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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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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4-15 15:22作者:吴文庆来源:晋城党史网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反革命活动猖獗。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进行捣乱破坏。仅1950年1--10月,全国就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816起,同时,还有大量国民党特务、反动党派成员、会道门分子混入到各级党、政、军部门,严重危及到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发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在镇反运动后期,开始了清理“中层”和“内层”的运动,即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是肃反运动的开始。镇反和肃反两项运动一度交叉进行。1953年至1955年上半年,结合镇反运动,进行了审干工作,即审查干部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在审干过程中,相继发生了“潘杨案件”和“胡风事件”。这两个事件发生后,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起来。


在肃反过程中,首先是国家机关,其次是企事业、学校等部门,再其次是基层供销社、卫生所等。我记得当时还划了这样几个界限:一是凡当过国民党时期的村长、村副以上职务,且有命案者,即为反革命;二是当过国民党区委书记、分部书记以上职务者,不管有无命案,都是反革命;三是只要查出曾参加过日本占领时期的特务组织,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务组织,不管有无命案,都是反革命。四是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过连以上职务,有罪恶的,都是反革命。肃反的重点是从旧政权走过来的人,特别是伪军警宪特人员,一旦确认,便首先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开批斗会,逐步深挖,直至逮捕,判刑。


我原在晋城县检察院工作,1954年调到长治县检察院工作。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晋东南地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成立了由地委直接领导的肃反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重案组和一般案件组,并从基层抽调了一些人。我就是那时被点名抽调到地委肃反办的,并被任命为重案组组长,专抓大案、要案。我记得当时办理的最大的一个案件,是张发瑞的案子。张发瑞,高平县人,曾在晋城县当过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后来担任了中共沁水县委第一书记。肃反中,查出他在1943年担任日伪村副时,协助日伪村长活埋过一个贫农。案情核实后,经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将此人逮捕,经审讯后判处三年徒刑。


但是,肃反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我记忆中有这么两个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反革命,但也被当做反革命肃掉了。


一个叫蔡星三,阳城县润城镇镇王村人,地主成份,毕业于上海桥梁大学,抗战时期在阳城五高教过书,是我的地理老师。此人文化水平高,口才好,讲课从来不备课,讲起来滔滔不绝,很受学生欢迎。他讲课很有方法,善于归纳,让人一听就能记住。如他给我们介绍华北各省时,把当时华北的六个省,即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绥远、察哈尔,概括为山山、河河、绥察六个字,让我们熟记下来,一说华北六省,马上就可以讲出具体名称,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抗战胜利后,他调到长治运输公司担任桥梁工程师,据说阳城沁河大桥就是他设计的。肃反开始后,在阳城的档案中,查出他是国民党员,并担任过润城镇的国民党党部书记,从而改变了他的命运。大宁村的琚懋是个老革命,也是我的同乡。我们都在阳城五高上学,都是蔡星三的学生,都对这位老师的才华敬佩有加。后来,我到了晋城县检察院工作,他留在五高当了老师。一次去阳城开会,我们碰在一起,他问我曹老师的案子是怎么回事,我说历史问题咱也弄不清,阳城就是这样报的,也有档案,铁证如山,无法更改。琚懋说,当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时,存在着追求数量、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的问题,很可能是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为了向上级表功,捏造了假名单,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报上去的,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不止他一人。我说,也许你说得对,但肃反这么大的运动,上级强调重证据,轻口供。有他的档案在,谁敢给他翻案?蔡星三就这样被逮捕,判刑三年。他仅在监狱中服了一年刑,就在郁郁寡欢中带着受委屈、被冤枉的绝望心情死去,有知情者说他是气死的。


另一个是黎城县某村的支部书记,贫农出身,根正苗红,在村里干得也挺好。国民党军队从上党地区往河南撤退时,黎城县国民党党部也随之撤退,走时丢下一个小箱子。一个村民捡到后,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字纸。老百姓没文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觉得没什么用,就拿回去糊了窗户。后来有个识字的人从他的门前经过,抬头看到窗户上糊的尽是有字的纸,端详了半天,认出是档案,上边有许多人的名字,就报告了肃反办公室。肃反办派人去到这家,把档案从窗户上一点一点揭下来,回去后按顺序拼起来仔细察看,发现上面不仅有这位支部书记的名字。而且他还是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于是立即将此人逮捕。尽管这位支部书记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冤枉的,是被别人陷害的,但在档案面前,他的喊冤显得苍白无力,被判了一年刑,出来后给了一条出路,让其去了农机站工作,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已经过去了60多年,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场斗争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新中国就有被夭折的危险。缺憾之处在于,肃反采取了运动的方式,而一旦形成运动,势必出现偏差,甚至产生冤假错案,使一些可以团结的人受到伤害,给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带来损失。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什么时候都应该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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