示，解决了王今英同志入党问题。她这种深入敌区，临危不惧，沉着冷静，认真负责的作风，给我们在敌区工作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和很大鼓舞。

林一在三个月的“出访”中，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滕久明）近五个月，为了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林一以代号“娘家人”前去看望远离总部的情报人员，听取了工作汇报，查看了电台的伪装和天线隐蔽架设，检查了通报密码的存放与更新，回答了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只搞情报，要有计划的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将来配合反攻”等要求。所到之处我们的同志无不喜出望外，受到极大的鼓舞。

记得以前在闲暇的时候，我曾问过母亲林一，想请她讲讲过去从事情报工作的故事。每逢到此，她都以时间长记不清楚为理由，把我搪塞过去。这些事情只是出现在她的战友们写的《回忆》里面。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