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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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7-05 17:18作者:张  炜来源:晋城党史网

父亲张朝弼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枪林弹雨和浴血奋战的生死考验的一位坚贞不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特别优秀的革命军人。他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生前多次给我回忆和讲述他的革命人生和军旅生涯,对我们全家教育深刻,时至今日我记忆犹新。


父亲讲,晋城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属太行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华大地上坚持敌后抗战的一块重要的抗日堡垒,同时也是饱受日军摧残的一块重灾区。史料记载:从1938年2月至1945年4月晋城解放,日军曾四次进犯并占领晋城,在长达7年多的争夺与反争夺、扫荡与反扫荡的拉锯式的斗争中,日寇所到之处,无不对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狂轰滥炸,残害无辜,制造了无数起惨案,给晋城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连我们地处偏僻,山高路险的小山村—— 大路村(原名大路圪套村)日寇也曾对其进行了三次扫荡。在日寇第3次扫荡时,曾把村民张文奎、张怀德、张元德、贺来孩、张海洛、张海元6人捆在村中张怀德的院子中,被打的死去活来。此时,我的四叔张排昌不顾个人安危,冲进院子想解救被毒打的村民,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几个面目狰狞的鬼子扑上来按倒在地,把他的胳膊扭捆在背后反绑起来,逼迫他们交待大路村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他们都说不知道。小鬼子见他们一个个嘴硬,就往他们的肚子里灌冷水,然后鬼子们在他们的肚子上乱踩乱压,灌进去的冷水从耳朵里、鼻孔中、口中被挤压的喷射出来,好几个人当场昏迷。这时候我四叔张排昌还神志清醒,他一边在地上挣扎,一边骂鬼子们不得好死。鬼子们在这里找不到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气急败坏地又痛打了他们一顿,然后丢下其他6个人,拖上张排昌向官山下的下村(即现在的东下村)方向窜犯。当日本鬼子走到南梢院西房后的路上时,我奶奶和我父亲夺门而出跑去救人,不仅没救下我的四叔,反被一个日本鬼子用刺刀照我父亲的脸上劈了一刀,一下子血流满面。我奶奶赶快强行把我父亲拉回家里。好在这一刀没有砍在骨头上,只是把脸皮削了一片,但从此在右上额留下一块新仇旧恨难以忘却的伤痕。


四叔张排昌被鬼子抓走后,有的说半路上被鬼子打死,有的说在路上被活活饿死,还有的说日军途中因食物短缺把他喂了军犬。不管哪种情况,四叔死活不明。这国难家仇,是促成父亲后来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


1945年 4月28日晋城全境解放,并于5月成立晋城民主政府。父亲是1945年8月在晋城县掀起抗战胜利以来首次参军热潮时报名参军的。他是被全村老少们给披红戴花,敲锣打鼓送到部队的,被编在晋冀鲁豫军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8纵队第23旅第67团炮兵第4连当兵。它的前身是八路军7团,过去人们习惯称老7团。


据父亲讲,当时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部队整编非常频繁。军史记载: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1945年8月上旬,也就是父亲刚参军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父亲被编在太行纵队。


随后不久,父亲和我舅舅贺库孩一同跟随部队到河南孟县、沁阳、修武等地作战。孟县战斗打的很激烈,父亲他们虽然当兵不久,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仅仅学会了怎么打枪,怎么甩手榴弹,就上了战场。但他们满腔热血,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猛打猛冲,把生死度外。在孟县战斗中,我舅舅贺库孩受重伤(后定为二等一级残废军人)。和我父亲一块当兵的大兴村的陈福元、白洋泉河的赵坤孩、黄三河的原来友等百余人也壮烈牺牲。我父亲当时收缴了敌人一挺机关枪,满腔怒火,把一颗颗子弹射向了反攻上来的敌人,他一个人就打死敌军10多人。这次战斗结束后,父亲被记了大功,并颁发了功勋章。


大概是1945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又拟调第4纵队(即原来的太岳纵队,不含第11旅)组成第8纵队(辖由第11旅改称第22旅、新组建的第23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第24旅)。父亲被调编在第23旅第67团。没过几天,中央军委决定第4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太岳军区。随后,第4纵队与第8纵队(不含第24旅)合并,称为第4纵队(仍辖第10、第11、第13、第23旅)。这时,父亲又成了第4纵队第23旅的战士。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父亲所在的晋冀鲁豫军正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位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要担负前于中原,右于华北,左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


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10月,父亲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在徐向前第一副司令员的率领下,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运城、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父亲还随同4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参加了夺取吕梁、汾阳、孝义等战役的胜利。


随后,父亲亲身参加了攻打运城、临汾、太原三大战役,对每次战况印象深刻,一幕幕激烈的战斗场景,记得非常清晰。他生前在病床上回忆,1947年3月,胡宗南在空军的配合下,指挥25万兵力进攻延安。为减轻延安的压力,父亲所在的晋冀鲁豫部队4月初开始反击,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2万余人,并由晋缓军区吕梁部队配合,共5万余人,出其不意地向晋南三角地带的胡宗南和阎锡山部队发起了强大攻势。经过战役第一阶段的激战,解放了翼城、曲沃、新绛、河津、荣河、稷山、万泉、猗氏、绛县、浮山等10座县城,歼敌万余人。控制了同蒲铁路200余里,切断了运城、临汾两地敌人间的联系,席卷了汾河两岸。随后第10旅和第13旅又攻克下闻喜城……至此,晋南地区大部分解放,胡宗南、阎锡山的余部龟缩于运城、安邑两地,企图固守待援。这时的运城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处于我军的严密包围之中。


运城是晋南的门户,是一个“硬核桃”。打下运城,不仅可以封住山西的门户,切断阎锡山之敌南逃的退路,而且又可威胁陇海铁路,钳制豫西和陕西的敌军,支援中原战场。


在紧锣密鼓的充分准备之后,徐向前请示中央军委,建议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即父亲所在的第8纵队再次围攻运城。


据父亲讲,当时运城的城池非常坚固。该城外围以高低碉堡、野战工事、外壕、铁丝网、密集布雷组成三道立体交叉的防御火力网,而且各碉堡之间有交通壕沟连结,前沿阵地又由环城18个支撑点组成向四周辐射的梅花形状的伏地暗堡,暗道相通。我主力部队期间曾两次攻打未克。


同一时间,由于总攻时间提前,在城北父亲随第8纵队第67团的第1连、第4连、第8连的攻城突击队作好了准备,但是67团的另一部分挖交通壕与外壕的贯通还没完全挖通,这样部队冲锋就必须通过一处六七十米长的宽阔地带。


父亲回忆说,总攻命令一下,所有的突击队员奋不顾身跨过交通壕,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冲了过去。当时,1连有个指导员姓张,身负重伤,仍抱着机关枪向敌人扫射。他们过了外壕的时候,3个连仅剩下一百多人。好在这个时候,第8连连长亲自带领云梯组,将云梯竖起,战士们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向上攀爬,不少战士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的血泊之中。这时候,父亲看到8连阵地上有一个战士猛地从另一个战士手中夺过机枪,向站在城垛上的敌人猛射,他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下子把城垛上的敌人给吓懵了。就在城垛上的敌人缩身躲避的一刹那,突然有28位勇士冲上了城墙,消灭了城垛上的火力点和守敌,并缴获了敌人的机枪等枪械弹药。经过激战,敌人虽然被消灭了几十人,但我军在城墙上的28名勇士也只生还5人,只好和城下的突击队勇士们撤离。


随后,我军调整了作战署,决定以筹划挖坑道爆破城墙的办法来打开缺口,并命令23旅69团3营7连实施,还令我军北门野炮,东门南角的4门榴弹炮一字排开向运城守敌猛轰。瞬间,运城北门城墙上被打得浓烟滚滚,泥土、砖石、瓦块横飞四溅。城墙被炸开了10多米宽的一道口子,8纵队68团、69团的战士们从坑道跳出,奋勇登城。父亲他们67团的后续部队又蜂拥冲入城内,沿大街两侧,采取“拉网”战术,边搜索边前进,向城东南和运城的泰山庙方向进攻。经过各路勇士们的奋战,12月28日运城终于攻克。


运城攻坚战持续了12天,摧毁阎锡山3个专员公署、16个流亡政府,歼灭敌军1.3万人,缴获各种火炮94门、枪枝弹药及军用物资不计其数。


攻克运城后,主力部队利用春节期间进行了短期休整,随后把下一个攻克的目标瞄准了晋南孤城临汾。


临汾是晋南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里自从纵贯山西、沟通华北和西北的同蒲铁路建成后,就成了铁路南段的枢纽,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加之,临汾城筑在汾河东岸的黄土地上,内高外低,城墙非常坚固,好像伏在岸上的一头黄牛,素称“卧牛城”,易守难攻。自运城解放后,晋南的反动乡团、地痞恶霸都缩进临汾城内躲避,把临汾当作了避风港。阎锡山称之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当时,临汾守敌为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第66师两支正规军和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第30旅及8个地方保安团队,总兵力2.5万余人。总指挥是阎锡山的第6军团副司令员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他们装备精良,以环城外壕和城四周的碉堡为主阵地,环城内壕、街巷工事为核心阵地,构筑了坚固的大纵深防御体系。


我军攻城部队5.3万人,在兵力上虽占绝对优势,但除了父亲所在的第8纵队23旅是参加过上党、平汉战役的老部队外,其余部队很少有攻坚战的经验,甚至其中有15个团是刚由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装备差,总体上我军并不占优势。双方的兵力对比和地势差别注定了临汾之战将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战役。


3月8日,徐向前提前发起临汾战役,原因是3月7日中央军委通报,胡宗南马上要空运在临汾的第30旅回西安。为了阻敌西运,配合西北战场,所以我军第8纵军的24旅星夜出发,急行军120里,赶到临汾飞机场,用迫击炮击中敌机两架,其余的8架飞机来不及运兵,仓皇而逃。胡军晕头转向,伤亡严重,逃亡城内。紧接着我父亲所在的第8纵队的第22旅、第23旅等部队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包围了临汾,将这头“卧牛”紧紧捆缚起来,使守敌头目梁培璜叫苦不迭。

面对被围困的局面,阎锡山给梁培璜下达了死守的命令,要他“城存成功,城亡成仁”,立下了“下定决心与临汾共存亡”的军令状。


3月23月,攻打临汾东关的战斗打响。炮火之凶猛,战斗之惨烈是罕见的。外围战斗中我军与敌人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装备精良的敌军疯狂反击,双方尖锐对峙。我军多次打退敌人,敌人又十倍疯狂反扑,我13纵队不得不被迫撤退。父亲他们的第8纵队的第23旅主力从电灯公司东北面攻打东关城,准备作为攻城主力攻打东关。


战斗进行到4月10日,已经打了33天,尽管我军保留若干主力部队准备攻城,使各部队轮番与敌人在外围作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控制护城外壕,加紧完成坑道作业,为坑道破城创造条件。但战斗是极其惨烈的。据父亲讲,他们1945年和1946年从晋城当兵的人,大部分编在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3旅、第24旅。在这次临汾战役中,仅我们晋城籍的解放军战士就有240多人牺牲。和我父亲一块当兵的岭上村的张扁瓜、东党庄村的卫元顺、西村的原锁旺、马同庆、大泉河村的秦治通、秦文华、张路口村的王子财、西庄村的焦元顺等人也在攻坚战中光荣牺牲。尤其是和父亲在一个炮兵连的下村乡下村村的陈新太、大东沟镇南坪村的司群太、金村的金玉堆、孟匠村的王江炉、王金东等人和我父亲同在一个阵地,不幸被敌军一颗炮弹击中,除我父亲等20多人被炮弹卷起的尘土埋在壕沟里活着爬出来,其他战士们都牺牲了。父亲和活着的战友们,忍着巨大的悲伤,挥着铁镐铁锹,挖了一个坑,又挖一个坑,流着一行行眼泪,把牺牲的战友们一一埋好。每当父亲讲到这些战友悲壮牺牲的情景时,总是老泪横流,很是悲悲切切。


4月1O日当天,第68团2、3营冲进东关后,我父亲所在的第67团作为第23旅的第2梯队,也随即进入东关,由东关新市巷、春牛巷向东关大街南侧的范家胡同、郇家胡同纵深发展,遇敌阻击,与敌展开了一场激战后,将敌包围歼灭。到第二天凌晨,东关守敌在第23旅及友邻部队猛烈攻击下,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城内守敌被全歼,战斗胜利结束。当时徐向前高兴地说:“第23旅东关这一仗打得好!让参战部队抓紧时间休息,准备再战!”


随后,徐向前调整了战术,决定用“土行孙”战术,调动大量部队和民工,秘密挖掘破城坑道。为了破坏我军的坑道战术,梁培璜不但要求太原派轰炸机以重磅炸弹进行轰炸,还让空投了几具喷火器以及毒气弹在反坑道战中使用。


我军挖的各条攻城坑道不断向前延伸,大部分进至敌军的外壕。这样,坑道战又变成了外壕争夺战。当敌军66师师长徐其昌选拔的300多名“奋勇队”沿着交通壕逼近我父亲的23旅67团占领的火车站阵地坑道口时,第67团1连在火力掩护下,快速出击,连续打退了“奋勇队”的两次反扑,敌军伤亡过半,再也“奋勇”不起来了。经过27天昼夜挖掘和反挖掘,我军所挖的15条主坑道和60余条分支坑道大部分被破坏,仅剩下了3条主坑道及部分支坑道。所幸的是1号、2号这两条110多米长的破城坑道,长蛇般的直通临汾城的底部。5月16日黄昏,黄定基旅长亲自带领精选的500多名指战员,身背肩扛在这两条坑道的尽头,一条内装有6000斤的黄色炸药,另加装硝氨炸药1000斤。在另一条坑道内装有10000多斤黑色炸药。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5月17日夜,徐向前下达了爆破临汾城的命令。随即天空升起三颗信号弹,连接两条坑道炸药的手摇发动机起爆器猛力一摇,只见一声巨响,山崩地裂,两段城墙上的许多敌人坐着土飞机被掀上了天空,然后土块砖头,像冰雹一样劈里啪啦从高空砸下来,霎时天昏地暗,城墙炸开了两道40多米宽的口子。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一下子全都惊呆了,一时间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我突击队乘烟雾弥漫潮流般地从突破口冲进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分割歼灭敌人,是日深夜全歼守敌。


临汾战役前前后后打了72天,共歼敌2.5万人,生俘国民党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使晋南全境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战斗,是解放区军民的创造。父亲所在的8纵队23旅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用鲜血和生命出色地完成爆破坑道和担负的主攻任务,对保证突破的成功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央军委命名该旅为“临汾旅”予以表彰。父亲所在的炮兵连活着的战士全部予以记功表彰。


临汾解放后,龟缩在太原城里的阎锡山大为震惊。他一面组织收容从运城、临汾等地逃回晋中的散兵游勇,一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防守晋中,妄图困守太原。他对太原的城防工事加防改造,增设火力点,修建了环城铁路防线,还特别把许多火车车厢改装成有枪眼射孔的铁甲车,称之为“活动堡垒”,昼夜绕城巡逻。这时,阎锡山的军队除1个师困守大同外,尚有3个集团军,3个总队,22个保安队,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人盘踞在晋中各个据点。


徐向前指挥的作战部队共46个团,约6万多人。从数量和装备上,阎锡山比我军占优势,但困难也不少。在军事战略上,阎锡山处于我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士气低落沮丧。在经济上,阎锡山统治的地盘越来越小,军粮和民食供求矛盾突出,军民关系严重对立。


在科学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徐向前于6月11日拉开了攻打晋中的序幕。


父亲回忆说,为了迷惑敌人,徐向前派出一支部队,伪装成解放临汾的主力第8、第13旅,开赴风陵渡征集船只,作出西渡黄河,支援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姿态。同时,还故意放走一批俘虏,让他们回去传递假信息。随即,徐向前自己率领兵团主力第8、第13两个纵队秘密北上,隐蔽在太谷、祁县、介休一带伺机出动。我父亲和他们的团、连全都隐藏在太谷、祁县两县境内。我军的第13纵队按照预先的部署却大摇大摆地沿同蒲铁路北上,吸引敌人。吕梁、晋缓军区11个团也在佯动。


到了6月下旬,经过激战攻克了敌人重要据点白狮岭,第13纵队又进至榆次和太谷切断了榆次至太原的铁路。此时,晋中会战全权指挥、阎锡山的野战军司令赵承绶闻之,心绪非常紧张,派出第33军轮流攻打董村我军阵地。战斗持续了4天4夜,敌人用飞机、坦克轮番对我阵地狂轰滥炸,但始终没有攻破我军阵地。这时,我父亲所在的第8纵队主力开始攻打祁县县城,经过两天激战,攻下了祁县,彻底切断了敌军北逃榆次的道路,把孤军赵承绶完全包围。


7月8日下午,父亲和部队进到徐沟县东南的三李青、榆次县南庄以西以北地区。7月10日向敌军发起攻击。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攻克下三李青,残敌退往南庄。父亲他们的23旅和24旅又紧追不舍,将南庄之敌四面包围。11日早上,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我军的各种炮火轮番向敌军的目标狂轰,不到一个小时,我军两个旅同时突入南庄村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最后父亲他们把赵承绶打得无处躲藏 ,不得不躲进小常村,并于7月16日让他的副官举了条白毛巾向我军缴枪投降。


在晋中战役中,父亲因战功显赫,只身打死敌军多人,俘虏敌军20余人,被军区记功授奖,并于1948年10月1日在太谷县新村由王德胜、龚长久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2月父亲所在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第8纵队第23旅又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第18兵团第37军第179师。同年夏季,父亲随华北野战军18、19两个兵团跨过黄河,挺进大西北。7月10日,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扶眉战役打响。当天晚上,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和所辖的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率军由胡军(胡宗南)与马军(指蒋介石为阻击解放军西进,命马步芳、马鸿逵组成的“宁青联合兵团”)之间的空隙,秘密迂回到胡宗南侧后。同时,父亲和他所在的第18兵团的3个师,在司令员周士第的率领下,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的公路,由东向西直插胡宗南所部纵深。一野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也率军从渭河南岸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


一天之内胡宗南的3个整编军突然间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令他大惊失色,惊恐万状。更使他惊吓的是,彭德怀司令员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亲自指挥部队发起猛烈攻击。胡宗南被打得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节节败退。


胡宗南被围的3个军仍在作困兽之斗,垂死挣扎,拼命突围,轮番冲击,死横遍野。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胡宗南急得挥汗如雨,不得不急忙下令撤退。至午夜,战斗基本结来。这一仗,共歼敌4.4万人。此战胜利,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使我军受到了极大鼓舞。


随即彭德怀司令员发起了打马战役。彭司令员分析: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势态。估计二马必然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


彭德怀司令员冷静分析后,命令父亲所在的第18兵团钳制胡宗南剩余部队,令其余一野的第1、2、19三个兵团直捣平凉。但出乎预料的是青、宁二马慑于我军声威,闻风丧胆,居然放弃了甘肃、宁夏的咽喉战略要地平凉,率大军一路后退直入大漠。马家军看来要在兰州城下摆战场,与马家军的最后决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古城兰州注定要经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兰州,古称“金城”,凭其“金城汤池”之险而得名。马家军在山上构筑有大量的永久性工事,主要阵地筑有密密麻麻的碉堡群。马家军退守这里后,除加固了原有的许多工事外,又赶修了不少新的掩体。而对我军来讲,这里原本不是根据地,后方无依托,兵临兰州城下的解放军既要加紧赶修工事,又要筹集粮草,储备弹药。看来这仗非常艰苦,肯定是场恶战。


父亲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次攻城失败,几十里长的战线上,我军竟未能撕开一处口子。后经过整编,调整布局,于8月25日佛晓,解放军再次展开对兰州的总攻击。先是炮轰,兰州东南西三面几十里长的地段上,在同一时间里,几百门大炮吐出凶猛的火舌,火光冲天,大地震颤,硝烟弥漫,遮天蔽日。特别是在沈家岭大血战中,我军3000名军士血染焦土。我军以重大的牺牲作为代价换取了一步步前进的胜利,最终打垮了不可一世的马家军,奠定了西北的胜局。


兰州战役大胜后,很快军委就专调父亲所在的第18兵团(附一野第7军等部)入川千里大追歼,由贺龙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命令追击时间不能早,必须等到刘、邓大军在南线攻下重庆,堵住敌人逃向越南、缅甸边境的退路时才能出击。这可苦了父亲所在的18兵团的将士们,他们几次攻击秦岭,明明唾手可得,却只能攻不能取。胡宗南还为此得意地吹牛:贺龙的18兵团屡攻秦岭受挫,我防地固若金汤。


在解放贵阳、重庆之后,敌军后路已被切断,是追击南撤敌军的时候了。于是贺龙老总下达了“立即出动,猛打穷追”的追击令。


12月12日,父亲所在的18兵团分三路,开始南进追击,对胡宗南部队形成南北钳攻之势。


据父亲讲,他们三路大军日夜兼程,日行百里,双脚磨出了血泡,双手攀岩磨的鲜血淋淋,但将士们咬紧牙关,不叫苦、不喊累、不怕死,飞越过大巴山,突破剑门关,横渡嘉陵江,终于提前10天,于12月21日到达合围成都的集结地域。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17军、第76军、新5军、新7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127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他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早在我军的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他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但蒋介石接电后拖到第3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亡西昌的人员。胡宗南对蒋介石“率部突围”四个字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更明白这四个字对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什么也不顾了,在给部属召开紧急会议,鼓励他们负隅顽抗后,第二天一大早他连打招呼都没有,便急急忙忙远走高飞了。


胡宗南不辞而逃的当日,国民党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大为恼火,立即给国民党第15兵团参谋长张荣宪打电话:“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们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于是,他们和国民党第16、第18兵团共谋起义。


至此,成都地区的蒋军就只剩下胡宗南的亲信李文率领的第5兵团凑集起来的7个军的兵力准备顽抗到底。在我军顽强奋战下,蒋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残部在邛崃地区被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率残部万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李文匪部的7个军,在我军的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1949年12月27日,宣告成都解放。


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人(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往西昌地区。


1950年3月中旬,父亲又跟随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第7舰队开入台湾海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严重危害中国安全。


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当时,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纠集的15国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扩大侵朝战争。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初,美国越过三八线,10月21日占领平壤,并大举向北推进,把战火燃向我国边境,还多次轰炸我国东北城乡,炮击我国商船,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收到了金日成代表朝鲜政府和人民请求我国出兵支援的电报。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赴朝作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满怀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雄纠纠、气昂昂,分三路秘密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第40军首战南朝鲜军,打响了第一仗。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是于1951年2月在冰天雪地中随志愿军第三批大部队风驰电掣般疾驶鸭绿江边的。他所在的60军入朝后临时配属给第3兵团的。第3兵团指挥第15、第38、第60军3个军。


当父亲他们到了鸭绿江东岸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番入朝部队与朝鲜人民军携手进行的第三次战役刚刚胜利结束的日子。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中朝军队30万人,兵分东南两个集团,非常隐蔽地接近“三八”线,一举夺取汉城,飞渡汉江,重占仁川,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匪帮打得连滚带爬被逐出了“三八”线。


父亲说,朝鲜本来是一个三面环海,自然风光秀丽,特产资源丰富,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然而,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下,到处是弹坑累累,残垣断壁,荒草丛生,焦土碎瓦,就连昔日繁华的首都平壤,也是一片废墟,狼籍不堪,乱七八糟。


当时,父亲早已从团部的事务长(正连级)调到179师教导队任军需管理员(副营级)。这次父亲随军赴朝,还是负责179师的军需工作。那时候,部队在行军途中历尽了艰辛万苦。其艰难程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过之而无不及。行军途中,每个战士的负重都在20多公斤左右,除了自己随身配备的枪支、子弹、背包、4枚手榴弹外,还要带一周的干粮。许多战士还另外加带两枚迫击炮弹。时值寒冬季节,朝鲜多雪,很多道路积雪1—2尺之厚,而且雪冰交融,战士们一步三滑。由于天气太冷,大都在零下20度左右,脚底下沾满了厚厚的冰块,柱着棍子还一个劲地摇摇晃晃,即便相互搀扶,也站不稳当,不停地跌跤。加之敌机在上空成群结队地轰炸,我军部队不得不夜行晓宿。然而,白天休息并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雪的营房可住,大都是在大山沟、树林里伏冰卧雪,寒气袭人。父亲说,由于那时候风如刀,雪如剑,使人感到空气都冻僵了。他们教导队里的大部分战士小腿肿的比大腿还粗,脚上的血泡挑破一个再磨起一个,每迈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代价。一些战士被累的大口大口地喘气,甚至大口大口地吐血。还有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靠在大石跟前一动不动地僵死地直立着,后边的战士轻轻一推,就倒在了雪地里,无论怎样地喊叫,也醒不过来了。他们就这样地牺性了,牺性在前进的路上。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继承和发扬了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咬紧牙关,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坚持走向了目的地。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10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用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克服了敌机轰炸、气候严寒、供应不足等种种困难,连续发动了5次大攻势战役,五战五捷,歼敌23万余人,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图们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1年7月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人民军队进行停战谈判。


五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奉命胜利北撤。据父亲讲,此时我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勤保障跟不上。由于敌军空中轰炸,交通不便,部队所需的弹药和粮食供应陷入严重的困难境地。在如此恶劣的战争条件下,志愿军战士们为了更多地消灭敌人,宁可饿着肚皮,也不愿“饿”着枪支,每次行军参战,总是想多带些子弹,少带点给养。然而,即使这样,部队所带的粮食也仅仅勉强维持一个星期左右。


美国军队和李承晚伪军在屡吃败仗之后,开始把视线注意力转向了研究我志愿军的后方供应问题上,制订出一个新的战术:在我军进攻的时候,凭借他们汽车、坦克的优势,故意边打边退,以消耗我军的弹药。而过了大约一周之后,待我军粮草弹药匮乏之际,实行“磁性战术”,以其机械化部队像磁铁一样把我军紧紧粘住。更糟糕的是,由于我军部队大举北撤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3兵团的电台又被敌机炸毁,所属部队失去指挥长达3天之久,造成在第3兵团的中部战线一时出现混乱。加之,一些指战员缺乏现代兵种知识,在前沿布置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没有很好地用火力封锁道路,结果敌人一旦突破我前沿,就可长驱直入。


在第3兵团5月23日至26日3天与各军失去联系后,只有父亲所在的179师后撤路线同军部一致。当179师赶到军部附近,敌军坦克部队已到了华川。军部当即命令179师在马坪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挡住敌军沿公路北犯,把敌人的锐气打下去了 ,但179师亦遭到了很大的伤亡。父亲在组织向马坪里我军运送粮草弹药时,同样遭遇到敌军的空袭和炮弹轰炸。父亲回忆说,当时敌军数不清的炮弹就像雹子似的铺天盖地地砸下来 ,整个大地被震得地动山摇。父亲他们想方设法保护着军车隐蔽行驶。14车军用物资,除1车被炸毁,12人伤亡外,其余13车枪支弹药被安全送到前沿阵地,保证了我军的胜利反攻。父亲曾被一颗炮弹的巨大冲击波掀出二、三丈之外,所幸命大,除多处皮肉之伤外没有伤着筋骨。战后,师部、军部分别给父亲他们记了功。后来,彭德怀总司令在总部开会时,曾高度评价60军,他说:“60军机动灵活,能够将179师使用在这个方面上,把敌人挡住了,否则敌人沿春川这条公路插到元山港背后,后果将更为严重。”


这次战役后,部队进行休整。不久,父亲于1951年秋末调回179师后勤医院工作。1952年2月从朝鲜前线回国在60军补训团学习。1952年8月,经组织批准转业回山西省晋城县粮食局工作。1953年元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以预征字第10018号给父亲颁发了“革命军人证明书”,山西省长治专区晋城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于同年2月3日在父亲的“革命军人证明书”背后签批:“五区大路村长:希按军属优待”字样。至此,我和母亲一直享受着人民政府给予的革命军属的优抚。


从1945年8月至1952年8月,父亲跟随18兵团整整7年,经历大小战役数十次,克太原,战平津,伐西北,征西南,扬威朝鲜。那七年,是刀光剑影,炮声阵阵,腥风血雨,充满了艰辛和悲壮,充满了胜利与荣耀的7年。有人说,时间可以磨掉一切人生的痕迹,然而,却磨损不掉那段辉煌的历史。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