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1949年入闽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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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5-17 08:34作者:谢海潮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原标题:南下,南下!


“老人家包了一块黄土,叫我们带上走。如果水土不服的话,把黄土放在水里泡一泡喝了。许多人就带这个东西。”长江支队干部、山西屯留人秦光,年近90依然精神矍铄,教员出身的他,解放后曾任《福建日报》社副总编辑,离休前为福建省体委主任。


在64年前奉命南下的长江支队干部中,多数是在太行、太岳(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两个老解放区土生土长的,秦光回忆当时上级这样动员他们:“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解放的?就是老红军——南方那些老革命,他们万里长征到了北方把我们解放了,我们能不去解放他们吗?”


出武安城,遇上“黄道佳日”


武安地处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今为河北省邯郸市所辖县级市,当时是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1949年3月21日下雪,戈锐(福建省林业厅原厅长)在日记中记着他们这批来自太岳区的南下干部坐运煤小火车去武安,每节车厢坐六七十人,次日抵达并受到太行区干部热情欢迎时,下车的人却相见不相识,个个脸上像“包公”,衣服行李又脏又臭,大家哭笑不得。


这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前,中共华北局已决定从太行、太岳两区,选调4000多名得力干部,组建南下区党委随军南下,开展新解放区工作,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下属6个大队30个中队。


南京刚解放,4月24日一大早,集合军号响了,在父老乡亲敲锣鸣炮的欢送声中,长江支队南出武安城。天开始下起雨,先是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有人开玩笑说:“今天是黄道佳日,一出武安城,就是清水洒地,黄泥铺路。”雨整整下了一天,黄土路又黏又滑,不少人鞋子被粘掉了。


南下征程中,有新婚的青年、手有点残疾的农会主席、孩子还没满月的女同志……


绕过河南新乡等尚未解放的敌据点,赶到黄河北岸的老田庵车站,5月初,一天内的急行军,足足跑了65公里。杨廷英三时起床,随五大队四中队一路小跑,下午到了黄河边,回头已看不见巍峨的太行山……


进军福建,许多人倒在三伏天


5月24日,长江支队由南京乘火车抵达苏州待命,其间接到“继续南下,进军福建”的命令,由于先前宣布的接管地点是沪宁杭地区,又听说福建有“三多”(雨多、山多、蚊子和蛇多),许多人思想一时转不过弯。


6月12日,时任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长的张鼎丞跑来作动员,他说:“福建话难懂,工作不好做;福建穷,是事实。但是,福建山大,不比太行山大;福建山清水秀,山上有木材、竹子、茶叶,是富山。福建人民坚持红旗不倒,盼到了解放,欢迎你们去。”这位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回避矛盾和困难,用朴素的语言,阐述实实在在的道理,让人听得心服口服。


7月13日从苏州出发,又遇小雨。“到了苏州以后,一会儿一阵雨,一会儿又出太阳,这个天气我们在北方没遇到过,衣服湿了再干,很多人生了病但都不说有病,大家互相搀扶着,都能坚持住。”长江支队干部陈兰英说。


酷暑行军,太阳似火;山高林密,闷热多雨,这群从北国初春走来的同志,初尝南方三伏天的厉害,有的地方气温高达39摄氏度,队伍中痢疾、疟疾的发病率很高。当时陈兰英左胳膊长了个毒疖子,发炎红肿发烧,病得头重脚轻。她咬着牙,每天死跟着前面一个人,一步也不落。


沿途铁路、公路遭受战乱,只有几段可以坐上运煤车、敞篷车、闭罐车、木炭车,这样大跨度的行军,绝大部分时间只能靠两腿行走。福建省原副省长温附山的妻子吴克勤怀孕也上路,后来肚子痛了,流产了。她说:“流产了那也要照样走。”


不时遇上土匪、特务打冷枪,还碰过敌人飞机扫射,五大队的车厢被打穿,张振业当场牺牲。在路过仙霞岭的前一天,三野十兵团曾和大批残余敌军交火。二大队的侯林舟等人路过仙霞岭时,还觉得气氛紧张,“被击毙的残余敌军尸体沿路可见,腐臭难闻”。


曙光初照,越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看到了武夷山,四大队二中队通信员、年仅17岁的刘奇一头栽下,再也没起来。途中他已身患疾病,领导几次要他待在留守处,但他坚持要跟着部队。


建功八闽,老战士书写“不死”传奇


8月4日,再过4天就是“立秋”,张辛到了浦城,这是进入福建后遇到的第一个县城,当时所见“周围环山,一条长街,物价高,一碗面要三百元(旧币)”。他在当日的行军日记中写道:“由于赶路,人很疲劳。入夜,风雨大作,臭虫又多,难以安眠……”


8月11日,在建瓯大戏院召开大会,长江支队干部与福建地下党干部胜利会师。初入福建,满目疮痍,范敬德等人从浦城前往建瓯,一路看到敌军溃退时留下的战争伤痕,房屋被烧倒塌,汽车翻在沟里……8月17日晚,五大队四中队的张民权行军进驻建阳城东童游镇,次日看见隔河的建阳城被敌人一把火烧了,整条街道及两边的店铺民房只剩下断壁残垣和碎瓦砾堆。


长江支队和三野十兵团、华东南下干部,以及南下服务团、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本地干部,这五路人马可谓天南海北、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相互配合,仅用3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福建的接管工作,其中长江支队6个支队主要接管了当时福建的6个地区。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有30多位长江支队干部牺牲。当年的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是国家粮库,长江支队干部关麒麟等人被300多个土匪困在一户人家,打了三天三夜。土匪抓来村民,威胁要把全村的房子烧掉。为保全粮库和百姓,关麒麟等人开门出来,当晚被土匪活埋了。


1949年10月,长江支队干部、时任南靖县第一区区委副书记的王世禄,在船场镇月眉村受到匪首李开瑞纠集的百人围攻。王世禄身边仅有三四位同志,自己身中数弹仍激战不止,最后一枪打到了他的额头。为了纪念这位烈士,月眉村改名为“世禄村”,村小学也改名为“世禄小学”。


更多的长江支队干部则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福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默默奉献,树起了一座座不朽丰碑,谷文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武安集训时,谷文昌被任命为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队长,认识了教唱《国际歌》的女战士史英萍。这对革命伴侣后来扎根福建,和福建人民结下不解之缘。


回首64年前那一路风雨兼程,跨越8个省份65个县,行程2000多公里,历时180多天,长江支队留给今人怎样一笔精神财富?


“长江支队精神概括一句话来讲: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当年的长江支队干部,如今的福建省长江支队研究会会长吕居永坚持一个信念,“忠于党就是始终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责任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