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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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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3-18 19:38作者:林一来源:晋城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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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从1940年至1948年5月,近8年的时间,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先是情报部门,后是城工部门,因此我对太行山怀有深厚的感情。岁月的流逝,时代的风雨,没能斩断我对往事的回忆。


1938年秋,从苏联学习完成后,和战友们经新疆、兰州、西安的辗转历程到达延安,经过短期学习,先是担任延安中央社会部机要科长,年底和滕代远结婚。1939年夏,参加中央党校组织的土改工作团下到延川土改3个月后,22岁被调任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工作,在党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近2年。


有一天,中社部领导找我谈话,大意是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情报保卫工作组)到前方八路军总司令部开展工作,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工作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7人,由你负责,张箴协助,给你们配备两名电台报务员、1名译电员,便于和我们联系。另外,物色了两名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你们到前总后,由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你有什么意见?


23岁的我,听了以后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主要抓行政管理,对业务工作很少接触,心中无底。我提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很难做好,是否另派个负责人,我可以协助。他说不另派人了,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有党的领导可以随时请示嘛!


我决心接受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一行7人,1940年秋从延安出发,经过战火纷飞的晋西北,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用两条腿行军,走了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晋东南辽县武军寺村。


到前总后,立即向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副总司令、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汇报。我把在延安中社部领导上分配的任务、人员状况、工作关系一一向他们汇报。几位领导当时商定:工作组由彭总直接领导,具体工作向刘锡五部长请示。工作组建制属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我负责工作组的领导工作,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两个报务员编在司令部第3科,业务由林一指挥,两名外出人员设法尽快派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展开了。要想打入敌人内部,首先要选择符合“条件”的派遣对象。领导上帮助选调,我们携带彭总的信又到“抗大”去挑选。代远1940年5月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很支持我的工作,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三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我任科长,直接受左权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社部直接汇报了。这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进行部队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1941年底,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原来的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改为两个科,项已调走),处以下设4个科,我任第1科(派遣科)科长。第1科工作任务:选调干部进行训练,根据领导指示,确定派出方向、任务,为派出人员办理具体工作(如解决化妆、经费、良民证等)规定联络点及接头暗号,外边同志回来后,组织汇报,接受送回的情报,翻译往来密信,派1科人员到敌占区巡视工作,传达指示等。


我们先后派出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打入华北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伪组织中,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由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在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有140多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在派出人员中,先后有6人被捕牺牲,地方政府已追认为烈士,有2人被捕叛变,1人脱离关系。


情报工作的派遣并非一帆风顺,被派出人员遇到多少困难、艰险,才站稳脚跟,隐蔽下来。例如,1942年从“抗大”选调的军事主任教员王文治和政治文化教员王伯彦夫妇,由总部情报处派去青岛,经过曲折,才搞到青岛良民证。因王离开家十几年,刚一回去,亲友们都有戒心,王只好跟一个卖菜的同乡学习卖菜,他每天半夜到远郊区买菜,拂晓到市里集市上卖,每天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推着三、四百斤菜车,一夜不睡,上午卖完菜,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只能赚到二、三元伪币,勉强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这样才转变了亲友们的态度,认为他肯吃苦是个老实人,他父亲托人给他们办了良民证,成了合法“良民”。到年底又经人介绍,潜入河北省遵化县,在伪治安军第3集团军第6团书记处补个勤务兵,书记官看他字写得好,让帮文书抄写,官称“帮写”。团部不设参谋处,一切收发文件、资料保管、拟定文稿、伪军调动、通讯联络、电台密码、人事变更等业务,均由副团长指挥书记处办理。王文治利用“帮写”后又提升为上士文书之便,搜集了不少伪军资料,由爱人王伯彦带回总部情报处。王要求总部再选派一人,安插到伪军6团任职,我们又选派前总后勤部秘书科长邓芳钦随王伯彦到了遵化,经王推荐,潜入伪军6团书记处,王以后转移到另部伪军。邓能写一笔好字,工作积极,深受团长器重,由上士文书升任准尉司书。华北伪治安军是日军亲手组建的所谓正规部队,号称近20万人,治安军总部头目是大汉奸齐燮元,下属几个集团军,建制团是基层单位,从一个团的编制、武器配备、人员情况可以了解到集团军全军情况,王、邓二人职务虽然较低但岗位重要,他们先后埋伏了3年之久,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送回总部。


为了在伪军里发展地下武装,1942年我们又从“抗大”上干科调军事教员张鸿烈和刘筱萍夫妇,派到敌占区北平工作。张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过张学良部上校副官,参加过青年党,阅历丰富,军事素质好。到北平没有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后经保定张的老师推荐,到了河北省献县任伪军干部训练所所长,又由所长升为大队长,伪警备团副团长,伪县长兼保安联队长,虽然职务步步高升,但并非处处顺利,用张本人的话说:“3年中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艰难地渡过了这3年。”


献县派有日本顾问,讨伐大队长是日本人。1944年5月,又由天津宪兵队来了个儿玉少佐,突然找张鸿烈说:“你的八路军说话。”翻译说:“让你把通八路军的事详细说出来,说了没事,不说不行”。张听到后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日本人对他曾有过多次考验,他不露山,不露水地处处表现出为皇军“效劳”的“忠心”。他和我冀中八分区地委有联系,数次派人商量打假仗,在一次打假仗中,伪军损失惨重,张也受点轻伤,为了消除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当时他勇敢地用自己的手枪打伤过自己右小腿,以表现对八路军作战的“坚决”,并且得过几次嘉奖。当时他想,今天是怎么了?是否有人叛变告密?他表面上很镇静,对日本人说:“我的情况,木村大队长最清楚,每次讨伐,我都走在前头,保安联队积极出去讨伐,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对皇军没有二心,没想到今天竟落个通八路的罪名。”儿玉仍紧追问,他急中生智,以攻为守,不管三七二十一,摘下身上的战刀,卸下手枪,扔到桌子上,又扯下军衔和领章,扔到地上说:“我不干了,皇军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张能听懂一些日语,当时日本木村大队长说了许多张的好话,并说谷部队长(中将旅团长)还奖给张一把战刀等。儿玉一听,他还有来历,面孔有些缓和,从皮包中拿出4封匿名信给张看,内容是:送出的情报收到了,枪、子弹、药品均收到,以后换个地方送……等等,他只看了两封信就冷笑说:“这信不值得一看,这是八路惯用的圈套,想借你们的手把我杀掉,你们日本人那么有办法,怎能相信这些信呢?”他们又是让座,又是倒咖啡,经过4个多钟头才算完。以后张分析,这是日本宪兵故意拿信来诈他,诈出东西来,可向上级报功,诈不出也没有什么关系。


1945年8月,张鸿烈得到上级同意,率1200余官兵起义归队,投入我冀中军区部队,编为第2纵队,委任张为纵队司令员,军区党委发了慰问电,前总参谋长滕代远发了嘉奖电。


几年来,我们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体会最主要的一条,是领导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开始时,受彭总直接领导,我们到“抗大”调干部,他亲自写信给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我们在办训练班时,每期不到10人的训练班,彭总骑着马,到小山沟村亲自去讲课,学员们都深受感动。敌占区同志回来汇报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彭总盘着腿坐在老乡的炕头上,仔细听取贾建国对伪军头目齐燮元开展争取工作汇报,不时插话询问,最后指出:“齐虽已下台,在伪军中仍有影响,对这个工作不做,有点可惜,但不能抱过高希望。齐是封建、半封建产物,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上没有共同基础,但他是汉奸,到一定条件下,他是要找出路的,所以有可能成功。”


又如情报处开始是左权参谋长兼处长,1942年5月在敌人“扫荡”中左权不幸牺牲,8月25日滕代远调前总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他们对派出主要干部,走前亲自谈话,回来听汇报作指示,重要情报亲自批示。1942年底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上,滕代远参谋长作了工作总结,提出今后任务和努力方向。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不仅使情报工作能顺利开展,也给被派出人员增强了决心和信心。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了不辜负党的使命,克服重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1944年冬,我曾化装到敌占区开封、北平、天津等地检查工作,亲眼看到开封情报站为了建立和前总联系的电台,煞费苦心地在卧室墙上挖开一个洞口,装上木板,放着妇女用的针线笸箩,打开洞口门,掀起后边木板,出现不到一人高的小房间,刚好放下电台和发报员,电台曾和总部多次接通,发过电报,后因配备了交通员,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就没再继续使用。


60多年过去了,我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正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迈进,过去在隐蔽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无名英雄们、烈士们,他们为党为国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责任编辑:韩玉芳)





【注】 林一同志(1917-2007)河北武邑人,滕代远同志夫人。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从苏联学习回到延安,就到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社会部前身)任机要科科长。和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同志结婚后,长期从事我党、我军战略情报工作。1940年冬,受命带领七人组成的“情报保卫工作组”到晋东南抗日前线及敌占区开展工作,执行搜集敌伪军政警宪特情况,带领战友深入敌伪内部,长期潜伏。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并授权可直接向延安中社部汇报工作。

因病于2007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此文是林一同志生前(2002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一部分,现在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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