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4年骇人听闻的三年大灾荒

抗战八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与日军作战本就艰难，不料天灾又却伴随着人祸接踵而至，自1942年起，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省份都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枯旱，并伴有蝗灾、瘟疫等百年不遇的严重灾害，其中山西灾情持续三年之久。

从民国31年（1942年)开始，首先是入春之后晋西北开始流行瘟疫，由此引起天花、伤寒、鼠疫等病，情况日渐严重，不数日，即蔓延数县，死者甚众。4月中旬，河曲县巡镇一带，发现极猛烈之鼠疫（即黑死病），得病的人吐血便血，短期内即死，无可救治，附近居民死亡率已达50%。

1942年秋冬雨雪很少，导致广大地区持续大旱，山西尤盛。有关资料记载，晋东南长子县连续两年大旱，夏秋大部无收，糠菜吃尽，只好以树皮充饥；晋城县大旱至七月；陵川县因旱灾饿死、病死达3万人；壶关县旱至五月方落雨，亦出现饿死人现象；平顺县从农历四月至七月无降雨，赤日曝晒，已种秋作物皆旱死，未种作物已不能下种；两年连续大旱，致使夏麦歉收。大旱至七月，又连续暴雨七日，庄稼泡在地里；致使秋季无收，民众以树皮野菜充饥，树皮草根皆食尽，房产土地无售主。有的实在无东西可吃，就吃观音土，结果拉不下来，憋涨而死。饿死病死的人甚多，民众四散逃亡。

俗话说，“旱生蝗虫涝生鱼”，随着旱灾、瘟疫之后，百年不遇的蝗灾接踵而至。山西东南部的武乡、左权、襄垣、榆社、祁县、平顺、黎城、壶关、潞城、长治、阳城、沁水等县在旱灾之后均发生大规模蝗灾。蝗虫起飞时遮天蔽日，两人相距两步左右就互相看不清。蝗虫所到之处处，方圆几十里遮天蔽日，似乌云翻滚，连成一片。蝗虫落地处，庄稼顷刻被吃光。灾患最为严重的高平县飞蝗伤麦毁秋，是年经过繁殖数量大增，铺天而下，田禾一空，全县饿死和逃亡者计15万人。1944年，山西旱、蝗灾害更严重，受灾地区扩大到新绛、汾城、临汾、襄陵、闻喜、稷山、安邑、曲沃、河津、汾西、霍县、翼城、万泉、荣河、临晋、猗氏、晋城等17县.最骇人的地方，田陇间积蝗四五寸，秋禾蚀尽，民食无着，饥民近20万。阳城县饿死人数约为全县总人口数的1/4，逃亡者占1/3。而生者则以食树皮、草根勉强维生，许多地方出现食死人现象，有的家庭易子而食，有的甚至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伦常和良心，不惜吃掉亲生儿女来保命(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一个惨烈的故事：灾荒年间，邻村一人到另一家串门，这家在火上坐了一个大茶壶，水已经开得溢出壶外，主人也不往下端。而且能觉出茶壶里装的不光是水，好像还煮着什么东西。这个串门的人正饿着肚子，心想，如果煮的是红薯山药，咱也吃它一块解解饥。于是也不讲客气，说了句“我看看你壶里是啥东西”，一伸手就去揭茶壶盖，主家赶快去挡，也没挡住。这个串门的人揭开茶壶盖一看，却看见茶壶里是半条小孩腿，这才明白邻居是把自家的孩子拿来充饥。当时我还不相信，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这种惨烈现象应该是真的）。

疯狂肆虐的旱蝗灾害。将许多人逼向绝境，不少人被活活饿死。有的人家床上躺着两三个饿死者，死者的亲人连埋葬的气力和心情也没有。有的人因绝望而服毒或上吊自杀。因无人善后，自杀者的尸体就一直挂在房梁上或庭院中的树枝上，被风干了，或被虫蛆咬完了，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架子。村内外到处是黄蒿，从田野长到街里，从街里长到院里，从院长到屋里。房屋早就没了顶，仰头可看到外面。角落里不时可见一堆堆的白骨，那是全家自杀的悲惨情景。

从1942年开始的这场罕见的天灾，对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太行、太岳两大根据地本就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却又有河南等省20多万受灾民众纷纷涌入（仅两区（太行区、太岳区）外来灾民就达25万人，大约相当于两区所有灾民的1/6，致使抗灾渡荒的负担更重。为迅速控制灾情，尽最大努力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坚持抗日斗争不松懈的前提下，集中所有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抗灾运动。

首先是充分发动群众，大打灭蝗人民战争

造成三年大饥荒的源头和元凶，是遮天盖地的蝗虫灾害，因此，太行太岳两区的抗灾斗争，首先从灭蝗开始。两区领导机关及所属县、区、乡、村，均相应成立了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本辖区的抗灾工作，上级要求对群众进行充分动员，实行全民上阵，像打击日本鬼子一样，狠狠打击疯狂肆虐的蝗灾。经过各级各层次的广泛发动，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迅速掀起了灭蝗大战高潮。工人、农民、民兵、士绅、医生、学生，乃至巫婆、神汉、道士，还有拄着棍的老大爷和小脚老太太，都参加到灭蝗大军中。一时间，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处处点火，田地冒烟，人们用火烧、用水淹、用土埋、用锹拍、用手捉、用鞋底打，用火把、树枝烧，把所有能想的办法，能用的手段都使上了。根据蝗虫出没无常、聚散不定、怕冷热、怕声响、怕黑色、两眼不能平视、远视、落在草上不易弹跳起飞等弱点，军民发明了多种灭蝗办法，如火阵法：用人力将蝗虫赶进放置好的麦秸堆里，放火烧死；水阵法：在有河流的地方，人们排成长阵，把蝗虫赶向水里，再用筛子捞出扑杀。涂毒法：将白糖和冷水以一比二的比例勾兑于瓶中，置阴处发酵，三天后即可当毒药使用，方法是，将其凃于飞蝗腹部，然后放生，使蝗虫相继传染，被传染者12小时内即可中毒腐烂；捕捉法：对落在树上的飞蝗，手持口袋，将其捉至袋中闷杀。军民们还发明了其它许多灭蝗奇招、绝招，日夜轮番作战，不让蝗虫有喘息之机，具体情况不再一一赘述。1943年冬季，抗日政府还号召挖蝗卵。蝗卵临冬即死，卵可藏在土中越冬，为铲除来年灾害，抗日政府号召群众到蝗灾最严重的地方挖蝗卵，以簖其根，并规定挖一斤蝗卵换小米一斤，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灭蝗积极性。

第二，注重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做到临危不乱

随着灾荒蔓延，各地买卖人口现象非常严重，有的将自己女孩卖出做婢、做妾、做童养媳；有的把自己男孩卖出做养子；有的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做妾、做婢或与别人结为正式夫妻；也有的妇女未经自己及其丈夫允许就被婆家或娘家卖出；还有的妇女自愿离开家庭，到非灾区逃荒另找了配偶。这种现象影响到抗日民众间的正常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并造成许多纠纷。为此，抗日政府迅速制定了禁止人口买卖的条例。对于外来逃荒的灾民，抗日政府颁布了《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并进行有效安置。对于已经入境的灾民，按本地居民百分之三的比例安置，入籍地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通过有效地安置，外地灾民大量涌入边区所带来的社会隐患逐渐消除，当时逃向太岳区20万、逃向太行区5万的外来灾民，都在当地政府和群众帮助下安了家。

第三，及时拨款赈济，救助灾民。

太行区在1942年秋收季节一次即给五、六专区减免公粮4.5万石，随后两年又减免公粮14万石，总计1943年全区公粮负担比上年减少1/5，太岳区于1943年秋对岳北、岳南受灾区减免公粮1.5万石。1943年及1944年春荒期间，政府对太岳二专区士敏县所发各种贷款及救济粮款折合粮食总计5103石，比该县1943年全年负担粮款总额还超出7%。为解决受灾较严重的县乡，边区行署拨款10万元、粮食1000石赈济。太行区灾荒期间实际用于救灾的各种贷款达2000万元，赈灾的粮食包括动用公粮及运用贸易手段从西部非灾区购运到东部的调剂粮等共380600石，全区300万人口每人可得1.3斗粮食，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使灾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第四，开展借粮斗争和“双减”工作

借粮，是指动员贫苦群众向地富借粮，又称饥民借粮。为解决群众渡荒问题，以边区政府名义颁布“互济互助、团结抗日：有借有还，政府担保：自报数目，欺瞒必究”的政策。对积极响应抗日政府号召、主动自觉开仓济贫者，由政府发放“开明人士”光荣匾。对于不顾群众死活、一毛不拔、不愿借粮的地富，则发动群众与地其进行当面交锋，迫其按抗日政府规定缴粮。双减，即减租减息，又称双减斗争。此项工作共进行了三个冬春。在此过程中，还开展了“开明地富献地献物支援抗战”的运动和反奸清算斗争。

第五、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相较于空前规模的大灾荒，政府拨款犹如杯水车薪，只可救一时之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灾状况。为此，边区党政提出了“生产救灾，自力更生”的口号，鼓励军民一同投入到大生产中。1942年，太行全区军民垦荒6000亩；太岳区以中条山为重点，掀起了军民并肩拓荒热潮，当时有这样一首歌曲：“中条山上闹嚷嚷，军队生产忙。扛着䦆头背着枪，上山去开荒。东边的玉米长得好，西边的谷穗长，多开荒地多打粮，军民喜洋洋”，反映了军民团结共克时艰的顽强意志。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出“每亩地平均增产三升细粮”号召，提出“精耕细作”、“耕三锄三”口号作为1944年农业生产的努力方向。太行区落实边区政府指示，提出“耕三余一”增产目标，并为保障生产向灾民出借牲畜发放贷款、粮种、农具。太岳区政府也提出了出借编赊牲畜助耕办法，出借对象仅限被灾群众。1943年，边区发放春季贷款700多万元，其中农业贷款300万元、水利贷款235万元，并贷公粮20万斤、合作贷款50余万元，又贷棉花30余万斤，合价100余万元。为鼓励民众生产，边区政府还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942年《春耕奖励法》颁布，全区以县为单位举行比赛，为实现每亩地增加3升细粮目标，获奖群众可以获得各种农具。这样的比赛在边区时常开展，对提高民众生产积极性起到很大作用。此外，干部还下到基层指导农耕工作，督促各级提高生产效率。农耕时，基层还组织农民高唱《春耕歌》鼓劲，歌词是：“春天好时光哟，大家好开荒哟，我们要齐心协力多生产哟，军民有贷粮噢。春耕互助组哟，大家好精神哟，我们要深耕早种多用力哟，才有好收成噢。政府有号召哟，大家要响应哟，一亩地要多收3升细粮哟，农耕就是打东洋噢。”一时间唱遍晋东南。

第六，精兵简政，厉行节约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太行太岳两区均对机构进行了压缩，大幅度缩小机构编制，精简出来的人员层层下派。如县里的精简干部到区里任职，区里精简的干部到村里任职，或担任基层工作队员，此项工作不搞形式主义，而是动真的，来实的。干部下到村里后，有的担任了村干部，有的以普通人员身份，接受当地党组织领导和安排，协助村里处理事务。那时风气很好，精简到基层的干部都能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糠菜饭，穿的是补丁衣，干的是力气活。即使到上级开会，也要背着粪篓，遇粪就捡，一派地道的农民本色。此外，各级机构在政府号召之下，十分注重厉行节约。各机关团体及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剧团、商店等单位人员，均自觉节衣缩食以救济灾民。在太行区，要求每人每天节省口粮二两、一两或五钱，多寡不等，时间少则2个月，多则8个月。尤其部队机关有半年之久，每人每天食粮从一斤六两减至一斤二两或一斤，太岳区甚至在全区范围内举行节食日扶济灾民。1943年秋天，仅太行部队采集的野菜就在百万斤以上，太岳部队从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春节约救灾小米共达5.3万多公斤。

除上述外，还在根据地范围内进行了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

这场世所罕见的大灾荒所带来的土地干旱、漫天飞蝗、瘟疫流行等空前严重的恶劣局面，在战时条件极度艰苦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根据地人民群众成功度过灾荒，并将损失降至到最低，接纳安置的数十万外来灾民，也得到生存保障，同时也为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