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宁村的革命斗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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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5-22 22:28作者:吴军雄来源:晋城党史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诞生,其源头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是我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伟大战略思想的结晶。正是有了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争取到了千千万万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才能最终战胜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大宁村就是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突出典型。


大宁村位于阳城北部的芦苇河中上游北岸。昔为大宁都,民国时期改为编村,辖下黄岩、石旺沟、老山沟、桃园、松树岭等十多个自然村。


大宁村是红色的山村,英勇的山村,是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中共阳北县委的立足基地与领导中心,是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革命老区。


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种子播撒到阳城,当年五六月间,大宁村成立了秘密党支部,这是阳城北部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也是阳城县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之一。支部成立之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动荡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未摧毁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反而延续并极力维护原有的社会结构,将地主资产阶级视为统治支柱,致使劳苦大众依然处于受压迫、被剥削的地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进攻中国的步伐,战争烽火从关外燃烧到关内,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抗日救国成了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的情况下,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大宁党支部领导全村民众,与内外敌人展开了持久而坚决的斗争。


一、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


党支部成立后,借用村牺盟会的合法名义,做了三件在当时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是利用选举村长之机,把村政大权从富人手中夺回,让贫苦农民掌握了印把子。


1938年7月,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各行政村换届选举。在此之前,大宁村的政权长期把持在地富手中。但这次选举,任职多年的原村长何像复仅得了五票,而贫苦村民推荐的候选人郭维邦则高达95票,岂料选后县府下达的任命公文,村长竟然还是何像复,而获得高票的郭维邦则榜上无名。党支部立即组织200多名群众到县府请愿交涉,迫使县府收回对成命,改任郭维邦为村长。


二是坚定不移推行合理负担。1938年9月,大宁党支部以村府名义编造合理负担任务,号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村政权组织30余人,负责编造合理负担方案,但富户不愿出钱出粮,暗地鼓动民众闹事,致使少数不明真相的村民在办公门外起哄,方案拟成后五次公布才得以通过。地主富农不服,推选一名代表上告区署,致使合理负担方案被推翻。党支部随即派党员刘世惠、王书正带领贫苦群众数次到区署上诉,以理相辨,终使合理负担得以落实执行。


三是发动减租减息。 1938年,新生的大宁党支部结合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首先公告封建剥削势力的几种会社组织,如佛爷会、经济委员会、学校教育基金会等,其所占有的少量土地出租,部分放高利贷者一律减租减息,通过向封建社团掌握、操纵的剥削势力斗争,达到了减租减息的目的。当年11月,组织贫苦农民200余人向上黄崖吉姓和梁姓高利贷者进行减息斗争,没收了他们的帐薄,迫使他们给所有的债户减免租息,使全村230余债户摆脱了高租厚利的剥削


二、与蒋阎顽固势力的斗争


1937年至1939年,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的蜜月期。但随着共产党在山西的影响日益扩大,阎锡山又产生了恐惧心理。加上日本人、蒋介石对他不停地劝诱拉拢,他的立场就开始摇摆甚至右转。在他的授意下,1938年11月间,国民党33军团李默庵部地方工作队伙同境内三青团向牺盟会与县、区、村抗日政府发动政治摩擦,破坏抗日反奸的活动。其对牺盟会、抗日政府肆意造谣污蔑,并发动游仙、宜固、贾寨等村的反动势力以请愿名义骚扰抗日区公所(驻地刘村),殴打区牺盟会特派员张春发,打破抗日区长王永盛前额。王区长亲赴大宁村告急,大宁党支部当即发动群众奔赴区署进行反摩擦斗争。大宁村建党创始人张仲芳更是拖着病体亲赴现场,与敌顽舌战。后又联络町店、寺头500余人请愿,迫使县政府出面制止了顽固派劣行。


“12月事变”爆发后,山西大地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为尽可能保护党的实力,大宁党支部面对险恶的形势,主动自觉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事变中保党   


事变发生后,年轻的大宁党支部初经考验,队伍迅速出现分化。党员中,有的躲起来,不再出头露面,有的远走他乡避祸,有的自行声明退党,极少数人变节。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此时支部书记为张仲荃)为避免对党的危害,派人挨个上门找那些已和党离心离德的人做工作,规劝他们好自为之,不要做伤天害理之事。剩余22名意志坚定的党员,由支部安排转入地下坚持工作。与此同时,根据区委指示,对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安排撤离、转移或隐蔽。


次年1月,张仲芳(阳城县牺盟会组织部长、县政府民政科长)、李德源(中共阳城二区区长)历经险阻,到晋城找到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又遭遇“土岭事变”,被迫转移回村。他们思党心切,急欲寻找上级。大宁党支部选派机智勇敢的青年党员张旭东专程保护。张旭东将二人安排在仙翁山秘密隐蔽,自己孤身外出找党,经20多天探寻,终于在晋城高会、段都一带找到转移在此的晋豫地委和唐支队,然后又冒着大雪返回仙翁山,于大年三十大雪纷飞中,将二人安全送回暂时驻扎晋城的中共晋豫地委(原晋豫特委)。


二是事变后找党


“12月事变”后,我党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从太岳南部地区撤往太行北部,史称“太南退军”。中共大宁支部随之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为了能够保持与上级的联系,得到上级的指示和支持,张仲荃等支部骨干把寻找上级党,当成了一项最紧迫的任务。从事变发生到1940年春夏之交,将近半年时间内,党支部就源源不断地派出得力党员,追寻上级领导机关的足迹,既汇报情况,又获取指示。经不完全统计,历经千难万险、寻找上级组织的行动,有十数次之多,如先后派出刘申四到平顺、张旭东到晋城、豫北、张仲荃到壶关、刘家珍到武乡、襄垣,还有的远到黎城、潞城、涉县(属河北)、林县(属河南)等地,往复奔波。不仅每人在外的吃饭住宿要自掏腰包,而且在经过敌人哨卡时,也常常遭到值岗哨兵的敲诈勒索,搜身殴打。能不能确保所携带的机密文件万无一失,完全取决于这些同志的胆略和智慧,可以说,这些同志凭着对党的信念和忠诚,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数次穿越敌军封锁线,基本未发生重大失误。并留下了“笔杆中带文件”、“花眼篓里藏密信”等传奇故事。


三是危难中挺党  


1940年2月初,中共晋豫特委(后改为地委)派原沁水县委副书记徐毅前来阳北,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恢复性整理。徐毅化名徐发贵,以走方货郎的身份,寻找事变前基础较好的大宁党支部接头;几经周折后,与大宁村党支部书记张仲荃取得联系,为保护徐毅的安全,张仲荃、刘嘉珍通过地下党员琚懋、琚天贵兄弟做工作,让其父亲、开明绅士琚景玉先生做徐毅的义父 ,使徐毅在村里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关系。不久,又在八里湾办了一个留人起伙店,由徐毅当“掌柜”,作为其公开职业。为配合徐毅工作,选派尹家沟村党员张继贤以伙计身份掩护徐毅的活动,并充当徐毅的交通员和联络员。


徐毅以大宁村为战略支点和坚强后盾,以货郎身份作掩护,在张仲荃、刘嘉珍、张旭东等多名骨干轮流陪同下,频繁出入町店、增村、杨腰、蒿峪、峪北(今张沟)、汉上、张庄等地。整个阳北地区经过整理,恢复了120个党员的关系,与徐毅建立直接联系的党员由最初的少数几个扩展到50多人。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芦苇河沿岸各村的党组织基本全部恢复,而且还争取了许多同情革命、同情共产党的普通群众和进步人士,同时建立了灰色的、秘密的地下抗日武装。整个阳北工作重新风生水起。


三、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1940年4月,趁阎锡山和共产党内斗之际,日军108师团赤田部取道刘村,占领阳城,从此盘踞下来。蒋阎势力一枪未放逃至阳南大山里,并各自成立了残余政权。阎系政权偏东,被称为东政府,蒋系政权偏西,被称为西政府。


日军盘据阳城后,大肆抓人派夫,修公路,盖碉堡、设据点,强逼服役。大宁村对日伪誓不维持,被日军视为眼中钉,施以野蛮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日军占领期间,先后到大宁村烧杀抢掠52次之多,仅1944年到老山沟、山坪两个小山庄即达20次之多。总计抗日期间,大宁村被敌杀害男女群众40多人,抢劫大牲畜150余头,烧毁房屋80余间,抢去粮食衣物难以计数。


面对日军的残暴统治,大宁村党支部充分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带领全村民众,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搏斗。其斗争过程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变不维持为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


日军占领阳城后,强迫各村进行维持,周围各村都先后建立了维持会,独大宁村拒不接受维持,遂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的对象。日军多次到村烧杀抢掠,以野蛮手段逼迫维持。为躲避日军勒逼,支部每天派人站岗放哨,一有日军袭击动向,即组织群众向山中转移,但时间长了,也给群众带来许多困难,不少人因冻饿生病,有的孕妇把孩子生在野地,多数人几个月不能换洗衣服,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改变策略,对日军实行暂时的、有限度的维持。但选择了三任都不理想:第一任刘申富,挨了打躺倒不干,第二任刘嘉铭,肆意加大征收额度被撤职。第三任郭双群,不仅趁机敛财而且拉人下水当汉奸支部从此二人身上看出,对付日伪、保护群众的重任,不能假以他人。于是改变方式,安排三个地下党员担任日本人和东、西政府的村长。太岳支队入阳后,又成立了抗日村公所,由党员琚景云担任抗日村长。为便于居中行事,将东佛堂改为日伪村公所,西佛堂变作阎系“东政府”村公所,北佛堂变作蒋系“西政府”村公所,阳北抗日办事处成立后,将后佛堂作为抗日村公所。一个不足千人的村子并设四个村公所,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2、恢复群众性抗日团体


把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重新建立起来。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值岗巡逻,防止敌人偷袭,有组织织地对付敌人扫荡,同时开展饥民借粮、抗灾渡荒、生产自救、减租减息等战时民生工作。


3、 重组人民武装


大宁党支部是在战争年代诞生的,因而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武装建设,1937即创立了农民抗日自卫队,当年发展到120人。并配合八路军进行了过町店战斗,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姜家岭战斗,被县里授予 “爱国志士”称号。还奉上级命令,以大宁村为基础,组建了“晋豫边区特二连”,村人栗顺兴任连长,刘家珍、刘申四、李凤歧分任排长(“12月事变”后特二连随晋豫特委转移到太行以北,编入八路军新一旅)。日军侵占阳城后,大宁党支部深深认识到,非有武装不能坚持革命,因而在对日军表面维持时,即开始重建地下武装。在原来的农民武装自卫队中,选拔16岁至25岁的队员,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同时选拔26岁至35岁的队员,组成“抗日基干自卫队(简称基干队),分设队长,副队长,当年底,队伍发展到285人。1942年初,根据上级关于“地方武装要由自己来办,由群众自己起来保家卫国”的指示,以自卫队和青抗先为基础,成立了由158人组成的民兵队伍,不久即发展为269人,组建成一个营、三个连、八个排、24个班,同时成立了大宁村人民武装委员会(武委会)。


有了队伍,还必须有武器。为此党员干部带头捐粮捐款,张旭东、刘申四、张仲荃、郭维仁、刘嘉珍、王书正、琚天贵捐献颜料、黄丝等物资及银元30块,每人还捐出小米两斗,购回4支步枪和手枪;支部还通过抗日村政,将村里的公产地卖掉7亩,获米49斗,从河南购回步枪5支。到1943年,民兵已拥有轻机枪1挺,步枪22支。阳北独立营组建后,大宁支部以大局为重,将所搜集的枪支交于独立营使用,民兵队则重新搜集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或开办地下兵械厂自制,以武装民众。


4、建立统一战线   凝聚抗日力量


大宁村当时共有大小富户50余家。在阳城沦陷之前,他们和贫苦村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但抗战开始后,情况就逐步发生变化,无论贫富,都处在在兵荒马乱之中,富人甚至比穷人所受损失还要大。日军占领阳城后,以烧杀抢掠的残暴手段征服人民,这些富人也成了亡国奴,每天和穷人一样,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支部通过讨论认为,这些富人虽然在过去对贫苦百姓确有亏欠,但他们现在也成了落难之人,作为共产党,就要胸怀宽广,拉他们一把,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水火不容,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何况,现在是国难当头,抗日斗争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参加。只要我们能将他们团结过来,他们一定会心存感激,弃恶向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地下党支部召开了几次由各富户当家人参加的统战会议,向富人们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死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管贫富贵贱,不管有何恩怨,现在都要放到一边,当前的共同责任,就是抗日救国,就是团结起来打鬼子。谁也不能投降,更不能当汉奸,否则就会遭人唾骂,更愧对列祖列宗。经多次恳谈,贫富之间捐弃前嫌,在抗日大旗下共同团结起来。整个抗战期间,大宁村除郭双群、刘嘉铭外,无论贫富,没有再出现一个民族败类。而且各富户基本能够遵照抗日法令,做到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争取抗战胜利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和力量。


5、制裁汉奸 铲除叛徒


大宁村原任维持会长因欺压村民被撤职后,内心里充满了刻骨仇恨。他把所知道的村中抗日家属密报给日本人,致使几户抗属被日伪逮捕,后经托人说情,才以重金赎出。他还暗地调查地下党领导人徐毅的真实身份,企图以此邀功请赏,东山再起。他到处扬言说,知道谁是共产党,谁家和八路军有接触,并威胁说,你们能让皇军罢了我的官,我就能让皇军要了你的命。支部意识到郭双群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必须予以制裁,否则就会给阳北地下县委带来灭顶之灾,给全村群众带来无穷后患。于是经过周密策划,让担任东府村长的郭维邦找到阎系东政府,控告郭双群为了巴结日本人,克扣了东府的钱物,激起东府的愤怒,连夜派人将郭双群逮至阳南大山中,用乱石砸死。


刘嘉铭与郭双群是一丘之貉,但这个人比较圆滑,加上能说会道,会唱戏,会巴结人,以假象蒙蔽了大家,于是对他过去的错误也就不再追究,并且开始信任他,后来又逐步地重用他,让他担任了大宁村武委会主任。但由于其恶劣的本性所决定,刘嘉铭一旦得势,就又开始胡作非为,他吃喝嫖赌,调戏妇女,到群众家里强买强要,直至持枪抢劫过往客商。问题暴露后,党支部果断将刘嘉铭予以撤职。刘嘉铭至此与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他与县城日军便衣队队长寇聚世相勾结,偷窃民兵枪支,在深山多次接头,密谋如何摧毁大宁村抗日根据地,最终引狼入室,使日军于1944年阴历7月28日远程奔袭包围大宁村,杀死村中无辜群众9人,抓走男女群众43人,抢走大牲畜60余头。抗日干部琚景云、琚天贵叔侄被抓至凤圪堆据点,饱受酷刑,琚景云壮烈牺牲,琚天贵刑场脱险。这一惨痛事件,史称“7.28事件”。事件发生后,阳北公安局负责人张旭东亲自侦查,群众也纷纷检举揭发,最终证实“7.28事件”系刘嘉铭叛卖所造成,于是将刘嘉铭逮捕、审讯后,在寺头村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


6、实行全民皆兵,开展武装斗争


大宁村抗日武装一经建立,村内抗日局面就焕然一新。全村男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在具体斗争进程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根据敌强我弱态势,实行防御性作战。日军占领阳城后,频繁对各地进行野蛮扫荡。为保护群众利益,支部将村民按片编组,每组分配若干民兵,在敌人扫荡时,负责组织村民的撤退和沿路保护。白天,有儿童团站在进村要道设岗放哨,晚上,有武装民兵执勤巡逻。为防意外,在山头、村边、路口均设有暗哨,一有敌情立即发出警报。传递暗语和信号规定为:白天看树,晚上看火,近处喊话,远处听锣,数十多里,顷刻便知。一有警报,村里就能迅速掩护群众向山中转移。此外,针对敌人经常利用夜间进行偷袭的特点,党支部要求村武委会经常组织村民进行反偷袭训练。为长期同敌人周旋,村里号召群众首先自保,要求有条件的,可以自己修建一些隐蔽性设施,如挖一些藏粮暗室、躲避暗洞等,供情况紧急时使用。党支部特别注意对村民的敌情观念教育,提醒村民认清日寇凶残本质,放弃一切幻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防备日寇烧杀抢掠,并带领村民长期实行空室清野,以 “三光”(粮食蔬菜藏光,家俱衣物搬光,人和牲畜走光)对付敌人的“三光”(烧光,杀光,抡光)。鬼子来了,让他吃不上,喝不上。鬼子走了,村民回到村里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第二个阶段,变被动为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主要形式有(1)地雷战。村里聘请专家开办地雷培训班,向全村男女老少传授地雷的制造和使用。诸如散兵雷、蛛网雷、葡萄雷、三角雷、陷井雷、封锁雷和“一条龙”、“大包围”等。鬼子进村后,推门门炸,掀锅锅炸,让其防不胜防。(2)麻雀战。就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不和敌人正面硬抗,而是利用地形地物,或设置路障,或施放冷枪,迟滞敌人的进犯。即使一两个民兵遇到敌军,也不会让其顺利行进,而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让他们惊慌失措,摸不着虚实。1943年春夏间,驻扎于风圪堆据点的日伪军自石旺沟对大宁村实施偷袭,民兵战士刘栓栓等人发现后,对其施放冷枪,把敌人牵引至狮甲岭上的过风腰,然后配合闻讯赶来的阳北独立营,与敌人展开搏斗,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3)袭扰战。就是利用本土作战、人地两熟的优势,和敌人转山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你打我时,叫你看不到,找不着;我打你时,神出鬼没,如从天降,叫你防不胜防。如日军偷袭驻扎白岩寺的阳北县抗日政府后,返回时路经石旺沟,被隐藏在东坪崖上的执勤民兵发现。总指挥郭维民带领民兵居高临下发起突然袭击。附近的村民听到枪声后也举着扁担锄头赶来助战。敌人摸不清虚实,以为遇上了八路军,丢下抢劫的牲口和粮食仓皇而逃。(4)必要时的对抗战。如943年初冬,阳北独立营派大宁民兵一个班在町店红沙门观察日军动静,被敌探侦知告密,日伪出兵偷袭,阳北独立营与大宁民兵退至町店南塘口,与敌展开激战,战斗两小时毙敌3人,缴获步枪5支,机枪1挺,民兵战士刘永瑞在战斗中牺牲,刘轩正腿部受伤。


第三个阶段,实行联防作战。1943年3月,为对付对付日军的疯狂扫荡,发挥民兵整体作战优势,有效打击敌伪,保卫根据地,根据晋豫联防区部署,阳北县成立了民兵联防指挥部,将阳北划为10个联防区,其中大宁、町店、峪北(今张沟村)为一个联防区,从而由一村一地自保,变为多村联防互保,做到了一处有警,四处驰援。1943年3月中旬,驻阳城日伪军百余名出到发沁水潘庄扫荡,大宁村与峪北村、町店村三地民兵,分别埋伏在西岭圪堆土地庙附近,当日伪军到达土地庙北岭时,四面民兵排枪齐发,敌人以为遇上了八路军17团主力,惊恐万状,忙向县城撤退,此役毙伤日伪军22人,击毙日伪军小队长、伪班长各1名,并缴获一批枪支。是年,联防民兵又先后袭击汉上、东进、石家庄、山头、尹家沟等敌占区,为八路军征粮筹款,多次击退日军扫荡。次年7月13日,在花园条(东山)狙击日伪,打伤日军4人。8月10日,城内之敌130余人,拂晓前突袭峪北抢粮,大宁村武委会王书正和峪北村武委会主任马国瑞和指挥联防民兵狙击敌人。大宁、峪北、町店三地联防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剿来犯之敌,并在村内埋设地雷,到处是枪声、地雷爆炸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造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吓得敌人由町店自白沟仓皇逃跑。8月18日和9月2日,日伪军从县城出动100余人,到阳北抢粮。联队民兵得悉情况后,击退敌人进犯。10月20日,日军扫荡峪北,联队民兵截击敌人运粮队,打死打伤10余人。是年冬,联防民兵主动出击,袭击日伪交通站,夺敌抢掠的生铁、硫磺。1945年春,先后在王家庄、孔寨、蒿峪和大宁村境内古道,袭击敌运输队十几次,毙杀日伪军十余名,截获敌人牛车数百辆,生铁、硫磺数万斤。1943年3月中旬,大宁村与峪北村(今张沟)、町店村三地民兵联合,分兵埋伏在西岭圪堆土地庙附近狙击日军,毙伤日伪军22人,击毙日军翻译官一名,日伪军小队长、伪班长各1名,并缴获一批枪支。   


7、 瞒天过海   巧筹军粮,支持太岳支队加快入阳


1941年7月,八路军太岳支队进入到岳南的沁水县,但却遭到日军的“铁壁合围”,被迟滞在岳南地区。一直到次年二月,才扭转困境,向阳城作战略展开。但却因为严重的 自然灾害,造成部队生活极度困难。因此,上级党组织紧急通知大宁村为太岳支队筹集400斗军粮,送往沁水端氏。阳北县委负责人徐毅通过与大宁党支部密商,定下一条妙策,即打着为日本人征粮的旗号,利用我党掌握的村公所,公开向村里大小富户及民众征借,财主们虽然对让他们拿粮心疼得滴血,可一听说是给日本人的,不敢再说什么,生怕日本人翻脸对他们不利,只好咬咬牙,按着村公所下达的数量交了粮。普通老百姓由于党员们暗中做了工作,知道是为自己的队伍筹粮,所以,家中再困难,也情愿挤出一些,这样,往常最让村公所头疼的筹粮任务,不到三天就很快完成。当晚党支部动员可靠村民,驴驮人担,把粮食突击抢运到白岩山后的白龙庙,徐毅派出地下交通员通知太岳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将粮食全部运往太岳支队驻地。为了对付敌人,党支部采取明捆暗放伪村长郭维仁和联络员王书正的办法迷惑日军,并于次日早放了王书正,让他到刘村据点向日军报信。日军头目松尾闻讯后气得暴跳如雷。亲往大宁村核查,但地下党支部早已想好应对之策,让素有能工巧匠之称的党员刘嘉珍提前在肥皂上刻了一枚太岳支队的假图章,盖在一张假收据上,瞒过了日军追查。


8、 配合主力剿灭天仙妙道和西岭枪会 拔掉日军爪牙


日军盘距阳城后,阳北一带以李盘铭为首的反动枪会头目卖身求荣,充当汉奸走狗,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该反动组织将阳北地区的枪会组织以及县境西部的枪会组织合编为“西岭枪会",并投靠日军作恶多端,成为根据地的心腹大患。1943年,姬德锁、侯玉成带领天仙妙道道首和数千名枪会道徒,兵分两路进犯根据地,图谋聚歼设在寺头村的阳北抗日领导机关。在此紧急关头,大宁武装民兵出动100余人,配合八路军与阳北县地方武装在各路要地严阵以待,等枪会道徒进至刘家腰山岭时,我参战部队和民兵瞄准匪徒猛烈开火,道会和枪会死伤10余人,被俘200余人,其余四散败退,夺路逃跑。阳北独立营、区干队和大宁参战民兵配合闻讯赶来的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并将天仙妙道和枪会聚集的巢穴东岭庙、土地庙、岭口庙、佛庙等放火焚烧,将桃坪道首刘引顺、何永祥的房屋付之一炬。将俘获的枪会道徒押到阳北县住地,在北树村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13名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是年底,侦知反动头目姬德锁、尹长安、蔡天成又集结于东进村大庙时,大宁民兵武装和阳北独立营于夜间突袭东进村,将天仙妙道的“朝廷府”东进大庙包围,将自称“小朝廷”的尹长安、“皇叔” 姬德锁、宰相“蔡天成”等大头目一起抓捕归案,于次年春公审后枪决,为虎作伥的天仙妙道于西岭枪会被彻底取缔。


9、摧毁日军重要据点 鼓舞群众抗日斗志


牛头山是阳北境内的一处战略要地。这里山势险峻,形似卧牛,故此得名。日军占领阳城后,立即强迫当地民众在这座山的牛头、牛腰、牛尾三处,构筑了三座坚固的碉堡。碉堡四周是一堵厚厚的荆棘墙,各个碉堡还配有重机枪和大炮,并养着大狼狗,确实是防范严密,易守难攻。同时,它还与仙翁山、大脉圪堆和刘村三处据点相呼应,成为插在阳北中西部地区的钉子。要开辟和扩大阳北根据地,就必须拔掉牛头山这个钉子。于是,由17团团长尤太忠亲自坐镇,组织指挥这场硬仗。1942年秋季,阳北军事部长栗顺兴与17团侦察班长郭轩轩等人,根据首长指示,先行研究侦察方案。根据方案,栗顺兴挑选大宁村女地下党员邢桂英与其丈夫上山帮助侦察。邢桂英通过她的担任伪村长的表哥,顺利搞到“良民证”,使侦察员以做苦力为由,顺利进入牛头山据点。邢桂英则负责每天送饭,借机传递消息。因日军防范严密,未有结果。此后,在邢桂英帮助下,侦察员又化装成送水工,二探牛头山,终于摸清了日军的人数、行动规律等情况。接着,邢桂英与丈夫配合侦察员,设法干掉了日军的大狼狗。至此,拔除牛头山据点的条件成熟。在尤太忠亲自指挥下,于一个漆黑的夜晚发起攻击。17团先头部队摸掉了日军的哨兵,主力部队迅速冲上山头,将正在熟睡的敌人全部俘虏,并将碉堡放火烧毁,疯狂一时的牛头山据点终于被彻底摧毁。不久,仙翁山,大脉圪堆据点也相继被拔除,大片村庄得到了解放。广大群众从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进一步坚定了抗日的信心。女共产党员邢桂英的事迹也在阳北地区传诵开来。


10、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2月10日起,阳南阳北军民对日伪据点发动春季第一次大围攻,阳北独立营和民兵在县委和县武委会统一指挥下,分兵围攻阳高泉、官道岭、汉上、风圪堆等据点之敌。根据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大宁民兵承担了围困风圪堆据点的任务,带队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何象履、武委会主任谭天兴,参加民兵150余人。风圪堆据点距县城北约5里,据点四周架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一座四层炮楼耸立在铁丝网的正中。其据点担负有护卫县城日军红部的责任,配有轻重机枪、小炮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大宁民兵则只有1挺机枪和十几条步枪,其余则是土枪鸟铳榆木炮。围困战开始后,大宁民兵隔着壕沟和铁丝网几百米开外,挖掩体筑工事,并切断了据点的补给线。然后挑出能说会道之人,轮番向据点内的日伪官兵喊话劝降。但无人应声,反而遭来敌人的枪炮还击。敌人几次想冲出包围,都被大宁民兵集中火力打了回去。几天之后,何象立又组织动员了几十个伪军家属,让他们一个个点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诉说思念之情。但在鬼子的威逼下,伪军们被迫端枪向外射击。一星期后,据点里的粮食发生了恐慌,弹药也消耗得所剩无几,日军不甘失败,胁迫伪军发起反围攻,遭到大宁民兵和前来助战的阳北独立营的痛击。同时,30多个边沿区的据点和炮楼也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被迫向县城收缩靠拢,历时50天的围困战取得了胜利。


1944年4月初,阳南、阳北军民发起对县城的第二次围困战役,大宁民兵根据阳北前线指挥部的安排,部署在城东晋(城)侯(马)公路一线严阵以待。7日,根据指挥部统一命令,大宁民兵在阳北武委会主任柳增发的直接指挥下,扫清城东一线之敌后,将兵力推进到了阳高泉、东坡头一线,堵死县城东门,阻截东门突围之敌。风神庙、风圪堆据点在各县区民兵的攻打下,向县城逃遁,途中遭到民兵阻击。


第二次围困战进行中,打进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李凤岐于一天早上发现城里突然增加了许多陌生面孔。一打听,是头天晚上从潞安派过来500多人,谎称是来扩展地盘。李凤岐和贾甲申以及被争取过来的警备队第一中队长崔永发立即意识到,敌人这是在放烟幕弹,拓展地盘是假,接应阳城敌人撤退才是真。李凤岐立即化装出城,在会庆村找到阳北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陆达进行了汇报。阳北县委立即将此情况向阳南进行了通报。两县随即决定,从6日起统一发起对县城的总攻。陆达指示李凤岐加紧做一中队官兵工作,迅速组织起义。李凤岐回城后,立即和贾甲申、崔永法等进行精心组织,在4月7日晚带领一中队全体、二中队部分,成功举行了起义,极大地削弱了阳城日军的力量。第二天,这支新生的人民武装,就投入了攻打山头据点的军事行动。


12日,大宁民兵在区干胡锡江的带领下,一部分布于阳高泉之周围,一部分随区干队连夜突至沁河王家庄渡河,撤走渡般,待命阻击逃窜之敌。13日,县城总攻打响后,逃离县城的日军到达沁河渡口时,渡般己撤,遭到阳北独立营和大宁民兵的痛歼,敌死伤20多人,余敌逃往晋城。在阳城军民强大的围攻下,盘踞阳城五年之久的日军洪部被捣毁,日军被赶出县境,阳城全境光复。


在解放阳城的战斗中,阳北县武委会副主任、军事部长、村人栗顺兴在东关指挥民兵阻击逃敌的激烈战斗中身负重伤,16日壮烈牺牲。大宁村干部群众及各村派出的代表,由阳北县委、县政府统一组织,在栗顺兴家乡下黄崖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新中国成立后,栗顺兴牺牲所在地东关村被命名为“顺兴村”。


四、为新中国的诞生建功立业


1、远征参战


1945年5月底,阳城县武委会下达关于建立民兵轮战队的命令,以配合四分区主力部队对日冠最后反攻,解放周边尚未解放的垣曲、济源、绛县、王屋、沁阳、闻喜等县。大宁民兵刘文胜、孙法恩等5人参加了阳城县第一支野战民兵轮战队(后易名轮战队),6月4日集训后,待命出征。6月,大宁民兵参战人员,由当初指定的5人增加为一个排,参战队员有:谭天兴、张天六、孙福兴、王积积、卫书贵、王小金、刘荣胜、琚明、郭金林、白庆和、王书瑞、梁万恒、白双喜、郭永瑞等26人。远征民兵首先集结在马寨进行训练。训练中,大宁村民兵张更旺、郭天胜在在排雷时牺牲。6月6日,大宁轮战民兵排编入全县轮战民兵序列首次出征垣曲,协同四分区主力部队展开对日伪作战,保卫当地群众夏收。7月,奉命远征孟县榆寺,镇守黄河河防,阻击妄图渡河北犯之敌。8月,参加解放济源、孟县作战。9月,参加上党战役。大宁轮战民兵排配属太岳纵队20团,先后参加收复长子县城,围城打援,追歼逃敌的战斗。10月,民兵排奉命看管从豫北战场上转来的国民党俘虏,并将教育好的俘虏转交洪洞县,补充八路军野战部队。


2、甘泉担粮


1946年9月,闫军进逼翼城,翼城县甘泉村存放有我方200多万斤军粮,一旦闫军抢占翼城,这批粮食将落入敌手。太岳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出的紧急命令:要求阳城县组织力量,限期将储备军粮抢运回阳城后方。阳城县委、县政府组成以张天乙为总指挥的万余名抢运军粮大军,出征甘泉,虎口夺粮。大宁村奉命抽调了了300个精壮民兵,由支部书记(指导员)刘补魁亲自带领。为保证完成任务,除出动人力外,还以闾派驮骡20头。9月4日到达县城集中,大宁村300余名抢运民兵被编为一个中队3个分队,在区委直接带领下,民兵民工们扛着扁担,挑着口袋,带着干粮,冒着连绵秋雨,不顾道路崎岖泥泞,以急行军速度提前赶到指定地点。抢运过程中,闫军已经占领了翼城县城,并派出一股侦察部队于路埋伏伺机阻截。运粮路上,敌侦察兵不断开枪袭扰,运粮民兵民工在武装民兵掩护下 ,十天时间内,冒着危险徒步往返300多公里,胜利完成抢运任务,而且无一伤亡,大宁民兵受到了太岳区党委、行署、军区的嘉奖。


3、浴血晋南


1947年3月,晋南反击战开始,大宁村民兵排编入太岳野战军,兵分两路跟随主力部队作战。一路转战晋南,参加攻克翼城、曲沃、侯马、绛县、稷山、河津、闻喜、安邑、夏县、永济、临晋镇、垣曲等县战斗;一路转战晋中,沿途攻克了浮山、介休、灵石、祁县、太谷、榆次,扫清了太原的外围。是年7月,晋中战斗结束。次年2月,参加解放运城县城。阳城县组成四个支前大队,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六个区分队,四个中队的队长分别由大宁村人何象履、郭维仁、琚天贵、张仲荃担任。支前民兵任务为:挖战壕、修工事、运弹药、救护伤员,同时配合部队作战。前大军身背行李、肩扛担架、抬着云梯,跟随13旅浩浩荡荡踏上征途,徒步三天到达曲沃县,上级安排何象历中队配随13旅37团,郭维仁中队受38团指挥,琚天贵中队随39团行动,张仲荃中队归旅直属队领导。大宁村参加支前民兵有24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挖战壕,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救伤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4、出击豫西


1947年8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向桐柏山进军,陈庚兵团从太岳区向豫西出击,阳城支前民工队伍由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张健民(大宁村人)任总指挥,支前大队负责部队运送弹药、服装、药品、担架、云梯等。大宁村远征民兵有梁万章、刘留胜、王随和、董修启、郭来财等30人,梁万章任排长。此次出征历时半年,民兵跟随主力部队北控陇海线西段,东沿平汉线的广大地区内势如破竹,往复作战,民工分随各团活动,连续向敌攻击,不断解放城镇和村庄。足迹所到之城镇有:新安、渑池、陕县、灵宝、宜阳、伊川、洛宁、卢氏、登封、临汝、禹县、陕县等三十多个城镇。在支前过程中,民工还俘获敌军官兵130多名,缴获不少武器弹药,他们自觉性很强,全部上交。


1948年,豫西广大地区先后解放,为帮助新区铲除残余反动势力,建立地方政权,阳城野战民兵组成131团第4营,大宁村参战民兵26名,分编在17、18连,五区武委会主任卢零(张沟村人)任连长,大宁村谭天兴任副连长,刘留保,赵天乙任排长。在这次远征中,野战民兵经历大小战斗28次,歼敌千余人、不料五月间夜宿石陵镇时,被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土匪偷袭,使连长卢零等13名民兵英勇牺牲,大宁村参战民兵、连部通讯员白铁帽也在此次袭击中牺牲。


五、大宁村为人民解放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


从支部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中,大宁村人民紧紧追随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一道,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苦战奋斗、流血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新中国的红色花朵。在十多年的战乱中,大宁村有43位通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有数十名勇士为了人民的解放和革命胜利而血洒疆场。其中,地方干部和民兵牺牲人员8名。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严酷的战争考验,大宁村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儿女。其中,成班成排参加八路军、解放军的71人,在县区和外省县的地方工作人员33人,合计党政军民革命工作者104人,他们的足迹分布在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西康、河南、湖北、东北及山西各地。


六、 巨大的荣耀:中央北方老区访问团进村访问和慰问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派出中央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北方革命老区进行慰问,当月月28日,访问团由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同志聂真任北方局副团长,莅临阳城,召开了晋城、阳城、高平、沁水、垣曲五县代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老区人民对慰问。9月3日,聂真同志在中共阳城县委书记张健民等人的陪同下,亲临大宁村进行重点访问。访问团召开了群众大会,聂真同志代表访问团,授给大宁党支部一面印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并颁发五枚金质奖章。聂真同志在讲话中赞扬了大宁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敢于和国内外敌人进行持久搏斗的英勇壮举,宣读了《致华北老根据地人民的信》,会议场面壮观,口号此起彼伏,掌声接连不断,气氛非常热烈。大会结束后,参会群众心情激动,又自发在村里举行了盛大游行。


次日,访问团深入烈军属家中进行慰问,给在阳城解放战斗中牺牲的阳北军事部长栗顺兴的父亲栗西王、在白色恐怖中保护地下党干部的功臣琚景玉夫妇,以及部分烈军属、荣退军人,赠送了慰问品。晚上,访问团电影队在大宁村沟口为群众播放了电影,上至芹池,下到蒿峪,西至银匠山,北至刘家腰,沿河群众15000多人齐集于此,与大宁村干部群众共享这一巨大殊荣,大宁村男女老少更是欢欣鼓舞,倍感荣幸,连日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七,永远的丰碑。九三访问纪念塔的的诞生


老区访问团的来访,在大宁村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访问团离开后,时任支部书记张仲荃立即召开了支委会,研究如何把党中央、毛主席派访问团前来访问的巨大荣耀,变为一种能让子孙后代看得见、摸得着、永世不忘的纪念实体,支委们一致同意,在村中建一座纪念塔,以此把大宁人民坚持十四年革命斗争的过程体现出来,要把全村群众被敌杀害、遭敌破坏的情况和革命先烈英勇奋斗的历史记载下来。更重要的是,要把毛主席的题词、访问团赠送的纪念奖章和华北局致老区人民的信,镶嵌在主要位置,加以突出。


会后,立即以党支部、村委会名义,向县委提出了修建纪念塔的报告,很快得到县委批准。村两委立即以发动群众募捐的形式,募集到小米1300斗,然后聘请工匠,开始在村中央修建五层高的纪念塔,第一任支部书记郭维邦、现任支部书记张仲荃、村长郭维仁亲自挂帅,成立了修建委员会。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纪念塔很快建成。根据访问团九月三日来访的日期,将该塔命名为“九.三访问纪念塔。”塔内碑文由大宁党支部创始人、时任县委书记张建民撰写,聘请当地书法名家、阳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田春庭书丹,再聘请汉上村玉工,将碑文等内容雕刻在纪念塔内的六角碑上。


1951年11月13日,大宁村举行了隆重的“九.三访问纪念塔”落成和揭幕典礼。村人邀请县剧团整整唱了三天大戏,以示庆贺。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