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肃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反革命活动猖獗。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进行捣乱破坏。仅1950年1--10月，全国就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816起，同时，还有大量国民党特务、反动党派成员、会道门分子混入到各级党、政、军部门，严重危及到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发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在镇反运动后期，开始了清理“中层”和“内层”的运动，即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是肃反运动的开始。镇反和肃反两项运动一度交叉进行。1953年至1955年上半年，结合镇反运动，进行了审干工作，即审查干部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在审干过程中，相继发生了“潘杨案件”和“胡风事件”。这两个事件发生后，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起来。

在肃反过程中，首先是国家机关，其次是企事业、学校等部门，再其次是基层供销社、卫生所等。我记得当时还划了这样几个界限：一是凡当过国民党时期的村长、村副以上职务，且有命案者，即为反革命；二是当过国民党区委书记、分部书记以上职务者，不管有无命案，都是反革命；三是只要查出曾参加过日本占领时期的特务组织，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务组织，不管有无命案，都是反革命。四是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过连以上职务，有罪恶的，都是反革命。肃反的重点是从旧政权走过来的人，特别是伪军警宪特人员，一旦确认，便首先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开批斗会，逐步深挖，直至逮捕，判刑。

我原在晋城县检察院工作，1954年调到长治县检察院工作。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晋东南地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成立了由地委直接领导的肃反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重案组和一般案件组，并从基层抽调了一些人。我就是那时被点名抽调到地委肃反办的，并被任命为重案组组长，专抓大案、要案。我记得当时办理的最大的一个案件，是张发瑞的案子。张发瑞，高平县人，曾在晋城县当过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后来担任了中共沁水县委第一书记。肃反中，查出他在1943年担任日伪村副时，协助日伪村长活埋过一个贫农。案情核实后，经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将此人逮捕，经审讯后判处三年徒刑。

但是，肃反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我记忆中有这么两个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反革命，但也被当做反革命肃掉了。

一个叫蔡星三，阳城县润城镇镇王村人，地主成份，毕业于上海桥梁大学，抗战时期在阳城五高教过书，是我的地理老师。此人文化水平高，口才好，讲课从来不备课，讲起来滔滔不绝，很受学生欢迎。他讲课很有方法，善于归纳，让人一听就能记住。如他给我们介绍华北各省时，把当时华北的六个省，即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绥远、察哈尔，概括为山山、河河、绥察六个字，让我们熟记下来，一说华北六省，马上就可以讲出具体名称，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抗战胜利后，他调到长治运输公司担任桥梁工程师，据说阳城沁河大桥就是他设计的。肃反开始后，在阳城的档案中，查出他是国民党员，并担任过润城镇的国民党党部书记，从而改变了他的命运。大宁村的琚懋是个老革命，也是我的同乡。我们都在阳城五高上学，都是蔡星三的学生，都对这位老师的才华敬佩有加。后来，我到了晋城县检察院工作，他留在五高当了老师。一次去阳城开会，我们碰在一起，他问我曹老师的案子是怎么回事，我说历史问题咱也弄不清，阳城就是这样报的，也有档案，铁证如山，无法更改。琚懋说，当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时，存在着追求数量、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的问题，很可能是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为了向上级表功，捏造了假名单，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报上去的，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不止他一人。我说，也许你说得对，但肃反这么大的运动，上级强调重证据，轻口供。有他的档案在，谁敢给他翻案？蔡星三就这样被逮捕，判刑三年。他仅在监狱中服了一年刑，就在郁郁寡欢中带着受委屈、被冤枉的绝望心情死去，有知情者说他是气死的。

另一个是黎城县某村的支部书记，贫农出身，根正苗红，在村里干得也挺好。国民党军队从上党地区往河南撤退时，黎城县国民党党部也随之撤退，走时丢下一个小箱子。一个村民捡到后，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字纸。老百姓没文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觉得没什么用，就拿回去糊了窗户。后来有个识字的人从他的门前经过，抬头看到窗户上糊的尽是有字的纸，端详了半天，认出是档案，上边有许多人的名字，就报告了肃反办公室。肃反办派人去到这家，把档案从窗户上一点一点揭下来，回去后按顺序拼起来仔细察看，发现上面不仅有这位支部书记的名字。而且他还是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于是立即将此人逮捕。尽管这位支部书记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冤枉的，是被别人陷害的，但在档案面前，他的喊冤显得苍白无力，被判了一年刑，出来后给了一条出路，让其去了农机站工作，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已经过去了60多年，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场斗争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新中国就有被夭折的危险。缺憾之处在于，肃反采取了运动的方式，而一旦形成运动，势必出现偏差，甚至产生冤假错案，使一些可以团结的人受到伤害，给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带来损失。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什么时候都应该引以为戒。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