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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出太行济源境内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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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8-01 22:27作者:济源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来源:济源党史网

近年来,关于朱德出太行这一历史事件,各地研究者很多,成果也丰富。对于朱德出太行赴洛阳期间在济源境内的路径虽也有不少研究,但均不够系统,不够明晰,且存在着不少争议争论。近期以来,我室按照市委安排,组织力量对朱德出太行济源境内路径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期间,除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挖掘梳理分析外,我们还到山西省潞城市、晋城市、阳城县、泽州县和我省的孟州、吉利、孟津及洛阳等市(县、区)实地调研,与当地党史、史志工作者深入交流探讨,以求拨开历史迷雾,廓清历史真相。


  一、朱德出太行济源境内基本情况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举向陕甘宁边区、山西西部和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朱德决定先去洛阳会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


  4月下旬,朱德一行从太行根据地出发,前往洛阳。经壶关、陵川等地于4月底达到晋城。5月4日夜10时通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封锁线,连夜西行。5日晨到达马街(今属泽州县山河镇),午后抵达济源刘坪(今属泽州县山河镇),并夜宿刘坪。6日,经愁儿沟一线到达大河里省庄(今五龙口镇省庄),从省庄渡沁河,夜宿北官庄(今五龙口镇北官庄村)乔利太家。7日,经孟县白坡(今吉利区白坡村)渡口渡黄河,下午6时许到达洛阳。


  二、刘坪是朱德出太行进入济源的第一站


  (一)文献记载


  1、《朱德传》的记载


  《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第486页记载:“……(5日)凌晨到达马街,第九军一个营在这里迎候。五日,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血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该书指出,进入济源境内地点为刘坪。


  2、《周文龙回忆录》的记载


  《周文龙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29页记载:“……次日,经刘庄下到豫北地区,把太行山甩在身后,进入平原地带。………”文中提出朱总一行由刘庄出太行。周文龙时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其时随同朱德总司令到西安领军饷,是朱德洛阳之行的随行人员。


  3、《康克清回忆录》的记载


  《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276页—277页记载:“……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到了河南省的济源县。来到王屋山……王屋山已是太行山的最南端……老总更是激情满腔,要来笔墨,在山上古庙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出太行》……。”“下了太行山,很快就走到黄河边上。在河南渑池县境渡黄河。”该书认为朱德由王屋山出太行。同时,康克清的署名文章《朱总风范永存我心》记载:“……党中央决定朱老总亲赴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5月初我们到了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上……”亦认为朱德由王屋山出太行。


  4、《中共焦作历史大事记(1919.5—1994.12)》的记载


  《中共焦作历史大事记(1919.5—1994.12)》(中共焦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59页记载:“(1940年)5月上旬,朱德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朱德一行由山西晋城下山,经济源大河里省庄由党组织派船工护送过沁河前往洛阳。”该记载认为朱德由晋城下山出太行。


  5、《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的记载


  《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中共济源市委党史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01页记载:“……5月初,朱德从晋城下山,途经五龙口时,适逢沁河水上涨……”该记载认为“朱德从晋城下山”。


  (二)实地考察


  1、晋城市党史部门对朱德出太行路径的研究


  在晋城,我们先后到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泽州县委党史研究室和阳城县委党史研究室走访。当地党史工作者(党史爱好者)对朱德出太行及其在晋城期间的行程和路线有较为深入地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文福的《此行当可慰同仇——朱德与卫立煌谈判》(《晋城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晋城市党史爱好者王晋川的《朱总司令出太行路线辨》(晋城党史网),以及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王晓太、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文福、晋城市党史爱好者王晋川合著的《泽州县堆金洼(或刘坪)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最后一站》等论文(文章)都观点明确地认为朱德由刘坪出太行,并且确定泽州县山河镇刘坪(堆金洼)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时泽州县境的最后一站,也是进入济源境内的第一站、第一宿营地。阳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也认同朱德出太行刘坪路线。当地党史、文化部门也在泽州县刘坪村(堆金洼村)建设了朱总司令出太行最后一站——红色故里堆金洼路居地纪念设施,并初步开发了相关遗址。


  2、刘坪的地理位置


  刘坪村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山河镇,人口500余人,毗邻济源市东北部。该村地处泽州南部南下济源的要冲古道,几近太行尽头,起伏群山向南蜿蜒而降。沿古道下行约30里即出太行山口,半天即可走出太行山。


  3、刘坪的行政管辖和地域归属


  刘坪今属泽州县山河镇,但《朱德传》等均记载为“济源刘坪”。关于“济源刘坪”如何成了“泽州刘坪”,我们目前没有直接资料证据。但《济源市志(1990—2000)》(上卷)第70页记载:“民国31年(1942年),中共领导下的太岳区将济源县所辖的一区、四区9个保的瓦窑沟、南河、东背、毛街、官庄、衙道等44个自然村划归山西晋城县管辖。”其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44个自然村”的名称,也没有明确记载将“刘坪划归晋城管辖”这一事件,但所列出的“毛街、官庄、衙道”等村均在刘坪附近,所以刘坪应是这“44个划归晋城管辖的自然村”之一。同时,晋城当地党史部门及党史爱好者表示,他们在调查中,有关村民特别向他们说明,该县衙道村以前曾以村中桥为界,桥南归济源管辖,桥北归当时晋城管辖。我们在考察刘坪时,也有村民表示刘坪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归济源管辖。


  4、在刘坪能否看到黄河


  据当地百姓讲,站在这里的高山之巅,向南俯视中原大地,视线好时可直击黄河。从实地考察看,因重重山峦阻隔,距离又远,在刘坪似乎看不到黄河。在刘坪,站在高处向南望去,只见天际云雾缭绕,一片茫茫,使人产生“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朱德总司令当年写出“天险黄河一望收”的灵感所在吧。部分研究者以“在刘坪无法看到黄河”为由来否定朱德“太行赋诗”的地点,进而否定朱德从刘坪出太行,其实这是忽略了诗人赋诗“写意”与“写实”的不同。即使在刘坪看不到黄河,但诗人多“胸中有丘壑”,以朱德之雄才大略与文采,足可以“天际云雾缭绕,一片茫茫”的影像,写出“天险黄河一望收”壮观诗句来。


  (三)分析及结论


  1、《朱德传》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编撰时参考了大量的朱总手稿、电报稿等许多涉及朱总事件的历史文献记载,并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士,虽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在朱德活动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该书中对朱德出太行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朱德传》《康克清回忆录》《周文龙回忆录》关于朱德出太行地点记载不同与相同


  首先,《周文龙回忆录》记载的“刘庄”应即为“刘坪”。该书第129页记载:“次日,经刘庄下到豫北地区,把太行山甩在身后,进入平原地带。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蔚蓝的天空下伸展着,没有山丘,没有冈陵,像平静的大海一样宁寂……”从文中描述可以看到,朱总一行下山之后,即进入平原地带。而现实情况是,从五龙口镇山口村向南至轵城镇境,均为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与文中所描写的景像相吻合。刘庄、刘坪一字之差,应是年代久远,作者记忆之误。同时,假设“朱德由王屋山出太行”命题成立,则存在一个问题,即从王屋山出太行后,朱德一行或到达今邵原镇、王屋镇境内,或到达今垣曲县境内,但无论是邵原、王屋还是垣曲,均为山地丘陵地形,与《周文龙回忆录》中记载的“平原地带”及《朱德传》中记载的“刘坪”均不相符。故《周文龙回忆录》中的“刘庄”和《朱德传》的“刘坪”应为同一地点。


  其次,《康克清回忆录》与《朱德传》记载“朱总赋诗”地点应是同一地点,只是说法不统一。《康克清回忆录》记载“朱总赋诗”地为“王屋山”,《朱德传》记载“朱总赋诗”地为“济源刘坪”。实地考察证明,当年的“济源刘坪”就是今泽州县的堆金洼和刘坪。通过地图研究,我们发现:堆金洼、刘坪距王屋山主峰一带39公里,距析城山则更远一点。但“王屋山东接太行,西邻中条”,王屋山的东端起点应该离刘坪不太远,且王屋山本身就是太行山的支脉,两者也并无明确的分界线。之所以“太行山”在康克清的回忆里成了“王屋山”,看来这应该和“这儿已是太行山的尽头”“距王屋山东端起点不远”、“两者并无明确分界线”不无关系。或许是她看了当时的什么地图,或是听了什么人讲,才会将此地的太行山认为是王屋山的。在现实中,王屋山与太行山确定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如网上关于九里沟景区的词条就较有代表性。该词条说“九里沟景区是王屋山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15公里的思礼(镇)境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九里沟景区应属太行山山系,但约定俗成,说其是王屋山系也是有一定认可度的。


  第三,《康克清回忆录》关于“古庙写诗”的记载与“刘坪古庙”的印证。在刘坪考察走访时,有群众告诉我们,该村山顶上有原有一座古庙,后来坍塌损毁。这从侧面证明了《康克清回忆录》中关于朱总司令古庙作诗地点——“古庙”的记载是切实可信的。不过这个“古庙”应该是刘坪的古庙,而不是王屋山的古庙。这也应是朱总司令从刘坪出太行的一个旁证。


  3、朱德总司令由刘坪出太行的可行性


  首先,从刘坪出太行到洛阳的线路较从阳城出太行到洛阳线路更近。从地图上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晋城、济源、洛阳三地基本处在一条南北纵行的直线上。即从晋城到洛阳,经泽州南部走太行山直下济源路程最近。如果要从晋城经阳城、析城山、王屋山一线下济源到洛阳,则路线是一个“弓背”形,将比由晋城直下济源远许多。朱德总司令此行的目的地是洛阳,所以,他没有理由像一个旅游者专门绕行阳城、析城山多走那么远的路。


  其次,从刘坪出太行南下洛阳较经阳城出太行南下洛阳更有安全保障。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上看,当朱总司令四月底五月初还在晋城的时候,阳城、析城山一带的日寇敌情和顽固派作乱非常严重。其时日寇正占据阳城,并向阳城的西南山区步步紧逼进行扫荡,驻防阳城的国民党中央军14军83师以及85师、第10师等部正和日军苦战(《晋城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172—176、227页)。阎锡山系的反共头子孙楚此时被逼的狼狈不堪,率第三行署所属机关及军队七八千人撤至阳城析城山附近的牛心温、黑龙背、秋川河一带,孙楚、阎子杰等反动分子在这一带疯狂屠杀我党人士五十余名(《晋绥军集团军政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36—142页,《晋城抗战史》第206页)。同时,1940年四五月间敌我形势表明,中条山防区、晋城与河南交界山区、洛阳以北的黄河沿线都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故朱总司令由刘坪进入河南境内更安全。


  至于有研究者提出的“从阳城出太行所经地区为晋豫边根据地,能确保朱总司令一行安全”的说法则更需商榷。此种说法显然是忽略了当时晋豫边根据地的形势。1939年底的“十二月事变”,使当地党政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40年)2月,(晋豫)地委领导人率武装人员东撤,与太南区党委合并为晋豫区党委”(中共济源市委党史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第100页)。此时,“地委领导率武装人员东撤”,即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撤出了晋豫边地区,与八路军115师688团合编为新1旅,驻地陵川。济源、阳城当时已无八路军正规部队及地方队伍,那么“从王屋山出太行可确保朱德一行安全”的说法就明显缺乏支撑。


  第三,关于朱德总司令在济源境内的安全保障。由于资料限制,目前我们尚没有查找到1940年5月前后济源县城及临近的沁阳县城是被日军还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资料。假设两者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因朱总司令是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被卫立煌邀请到洛阳的,所以沿途部队则需尽力保护,朱总司令在济源境内的安全更有保障。关于这一点,从《周文龙回忆录》第129页的记载中也能得到佐证:“队伍跨越山西,进入河南,从济源到洛阳,均属第一战区卫立煌直属第九军防区,因卫立煌打过招呼,所以每到一处,政府和部队都招待得十分热情……”书中甚至还讲述了一个为朱总司令一行接风洗尘时“摆满了红酒、白酒和十几个下酒凉菜”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姑且做一个极端的假定。假设沁阳、济源两县城中,有一个或两者被日军占领,那么朱德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呢?我们认为,朱总司令一行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因依当时情形,日军主要是点、线占据,即占领城镇周边及公路沿线,偏僻的山区、乡下一般不去,除非大“扫荡”。在苗店走访调查时我们得知,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五龙口镇北官庄村往南到轵城镇苗店村的道路仍是只有两米多宽沿着“旧河”而下的土路,并非主要道路。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朱总司令在济源境内的行进线路为非主要干线,亦即非日军主要控制要道,安全系数是较高的。同时,朱德赴洛阳期间,担任安全保障任务的是八路军358旅派出的红3连。该连是个加强连,“150名战士全是久经考验、勇敢机智,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棒小伙”(《周文龙回忆录》第117页),“背着清一色的三八步枪,人人腰里缠着日本军的六五子弹带,每个班还有一挺日本歪把子机枪”(《康克清回忆录》第269页),可谓传统优良,作风顽强,装备精良。再加上国民党沿途部队的保护、接应人员,人员多时达到四五百人。即便是遇到日军部队的袭扰,也是完全可以应付的。所以,以朱总司令的雄才大略,是完全无惧挑战,可以安全通过济源境内的。


  4、结论


  经过实地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朱德总司令从刘坪出太行既有较为可信的文字记载,又较其他线路更为快捷、安全,同时与晋城市党史部门及党史爱好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所以刘坪应为朱德出太行进入济源的第一站。


  三、省庄渡口是朱德一行渡沁河渡口


  (一)文献记载


  1、《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的记载


  《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中共济源市委党史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01页记载:“……5月初,朱德从晋城下山,途经五龙口时,适逢沁河水上涨,中共济源县委书记通知大河里区分委书记(应为大河里区委书记——引者注)赵克良(亮),组织船工水手,将朱德一行百余人护送过沁河。……”指出,朱德一行从五龙口渡沁河。


  2、《中共焦作历史大事记(1919.5—1994.12)》的记载


  《中共焦作历史大事记(1919.5—1994.12)》(中共焦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59页记载:“(1940年)5月上旬,朱德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朱德一行由山西晋城下山,经济源大河里省庄由党组织派船工护送过沁河前往洛阳。”明确指出,由省庄渡口渡沁河。


  3、《焦作市志(第一卷)》的记载


  《焦作市志(第一卷)》(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红旗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40页记载:“(1940年)同月(指5月——引者注),朱德总司令在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从大河里省庄渡口渡过沁河,返回太行根据地。”也明确指出,由省庄渡口渡过沁河。


  4、《赵克亮回济座谈有关大河里革命斗争史纪要》的记载


  《赵克亮回济座谈有关大河里革命斗争史纪要》(1983年8月24日,访问人为冯维忠、李善文、王立臣、杨雪,整理人杨雪)记载:“……1940年春天3月,沁阳县委书记马子明把我叫到尚庄叫我担任区委书记。……1941年还是42年,朱总司令带领部队往根据地去,当时省庄一个渡口,我村一个。夏天,洪水暴涨,我……接受摆渡任务(还有其他十几个人),送朱老总从南到北,正在渡的时候,国民党97军朱怀斌(军长)从北往南也要船工摆渡,群众觉悟很高,就不让国民党上船,朱总司令还给船工钢洋钱100块。……”作为当事人,赵克亮回忆朱德总司令一行由省庄渡沁河。


  (二)实地考察


  1、省庄村的地理位置


  省庄村位于五龙口镇北部,东邻贺坡村,南临五龙头。沁河沿村南而过,南岸有古枋口遗址。


  2、省庄沁河渡口情况


  沁河在五龙口境内呈西北向东南走势,是朱德总司令从刘坪下山后南下洛阳的必经之路。省庄沁河渡口位于村西老沁河桥处。据当地群众讲,以前沁河水势较大,河上无桥,在上世纪60年代老沁河桥建成之前,两岸人员交通,要靠渡船摆渡。


  (三)分析与结论


  1、赵克亮回忆的可信性和真实性


  赵克亮即赵克良,1922年出生,五龙口留村人。1939年2月入党,1940年2月任大河里区委书记,1940年7月任中共沁阳县委书记。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兼市长等职。《赵克亮回济座谈有关大河里革命斗争史纪要》是1983年中共济源党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力量就大河里革命斗争历史进行座谈时的录音记录整理稿。作为大河里革命的见证者、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克亮参加了座谈会,并且发言。


  我们知道,朱总司令是先过沁河再到洛阳谈判后乘火车回西安的,是由沁河北岸向南过河,所以无论“下洛阳过沁河”还是“回延安过沁河”的说法都不错。但赵克亮的座谈记录中提到“朱总司令带领部队往根据地去”“由南向北渡河”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朱总司令是洛阳谈判前过的沁河,是从根据地出来的,不是回根据地的,并且是由北向南渡河的。这也正是部分研究者怀疑赵克亮回忆的关键之处。但我们不能由此完全推翻赵克亮回忆。在1940年,赵克良是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到1983年,时间已过去了40多年,当时赵已是61岁的老人了。作为一个自幼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赵克亮没有必要虚构事实,他的回忆只是因时隔较长而表达不准确、不详细,但基本事实还是存在的、正确的。因此,我们不能以部分回忆表达不准确来推翻朱德总司令经晋城下太行过沁河的事实。


  由于年代久远及人事更替,《中共焦作历史大事记(1919.5—1994.12)》《焦作市志(第一卷)》《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对朱德总司令出太行在省庄渡沁河一事进行记载的具体历史依据和论证过程已无从考证。但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赵克亮所表述的基本事实。所不同的是,《中共焦作历史大事记(1919.5—1994.12)》《中共济源党史(1919—1949)》根据历史原貌对座谈会记录进行了修正,《焦作市志(第一卷)》则是与座谈会记录原貌保持一致。


  2、渡沁河的必要性


  从本文“进入济源境内地点刘坪的确定”章节的论述可知,朱德进入济源的地点为刘坪。从刘坪下山南下洛阳,从省庄渡沁河是必经之地,也是较为快捷的路径。


  3、结论


  从焦作市和济源市的党史、史志部门的记载来看,均认定朱德总司令由省庄渡沁河,这也与朱德总司令由刘坪进入济源的研究相吻合。由此,根据当事人赵克亮回忆记录和党史、史志部门记载,以及省庄渡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认定,省庄渡口为朱德总司令出太行渡沁河处。


  四、北官庄是朱德一行在济源境内的路居地


  (一)文献记载


  《北官庄村志》(北官庄村志编纂委员会编,2010年5月版)第4页记载:“1940年4月30日(应为5月6日——引者注),朱德总司令顺利渡过沁河,沿孔山南麓,于天黑抵达我北官庄,住南街乔利太家……。”


  (二)实地考察


  1、北官庄村的地理位置


  北官庄村位于济源市东部10公里处,毗邻五龙口镇政府驻地,交通便利。距五龙口镇省庄村约4公里。


  2、“南街乔利太”家情况


  乔利太的孙子乔凡兴,现年61岁,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退休干部。据其介绍,其祖上乔利太家中当年较为富裕,有上房3间,厢房4间。民主革命期间,房屋多次被征用,国共要员乃至日军多次借住此地。当时北官庄村为国民党部队军驻地,亦有军队借驻在他家里。乔凡兴说,从记事起,家里长辈(姑姑、父亲等人)就不止一次给他说过朱德曾在家里上房住过的事情,家里也存有朱德休息时用过的大床等器物。2010年,电视连续剧《朱德出太行》筹拍期间,《朱德出太行》剧组及我市相关部门人员曾到北官庄朱德路居地考察,对此予以确认,且当地许多群众对朱德出太行此历史事件及路居此地均有所知晓。目前,相关遗址已因新村规划而拆除。


  (三)分析及结论


  1、朱德总司令一行6日的宿营地应在济源与孟县之间


  《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第486页记载:“五月六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七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码头迎接。下午六时许到达洛阳。”其中,记载了朱德一行从5月6日离开刘坪到5月7日渡过黄河的行程,但5月6日的宿营地没有明确记载。没有记载宿营地址,那么会不会是因朱德一行连夜行军确实没有宿营呢?我们认为不会。如果是连夜行军,必定是遇到了相当的周折,或是为穿过敌人封锁线,或是行程紧急,按照《朱德传》的记事风格一定会记录的。事实上,不仅《朱德传》没有记载,而且《康克清回忆录》《周文龙回忆录》均没有记载。所以,从其行程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其5月6日必定在济源与孟县之间宿营1次。


  2、北官庄是较佳的宿营地


  据测算,从刘坪沿愁儿沟,经五龙口景区、山口村、贺坡、省庄到北官庄约18公里,其中大部分为山间小路。按每小时3公里的行军速度,全程需6小时。再加上在省庄渡沁河,大致需要到少7-8个小时。若早上8点出发,到达北官庄时即在下午4点左右。此时,经过大半天的行军,急需补充给养。且北官庄位于刘坪和黄河渡口之间,距刘坪约18公里(多为山路),距黄河白坡渡口约30公里,位置适中,故为较好的宿营地。


  3、刘坪至黄河渡口区间内未见关于朱德路居地的其他记载


  据目前所掌握资料,未见济源其他地区有朱德路居地的记载,同时电话访问孟州市党史、史志部门,得知孟县(孟州市)境内没有关于朱德赴洛阳期间路居孟县(孟州市)的记载。而北官庄村志的记载是济源乃至孟县境内唯一关于朱德出太行路居地记载,同时这个记载是多年来口口相传的结果,并非以讹传讹或故弄玄虚,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4、结论


  根据朱德出太行5月6日行程文献记载以及济源考察情况,可以确定五龙口北官庄村为朱德一行6日路居地。


  五、朱德一行从白坡渡口渡过黄河


  (一)文献记载


  1、《周文龙回忆录》的记载


  《周文龙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30页记载:“为迎接朱总司令渡黄河,卫立煌特地派长官参谋部参谋长(兼第九军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出发,带着军乐队和大小汽车多辆,专程到孟县铁榭(应为孟津县铁谢——引者注)渡口恭候。……朱总司令从对岸白坡上船……。”


  2、《白坡村志》的记载


  《白坡村志》(吉利区白坡村志编纂委员会编,2008年12月版)第1页记载:“民国27年(应为民国29年——引者注)朱德总司令由白坡渡河赴洛阳与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


  (二)实地考察


  1、白坡村的地理位置


  白坡村位于洛阳市吉利区政府驻地西南2公里,南与孟津县白鹤镇隔河相望。据《白坡村志》记载:“旧时地处孟县、济源、孟津三县交会处,有‘脚踏三县土,鸡鸣三县知’之誉。”


  2、关于白坡渡口


  白坡渡口对岸为白鹤村,古称白鹤渡口为南白坡渡口。该渡口在元明清时代,一直被列为重要的官渡,常设船工服务渡口。《白坡村志》记载:“据传旧时白坡村航运发达,船帆林立,常年商贾云集、市贸繁荣。”


  3、关于铁谢渡口


  铁谢渡口位于孟津县白鹤镇铁谢村,距白鹤镇约5公里。原是黄河古渡口。据传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铁谢渡口繁华了十年。这期间,村中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部,有十几家银行,大街小巷尽是商店,且有好几处戏园。入夜灯火通明,通宵达旦,村里人将这一段生活与平时相比,说:“天天如同赶会一般。”时称“金铁谢”,有“日进斗金”的气派,号为“四省交通要道”。


  4、相关人员对朱德出太行历史事件的认知


  在吉利区委和白坡村走访的结果表明,朱德总司令在白坡渡黄河的故事多人耳熟能详。据群众讲,当地曾设有朱总司令渡河标识,后损毁。经与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田桂芳等人座谈,其亦认可朱德总司令从白坡渡过黄河的史实。


  (三)分析与结论


  1、经白坡渡河是较为经济、安全的路线


  从北官庄出发南渡黄河的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一是从北官庄村沿苗店、东天江、柏林、彭庄、小汤沟、雷山、小石庄一线南下到达白坡,经白坡渡口渡河,路程约30公里,这也是济源群众当年南下洛阳的常规线路。二是从北官庄出发南下后不走白坡渡口,西折经杜八联境内蓼坞或河清渡口渡河,路程约50公里。三是由北官庄沿太行山西行,经王屋山从王屋、大峪、坡头一线到达杜八联境内蓼坞或河清渡口,路程约80公里。四是由北官庄沿太行山西行,经王屋山在邵原及以西境内渡河,路程约超过100公里。


  四条线路中,第一条线路显然是最佳选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第一条线路不仅更为快捷(仅约30公里),而且沿途有国民党军队的接应保护更为安全(安全性见本文第二部分“关于朱德总司令在济源境内的安全保障”章节论述)。第二,如果不走第一条线路,改走其他线路,则需10—20小时的不间断行军,从而不仅与《朱德传》第486页中记载的“下午6时许到达洛阳”在时间不相符合,而且与《周文龙回忆录》第129页中记载的“进入平原地带”的地点、景象相矛盾。第三,也就是重要的一点,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条件下,朱德总司令一行既然不是旅游观光,所以就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绕道王屋山及其他地方而多走20到70公里以上的路程渡过黄河。


  2、白坡渡口更适宜渡河。白坡为古渡口,对岸为白鹤渡口,距洛阳约30公里,距国民党铁谢驻军约5公里,安全警卫更有保障。


  3、周文龙“从白坡渡河的回忆”可以采信。周文龙作为朱德总司令洛阳之行的追随者、亲历者,其回忆可信度较高。


  4、结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以及在洛阳市、孟津县和吉利区的考察,基本可以得出朱德总司令赴洛阳渡河地为孟县白坡渡口(今吉利区白坡村)。


  六、总体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朱德总司令出太行济源境内路径研究,可作如下结论:


  (一)朱德总司令赴洛阳期间在济源停留时间:5日半天、6日全天、7日半天。


  (二)朱德总司令赴洛阳期间在济源境内的基本行程:5月5日午后抵达济源刘坪(今泽州县山河镇刘坪村),并夜宿刘坪。6日,经愁儿沟一线到达今五龙口镇区域,从省庄渡沁河,夜宿北官庄。7日,从北官庄出发经孟县白坡(今吉利区白坡村)渡口渡黄河。


  (三)朱德总司令赴洛阳期间在济源境内的行进基本路线:刘坪——愁儿沟——山口——省庄——北官庄——苗店——东天江,由彭庄出济源,经雷山、小石庄一线南下,到达白坡渡口。需要说明的是,1940年代的道路与今天道路的走向、路况多不相同,以上路线是根据资料分析研究与实地推演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崔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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