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以敌人重兵守备和具有坚固工事的在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这次战役，标志着华东我军由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转变为永久地占领大城市和统一大块解放区的时期到来，也是华东我军在革命战争的道路上，进入最后夺取大城市阶段的开始。
这次战役发起前，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攻济打援战场上，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华野外线部队北上和山东兵团会合了，后来，又将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调山东，我军在山东总兵力达十五个纵队共三十二万人，而敌人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总共仅二十八万人。战役何时发起，我军完全掌握主动，对战役的筹划和准备，都不象以往那样紧迫，可以做到准备充分才动手。
然而，济南是山东省会，北靠黄河，南倚群山，地势险要。蒋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蒋介石命令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统率九个正规旅、五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十万余人死守济南。同时，在徐州附近，集中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伺机北援，这三个兵团机动兵力约十七万余人。当时陈毅同志在中原军区工作未回，军委、毛泽东同志九月十一日电示：“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中央军委攻打济南的作战方针
我军战史上运用过“攻城阻援”的方法，即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分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分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我军战史上也运用过“围城打援”的战法，即以小部分兵力围城，这是诱敌来援的手段，而以大部兵力用于歼灭来援之敌，这是目的，我对豫东之战的方案虽是既攻城又打援，但与济南战役不同，那是先攻城后打援，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可伺机行事。这次“攻济打援”则是在新条件下的崭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这一新的战法，是军委、毛泽东同志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
我先谈谈这一新的战法的形成过程。早在豫东战役期间，敌军原定北上增援兖州的第二十五军在黄百韬指挥下掉头南下增援豫东，为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创造了条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兖州攻克，济南已成孤城。次日（十四日），军委给我来电：“拟令许世友、谭震林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这时，我和野直机关尚在豫皖苏地区，经过考虑，我们于七有十六日电复军委：“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此时雨季已到。军委于二十三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我们待休整完毕后，或转外线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提出作战计划。
我和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同志讨论后，于八月十日联名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新）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个方案是“集中主力首先攻打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第三个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即战役分为：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全军以十三个纵队计算）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敌反夺机场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敌援可能性很大，如敌不援则以攻济南为主）歼灭敌人援兵之一路（首先以歼五军为目的）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有保障。第二阶段则于歼灭敌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分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打济南”。三个方案各有利弊，我们在报告中倾向于第三方案。关于打援问题，我们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阴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八月十二日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歼灭战，即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第三方案“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并不真援。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段路程，可能给于战局以影响”。并且指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
接到军委上述复示后，以得悉敌人空运第十九旅到济南，增加防守兵力。这时，我已率野直机关及部分纵队干部到达曲阜与谭震林同志会合，我们商量后认为，为确保攻济必克，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但是又感到不论打援下攻坚，手中兵力尚非绝对优势。于是，我们于八月二十三日联名报告军委，要求调苏北主力部队（除留一至两个旅在苏北坚持外）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除第三十三旅、第三十四旅留在苏北外，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们取得了优势。
军委对战役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八月二十六日指出，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挤南，(三)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二十八日又指示我们：“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这就是军委“攻济打援”方针形成的过程。
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给我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以往，不论“攻城阻援’还是“围城打援”，都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这样．我们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去争取前所未有的更大胜利。
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军委的指示，我决定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组成攻城集团．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六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六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四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八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毛泽东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九月十日，许世友同志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次日，毛泽东同志发电给他，对攻济打援方针作了很好的说明，指出：“此次作战剖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挤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出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在以往的战役中。我的指挥位置尽力向前推，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直接指挥主攻部队，这一次我的指挥位置在宁阳西北的大柏集。以便更好地关照全局。
也许有人这样捉问：是否当年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次战役既没有打两、三个月，也没有打一个月或二十天，仅仅八天就解放济南了，敌人援兵也没有敢动手，这些岂不是说明“攻济打援”方针显得顾虑太多了吗?
我看，不能这么说，虽然，在豫东战役中，我军一度攻克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但是，济南守战的兵力和构筑的工事，都比开封为强，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我们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以攻打临汾费去七十二天的事实，告戒我们谨慎从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尤其是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能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是战略决战阶段的序幕，必须谨慎从事。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己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至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冒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
这种“攻济打援”的战法，后来用于淮海战役，在保证有足够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条件下，以大部兵力阻击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其效果就更明显了。还需指出，在有些材料中把“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割裂开来，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济”，而打援则是另一个未实现的战役计划。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