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阳城老区的土地改革及纠偏情况

阳城县是一个革命老区，是一块红色热土。革命先辈在这里出生入死，写下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辉篇章。太岳烈士陵园、町店战斗纪念碑、九三访问纪念塔等众多革命文物，就是对那个时代的铭记和见证。作为太岳和晋豫区曾经的首府和革命老根据地，阳城各项工作历来走在前头，土改工作也是如此。1946年即按中央“五四指示”进行土改，到47年巳基本完成。谁也没有想到，康生、陈伯达又在晋绥区鼓捣出一个极左的“晋绥经验”，并以中央名义强令各解放区推广。1947年夏秋之交，太岳区党委派人到晋绥区，学习中央工作队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和静乐县潘家庄进行土改试点的做法，将康生、陈伯达在这两地推行的一系列极左做法当做经验带回推广。太岳区委重新发动土改斗争，首先组织工作组在阳城搞土改试点，当时搞了三个试点，城关的汉上村是其中一个。工作组进村后，对该村土改工作进行了粗暴否定，认为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彻底，贫雇农没有真正翻身，干部多占果实问题严重。因此，工作组全盘照搬晋绥经验，甩开农村党组织村政权，成立雇贫团主导土改。按照“雇贫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的极左做法，汉上村的土改试点打破了当初土改工作队唱主角的惯例，改由雇贫团说了算。另一方面，斗争对象也由先前的地主扩大到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层面上，将此前的土改工作几乎全部推倒重来，致使该村地主富农全部被扫地出门，中农普遍被封门管制，并强迫其“献田”。要求“谁洗脸谁白”，“谁剃头谁凉”。多占果实的干部被当做“新贵族”受到严厉批判斗争，甚至被捆绑吊打，村支部书记被吊打致死。党员都由雇贫团审查，原来的积极分子也被当做“红石头”搬掉。按照康生、陈伯达的做法，凡有出租土地放债雇工的，不管剥削比率高低和政治态度好坏一律划作地主富农。这样一来，汉上的392户农民中，有53户划成了地主，48户中农升级为富裕中农，当年10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冶陶召开土改工作会议，总结检查各地土改工作情况。出席会议的阳城党政领导因对太岳区工作组在汉上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被大会点名批评。太岳区民运工作部长扈大川认为中农是基本群众，其利益不能被侵犯，也受到大会严厉批判，并且被赶出会场。这一消息传回阳城，更使阳城的极左偏向大肆泛滥。在上级的倡导和汉上试点村的影响下，阳城各地闻风而起，按照雇贫路线，掀起一股“雇贫狂潮”。各地纷纷成立雇贫团或贫农团，实行“雇贫坐天下”，撇开党支部、村干部和农会，由雇贫团领导对地富重新斗争，全盘否定了原来土改成果。各地出现了乱斗、乱打、乱杀、斗地主、斗富农、斗中农，斗干部、斗党员的错误做法。在润城仅半天时间就封了51家的门，其中43家是小商贩和中农。润城村公安员刘顺出面制止雇贫团封门，被雇贫团吊打致残。东治村成立雇贫团后，将地主扫地出门，并将地主老婆集中起来，由雇贫团成员分配。村里42户中农财产全部被没收分掉。索泉岭村雇贫组长王有旦竞将村支书和农会主任等三人五花大捆，插上亡命旗拉去枪毙，所幸县委书记李敏唐派员赶到，严令制止，方才挽回三人性命。阳城县委虽然尽可能采取了一些遏制极左的措施，但因大势所趋，仍有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伤害。“雇贫狂潮”在阳城持续猖獗长达一年之久。

我所在的大宁村里，由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村人张健民私下叮嘱村干部采取温和做法，所以没有发生大的乱子。但也出现过一些过火做法，如武装民兵把地富分子集中关押在大庙里，不让回家，由贫农团轮番组织批斗，让他们自己交代罪恶，更主要的是威逼这些人交代财产。还让他们到十里以外的蒿峪煤矿，为每家每户担煤送炭，进行体罚性劳动。一些中农家庭也遭到错斗，财产遭到侵犯，好在没有死一个人。

1948年，太岳区召开“坪头会议”，对深入开展土改运动进行再发动、再部署。会上，许多干部迫于形势，一边倒的承诺，坚决完成“一个村杀一个地主，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的任务。当然，也有个别干部发表了不同看法，但很快遭到围攻。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的队伍中，还是有着许多头脑清醒者，在不断地向党中央呼吁进谏，终于使党的决策者认识到，再不能让这种极左狂潮任意蔓延了，否则就会反过来吞噬我们已有的革命成果，最终葬送党的事业。后来下达的纠偏文件“二月指示”，就是党中央采纳党内外清醒人士正确建议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坪头会议出现了戏剧性转变，前半截是拼命反右，“二月指示”下来后，后半截又变成使劲纠左，让人不免啼笑皆非。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说几句感慨之言。对于土改中的胡作非为，我很难理解和接受。本乡本土、世代为邻的人们，怎么到了一定时候，就变得那样惨无人道、面目狰狞了呢？我认为，这既有利益的争夺，也有人性阴暗面在一定条件下的发作。我们曾经多次争论过“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人类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绝不能说哪个人绝对的好，哪一个人绝对的坏；也不能说哪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好人，哪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坏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阴暗、善良与乖戾等因子。作为社会主体、核心的政党或国家政权，其对人性的导向和控制极为重要。如果为了某一个斗争目标，有意无意地释放或纵容人们心中那份久已压抑的苦闷、仇恨、愤怒等郁积情结，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魔鬼释放出笼。土改是伟大的，结束3000余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耕者有其田，让无人不饱暖，其功绩亘古未有，彪炳史册。但对于打垮甚至从根本上摧毁地主阶级，在顶层设计上，缺陷甚多。除了一部《土地法大纲》，基本没有与之配套的法制规则。对于地主的财产应如何处理，罪大恶极的地主应如何处置，没有法律、法令、法庭来做仲裁，而是靠政策或群众运动来决定，就很难控制失序行为。当人们把心中的仇恨化为一种单纯的复仇行为时，政策就成为形同虚设的东西。政策的软弱性，可伸缩性，就在无形中助长了人们心中潜藏的负面因子，其结果，是极左狂潮大肆泛滥而难以抑制。像这样的情景，土改是一次，文革又是一次，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但今天还有人欣赏“左|”的那一套，让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也难以苟同。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