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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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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9-17 19:58作者:裴余庆来源:晋城党史网


一、进京赶考


1949年,是中华民族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年,也是新中国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一年。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解放军的完胜而结束。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1)并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从此,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争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步伐(2)。


在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时,赵树理正在太行区的襄垣县调研土改工作。这时的赵树理已是对胜利信心满满,他所在的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社已在做进京的准备。他已经准备将妻子和年幼的两个儿子送回沁水老家,女儿小芬随学校行动,只身进京,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然而,他从来就是把农村的事、农民的事看得最重,当在调研中发现了襄垣农村因劳动力缺乏、劳动力工资过高而致使土改中一些农民竟然不愿接受土地的问题,心急如焚,跑了十几个村调查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2月4日,《新大众》报以“本报记者赵树理从太行来信--农村劳动力缺乏影响生产发展急需组织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为题发表了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先是算了一笔账,农村一个短工每天工资连吃饭在内要一斗小米。如果每年打4个月短工,就等于地里收12石米(20石谷子),也就等于中等地15亩的产量,就有些人觉得打短工比种地强,由于农业上工资多,影响到手艺工人的工资也不得不高(木匠每天工资7升至1斗,私人合伙的煤矿工人,除管吃外,每天工资6升)。这次补偿(指土改的填平补齐)时,有好些土地不多的中农和军干烈属、老弱孤寡都愿自动拿出土地(当然没有要他们拿出),有些错斗户也不想要土地,经过动员说服,才把好地接受下来,不好的不想再要了。赵树理说,转眼就是春耕时节,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就闹不好。我还没有了解这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想不出根本办法,现在只发现这地方的妇女不参加农业上的主要劳动(如耕地锄二遍等),我想,如果领导方面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形成风气,使农村劳动力增加,工资是会压低的(3)。后来又写成小说《传家宝》,发表在1949年4月的《人民日报》上,同样也是用算账的方式,讲请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又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倡导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农业生产(4)。


2月19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赵树理携妻带子回到故乡尉迟村。赵树理在自述中讲:“1948年冬我回到故乡过了个年,住了两个月,逐户访问了本村邻里(共52户),拜访了六户亲属。”(5)。按照关连中后来的回忆,这年春节是在襄垣过的,回到故乡时,已是正月二十二日了。《襄垣来信》是2月4日发表,是农历的正月初七。正月二十一日是与尉迟村一河相隔的屯城村的庙会,也是沁河沿岸春节过后乡民准备春耕备耕的第一个大型庙会,生长在这里的关连中对这个日子是记忆深刻的,关连中的回忆是可靠的(6)。而这一年农历的三月初八就是4月5日的清明节,沁水尉迟一带的风俗清明上坟是在清明节的前十日开始的,那么离乡多年的赵树理赶上清明是一定会上坟祭奠父亲的,在3月26日就进入了上坟的日期。这样,当毛泽东发出进京赶考的号召时,在家乡的赵树理尽管不可能听到,但是他与领袖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紧跟毛泽东的意愿是坚定不移的,他在尉迟上坟告别了父亲,就匆匆启程,踏上了赶考的路子。


3月22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北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联席会议上,赵树理被推选参加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共37人组成。同时推选赵树理与郭沫若等11人出国参加4月20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3月29日,我国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团由北平启程,而赵树理因尚在从老家沁水赶赴北平的路上未能成行。(后因法国政府拒发签证,我国代表团与其他被阻代表一起,改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集会)。


《人民日报》3月15日移北平出版,原北平版《人民日报》改为《北平解放报》。《新大众》报改为《大众日报》也于当日在北平出版。作为《大众日报》编委的赵树理,进京后就住进了《大众日报》社。原在《新大众》报工作的王春、苗培时、章容、冯诗云等一伙朋友,又到了一起。王春已在北平安了家,赵树理一人一口(女儿小芬仍在学校寄宿),就在王春的家里搭伙吃饭。他们白天忙着各自的工作,到晚上,两位老朋友相对而坐,别的朋友也来了。大伙儿高兴地议论解放战争所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谈论着如何开展大众文艺工作,如何把自己的服务对象由农民扩大到以工人为主的城市劳动人民中间去(7),胜利者的喜悦溢于言表。


4月9日,赵树理参加了签名中国文化界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宣言发表的活动。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一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大团结、大会师的盛会。7月6日下午二时,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下午七时二十分,在周恩来将要结束报告时,毛泽东突然莅临会场。全体代表起立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安静下来后,毛泽东向大家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8)


在这个会上,赵树理第一次见到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的一番话,给赵树理极大鼓舞。赵树理被选入99人的主席团。周扬在所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对赵树理的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突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练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9)。


在人们的心目中,赵树理俨然是光芒四射、红得发紫的明星。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脸上绝无骄矜自得之色,依旧是那么谦逊、随和,讲起话来依旧是那么通俗幽默,土气盎然。7月10日,他在会上作题为《我的水平和宏愿》的发言。他说:“我的‘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但那只是一般老前辈托的捧的。‘政治水’稍好一点,但还需提高。‘社会水’呢?我是家庭农业大学毕业,不过对乡村还不能说太熟悉,进到城市以后对工人更是生疏。”这是赵树理在胜利的喜悦中对自己的剖析,过去我们的研究对这一点似乎重视不够。


关于今后怎么办?他讲到:“旧文艺阵地还很大。上海有小人书作坊约八十家,作者约有一千个,估计能影响八十万人。旧的阵地还这样大,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夺取它!希望新文艺的火车头,把一大段旧文艺车皮挂上,在普及基础上前进。”(10)


7月19日,首次文代会闭幕,赵树理获得了一大堆头衔: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文艺报》和《小说月刊》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赵树理选集》在1948年12月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后,文代会后又被破格入选《五四文艺丛书》,成为当时唯一的作品同时入选两套新中国文学丛书的作家(11)。


9月21日,赵树理作为全国文艺界的12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的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也使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开会期间,记者荣安作了采访,写了《人民作家赵树理》的访问记。文中说:记者和赵树理同志的谈话,是从探索今后如何开展大众文艺这一工作,应该先从改造鼓词、戏剧这方面入手,因为戏剧这一种形式在中国说来,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所享受的精神食粮,而我们过去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还非常不够。他说:“这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以后的戏曲改进工作便能全面开展,我是非常满意,而且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这一机构能够担负起改进这一有关百分之九十群众所需精神食粮的任务。”(12)


这就是赵树理进城之后的想法!这位在太行山上成长起来的人民作家,为了夺取农村的封建文化阵地,奋斗了多少年,现在进城了,他又看到城市的文化阵地不在人民手里,也一定要把它夺取过来。

               

二、打进天桥


赵树理进京以后,常常到街头转悠。他仍然一身农民装束,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衣,连他喝酒的方式,也活脱脱一个华北地区大车把式的做派。走到酒店门口了,拐进去,口袋里摸出几张钱来往柜台上一拍,“来二两”,拿起酒杯,一仰脖,一饮而尽,然后出了门,继续赶路。肚子饿了,在临街的小摊上,一碗豆腐脑,两块烧饼,什么便宜吃什么,和人力车夫,捡煤渣老汉坐在同一条凳子上,边吃边侃大山。有时从口袋掏出旱烟袋,点着抽两口,递给身边的车夫、捡煤渣的....

他最爱去的是天桥。那是一个大杂耍场。街的两旁,摆满了卖小吃的、卖假药的、变戏法的各种地摊,还有拉洋片的、说书的、说相声的各种艺人,还有外号“活阎王”、“土皇上”的地痞流氓,还有小戏院,戏院里没有戏楼,也没有椅子,更没有茶座,都是长板凳,能做几百号人。早9点开戏,晚9点散场,几个剧目来回倒着演,不卖票,观众进去给一毛钱,可以看一天,但是出去再进来还得给一毛。有的观众一早进来,晚上散场才走,整看一天。在戏院里喝水,吃饭,很随意。不言而喻,这是劳动群众的娱乐场,也只有劳动群众才到这里来。(13)这不正是赵树理在太行山区习惯了的地摊文化吗?他在这里找到了乐趣,流连忘返。


“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得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14)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进城以来,他就在考虑着如何把革命的大众文艺送到城市劳动人民手里,看到了天桥的“文摊”,他再也坐不住了,下决心尽快去占领它。


于是,赵树理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成立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1949年10月15日,召开了“大众研创会”成立大会。赵树理在大会上提出:“我们想组织起来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15)


在天桥的许多小戏院中,有一个戏院叫“万盛轩”。这个剧场很乱,什么人都有。一天,赵树理在北京市文化局李崇的陪同下,来到这个剧院看《小二黑结婚》,是评剧,主演是新凤霞。新凤霞原在天津演戏,北平解放后,她经唐山来到这里。先在“万盛轩”演,后来增加了在前门粮食店中和戏院的夜场。她的主要剧目除《小二黑结婚》外,还有《刘巧儿告状》《祥林嫂》《白毛女》《兄妹开荒》等现代戏,还有《红娘子》《锁麟囊》《红楼二尤》《凤还巢》等古装戏。赵树理坐在板凳上,一边看戏,一边把两个食指当鼓槌,敲着大腿,为演员伴奏,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看完了戏,他很满意,来到后台,对新凤霞说:“你们评剧演的《小二黑结婚》,最好的是有乡土气,唱腔朴实,咬字清楚,好听,我虽是山西人也都听懂了,演得很好。”他还说要好好宣传这个小剧团。果真,在老舍回国后,他领老舍看了新凤霞的戏。新凤霞这个戏坛明珠,首先是由赵树理发现的。后来新凤霞也正是通过演《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告状》,才下了做一次小芹、刘巧儿的决心,与原来的戏霸丈夫离了婚。后来由老舍这名月老牵线,与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结婚,成就了这对中国戏剧界的模范夫妻。(16)


“打入天桥去”,这是赵树理一生为大众化所作的努力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任务,是他“夺取封建文化阵地”从农村转入城市后的新的战斗。


从此,他把力量全部投入“大众创研会”中去了。那时,中国文联和各协会都已诞生,他在文协担任创作部部长、在工人出版社担任社长,但他都很少去。他早年的“王先生”王春几次说:“好猫坏猫全看捉老鼠捉的怎么样,你最好是抓紧时间多捉老鼠,少和人家那些高级人物去攀谈什么,以免清谈误国。”“王先生”还说:“东总布胡同那些人只是些说空话的。文联的作用不过是开会出席,通电列名,此外不能希望有什么成绩。”王春的这些话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在赵树理听来却很入耳。一方面,是赵树理始终追求“大众文化”,对那些反对或漠视大众文化的人,在心理上、感情上就有一些隔阂。另一方面,他也不会忘记那些称他为“土包子作家”、得空就想教训他的人。他坚定地坚持着自己一以贯之的大众文化的主张,一心一意做着“打入天桥”的探索。(17)


三、《说说唱唱》


赵树理在“大众创研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办通俗化的《说说唱唱》杂志。就在刊物筹备之时,赵树理接受了出国访问的任务。


10月26日,他和丁玲、沙科夫等一行15人,作为中国工会和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其时正值《李家庄变迁》俄文译本出版,苏联《新时代》杂志特地发表西维特洛夫《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的评介专文:赵树理“在这里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政治力量的成长。读了这本书,你可以获得民主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的一个完整的概念。”“•••每一个读者能从这本书中看到和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真实情况,在这个目标上,作者得到了成功。”(18)


载誉归来的赵树理对于杂志的推进缓慢十分生气。同事们觉得赵树理提议的“说说唱唱”的名字太土太俗,又想不出更雅更妙的名称,故而迟迟不决。赵树理说:“我们办它就是要提倡说唱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大家虽然不服气,可也想不出充足的理由反驳他。(19)


《说说唱唱》于1950年1月同读者见面了。郭沫若为之题词道“说说唱唱要表现出新时代的新风格。”茅盾则希望它成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说说唱唱”,周扬要求刊物“在群众中生根开花”,他们的旨趣与赵树理完全一致。(20)大家原来推举赵树理为主编,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领导人才”,提出和时任北京市委文委主任的李伯钊同任主编。(21)这在当时是一份影响很大的刊物,曾经发表了许多很好的通俗说唱作品,对开展新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赵树理把主编《说说唱唱》,当做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重要武器,可谓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他仔细阅读来稿,认真回答读者的各种提问。在主编《说说唱唱》的日子里,他发掘了不少好作品,也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


有一天,他从正要退走的稿堆里,看到了一篇名叫《替死》的很长的稿子,十分高兴,对诗人田间说:“我近来看了一些来稿,能够如此打动我心的还不多。希望你能看看,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经过精雕细刻,但他们也令人忘不了。”他又找康濯说“有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些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要把它看完,是要费点劲,耐点心,吃点苦头,不过是值得一看的。”


赵树理把那个很粗糙的稿子作了认真的修改,改题为《活人塘》,并写了《<活人塘>四人赞》,在《说说唱唱》1950年10月号发表了。


《活人塘》的作者陈登科回忆说:赵树理同志在写出“四人赞”的同时,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我读了你的小说之后,觉得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但是,书中人物还欠精雕细刻,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够完整,希你能在它出版之前,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地方土语,以少为好••••••。”他在这封信里,特别提出要我加强文学方面的学习,并开了一大串书名,要我一本一本地看,鼓励我学习要坚持不懈,生活要点滴积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在写的时候,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切不可无话找话,拉得太长。在语言上,要说能上口,听能入耳,切不可学洋••••••等等。同时他还愿与我做个朋友,经常和我通信,表示如我愿意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改名文学讲习所)学习,他可做个引线人••••••


其实,在我接到赵树理同志的信前几天,当时皖北日报的负责人,已接到赵树理和田间两人的联名信,建议报社送我进文学研究所去学习。


在赵树理同志的极力推荐下,我于1950年底进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我也就从此跨进了文学界的大门。(22)


赵树理在“大众创研会”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是创作或把别的形式改编为曲艺。“这事遇到的困难是作家不干,旧文人干不来”。(23)于是他只好自己动手。他把田间的著名长诗《赶车传》改编成鼓词,题名《石不烂赶车》,既忠于原作的精神,又根据鼓词的特点,增加了故事性、趣味性,成为一部深受大众欢迎的作品。《中国工人》创刊号上给予报道。这个鼓词语言形象鲜明,节奏明快,后来成为艺人的保留节目,连演不辍。除这个鼓词外,赵树理还把自己的小说《小经理》改编成鼓词,可惜没有改完,只留下手稿。


在赵树理的带动下,北京市的曲艺创作活动很快开展起来,“大众创研会”成立三个月,即改编、创作了84段新词,内容丰富多彩。


作为曲艺改进会的负责人,赵树理宣传普及大众化的曲艺作品,真是不遗余力。他不仅千方百计把曲艺作品送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占领“天桥”的文摊,而且还要把它送到新时代的“文人学士”面前,让这历来被挡在文艺殿堂之外的“低级”文艺登上大学的讲坛。沈彭年回忆说:“把说唱文学、民间文艺搬到学府里去开课讲学早有先例,不必赘述。可是把大鼓、相声、牌子曲以至评戏搬到学府的大学堂上去说说唱唱,并且是作为中文系的正式课程来开课,恐怕是老赵和林庚老师他们两位的创举。他们大概是在作协的什么会上计较过此事,1951年燕京大学秋季开学后便真的开课了。老赵第一次开讲是在今天北大西校门里右手的“睿楼”,那座大教室称为“阶梯教室”。开课那一天还是坐不下众多的“听众”。后来只好迁到音乐系姊妹楼的麦凤阁,一是那个厅里可以自由加座儿,二是便于说唱。往往也还是连通往二楼的楼梯上都坐满了学生。其实不止是学生,讲师和助教也有不少。”(24)


赵树理主办这门民间文艺课,发扬了“大众文艺演讲会”演、讲结合的优点,办得异常生动、新颖。开头,他先讲了曲艺在宣传上的作用,曲艺的群众性、艺术性,曲艺艺人在新社会地位的变化。然后按照各种不同形式,组织专家介绍它的历史和艺术特色,再由有关的著名艺人现身说法,即席表演或清唱。如讲评剧,先由王雁介绍评剧的历史,接着又请新凤霞演唱了一段《刘巧儿》。讲山东评书,先由连阔如讲山东评书的历史和特点,又由本人说了一段山东评书《潘金莲》。讲山东快书,同样是由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家高元钧讲解和表演。此外,梁小楼的“京韵”,魏喜奎的“奉调”,孙玉奎的相声,魏长林的“乐亭大鼓”,都上了燕京大学的讲堂。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就把这些过去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间戏剧、曲艺登上了大学讲堂,这在那时有多么的不容易。


赵树理是新中国曲艺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领导者。罗扬回忆道:赵树理在与青年谈创作的时候,曾这样说:“鲁迅先生所谓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为人民拉磨。我们虽比不上鲁迅先生,但作为一个人民拉磨者,性质是相同的,过去没有偷过懒,今后仍不会偷懒”。他认为,“人们把作家誉为人民灵魂工程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首先得掂掂这个称号的分量,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学习和修养,努力为人民创作更多的好作品。不然我们就不配当一个作家。”他还一再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服务得好,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让人喜欢读,喜欢听,对人民大众有好处,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要劝对,而且要使人愿意听你劝。比如说书,不能先和听众订合同,听众没有非听下去的义务,全看说得书能不能把听众抓住。创作也好,演出也好,一定要把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放在第一位,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25)


四、初心不改


《说说唱唱》创刊后,编辑部收到了一篇小说来稿,题目是《金锁》,作者孟淑池。小说的情节是:“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一家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恶霸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用公家的粮食骗来另外一个女难民,名义上是替他这个长工娶妻,实质上别有用心,后来因强奸不从,竟将男女一同治死。不料男的没有死去,投入解放军,最后把案情弄明了。”(26)“大众创研会”小说组的几个人和少数编委传阅了这部稿子,发现了几个明显的缺陷。稿子传到赵树理手里,他“没有和其他编委商量”,也没有接受别的同志把稿子“改一改”的意见,就那样发了。结果引起读者的批评。为此,“大众创研会”开了三次讨论会,由赵树理写了《<金锁>发表前后》,对“作风上欠民主”作了检讨,为作品内容作了辩护。紧接着写《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认识到作者对主人公的形象有所丑化,是个“立场问题”。


据赵树理《我与<说说唱唱>》一文,他因“发表了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的《种棉记》,(27)又做了检讨。


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且检讨要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从关于《邪不压正》的争论,到写《我与<说说唱唱>》,在赵树理的心灵历程上,是一个矛盾、苦闷和充满斗争的时期。他以很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打入天桥”,占领北京的“地摊”,然而又有人不买他的账,常常受到指责,不时当众检讨,有时他也很纠结,很困惑,甚至无所适从。但他初心不改,什么时候都不忘努力为人民创作。


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影响很大的一篇小说,是《登记》。这篇小说创作于1950年五六月间,这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公布,全国掀起了宣传热潮。马烽回忆说:“1950年夏天,正是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刊物(指《说说唱唱》,马烽当时是该刊编委)急需要发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但编辑部却没有这方面的稿子,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这是命题文章,也叫做‘赶任务’。一般的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28)就是说,这是一篇“赶任务”之作。在赵树理过去的创作中,像这种“命题作文”的现象是不多见的,《登记》则是一篇典型的“命题作文”。然而,这篇小说写得那样好,当它发表之后,立即被改编为各种戏曲剧本,在全国上演,沪剧改编的《罗汉钱》成为该剧的经典剧目,还拍成了电影。当年《小二黑结婚》发表后,晋东南上百个农村小剧团上演,轰动了整个华北解放区,现在《登记》轰动了全国,小飞娥和艾艾母女成了小二黑、小芹一样家喻户晓的人物,读这篇小说,丝毫没有公式化、概念化之感,它跟《小二黑结婚》一样,有一股巨大的艺术魔力,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


一篇“赶任务”之作,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艺术成就,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篇小说具体描写了婚姻法公布之前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所遭受的挫折和困难,表现了婚姻法公布以后青年们欢快心情和一些人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显然,这样的生活赵树理是熟悉的,而且早有强烈的感受,对青年男女给予同情,对落后思想十分不满,对旧社会妇女的命运无比痛惜。惟其如此,在大家“命题”之后,他能很快写出来,命题,只不过是唤起了他的初心,点燃了他感情的火花。赵树理自己说过:“有一位领导同志谈‘赶任务’问题时候说,人离开了群众,才有赶任务的问题,不离开群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上级作为任务而提出来的号召,就是在群众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不过这时只是由领导把它总结出来,在普遍号召下去,如果自己生活在群众中间,自己也出过一份力量,那你只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新鲜事物写出来,就会和上级的号召相吻合,不至感到突然,也不致感到在赶任务。”(29)可见在他看来,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为人民抒写,就是他永远不变的初心,并不是什么“赶任务”。


第二,赵树理进城后,对革命文艺不能很快占领天桥的“文摊”,感到不安,觉得这是新文艺工作者的耻辱。他除了努力做好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各项工作之外,还积极创作新词。他以为这是夺取封建的、低级下流的“文化阵地”的武器。现在大家“命题作文”,正合了他的想法。于是,他很快写了出来。也正因为他想着为艺人们编写新词,使书场、歌台充满崭新的内容,所以他写成了评书,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即使是“命题作文”,也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然。

《登记》之后,赵树理又写了小调唱词《王家坡》,这篇小调较之《登记》进了一步的是,塑造了一个立志为民除害的青年英雄形象。这也是他所有写青年婚姻生活的小说中所没有的。本篇为小调唱词,题目后还有一句话:“用《哭长城》或其他类似的小调都可以唱。”


赵树理发现,自从1949年进京以后,和农民的联系基本上中断,创作的源泉几近枯竭。“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而他原本在北京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设想,不但因路子太生,事半功倍而半途废弃;他本人更在具体的机关工作中,深感“水土不服”。同时,他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顾一下自己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来,渐渐以至于完全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如不彻底改变一下现状,自己的写作历史是会从此停止的。”他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些以诚相见、淳朴无私的农民群众,和那种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心情。赵树理向关心他的同志们、朋友们郑重许诺:“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30)


1951年2月,北方的初春尽管寒意料峭,赵树理回到了他进城后无时不在牵挂的太行山区农村,回到了他最实诚、最暖心的乡亲们中间,开始了农村初级合作社的尝试和历练。


(作者系晋城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晋城市赵树理研究会会长)   


注释: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页。

(2)《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339页。

(3)《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29-330页。

(4)《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31—343页。

(5)《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6)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

(7)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8)王军:《全国文协成立的前前后后》,中国作家网,2019年5月14日。

(9)《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8页。

(10)《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11)袁洪权:《开明版<赵树理选集>疏考》,保马(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8日。

(12)参见《解放日报》1949年10月4日。

(13)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21--222页。

(14)《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

(15)《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16)李辉:《吴祖光与新凤霞--结伴而行的日子》,《名人传记》,2018年,第6期。

(17)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18)西特威洛夫:《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译文载1949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19)戴光中:《赵树理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20)戴光中:《赵树理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21)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22)陈登科:《忆念赵树理同志》,《文艺报》,1978年第5期。

(23)《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75页。

(24)参见《山西文学》,1982年,第6期。

(25)罗扬:《曲艺家的良师益友--回忆赵树理同志》,《曲艺》,2018年,第4期。

(26)《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

(27)《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28)马烽:《忆赵树理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5日。

(29)《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301页。

(30)戴光中:《赵树理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7--268页。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