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京沪之战

——聆听二野三野参谋长的讲述

今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70周年。

解放京（南京）沪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结果。巧的是，我曾先后协助这两个野战军的两位参谋长李达、张震将军撰写回忆录。

记得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给时任中央军委顾问的李达上将发来约稿信，请他为《丛书》撰写渡江战役的作战经过。李顾问向我交代了起草初稿的任务。我研读了二野参加渡江战役的资料之后，询问了李顾问几个重大问题,如渡江战役前线总指挥的问题；第二、第三两个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协同作战和作战计划起草、决策问题，《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起草者等，他一一作了解答。

1995年，我领受了国防大学赋予我协助老校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撰写回忆录的任务，并担任编写（起草）组组长。我们多次聆听了老校长的回忆，其中就包括如《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指示》、上海战役的指挥者、《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的起草者、上海市接管的准备工作等他亲历的几个重大问题。

下面，笔者综合两位参谋长关于渡江作战和解放南京、上海的回忆，和在档案部门收集到的电报、手稿等珍贵资料，分成几个重大问题，向读者逐一介绍。

一、渡江战役的前线总指挥是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当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贯彻此次政治局会议精神，淮海战役总前委于2月9日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不久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不久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部署、战术、准备及支前等问题，并上报了中央。

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粟裕（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5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渡江战役，其最高决策和指挥者，是中共中央军委；前线的指挥者，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

张震副主席回忆说，此时，小平同志随三野行动，“在三野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期间，邓小平政委提出要陈毅草拟一个作战纲要。陈毅司令员对我说，这是司令部的工作，你熟悉，马上写一个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在内的渡江作战命令。我便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拟就，交陈司令员和邓政委审阅”；“随即，他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据李达回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简称《纲要》）是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笔起草的，是1949年4月1日下达两个野战军的。主要精神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开始遂行本战役”；以全歼或大部歼灭白（崇禧）、汤（恩伯）集团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守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0万人左右）和控制浙赣线的敌军（计有6个军23个师），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战役目标。

《纲要》规定：

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之间渡江。由粟裕和张震率第8、第10两个兵团8个军及苏北军区3个警备旅，共35万人，组成渡江东突击集团；谭震林率第7、第9两个兵团，共30万人，组成渡江中突击集团。“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三个兵团9个军，共35万人，组成渡江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

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东西两集团迅速对进，完成钳形合围。二野密切协同三野，适时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以主力一部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和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归二野统一指挥，担任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二、稳健的决策和精心的部署，是渡江战役取得胜利的的保证

渡江战役（包括上海战役）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稳健决策。“稳健”二字，是总前委的首位成员刘伯承在5月份关于渡江作战情况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综合报告中所使用的词汇。

稳健决策的主要之点是：

第一，以二野和三野在南京两侧形成两个拳头，直捣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京、沪、杭；

第二，以四野重兵进逼武汉城下。

这样，既可集中力量一举摧毁京沪杭，打击汤恩伯集团，牵制白崇禧集团；

第三，在渡江后抽出足够的兵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

蒋介石于4月26日从浙江专门来上海，召集残部研究部署上海的防御问题，准备抓紧抢运物资，撤逃台湾，并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出兵武装干涉。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指挥我军转入战略追击时，始终对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指示总前委，在三野攻击上海时，以二野作为战略预备队，集结于浙赣线上，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需要部队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早点解决上海守敌，则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关于如何应对在长江上的外国军舰问题，粟裕和张震曾向军委请示：如黄浦江上有挂着外国旗帜的舰船向我军攻击时，我军应如何处置？

军委答复：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4月20日9时许，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溯江而上，闯进三江管以南江面，并炮击北岸三野部队阵地。三野炮兵奋起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伴侣号向下游逃去。

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又率伦敦号、黑天鹅号战舰侵入泰兴口岸江面，不顾三野炮兵警告，公然向我军阵地猛烈炮击。我炮兵当即还击，并将其击伤。英舰掉头向东逃去。

同日中午，外籍两艘舰艇向三野阵地发炮轰击，击伤炮兵6名。三野炮兵当即予以还击，击沉、击伤各一艘。

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但是，美军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第四，是尽一切可能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城市的建筑。

5月6日，军委给粟裕和张震发来电报，重申：“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并令三野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

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原来的方案，张参谋长协助粟总研究围攻上海的战役计划。司令部讨论了攻上海的三种打法：

一是长围久困，

二是突击市区，

三是钳击吴淞。

长围久因，虽可解决敌军，但几百万上海的老百姓将随之受苦。

突击市区，即从苏州河以南地区插进去，从里往外打，可收奇效。因当时侦知，汤恩伯在上海的淮海路、南市区一带设防较弱。据说，上海的资本家曾凑了几十万块大洋，央求汤恩伯不要在苏州河以南主要市区打仗，最好在苏州河以北与我军作战。但实行此案，上海市区就可能在激战中被打烂。

最后，均倾向于第三种打法，即先在外围打，集中力量钳击吴淞。

粟总和张参谋长选定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上海能够完整地回到党和人民手中。

具体打法，就是卡住吴淞出海口，这就好像卡住对方的脖子一样，尽可能地把市区的敌军调出来，大量歼灭在吴淞周围地区。这种打法，三野部队的损失可能要大一些。但为了完整地接管上海，就必须把苦战、硬战、恶战放在上海外围打，不惜做出最大的牺牲！

他们还考虑到，在攻打上海时，要努力使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物尽量少受损失与破坏，明确规定部队一旦进入市区作战，不得使用火炮等重武器。

陈毅司令员曾形象、风趣地说：进上海，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又要捉住老鼠，又不要撞坏一件瓷器。总之，是要实现军政全胜。

三、南京不战而下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于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21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这一命令，发起了渡江作战。

三野西集团于4月21日晨，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成功，将敌军的长江防线拦腰切断；

二野各兵团与三野东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的1200华里宽的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军发起攻击。

4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据李达参谋长回忆，总前委在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时，估计在国民党首都所在地南京周围会有一场恶战。不料，敌主力在我二、三野战军渡江之时，即已望风披靡，逃离了南京。

4月23日22时，总前委电报中央军委并致三野、二野、谭震林：南京之敌已全撤，芜湖之敌亦已撤至宣城以南地区，原定接收芜湖、南京的二野第四兵团尚在望江、湖口地段，如向芜湖、南京转进至少需时半月，且与第三、第五兵团交叉运动较不便利，故与刘伯承等商定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任务，南京城防改由三野第八兵团担任，芜湖城防暂由三野第九兵团之第三十军负责，“我们及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直属队于部署大定后准备移驻南京”。

4月24日2时，军委复电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请你们迅即通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4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

4月28日，邓小平、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到达南京。29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率领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南京。

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出贺电：“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

5月9日，刘伯承就任南京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

这象征着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即将终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四、粟裕和张震在前线指挥上海战役

解放大上海，是渡江战役的一个重要目标。前面说到渡江战役的前线总指挥是总前委，那么，上海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则是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

在粟和张确定了采取攻打上海的第三种方案之后，遂集中第9、第10两兵团的8个军（后增加第7、第8兵团各1个军）及特种兵纵队近30万人的兵力，夺取上海。

首先扫清上海外围敌军的据点，然后从市区北面与浦东两个方向，实施迂回，直指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阻止敌军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待接管准备工作完成后，如敌继续顽抗，再按上级命令，对市区发起总攻。

5月8日晚11时，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指挥机关转移至苏州金城新村。第二天上午，粟总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叶飞、韦国清、刘培善关于10兵团部队作战准备和苏州军管情况的汇报。之后，便决定：向上海外围的进攻战，于5月12日发起。

激烈的外围攻坚战

坚守上海的国民党军有8个军25个师共20万人，其防御阵地分为三层：以南翔、华漕、七宝、华泾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至北蔡为浦东外围阵地；以吴淞西北的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虹桥、龙华至黄浦江为浦西主阵地；以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为浦东主阵地。

国民党军在市区，以国际饭店、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30多座高大建筑为坚固防守据点，在各重要路口，以钢筋水泥活动碉堡和沙袋构成众多工事，组成核心阵地。

在上海周围，总计有4000余座碉堡、万余个野战工事，加上各种障碍物等，构成了十分严密的防御体系。

其兵力分布是：6个军20个师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2个军5个师防守浦东地区，并有海、空军的支援。

开始，北线三野第10兵团一路急进，先后攻占了浏河、太仓、昆山和嘉定，南线第9兵团也占领了平湖、金山、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沪敌侧背，南北两路大军进展都较顺利。

但是，激烈的战斗，是在吴淞西侧的月浦、刘行一带展开的。这里是敌军防御的主阵地，有的阵地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守敌52军在海、空军支援下，依托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以绵密的火网封锁三野的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向三野实施反击。三野多次组织强攻，均未奏效，付出了重大代价，仅第10兵团的28、29军，就伤亡近9000人。

张震副主席回忆这段强攻时，沉痛地说，“粟总见部队伤亡如此严重，就问我：敌军防御工事图发下去没有？我回答：早已转给两个兵团了，并要他们发起战斗前很好地研究。”

他说：“敌军的防御工事要图，是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送到三野司令部的。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可以想象，为搞到这些情报，他们要冒多么大的风险！我和司令部的同志研究后，当即将其送给了两个兵团司令部。”

但是，他还是有些疑惑：既然早就把敌军防御工事图发给不对了，为什么伤亡还这样大呢？经检查，第10兵团司令部收到敌防御工事图后，没有把及时送给第一线指挥员，否则，我军的伤亡可能会减少一些。

这件事，前线指挥员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张震副主席严格地检查了自己，说：“我在战后反思，当时野司机关对10兵团攻击吴淞的作战行动，要求也过急，只考虑要迅速抢占吴淞，对时间的计划安排不够周密。如果能多给一天的准备时间，部队在行动时可能部署得更完善些。”（参见《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376页）

5月16日，粟、张研究了4天来的战况：从南线发起进攻的第9兵团，很快就突破了敌军的防御，正向浦东的川沙等地发展进攻；北线的第10兵团因处于敌军防御的强点上，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也大量杀伤了敌人。在三野的强大攻势面前，敌军不得不从市区调出第21军、第51军等部，来增强吴淞和浦东地区的防御。

张参谋长根据粟总的指示，为更加有效地攻击守敌的坚固的永久性阵地，拟定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下发各部队，要求并强调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其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一点，以对壕作业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进攻的办法。

部队也及时总结了前段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战术，取得了明显效果。至22日，已先后攻占月浦、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川沙、周浦、白龙港和高行等上海外围敌军的防御要点。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三野第9、第10兵团共歼敌第51军、第123军、暂8师等部2万余人，占领了敌军的外围阵地，部分突入了敌军的主阵地，迫使敌陆续调集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造成了攻取市区、全歼守敌的有利条件。

总攻时机的确定

也正是由于三野避开市区，仅以主力一部从敌军两翼实施突击，而且地区狭窄，部队不易展开。这样，就使敌有可能集中力量，坚守上海市区至吴淞通道两侧的阵地。致使我部队每攻一点，费时较久，消耗较大。尽管市区守敌最后已倾巢出援，但由于受接管工作准备时间的限制，部队还不能直接对市区发动进攻。

这是由于围攻上海的作战，牵动着全局，其指挥上的复杂性，也是空前的，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等待做好接管的准备，如选调和组织、培训接收旧政权的干部队伍；安排好市内几百万人生活所需的大批粮食、煤炭等物资，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军委不会下命令攻打市区。贸然进去了，也会陷于被动。所以，作战的节奏不宜太快，而是要稳扎稳打，稳步前进。

5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南线先解决苏州河以南与南市区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的敌军。

总前委当日复电粟、张：“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粟总接电后，遂于5月19日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商定：为确保总攻胜利，增调第7兵团的23军、第8兵团的25军及特纵炮兵大部，分别加强和配属于第9、第10兵团，并令第24军做好参战准备。

当晚，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受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5月25日）前后开始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据此，张参谋长指示第9兵团：首先肃清浦东之敌，尔后，以3个军歼灭苏州河以南之敌；并电告第23军于23日赶到松江集结，并派特纵陈锐霆司令员去第10兵团研究部署炮兵火力等问题。

5月20日，中央军委再次电告粟、张：如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为做好攻击准备，总攻时间以选择在5月25日至31日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6月1日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于攻击，亦可采取攻歼其一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后再行攻击，攻击前必须做好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总攻上海市区

5月21日，粟总和张参谋长制定了总攻计划：

第一步，以9兵团的第30、第31军和第20军主力，迅速攻歼高桥和浦东地区守敌，控制黄浦江东岸阵地，第23、第27军和第20军一部积极箝制浦西之敌；

第二步，以第9、第10两兵团全力夺取吴淞、宝山和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

第三步，聚歼退缩于江湾地区的残敌，达成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

5月2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张的部署，命令即照此执行。

5月23日，三野指挥所查明，汤恩伯等已登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退却，苏州河以北敌之主力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市区之交警总队亦已北撤。

于是，粟总和张参谋长即令各部迅速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大胆楔入敌之纵深，截歼逃敌。

5月23日夜，第29军攻占月浦南郊高地，第28军逼近吴淞，并对吴淞码头实施炮击。

此时，汤恩伯一面将第75军第6师从高桥调回月浦方面增强防御，以保障吴淞的安全；一面指挥苏州河以北主力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逃。

粟总和张参谋长即令各部队发起追击，大胆楔入守军纵深，分别截歼溃逃之敌。

24日夜，第23、第27军分别从徐家汇、龙华进入市区；第20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进入市区。

各部队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直插每条街道，抢占街垒和楼房火力点，至25日拂晓，全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

随后，全线继续猛攻：第10兵团第26军攻占大场、江湾；第25、第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第33军攻占杨行等地；第9兵团第27、第23军和第20军一部，利用夜暗强渡苏州河，迅速占领了河北市区。

5月25日晨，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已有3个军进入上海市区，市内秩序良好，市民照常营业。

在三野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残留在苏州河北杨树浦的敌军4万人，于27日下午3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放下武器，向三野投诚。

5月25日夜，第31军在第30军配合下，经浴血奋战，攻克高桥，至26日中午肃清了浦东地区守军残部。

5月25日23时，陈毅从丹阳到达苏州，与粟裕会合。

当日24时，粟裕报告中央：今晚率轻便指挥机关进入上海市区。

5月26日，陈毅乘车去上海，行前嘱粟裕发电报给邓小平、饶漱石（5月，接替邓小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率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去上海会合。

张震随粟总经南翔于5月27日晨抵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开设指挥所，继续指挥市内的战斗。

三野各部战至5月27日，歼灭上海国民党守军15.3万余人，上海市区并未遭受大的破坏。

5月28日，粟裕和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淞沪之敌已于5月27日9时全部肃清。

5月30日，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指出：“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二十七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

此后，三野指挥所又移至北四川路原日军的港口司令部旧址，继续指挥部队向浙东、福建地区进军。6月2日，第25军解放崇明岛，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其中俘虏10余万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

五、粟裕和张震、唐亮、刘瑞龙等领导接管上海市的准备工作

    在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解放上海的时候，曾认为：国民党驻沪军队有迅速撤走的可能，上海的资本家们也不愿意在沪打仗，因而上海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命令三野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不要去占领昆山、太仓、吴江、嘉兴等地，让敌人守起来。同时，抓紧时间，进行接收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敌人从海上逃跑时，能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关于上海市的接管工作，早在淮海战役结束时，三野前委和司令部就研究了军管会的组成与警备等问题。在蚌埠孙家圩子时，张参谋长专门就接管问题向粟总副司令员作过汇报。渡江前后，在泰州白马庙和江阴等地，张参谋长又向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上海市各方面情况。

三野前委报经华东局批准，以随军南下的5000多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由饶漱石、陈毅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三野后勤司令员刘瑞龙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刘瑞龙是三野的“好管家”，在淮海和渡江战役的后勤保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军管系统拟制了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并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煤炭。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秘密组织了大批纠察队护厂护校，保护人民财产。

在对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之前，三野前指通过侦察获悉，上海之敌已运走不少物资，很可能提前撤退。如果接收不及，会造成上海城市的混乱。

粟总和张参谋长考虑，我军一旦行动，则可能会促使蒋军迅速撤退，反而造成被动。于是，粟、张一面作出军事上的部署，一面向军委建议推迟进占浏河以及进入上海等地的时间。

4月30日辰时，总前委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张震电，指出：“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因为一占杭州，就会迫使我们迅速进驻上海”。

5月3日，中央军委还明确指示：“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据此，粟总和张参谋长在常州进一步研究了攻占上海的作战部署以及接收准备问题。粟总还与唐亮（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一起去丹阳向总前委作了汇报。

之后，粟、张召开接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总前委指示精神，具体区分了接收任务。会上，第9兵团政委郭化若和第26军政治部主任李耀文首先汇报了部队的接收准备情况；粟总作了关于淞沪警备问题的报告；张参谋长明确了警备任务的区分及注意事项。最后，唐亮强调了接收上海的政策、纪律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立三个接收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其中，军政接管委员会以粟裕为主任、唐亮为副主任，下辖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和训练部等6个部。

张参谋长负责召开军事部的会议，交代任务，拟定了具体的接管计划。

张副主席回忆说，我在常州专门阅读了关于上海的各种调查材料，了解到上海的电力行业，80％为外商所有，许多经营业都是外商在操作。所以，要顺利地接收上海，确实不仅是军事仗，而且是政治仗、经济仗，也是外交仗。联想到我军进入南京后，接连发生的一些涉外事件，受到中央批评的教训，这次在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克服与避免。

六、张震起草了《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

为保证接管好全国的经济中心，使我军进入这个大都市后，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5月13日，粟裕发出致华东局、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三野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情况以及进入上海市区的规定，要求涉外事务“不论任何微细问题，均须请示华东局、总前委”，“部队进入城市，不准驻扎民房商店”，“一时找不到公房，一律过露营”，后勤机关和勤杂人员、民夫离城30里驻扎。（见《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第2版，第300页）

5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作出十二条规定。

为贯彻指示，三野司令部在常州时，张震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精神，着手起草了《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

《命令》首先明确了警备部队的领导机构以及基本部署：以第9兵团指挥机构为淞沪警备司政机构，宋时轮、郭化若分任司令、政委，并确定第20、26、27军为上海市区警备部队。

将全市划为三个警备区和一个要塞区（吴淞）：

第一警备区负责老法租界、南市和浦东地区；

第二警备区负责苏州河南英租界，包括公共租界沪西区；

第三警备区负责苏州河北，老公共租界和闸北。

每区以一个军担任，各军应以一至两个团控制机动，并确定以一个团直接接受华东财委的领导指挥，使能及时看管新近发现之仓库与资材，及其他保护等。

其次，是规定了警备任务：在我军管会人员尚未入城或入城后尚未接收以前，我警备部队与先进入市区的部队，需以全力保护维持秩序，防止抢劫与破坏。凡我入城部队，必须遵守城市政策与入城守则，切实遵守纪律，并有互相监督执行之义务，制止与逮捕违反纪律之人员。除担任警备任务之部队外，其余参战部队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离开市区。再次是要求全力保护学校及名胜古迹，防止偷窃与破坏。在秩序未恢复前，拒绝参观，学校则一律禁止驻兵。对于敌人经管的工厂、仓库、客栈、银行、医院及党政军办公机关宿舍、公馆、海空军设备、要塞、船舶、炮艇、兵舰、兵营等，均需派兵看守。所有这些地方的物资、汽车、用具等，一律不许搬动；文件、档案不得乱翻，必须原封不动，等候接收。

对于如何对待外侨及领事馆人员，也作出了具体规定，明令采取保护政策，其合法权利完全予以保障，不许侵犯。

按中央指示，在军管时期，为了防止特务与坏人捣乱，我军应有派兵保护其领事馆安全之责任，并应派人向其说明我们的此种责任。如他们不需武装保护，则由其出具证明文件，说明发生意外，我们不负责任。但在站岗保护其领事馆时，对其领事馆出入人员及领事馆内部，都不实行人身和内部检查，而只应注意有无捣乱分子在领事馆附近或向领事馆捣乱。

应教育部队，对领事馆人员，需以礼相待，不得调侃讥笑或故意留难。如发现他们之中有特务间谍嫌疑和破坏行为，亦应报告上级处理，不得擅自行动。

进入上海的前一天，即5月26日发布了《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就在三野积极完成各项战役准备时，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也在为上海的解放夜以继日地工作，除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保护民主人士，组织对国民党军的策反等工作。

上海战役，是我军渡过长江以后进行的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经济中心，我军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军政全胜。

张副主席叮嘱我们起草回忆录的同志，深情地说：成千上万的同志为了上海的解放，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回忆录中，要重重地写上他们一笔。

据核查，为解放大上海光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7785名。其中，三野指战员7613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工72名；为迎接解放而牺牲的上海地方烈士100名。

此外，还有不少烈士，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来！正是这些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铺平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粟裕对自己参与指挥解放的大上海，给予了深切的希望。6月5日，他在上海警备部队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胜利的形势下，要防止骄傲，克服太平享乐思想。他说：“我们革命为了谁？为广大人民”；“现在人民要看文戏，武戏已经演过了。文戏是什么呢？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翻开历史看一看，李闯王进北京，腐化了，堕落了。国民党最初革命，后来进入大城市，腐化了，堕落了”。

7月1日，在上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干部大会上，粟裕又作了讲话，再次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上海是个大熔炉，也是个大染缸。我们要立场坚定，在这里锻炼成钢，而不要跌到污水坑里去。（语见《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第2版，第304、305页）

上海解放70年之后，重温粟老总的谆谆叮嘱，不经令人感慨万千。祝愿伟大的上海人民，不忘解放者的嘱托，把这座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