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晋豫特委及其沿革

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2月开辟，到1942年10月奉命和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合并近5年时间内，党的领导机构名称几经变化，初学地方党史不易掌握，这主要是对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了解不够。笔者试着在此作一梳理与诸君交流，请予指正。

中共晋豫特委时期

1938年2月，新乡、焦作沦陷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主任朱瑞，与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经沁阳、晋城撤到山西东南部的阳城县。当时阳城县长李敏之、县公安局长张月川均为秘密共产党员，县公安局和自卫队有300人枪的队伍。根据日军进攻态势和党的工作基础，朱瑞决定以阳城为中心，领导和开展晋豫边地区党的工作。具体部署是：1.组织晋豫边军政委员会，由朱瑞负责，中共豫北特委、晋东南中心县委书记、阳城县长及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联络处副主任唐天际参加，实行秘密领导。2.成立晋豫边游击纵队，阳城县长李敏之兼任司令，县公安局、自卫队及豫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3.以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及晋城之间为游击区。3月3日，朱瑞将此部署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杨尚昆，毛泽东于6日复电认为“甚妥”；并指示朱瑞：晋豫边地区很重要，要有计划地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还指出：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应该令李敏之将布置7县游击战争及自任晋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的计划派人绕道至吉县报告阎锡山，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弹药、经费。

为了加强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朱瑞首先关注的是党组织的统一和领导机构的建设。1938年 3月上旬，朱瑞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直鲁豫边工委和曲沃、河东、豫北三个特委，成立了中共晋豫特委领导这一地区武装斗争和党的工作，聂真任书记，薛迅任组织部长，李哲人任宣传部长，熬纪民（高锦民）任军事部长，嘉寄尘、闫子祥（后调延安学习）、温建平、方升普、唐天际等为委员，隶属于中共冀豫晋省委。4月特委正式成立后确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整理与接受晋城和原曲沃、河东特委管辖的汾河以东各县党的关系，恢复政权和群众工作。同时，朱瑞在阳城县横河组建了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归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领导，后改由总部和中共晋豫特委双重领导，唐天际任司令员，李敏之兼任副司令员，简称唐支队。晋豫边地区的抗日战争局面逐步打开，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后，在全区狠抓了恢复、整理与接受各地党组织的工作。首先恢复了因日军进攻中断了的豫北地区党的组织关系，接着特委书记聂真巡视了晋城、绛县、曲沃、夏县等地党的工作。为了便于领导，利于斗争，特委至6月先后建立了夏县、翼城、沁阳、晋城4个中心县委，领导相应地区党的工作，并且确定阳城、曲沃县委为直属县委。为了总结经验，加快根据地的建设，特委于1938年 5月召开了阳城会议，确定了工作任务：一、以扩大党的组织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为中心工作。二、扩大武装，巩固政权，加紧创建根据地。三、广泛开展民运工作。会议之后，狠抓了党的组织发展，至9月党员在700人的基础上（不包括河东特委）发展了两倍。同时不断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建立健全特委组织机构，开办了特委党校，建立了巡视团。9月特委召开南底会议，检查对中共冀豫晋省委《六月决定》、八月会议、九月指示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要求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转变作风，深入实际，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合理负担，支援抗日战争，并要求在敌后开展建党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发展党员。这次会议之后，晋豫边地区党的组织进入了更大规模的发展阶段，至1938年 10月党的支部发展到355个，党员人数达到2692人，到1939年1月，党员发展到6000余名，占全区300万人口的0.2%，党员较多的县已占到全县人口的1%。阳城县建立了五个 区分委，党员发展到1600余人。在此基础上党的建设狠抓了三项工作：一、逐步建立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与组织生活制度。二、特委和各县委普遍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地方干部，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增强工作能力和政治热情。三、创办公开刊物《火炬》，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的影响。1938年11月中共晋豫特委巡视团对所属各县党的工作进行巡视后指出：晋豫边地区转变的关键是彻底的转变领导方式，提高政治领导水平，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确立新的战斗作风。强调晋豫边区的主要任务是：以紧急动员为中心，使全区的工作走上更加深入、巩固、平衡和成熟的阶段；要求巩固晋南，开拓晋东南和豫北，把晋豫边区建设成为粉碎日军进攻的“主要战略支点”。这些指示指导了晋豫边地区党的工作更加扎实向前发展。1939年1月特委在阳城召开下交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党、叛变党的罪行；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活动和晋豫边地区的复杂形势，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下交会议推动了晋豫边地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以后中共晋豫特委更名为中共晋豫地委，依然隶属于中共冀豫晋省委。

中共晋豫地委时期

1938年 10月武汉、广州失陷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诱降政策的实施，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妥协的危险日益增长，在晋豫边区，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部不断挑起争端，制造摩擦。抗日军民与顽固派的矛盾一时突出起来，广泛开展反逆流、反摩擦斗争，成为晋豫边区的重要任务。1938年 10月阳城以孟光恒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和以石天麟为首的三青团骨干，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军团李默庵部的地方工作队相互勾结，明目张胆寻衅姿势，矛头公开指向共产党、牺盟会和抗日政权，捣毁抗日区公所、牺盟会和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939年 1月，国民党顽固派砸抄阳城县牺盟会和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部和各抗日救亡团体。阳城县委领导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发动群众多次击退顽固派的图谋，支持牺盟会挂起牌子继续办公。3月28日，国民党地方工作队在阳城县城举行会议，为消灭牺盟会大造舆论。在中共晋豫地委直接领导下，中共阳城县委组织牺盟会员、自卫队员和抗日群众数万人，携带标枪、棍棒、扁担、镢头、锄头，列队参加会议，特委和县委主要负责人在群众掩护下进入会场。国民党代表高唱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陈词滥调之后，牺盟会代表魏永生借自由讲话机会跳到台上，慷慨激昂阐述牺盟会的抗日救国使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砸抄牺盟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累累罪行，并且郑重声明：牺盟会没有被打倒，也不会被打倒，还将继续领导全县人民抗战到底。这次短兵相接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阳城县抗日民众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信心和决心。

1939年3至4月间，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部署如何掀起反共高潮。1939年 5、6月间，中共晋豫地委在阳城举行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抗战以来领导晋豫边军民开展抗日斗争的经验，讨论对付国民党反共摩擦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办法。此次会议对于克服投降主义危险，巩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8月中共晋豫地委在阳城酒庄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分析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和阎锡山政治态度明显右转的反动实质，号召各级党的组织提高警惕，准备随时击破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阎锡山经过精心准备，为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于12月1日开始悍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阎锡山的亲信孙楚则在阳城制造了晋沁阳事变，在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大肆抓捕抗日干部，武装夺取、肆意捣毁抗日政权，枪杀抗日群众，屠杀共产党员、牺盟会员、进步人士和抗日军民数以千计。晋沁阳事变后，中共晋地委机关、唐支队从阳城章训村转移到晋城县高会村。中共晋豫地委在此将分散的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共晋沁阳三县工作委员会和晋沁阳三县军政民联合办事处，领导三县抗日人民的斗争。

1940年 1月4日，国民党四十七军五二三团伪装成决死队夜行军70里，偷袭晋沁阳三县军政民联合办事处和中共晋沁阳工委等抗日机关驻地晋城县土岭村，制造了土岭事件，牺盟会晋城县特派员丁文法等3人牺牲，80余人被捕。朱德总司令致电卫立煌，揭露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中共晋豫地委和晋豫边游击支队派出得力人员前往交涉，最后由卫立煌下令，被捕人员得以释放。

中共晋豫区党委时期

由于阎锡山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中共晋冀豫区委（由晋冀豫省委改建）已经无法对所属地区党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1940年1月决定，将中共晋豫地委改为中共晋豫区党委，聂真任书记兼组织部长，魏晓云任宣传部长；将中共太南地委改为中共太南区党委，张玺任书记，王孝慈任组织部长，裴孟飞任宣传部长，指两个区委都属于党的省级组织。

此前的1939年 12月31日，朱德总司令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发表谈话，痛斥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是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同室操戈”，正告国民党顽固派: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这是对顽固派的强烈震慑和对抗日军民的极大鼓舞。“十二月事变”之后，山西形势呈现极为复杂的情况，为稳定山西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毛泽东一方面致电阎锡山晓以民族大义，调解新旧军冲突；一方面致电彭德怀:“军事必须刹住，转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3月中旬中共晋豫区党委、太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动撤至平顺、章河一线，4月国共双方重新划分抗日驻防区。从此，晋豫边区党的工作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入秘密工作时期。1940年春，中共晋豫区党委与中共太南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也称太南区党委，依然是党的省级组织）其所辖的党组织绝大部分转入秘密状态。

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时期

1940年 3月以后，中共晋豫区党委和中共太南区党委合并后的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由聂真任书记，王孝慈任组织部长，张晔任宣传部长，李超任秘书长，区党委机关驻平顺县寺头村，其所辖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包括平汉铁路以西，同蒲铁路以东，黄河以北，曲高公路以南地区。这一时期，中共太南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执行建军、建政、建党的工作方针，在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领导下，从1940年春到1941年 春，主要进行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实行民主选举、改造旧政权，动员参军参战，壮大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等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所管辖的党组织多数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驻扎区，党的工作处于秘密状态。

中共晋豫区党委时期

1941年3月15日，北方局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正确理解、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的敌占区工作总方针，广泛实行统一战线，精干发展组织，谨慎组织群众；对伪军、伪政权及两面汉奸，采取长期争取的方针；耐心教育广大群众，加强团结，积蓄和准备反攻力量。在工作方法上，要求秘密与隐蔽，力求职业化、群众化，争取合法、公开地存在，深入到广大群众及日伪组织中去活动；在敌占区，实行秘密工作为主，公开工作与军队和群众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1941年7月初，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改建为中共晋豫区党委，聂真为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哲人为宣传部长。区党委及时做出《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任务的决定》，要求在敌占区活动中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包括利用会道门，使党的干部有公开职业作掩护，建立灰色的、秘密的、伪装的武装，防止急躁情绪。晋豫区的秘密地委、县委、县工委的干部，或当农民或做小贩，或当医生或做小学教师，或者参加会道门和迷信组织，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掩护党的组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利用合法名义发展灰色武装。同时针对“十二月事变”后本地区党的组织完全转入秘密状态，干部大批调出，组织呈现的混乱状况，重新开始恢复与整理党组织的工作，继续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晋豫区党委6个地委原有党员18185人，经过整理后实有党员2733人，虽然党员数量下降，但是贫农和佃农出身的党员占多数，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组织生活比较健全，党员组织性、纪律性进一步增强。

1941年5月23日，中共晋豫区党委作出《新形势下本区的任务、工作与策略》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内部团结，粉碎日伪进攻，发展游击战争的总任务。6月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出开辟中条山的指示以后，晋豫区党委6月22日发出《关于目前时局、策略与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将晋豫区创造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要求稳扎稳打，灵活地、隐蔽地，逐步走上创造根据地的道路，强调中心工作是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基本上长期埋伏，部分地走向公开。7月间彭德怀向前来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的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指出：南下重新开辟中条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7日，北方局进一步发出关于开辟晋豫边区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开辟晋豫地区的任务，在于创造根据地，基本方针是：隐蔽地、踏实地、反对大吹大擂和过分刺激日伪，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和依据已有阵地，灵活机动再求开辟发展。为了执行开辟晋豫区的任务，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第17、18团及决一旅第57团于1941年8月初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后由刘忠担任），聂真兼任组织委员。1942年 1月，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决定由刘忠与聂真率领南进支队进行南下，重新开辟中条区，发展晋豫边抗日根据地。1942年 1月30日，南进支队同中共晋豫区党委机关干部共2600余人在沁水县东、西裕召开动员大会，20日南进支队直属队和区党委机关到达阳城县横河一带。在晋豫区党委领导下，南进支队各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打击敌伪军，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政权，恢复党的组织，开始了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随着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豫边根据地，为了统一对整个地区武装斗争的指挥，4月5日成立了晋豫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简称晋豫联防区），刘忠为司令员，聂真为政委；为了加强对政权工作的统一领导，又于17日成立了晋豫边区人民抗日联合办事处（简称晋豫联办），选举郭清文为主任。晋豫区党委在重新开辟的地区新建立了两个地委，还领导条西、修（武）博（爱）、晋（城）北3个秘密地委。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使得重新开辟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为了重新开辟尽快巩固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王新亭陪同下，于1942年5月来到中条山，代表北方局检查和指导工作。5月13日，晋豫区党委、联防区司令部在阳城县东南的枪杆村召开机关干部和全体指战员会议（通称枪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干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的西部屏障，是开辟豫北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是开辟中条山和进入晋南党的立足点。目前这个地区群众生活非常艰苦，迫切要求解放；这里“十二月事变”前曾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许多党的组织一直坚持着多种形式的斗争，为我党我军开辟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针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选定机会打几次小规模漂亮仗，不要贪多，以免过分刺激敌人，力求每仗必胜，以鼓舞士气提高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决心。目前粮食短缺生活困难，部队和地方干部体质普遍下降，除过必要的机动部队，应将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敌占区，解决粮食困难，缩小目标，增加情报来源，掌握敌人动态。要抽调既有作战经验，又有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打击小股敌人，帮助地方建立政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开辟晋豫区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候召开的一次再动员会和推进会。

5月27日，中共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县上河村召开地方县、部队营以上高干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条区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我们的政权还不巩固，掌握的地盘不大，人口不多，只有5万左右。因此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区成为巩固的根据地。第一，“基本的环节”是要从个方面大量发展组织，首先是党的组织，采取隐蔽精干政策，隐蔽的积蓄力量。发展力量是多方面的，但是武装力量是决定的因素。第二，发展武装力量要运用各种组织形式，组织各式各样的游击队、保安队；军队本身、地方上有威信的进步人士、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组织游击队，联办、县、区、村也可以组织游击队，由政权负责人兼任游击队长，甚至要争取会道门武装及组织脱产的国民兵团，发展武装不受限制，越多越好。第三，有武装就必须有政权，有政权才能养活军队，以政权的组织形式，才便于进行各种工作，在中条区建立政权“愈快愈好”，政权的基本职务必须掌握在进步人士或共产党员手中。第四，发展力量包括统一战线的扩大，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才能更快地发展力量。“发展力量决定于正确的政策及一套办法，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点的作风恰当的结合起来，党政军民有机配合起来，抓住中心环节，保证每一任务实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开辟中条区的动员会，邓小平对开辟中条区明确指示和具体指导，把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结合起来，大大推动了晋豫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2年7月5日，中共晋豫区党委在阳南县召开了地、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聂真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报告，会后在全区开展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各种工作。为了发展力量，晋豫区党委于6月间组建了第三地委，同时成立第三军分区。晋豫联办1942年 7月25日召开各县行政科长会议，确定对敌斗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为今后总的任务，同时要克服财粮混乱现象，建立财粮制度。会议对具体工作出部署：开展对敌斗争，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广泛开展对日伪的宣传；组织全区财粮工作，建立财粮机构，健全财政制度；改造村政权，各村成立村政委员会。为了适应形势，减轻人民负担，晋豫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晋豫区党委联组会议提出：党的建设任务是整理党的组织，大量地、放手地、谨慎地发展党员，对党支部建设和干部工作做了新的规定。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加强。这个时期晋豫区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2年 10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晋豫区与太岳区合并为统一的太岳革命根据地，1943年4月两区合并工作完成。中共太岳区党委由薄一波任书记，聂真任副书记。从此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太岳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中共晋豫特委经历了晋豫特委、晋豫地委、晋豫区党委、晋豫太南区党委，再到中共晋豫区党委5个历史阶段，每次易名都是由于抗日战争需要，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学习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晋豫区党委的主要工作、历史地位、基本脉络和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增强我们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