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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鸡毛信”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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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8-03 16:06作者:李俊杰来源:晋城党史网

要说起“鸡毛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在上世纪70年代,《鸡毛信》电影红遍祖国大江南北,对青少年教育启迪很大。电影反映的是太行山的儿童团海娃送信故事。但是,“鸡毛信”源于太行山什么地方?大家可能就茫茫然了。笔者对“鸡毛信”的产生和发源进行了追溯和考究。


1、鸡毛信影响一代人


受《鸡毛信》、《小兵张嘎》等电影艺术的感染与影响,带着童年的梦想,在1979年,打响“中越自卫反击战”时,笔者16岁入伍,被师首长选入空军第21师司令部从事机要工作,故名思意,机要就是“机密要务”的简称。与当年的“鸡毛信”有同等的军事作用,感受到它的伟大与神秘。第一次踏入机要室时,师参谋长刘岩首先提问我,你看过《鸡毛信》和《永不消失的电波》没有?我说看过。现在,你从事的工作就是用红色电波收发“鸡毛信”。猛然间感悟到了鸡毛信的重要意义。


1985年,笔者复员回到老家,高平伯方大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村里出了很多红军、老八路、牺盟会员和解放军,还有长期休养着一批在平型关战役光荣付伤的红军战士。村子里传承最多的文化信息,是抗战、上党战役、中条山战役和解放临汾、运城、太原战役,南下云贵、福建、渡江、淮海战役等动人故事,以及红小鬼、儿童团给黄克诚、陈赓部队巧送鸡毛信的事故。在那个年代,绕不开的话题是抗日战争文化,这些文化已经成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根深蒂固,影响终生的核心价值体系。抗日红小鬼、小八路、儿童团的故事,一时成为时代的宠儿,倍受崇敬。


笔者生长在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必然要受到抗战文化的熏陶,无形中成为影响者和传承者,自然爱上了这部波澜壮阔的红色文化史。追溯“鸡毛信”之源,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2、百炼成钢出自民间


有学者认为,鸡毛信源于汉代,出自《汉书•高帝纪下》,“吾以羽檄征天下兵”,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刚刚爱好上集邮时,对此始信无疑。但是,经过研究,总觉得不有些对劲,始于“羽书”的说法有些欠妥。鸡毛信是一种新生事物,是一个时代智慧的结晶。鸡毛信土生土长,与“土八路”生死共存。在战火中斗智斗勇,百炼成钢。始于民间,用于抗战。成为八路军打败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百万大军的生命线和有力武器,是华夏战争通信史上的新奇迹。“鸡毛”与“羽书”是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羽书”是汉代文明起始有象征,而鸡毛信则是“土八路”鸡窝里飞出来的新物,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发明诞生在我们的父辈和爷爷辈。主要传递在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连、营、团以上的革命队伍之间。


3、抗日烽火燃遍太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9月21日,毛泽东指示18集团军总部(简称“集总”),令第115师挺进晋东北抗日前线,25日,在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第120师转赴晋西北抗日前线;第129师开赴晋东南地区。朱德下令,指挥薄一波率山西青年决死队第一总队开赴晋东南,并建议尽快扩建5至10个旅,建立抗日根据地。随之,朱德、左权率领“集总”一部,刘伯承率领129师,薄一波率领决死一纵队分别挺进晋东南。


12月22日,日军5000余人兵分六路,向寿阳县以南之松塔、马坊等地区129师部队发起“六路围攻”。在刘伯承的指挥下,129师386旅陈赓主力部队,在太行山区激战5天,粉碎敌人“六路围攻”,歼敌600余人。这是129师挺进太行山区,第一次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1938年1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在高平宰李村建立“集总”第6号兵站,下设晋城设东沟、陵川平城两个分站,打通冀鲁通往延安的主要交通线路。2月初,129师386旅补充团(老二团)进驻高平。2月20日,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集总”直属队从洪洞经沁水到达高平北陈村。21日,与康克清到康营村会见国民党38军第17师师长赵寿山(后任军长),并划归17师指挥的第177师529旅长杨觉天,研究共同商讨抗日大计。24日,“集总”将八路军115师344旅,从正太路以北南下进驻高平,划归129师指挥,开辟晋豫根据地。3月9日,朱德、彭德怀命令129师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武装兵民兵,在潞城、黎城一线以南高平、陵川、博爱发动游击战争。4月4日,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联合第16、第20、第109师团及酒井旅团30000余人,分九路出兵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发动“九路围攻”。八路军129师主力和115师344旅,以及国民党友军一部,在武乡县长乐村,夹击日军苫米地旅团117联队3000余人,毙伤日军2200余人。陆军17师在高平丹朱岭、朱家山等地伏击日军南下之敌,毙伤400余人,取得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战役的主动权。4月22至27日,入侵长治的日军第108师团从长治沿白晋路南下,又被115师344旅、决死一纵队、38军17师李维民率97团、529旅58团、1057团,在高平朱丹岭、金峰寺、汤王头、界牌岭等地截击,毙伤日军100余人,烧毁汽车、马车200余辆,摧毁日军南下之梦。在反“九路围攻”战役中,八路军、决死纵队伤亡2000余人,歼敌4000余人。7月3至6日,由徐东海、黄克诚指挥115师344旅和129师386旅772团,在阳城县町店激战,截击由陇海路北上的日军第25师团机械化联队,毙伤日军1000余人,炸毁汽车30余辆,缴获战马100匹,机枪30余挺。町店之战,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取得决定性胜利。7月12日,朱德、左权在沁水端氏镇关帝庙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总结反“九路围攻”经验教训,并指示334旅南下豫北开展游击战争。7月29日,344旅、386旅、决死三纵队与二战区33军团李默庵、卫立煌部,在沁水县王寨、固镇、东西坞岭,截击日军108师团2000余人,击毙1500余人,生俘40人,缴获汽车200余辆,装甲车4辆,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为开辟晋豫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月,朱德、左权在高平凤和村参加344旅党代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对抗战作出新部署。


4、晦变的“晋西事变”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历史规律。有句古训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与恨是一对孪生兄弟,同生共息。鸡毛信的产生,主要一点是源于太行山抗战。是在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下,在烽火中百炼成钢,生产的新生事物。笔者粗浅的研究认为,主要孕于1938年,成熟于1939年“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1938年至1940年来间,八路军、牺盟会生存在夹缝中,四面受敌,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取得举世瞩目的战绩。令日军闻风丧胆,令国民党望而生畏。


1939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为首的反动派,秘密与日军鬼子达成投降协议,调转枪头,把枪口对准了八路军、对准了牺盟会,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大肆杀害革命同志,制造了无数起惨杀群众的事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几乎动用了他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镇压与山西新军(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1月25日,彭德怀、左权在高平杜寨尹家沟村,主持召开为期四天的“晋东南第五专署行政会议”,129师邓小平、115师344旅黄克诚、牺盟会薄一波、戎子和、董天知,各县县长、牺盟会特派员、公道团长、自卫队长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加强各地民运工作,紧急动员起来迎击敌人新的进攻措施。会上彭德怀对地下情报传递工作作了重要讲话,对突如其来的形势作了部署。


3月25日,阎锡山为了清扫前进中的阻碍,统一反共思想,夺取薄一波缔造的新军领导权,取缔牺盟会。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简称“秋林会议),阎锡山说:“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现在天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会上,薄一波与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阎锡山秘密联合日军摧毁共产党情报网络,许多交通站交通员、特派员被秘密杀害,对八路军地下组织起到致命的打击。3月底,朱德、左权在高平邢村郭庄视察344旅,在党政军干部会上讲演《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批驳国民党顽固派以三民主主义为幌子,实行卖国投降罪行。


7月3日,日军梅津美治郎指挥5万余人,分别从道清路西段、同蒲路南段、正太路及平汉路中段,再次向晋东南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打通白晋路,然后分区“大扫荡”,摧垮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二个月后,被八路军129师、115师344旅、牺盟会决死纵队彻底粉碎。7月15日,朱德、左权视察高平段庄、北庄村115师344旅,传达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自卫原则。提醒各部队指挥员,高度警惕,严防国民党反目成仇,进攻八路军。


9月,彭德怀率“集总”一部进驻晋城大阳镇,召集115师344旅黄克诚、抗大分校负责人何长工、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等人开会,专题研究山西一旦发生反革命政变,应采取的紧急措施。10月1日,彭德怀从大阳到沁水县十里乡田家湾村,召开决死三纵队党的负责人会议,戎子和、杨献珍、董天知、郝廷珖、张立森、宋净明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彭德怀就当前十分严峻的形势,反共逆流就要到来,要求提高警惕,对不可靠的旧军官,要坚决清理,防止突然事件发生。2日,又在十里乡西赵庄村召开军人大会,要求大家警惕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决定成立由安子文、聂真、董天知3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决死三纵队的行动,由三人小组领导。


11月,阎锡山秘密发动实施反共行动,调用所有山西旧军向八路军、山西新军发起凌厉的“冬季攻势”,企图消灭革命队伍。阎锡山命令第三行署主任,第6集团军总司令孙楚,配合国民党第93、14、47、27、40军向晋东南根据地决死三纵队、五专署所属各县抗日政府发起猛烈进攻。据不完全统计,仅33军孙楚独八旅,自11月16日至28日,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陵川、高平、长治等七个县抗日民主政权,袭击五专署、牺盟长治中心区、《黄河日报》上党分馆、孩子剧团等机关,劫去公物公款价值数十万元,抢劫枪支700余支,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610余人,被绑架者在1100人以上。阎锡山33军军长兼独八旅族长孙楚指使决死三纵队旧军官一部军隐哗变,拉走7个团中的4 个和直属一部,约4000余人。沁水县党政军民80人被捕,9人被杀害。在晋城县土岭村,捕走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党政联合办事处干部80余人。丁文法、常居义等3人壮烈牺牲,政治部主任任鸿璜。壶关县长洛洪章、新军第213旅长郝玉玺被杀害,《黄河日报》社阎宏辂、史曼林被活埋,近千名抗日村长、农委、武委会牺盟会特派员失踪。


12月22日,彭德怀在阳城县召开紧急会议指示,要保护抗日干部群众,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殊死斗争,处决了一批反动乡村长。25日,彭德怀在沁水县柿庄乡,紧急指示戎子和,立即回高平杜寨尹家沟村,掌握决死三纵队总部部队,将三纵队总部、五专署和长治牺盟中心区机关,迅速向高平以东地区115师344旅转移。彭德怀在柿庄乡沙门口、红岩上村作短暂停留后,赶赴陈区镇石村344旅。28日,决死三纵队戎子和、董天知、游击11团团长刘秀堂、政治部主任杨绍曾、刘湘屏率250余人突围,尹家沟村转移到344旅旅部。29日,彭德怀在高平石村三教堂召开了军队连以上和地方区以上干部会议,戎子和、董天知汇报了突围经过和事变损失。彭德怀与黄克诚等人研究事变教训,部署新形势下晋东南抗日情报工作和作战任务。


1940年1月29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致电黄克诚,指示: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高平、晋城以西山地。对高平、阳城、晋城等地的叛军、反动政权,应寻找机会进行打击。收复太南部分失地。


5、太岳战区《沁水县志》之记


说起情报工作,与抗日鸡毛信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研究鸡毛信发生时间和出处,笔者查阅了权威的《中国军邮史》、《中国集邮大辞典》,对鸡毛信的出处一无所获,就是太行山地区各县市志也没有记载。连《鸡毛信》电影故事的发生地,河北元氏县也没有记载。事情无独有偶,唯独太岳区1951——1953年编撰的《沁水县志》,最早记载了此段历史。历史不容抵毁,不能捏造。为什么只有沁水作了记载呢?


1966年5月,黄克诚大将蹲点高平时,跟李玉振院长谈儿童团送信时讲道:“鸡毛信源于山西牺盟会”。有人不禁要问,既然在高平石村发明,又为什么写在沁水县呢? 1939年7月3日,由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第20、109师团主力,及第10、35、108师团、第9混合旅团各一部,共5万余人,分别向晋东南发动“一号作战”方案,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为便于指挥作战,“集总”以白晋路为分界线,划分为太行、太岳两个战略区。8月25日,又分成太岳、晋豫、太北、太南4个区。高平县地理位置特殊,白晋路以西为太岳区,以东为太行,成为晋东南抗日核心区,处在太岳、太行、晋豫三区之中。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在河西镇宰李村设立第六分站(18号兵站),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联系的地下交通线,打通延安通道。有60多名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化装成修鞋郎、货郎、卖烧豆腐郎,秘密传递中共文件。民国三十二年(1943),本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柿庄窑院设立邮电局。沁水县东柿庄、固县等乡镇原为高平县版图,文革后期才划入沁水管理。太岳行署后期设在沁水、阳城县,鸡毛信没有写入高平县志,编入由太行、太岳部队缔造者、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题写的《沁水县志》十分正常,都属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能整记录鸡毛信的历史起点,为中国军邮史填补了一项空白。《沁水县志》记载:“抗战时期的战时通信,多以村转,抗日民众已成习惯。信分一般、急件、特急,无邮标,只在信的右角上以‘+’、‘++’、‘+++’代之,飞快急件,在信封头上插鸡毛一支、二支、三支,以表示在时间上不得延误,转信人把信送到地点后,凭收条注明时间为准,这就是所谓的‘鸡毛信’。”


据山西新军创始人戎子和(戎伍胜),时任第五专署专员、决死三纵队政委、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在自撰《回忆山西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一文中说:1939年“十二月事变”,距今虽已42年多了,但对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三纵队的成长、战斗和在“十二月事变”中的损失,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总结这段历史教训,缅怀为党为人民英勇牺牲的死难烈士,我不僭辞拙,聊草此文,以了多年心愿。1939年12月25日,我从沁源薄一波、安子文同志处回到沁水三纵队、孩子剧团,才知道八总队叛变,感到形势不好,立即要孩子剧团向沁源决死一纵队方向转移。我从孩子剧团出来,走不多远,得知彭德怀副从延安回来,驻在附近一个小村。我当即向他汇报发八总队叛变和国民党武装袭击阳城、晋城等县政府情况。他没有说其他话,只要我立即回纵队,掌握其他总队。下午我回到纵队后又到政治部,立即派阎宏辂、史曼林两同志到黄河报社,要他们立即向一纵队处移动。不幸,阎、史两同志走在途中,被顽军独八旅逮捕活埋了,孩子剧团在转移中被国民党二十七军扣留。12月27日,纵队政治部、五专署、长治牺盟中心区、各救会在高平尹家沟被游击11团1营叛军袭击抢劫,损失财物20余万元。纵队和专区设在沁水、高平一带的修机厂(兵工厂)、服装厂、生产合作社、后方医院、黄河报社、留守人员处等,也被独八旅和部分叛军打砸抢劫一空,死伤干部十数人,被俘被捕100余人,劫走760余支枪。特别严重的第一,是“十二月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还要把游击12团从高平调往翼城一带,这是很失策的。第二,不了解我们通讯装备十分落后的特殊情况。


6、鸡毛信飞自高平陈区石村


1966年5月,黄克诚大将任山西省副省长,第一时间回到第二故乡,在高平蹲点半年,在地委、县委的安排下,由高平县兽医院长李玉振(抗战伯方儿童团长)、公安局王学文股长(抗美援朝老兵),陪同大将徒步考察长平之战古战场,重游开辟晋东南故地,倾听大将实地讲述抗战历史。


黄克诚大将每天记写日记,当他走进战斗过的村子,深情厚谊的讲述当年抗日故事。在重访石村时说:高平县有五个特殊的村子,让我终生难忘。一是高平伯方村,二是邢村,三是杜寨,四是石村,五是凤和。在这五个村子,都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左权、邓小平、徐海东、陈赓等同志战斗的身影和足迹,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过生与死的抉择。彭德怀在杜寨村强调民运工作与情报的极端重要性,在石村总结“十二月事变”教训说:情不明,事不知,走无形,去无影,我们不是瞎子是什么?我们不是聋子是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打入日本鬼子队伍中,摸到鬼子的军事情报,还必须掌握国民党的军事动向。不然,我们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想对打败日军、国民党两股敌对势力的围攻,只有掌握信息,控制主动权,我们才能打大仗,打胜仗。


在说到情报工作时,李玉振院长插嘴跟黄克诚大将说,他当过儿童团长,也曾多次往柳树底、杜寨送过毛鸡信,挨过日本鬼子、国军的搜查和鞭打。黄克诚大将接过话题讲到:要聊起鸡毛信,并不奇怪,是红色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就产生在石村关帝庙。1939年,是我军情报收集和传递工作最困难的一年,在晋东南有数十万日军“大扫荡”,还有25万国民党军队追兵围追堵截,重重封锁交通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国军、日军“两股”敌人围歼八路军,可见八路军所处的历史背景多么的恶劣。12月25日,在344旅加强营掩护下,突破敌人九道防线,才把彭从沁水县小柿庄秘密接到石村,召开军政连以上干部大会。彭大发雷霆,谴责牺盟会第三纵队情报滞后,导致数百名革命战士死于非命,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黄克诚大将针对八路军、牺盟会情报落后,渠道不畅,信息不灵的现状。主动提出顺应太行山民众中流传的一句老话:“自日本鬼子进了中国,就要落个母鸡不下蛋,公鸡不打鸣。”“拿鸡毛,当信使”。接受新生事物很快的彭副总与朱总沟通,在立即秘密实施,由牺盟会迅速传遍抗日根据地。黄克诚大将雅趣的诵读他创作的《鸡毛信》诗:“明理全军事,知晓万里途。鸡毛传期遇,相约斗日阎。”送信粘贴鸡毛的历史由此诞生,成为八路军作战史上的“千里眼”,“顺风耳”,儿童团为抗日根据取得全面胜利功不可没。


笔者与高平县寺庄镇伯方村抗战老兵,原西北38军17师赵寿山机要秘书郜有恒交流时,他回忆说:关于通讯问题是一个军事机密,一般人员触及不到交通特派员的信息。在1938年初,国共两党都使用的是一种专递方式,在信封上国军有邮封章,共军没有。“秋林会议”之后,送在17师的信件上没有鸡毛,只是在右角上有“++”号,我不知道是说明什么意思。在“十二月事变”之后,才使用上鸡毛信,因插鸡毛故名。特快急件,以三支鸡毛为最高级别,出现三支鸡毛信件,一般要派一个营或一个连的部队护送。在清末民国初,晋东南地区没有鸡毛信这种传递方式,是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对日军、国军“六路围攻”、“九路围攻”、“铁壁合围”血腥战争教训的总结和改进。17师也给八路军总部、115师344旅、129师386旅、山西新军传递过不少军事情报。听赵寿山师长(军长)讲:鸡毛信,是八路军的秘密信,使用便捷。在日军、国军全面封锁交通后,大山深处的部队没有电台设备,靠民运队、妇救会、青救会、交通站已经送不出信去。便使用幼小的儿童团,放羊娃,放牛娃传递信息,突破各种封锁线获得抗战胜利。鸡毛信是“土八路”的专利,国民党从来不用。据郜先生还讲到,有羽梗的大鸡毛,可直接插入信封。有羽绒的小鸡毛,可用剩饭溶液粘贴上就成。信皮上没有邮戳,也没有公章,多数以首长、连级单位负责人名誉,或村落地下组织代号发送的。


1985年10月,笔者在伯方村担任民兵营长,经常与郜有恒先生为大队写黑版报,在闲谈中了解他抗战方面的事情,在他家看到有17师机密文件和几个鸡毛信件,信皮上插有鸡毛,也有是粘贴鸡毛的信件。上面写着“西北军十七师坐,赵寿山亲启”,没有发送单位和人名,不是正规的信封,一般为当地黑黄色桑树皮纸,包折合围而成,皮上只有“08”、“24”、“19”等代号。在一本大清道光十五年到光绪二十年间《郜氏杂集》,空白页中记录有17师军事部部长杨忻斋为赵寿山师长写的《祭晋东南战役阵亡诸烈士》文,以及赵寿山、杨忻斋、郭象升等人写的抗战诗歌。另外,还记载赵寿山师长多次拜访其祖父郜克阳(生于同治六年),向郜克阳借用明代本《高平志》的有关情况。


1944年,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韦加今,在《高平抗日民主政府的“夏借与秋征”》一文中写道:“当时的日寇,虽然多次向我根据地扫荡,实行他的‘三光政策’,结果都是疯狂而来,扑空而逃。那时我们的空室清野工作,群众搞得很好,特别是情报工作非常灵通,岗哨工作更为认真。看吧!敌人一来,鸡毛信传单比电话还快。黑夜山头点火,预告敌人来了,白天山头倒树,也是标志敌人出发的信号。”


1994年希望出版社出版的《太行英雄传》一书,由1939年牺盟会战士,抗日老兵王孔文撰写。在书中记载了两则鸡毛信故事,都是本人亲身经历:“就急急忙忙写了个二指宽的纸条,装在信封里,上边插了鸡毛,找了两个可靠的宪兵,瞒过一刀斩借口母亲病重,通过孙要命的警卫员,偷偷打开南门,把他俩送出城外,叫连夜送到赵店,亲自交给胡多心。那时候,鸡毛信的紧急程度和现在打电报差不多。”另一则,是在雨中送鸡毛信,害怕日本鬼子搜查出来,天又下大雨,便把情报藏在“猪尿泡”里,既保险又安全。通过这两例分析,说明送鸡毛信的人有很大的危险性,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才突破重围。不是我们想象的该有多么正规、多么规范。


2015年7月12日,笔者与长治古文化学者李金虎再次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519厂北院,就抗日鸡毛信传送情况,专门采访了129师邓小平政委警卫班王富全班长,王今年92岁高龄,主要负责机要通讯工作,有了电话以后任邓小平电话班长。王富全班长讲:那时候,通讯十分落后,主要靠人工送信,有电话是1947年以后的事情。在1939年这段时间,129师正规部队送信也得化装成农民或者商人等才能秘密送出去。王班长还说,我16岁参军,在通讯班当兵,经常化装成老百姓送信,将鸡毛信装在破旧的裤子补丁内和右裤裆内,穿越日军防线送到作战部队。一般没有专用信封,也没有邮戳和邮票,就是用普通纸包藏起来就行。他曾多次跟随邓小平到高平、阳城、沁水到115师344旅部布防作战。


笔者收藏了一件大清光绪五年(1879)信封,是由高平县衙寄到泽州府凤台县衙的官方十万火急的信封,信封比较规范、工整,左下角写有三个加“急急急”字,在背面写有“光绪五年”和“星夜行程捌佰里”字样,两面均盖有县衙朱红邮戳。另外,笔者还收藏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根据地晋城县发送到蛇谷村公所的紧急信件,在信件中称“星夜飞转”说明此信的紧急状态。通知说:“为通知事须奉,区专派员在村守候整顿粮册,以期登报实有地,只仰读闾邻长,务于明日上午八钟来所听,不得迟延。如违即以贻误论罪,切切此令。各闾星夜飞转,最后一闾,请交本所。计开,一闾闾长,又十二闾,二闾闾长,又十闾闾长,三闾闾长,四闾闾长。又奉县令几天年令内妇如系在娘家者,一律接回,以便女稽查正勘为要。丁丑年(1937)五月十三日。”通过这个实用信封我们可以断定,清代,晋东南地区没有使用鸡毛信的历史,1939年使用鸡毛信为新生事物。


7、冀西元氏仙翁寨鸡毛信实物


1993年,梁荫宗发表一篇《鸡毛信初考》的文章,从移居国外的李东立先生手中回收一个鸡毛信封,高15.4厘米,宽7.3厘米。信是“八路军自元氏县仙翁寨缄”,“递至邢台县安庄交”,“刘德齐先生尊启”。另外说明,信封背面有一白纸制作的单据存根,粘压些许鸡毛,还盖有5枚邮戳。依次从冀西坑日区交通网白草坪站、白鹿角站、宋家庄站、将军墓站、浆水站,并手填时间,该信于10月12日自白草坪发出,至10月19日上午12点到达浆水站。作者根据“同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平汉线省委,建立中共冀豫晋省委。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决定,129师建立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冀西抗日区随之撤销。由此可知,该地区称为抗日区,应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存世于同年11月之前,而此鸡毛信的邮递时间应为1937年10月间。


笔者认为将此推定为“1937年11月间的鸡毛信封”,有一定的道理,但细致研究不免有点牵强附会。是否推定为1937年至1945年间更为合理。因为没有准确的“年限”,只是有时间而已。笔者查阅了大量抗战文献资料,特别是1983年9月1日第四稿《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记载的大事记可供我们借鉴与参考,从中得出他的结论。“1937年10月16日,杨秀峰率领冀西民训处进入赞皇,根据中共冀豫晋省委指示(太行分为六个特委,晋中、冀西、冀豫、太南、晋豫、太岳),组织了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7月,日军为了摧垮太行抗日根据地,向晋东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为防止日军进攻,普遍发动群众,组织起了运输队、担架队、情报传递网,准备与敌人展开长期艰苦的斗争。1940年9月13日,129师下达关于“破击战术”的指示,建立了交通通讯网,随时传递消息。1941年6月30日,太行军区发出《为建立经常的群众情报工作指示》,要求各级武委会健全民兵情报工作,要确定和培养专门人才,从事情报工作。指示还列出了情报内容,报送情报的办法。”


根据1966年5月,黄克诚大将的回忆:针对八路军、牺盟会情报落后,渠道不畅,信息不灵的现状。主动提出顺应太行山民众流传的一句老话:“自日本鬼子进了中国,就要落个母鸡不下蛋,公鸡不打鸣。”“拿鸡毛,当信使。” 黄克诚《鸡毛信》诗:“明理全军事,知晓万里途。鸡毛传期遇,相约斗日阎。”和《戎子和的回忆录》,以及1983年9月1日第四稿《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记载的“1941年6月30日,太行军区发出《为建立经常的群众情报工作指示》内容。


综合研究认为,抗日鸡毛信主要诞生于1939年“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之后,至1945年间。日军、国民党军队对太行山新型的“三股”势力,即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革命队伍进行“九路围攻”时期的主物。鸡毛信是一种很不规范,又很紧急、秘密的一种适用于游击队、“土八路”间的信件。有邮戳、粘有邮票的信件,属于规范的“太行邮政”机关送发的一般普通信件,不称之鸡毛信。鸡毛信是在非常特殊时期使用的机密情报信件,在传递的方式上以“递步哨” 和“传山哨”为主。


《中国邮政大辞典》记载:“羽书信,中国古代为传递紧急文书而粘附羽毛,以表示急递的信。类似羽书、羽檄,又称鸡毛信。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鸡毛信也被群众用于急递军情,民信局也曾办理羽毛信,把鸡毛插信封上或其四角,表示加急快递。”“1937年11月,在河北省录寿县陈庄由高晋材筹建创办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晋冀鲁豫边区也相继建立。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交通站、边区邮政、临时邮政、战时邮政组成。1940年9月,太行、太岳、冀南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首次确立太行邮政。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抗日临时邮政。1937年至1950年,华北邮政发行87套474枚邮票;晋察冀边区最早发行邮票17套100枚,抗日战争时期发行邮票5套10枚。晋冀鲁豫边区发行邮票24套99枚,抗日战争时期发行邮票9套41枚。”


通过这组抗战邮政数字,我们可看出当时鸡毛信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它的历史地位。


(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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