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事变”前后的阳城共产党人

内容提要：“十二月事变”前后，阳城党的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同阎锡山为头子的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本文旨在通过追忆这一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再现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现“中国共产党是是阳城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是阳城人民最高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一个主题。希望能够对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做合格的共产党员有所裨益，同时为中共阳城县委成立80周年献上一份绵薄的礼物，不妥之处还望指正。文中提到的中共晋豫特委及其后改称的中共晋豫地委，二者都是中共晋豫区党委的前身。

2018年是中共阳城县委建立80周年，2019年则是“十二月事变”80周年。回顾阳城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中的顽强抗争，追念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有助于提高我们提高“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

1939年12月，阎锡山为了达到向日军妥协投降的目的，在山西各地同时发动了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决死队、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残杀抗日干部群众的“十二月事变”。阎锡山派孙楚带兵坐阵阳城，勾结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反动势力，有预谋、有计划地策动了在晋东南袭击第五专属和阳城、晋城、沁水、浮山等县抗日政权的“晋沁阳事变”（亦称“晋东南事变”）。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和地主资产阶级，为配合日寇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严重事件，是阎锡山一手发动的通敌叛国反共事件。在这次事变中，阳城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进步人士1000多人被抓捕、绑架、毒打，其中130多人被关押，20多人被先后杀害，10余人失踪。阎锡山用心之险恶丧心病狂，手段之残忍登峰造极，牺盟会阳城地方组织就此瓦解，党的活动陷入低潮。1938年5月刚由中共阳城县工委改建而成的中共阳城县委，虽然处于幼年时期，却能够带领党的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众在血雨腥风之中顽强抗争；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众“没有被斩尽，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阳城党的组织和共产党人在“十二月事变”血雨腥风中的顽强抗争，显示了中共阳城县委强大的号召能力，巨大的凝聚能力和坚强的战斗能力。

县委建立两套班子 采取组织应变措施。1939年1月开始，阳城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形势日趋恶化。为应付复杂的斗争局面，防止不测事件，中共阳城县委遵照中共晋豫地委指示，建立了公开和秘密两套班子，从组织上作出应变准备，（公开与秘密相对而言，实际上党的组织均是秘密的，在社会上是不公开的）。公开班子以牺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出现，经常组织社会活动并与顽固派打交道的胡晓琴为书记，马纪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明、李岫云分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秘密班子由社会活动较少、比较隐蔽的马纪民、李岫云、杨焦圃组成，一旦公开班子暴露，秘密班子立即负责县委工作。

县委紧急部署反顽斗争。1939年11月初，阎锡山派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400余顽军及其他反共武装进驻阳城岩山。在阳城自上而下建立起“精建会”、“敌工团”、“政治突击队”等反共组织，与驻扎阳城的国民党中央军顽固派、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阴谋消灭牺盟会，摧毁抗日政权，进而围剿共产党。孟广恒、苏天命、上官凌云等国民党、三青团等地方顽固派公开充当反共打手，对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和各级抗日组织人员实施威胁、恫吓、跟踪、诱捕、暗杀等残忍手段，阳城局势急转直下。11月下旬，县委紧急部署反顽斗争：领导干部深入基层，通过区村党组织、牺盟会，把当前形势和上级指示传达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采取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运用统一战线武器，同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区村自卫队组织起来，保护群众生产生活和抗日活动；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 随时准备转移隐蔽。

县委安排部署组织隐蔽撤离转移。12月初，阳城县委根据中共晋豫地委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做出三项决定：1、凡是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牺盟会县、区、村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2、凡是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能够隐蔽下来的，要继续隐蔽活动，化整为零，党支部要精干、尽量小，灵活机动开展合法斗争。3、凡是身份已经暴露，来不及撤离的，可以通过其他关系异地转移。会后，县委领导立即分工负责将以上精神向逐个支部传达，具体安排部署督促每个党员的撤离、转移、隐蔽工作。

12月4日，暴徒捣毁《新生报》社，12月8日，国民党、地工队、三青团顽固势力武装袭击各区、村牺盟会和抗日政权，12月14日，孙楚指定的反动县长李英樵武装强行夺取了县政权“十二月事变”黑云压城。12月13日地、县委领导决定，凡是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马上撤离县城，未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转入地下坚持隐蔽斗争。县委书记胡晓琴得知城内已经发生事变的消息，随即派人回城通知魏永生、崔松林、胡正六等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将抗日机关所有人员于15日以前一律转移至中共晋豫地委驻地郭裕村。其时，隐蔽在县城的地下党员崔松林、闫效华、王文明等人共同商定: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宁可牺牲个人，绝不出卖组织。

12月4日，地下党员、交通组长闫嘉义几经周折，通知南梁村党员闫永祥、闫永年转移脱险。同日，在町店敌工团围攻五区区公所的危急情况下，该区工会主席冯茂林立即通知在附近召开会议的共产党员李锦春、李应朝、韩国琦转移隐蔽。12月15日，地下党员卫小元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护送县青委书记宋光华返回晋城老家隐蔽。12月中旬，唐天际司令员派柳增发等人赶赴阳城营救牺盟会村干部刘崔明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唐支队闻讯，立即派人前往救出柳增发等人。在此期间，隐蔽在县城的工人游击队指导员王国林、交通员闫子祥和县委派到各区工作的党员干部也在党组织掩护下隐蔽转移。杨腰村党员杨廷玺因蒿峪地下党组织及时获悉敌方情报安全脱险。1940年1月4日，抗日县政府科长张仲方、二区区长李德源在大宁、北庄隐蔽，受到党组织严密保护，后又将二人安全送至晋城段都村地委机关。匠礼村青年李银宝以给李英樵干勤杂为名，机智勇敢救出八路军营长刘之光，后又将其护送到垣曲。由于阳城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千方百计努力，使许多已经暴漏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在在事变前后脱险并得到有效保护。鉴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中共晋豫地委决定：由崔松林留在阳城隐蔽活动，保存党的力量。

朱彭密切关注此次事变   12月29日，八路军朱彭总副总司令就此次事变致电阎锡山，强烈呼吁团结抗日，痛斥阎锡山“同根相煎”。31日，朱德总司令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在此次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八路军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 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严密注意中。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高级领导人措辞如此严厉的表态，阎锡山的反动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阳城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1940年初，中共晋沁阳工委与三县联办成立后，派出胡正六带领锄奸队赶赴阳城，当地共产党员密切配合，在北留抓获了敌工团骨干分子吴荣廷，随即将其解往高会处死。1939年底至1940年初，晋豫地委两次派徐毅到阳城隐蔽活动，大宁村共产党员张仲全、刘嘉珍等人密切配合。大宁村地下党员张旭东到晋城找到党的组织，与原阳城县委书胡晓琴记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三区区分委委员吉秀峰等人受党组织安排，将大量油印传单张贴、散发。隐蔽下来的党员还将八路军歼灭顽军黎明游击队和阎锡山独八旅等等消息秘密传播，群众受到极大鼓舞。

中共阳城（地下）县委成立。1940年 1月，中共晋豫地委为加强阳城党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阳城（地下）县委，刘峰为书记，已在阳城活动的崔松林、徐毅为委员，标志着阳城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开始恢复，党的工作由此完全转入埋伏斗争阶段。2月上旬，县委确定4项工作计划:1、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单线联系，分散潜伏，多方联络隐蔽下来的党员，千方百计保存党的力量；2、着手慎重进行党组织的恢复整理工作，对立场动摇、政治上不可靠的党员立即停止组织关系，通过秘密整顿，确定领导班子成员，不搞大的群众斗争；3、加强对党员进行对敌斗争形势、革命前途、民族气节教育，不变节，不投降； 4、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打入敌人内部，灵活开展对敌斗争。当年春天，晋豫区党委派遣一批干部加强阳城党的地下工作。与此同时，闫效华、闫嘉义等与上级党的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自觉坚持党的地下活动。

阳城南北地区分别建立秘密县委。5月，地下县委书记刘峰被捕。这时日军已经占领阳城，严密封锁交通要道和山口关隘，使阳城的晋（城）韩（城）路南北阻隔，给县委统一领导全县抗战造成极大困难。中共晋豫区党委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在阳城南北地区分别建两个秘密县委，领导阳南阳北地区党的工作。阳南秘密县委由赵子清任书记，崔松林为委员，阳北秘密县委由徐毅主持工作。南北两县委成立后，继续联络各地党员，慎重整理恢复巩固党的组织。

阳南阳北县委坚持地下斗争。在阳北地区，徐毅首先恢复了张仲荃等30多人的组织关系和大宁村党支部，成为阳北地区地下党的活动中心和秘密县委机关的中枢；然后出入杨腰、张沟、后凹、尹家沟、马寨等地恢复整顿党的组织，为党积蓄了力量，培养了一批干部，也为党1942年重新开辟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赵子清两度担任阳南秘密县委书记，1940年秋调离。崔松林受党的指派负责领导阳南党的领导工作，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独立领导阳南地下党组织进行及其艰难的斗争长达一年之久。崔松林以石臼村党支部为中心开展工作，该村党支部始终不懈地坚持党的地下活动。崔松林先后同台头、相底、白桑、东冶、梁城、下交等村的地下党员联络，使得这些村的党支部程度不同地坚持着党的活动。他先后同40多个村庄150多名党员取得联系，指导这些党员的地下活动。崔松林还只身奔波于阳南地区的驾岭、黑龙（今西交一带）、东冶、三窑、桑林等地，与活动在驾岭一带的樊岗抗日工作队领导人樊岗、张志德、武雷等人研究斗争策略，发展抗日武装；与活动在树皮沟一带的“工合”游击队领导人鞠抗捷等人研究计划指定了“分散防守，聚而偷袭”的游击战术，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与由我党掌握、活动在东冶、三窑一带的国民党游击队十六支队第五支队中的魏维良等共产党员互通情报。他数次奔赴济源、王屋，与豫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得到有关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为及时取得上级党的指示，崔松林几次北上平顺，数次南下孟县、济源、沁阳，向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原阳城县委书记刘峰、晋豫三地委书记王毅之汇报工作请示策略，使得阳南地区党的组织始终在上级党的直接关心下，坚持不懈开展地下斗争。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曾称赞崔松林是“没有办手续的县委书记”，崔松林因此连续17年成为中共阳城县委中唯一的农民党员。

当年秋冬，随着敌军对阳城人民强化治安的日益加剧和蒋闫系统先后建立的东府、西府，阳城日伪、蒋、闫多种政权并存，百姓苦不堪言。地下党为了对付日伪、蒋、闫三方势力，保护群众利益，阳南阳北县委通过各种方式派人打入敌伪各级组织内部担任一定职务，掌握控制敌伪政权权。在阳北地区，徐毅先后同蒿峪、尹家沟、町店党组织研究，决定选派一部分对敌斗争英勇机智的党员进入敌伪政权。这些同志控制着日伪、蒋、闫三方政权，对各个政权的征粮派款、抽丁支差采取拖延、抵抗、少给、不给等多种办法，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负担。1940年 ，阳北秘密县委派李高尚、贾甲申打入伪警备队，经过艰难曲折的工作，该警备队官兵于1945年春宣布起义，回归人民，随即参加了解放县城的战斗。

在阳南地区，1941年日伪成立三区维持会时，崔松林和白桑编村地下党支部书记吉新年共同研究决定，将具有政治投机性、但是受顽固派排斥，对日伪依赖性相对较弱的刘墨林推上“会长”宝座。张安廷等三位地下党员打入伪政权后，节制着刘墨林的行动，为党及时提供可靠情报，使得群众避过不少灾难。1942年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和形势的发展，这种两面政权逐步推进到县城近郊。打入敌伪内部的共产党员，以敌伪政权的公开招牌，秘密为抗日服务，在阳城抗战极端艰难困苦岁月里，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多名先烈以身殉国    1940年4月下旬，侵阳日军步步逼进西南山区。驻扎岩山的孙楚三行署和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慌忙带其军政人员解押着岩山监狱中的“犯人”向深山地区撤退。撤退途中孙楚下令将解押的20多名抗日军政干部在析城山区分批杀害。4月底孙楚将白孟轩等“重犯”枪杀。5月1日和2日，孙楚在青龙（今杨柏）命刽子手将江涛、张风阁等24名“重要犯人”分别在秋川河和西蟒圪台杀害。其余在押人员被解押至阎锡山秋林集中营，又有13位抗日干部被孙楚送到秋林后被活活折磨致死。

1941年3月，晋豫区党委派人到阳城传达贯彻区党委《开辟与创建晋豫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7、8月间，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决定重新开辟晋豫区。阳城南北地区党的组织华为迎接大军南下加紧展开地下筹粮活动，建立了一批抗日武装，继续谨慎派人打入敌伪内部，节制、瓦解、掌握敌伪武装。12月，崔松林派人前往晋豫区党委汇报请示，迎接大军南下。1942年1月，八路军南进支队进抵阳城，二度开辟晋豫边进而开辟中条山抗日敌后根据地。

“十二月事变”前后的阳城共产党人，不管是本邑的还是外籍的，在敌、伪、顽相互交织造成的险恶环境中，身负抗战救国使命，战斗堡垒作用坚强，理想信念执著坚定，执行党的各项指示坚决，采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八路军二度开辟晋豫区做好了各种准备，带领阳城人民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历史证明：不管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艰苦岁月，还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年代，或者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阳城共产党人是值得阳城人民完全信赖和依靠的中流砥柱，是阳城人民最高利益和发展阳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者，全心实现者，坚决维护者。中共阳城县委已经走过了80年的战斗岁月，经历了 70多年的执政历程，取得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的经验教训，完全有能力带领人民群众人民建设生态美、百姓富、县域强的文明、幸福新阳城。

值此怀念“十二月事变”中的共产党人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中共阳城县委成立80周年，聊表一个共产党员的拳拳之心。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