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卫立煌“晋城会谈”始末

一、晋城会谈历史背景

八路军总部指挥129师有力的钳制国民党顽固派，对“十二月事变”进行反击，“蒋阎弄谋”终于失败，促成朱、卫“晋城会谈”，默认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华南华中“四块”抗日根据地政权。

1.太南“打虎钳冀”

1940年2月20日，八路军129师、344旅等部，在晋城大阳、高平东周等地与国民党卫立煌部黎明游击支队进行激战，歼灭黎明游击支队1000余人，缴获一大批军需物资。23日，又在高平原村乡下马游村一带围歼阎锡山顽固军队孙楚独8旅，独八旅死伤300人。28日，344旅在高平夜袭独8旅13团主力部队，击毙50余人，生俘团长陈（程）树华，及其部下200余人。给阎锡山孙楚独3旅顽军以沉重的打击。

2、太北“反摩决战”

1940年2月26日至3月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在武乡县王家峪与国民党97军军长朱怀冰进行了7天时间的谈判斗争，力陈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闹分裂、搞摩擦的阴谋。多次与朱会谈争取无效。张荫梧、朱怀冰等反共活动日益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反击摩擦的“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3月5日发起至8日结束，“磁武涉林战役”取得全面胜利。集中力量打击由磁县进犯的97军军长朱怀冰部队，重点在林县东北的漳河南岸。仅4天时间，“摩擦专家”朱怀冰、张荫梧部队1万余人被全部歼灭，朱怀冰受伤，狼狈不堪，化装逃脱，

1940年3月10日，总部电令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卫立煌出面请求我军停止进攻，表示愿意同我军谈判。我军为了再一次表示诚意，向卫立煌作出最后的让步。

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尽量避免刺激中央军，求得山西、河北两省的安定局面，时局就有好转基础了。皖东正打胜仗，那里可以立稳脚，以待344旅增援。七大快开，盼朱总乘见卫（立煌）机会，即来延安。”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命令八路军撤至临汾、屯留至河北大名之线以北，求得巩固八路军与国民党军的团结。”

3、朱德南下高平

朱德根据毛泽东、王稼祥3月7日、10日、11日三封电报精神，立即从王家峪总部出发南下，驻扎高平，引起各方面的瞩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都希望朱德同卫立煌的谈判不仅能解决停止军事冲突、重新划分防区、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还能解决八路军的扩编、增饷、抗日边区政府问题。

朱德在太行山

1940年3月13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彭德怀：“元电（3月13日，彭请示毛泽东，提出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次消灭其一两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指出：“（甲）反摩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乙）目前山西、河北的反摩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4、卫立煌北上太行

1940年3月，蒋介石从重庆打电话命令卫立煌到晋城调集部队，将八路军打出太南、太岳地区。卫立煌还真是被老蒋的命令吓住了，立即动身，绕道走垣曲、阳城线来到晋城。这次来晋城、高平一带视察，按照卫立煌长官的话说“到黄河以北前方巡视”。每次都是带着副参谋长文朝藉同行，留下郭寄峤看家守院。此行，卫立煌多了一个心眼，专门安排号称“小诸葛”的参谋长郭寄峤到前方巡视，一看便知，事情复杂重要。

卫立煌与郭寄峤参谋长到达晋城、高平后，立即召集驻扎在晋城、陵川、阳城的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表面上虚张声势要反攻八路军，要各部队火速准备，实质上是想与朱德会谈。最终将会谈地点选在“卫部”——泽州县南村镇陈庄村陈公盛家院。

1940年5月朱德与卫立煌洛阳合影

赵荣声（1915-1995），安徽安庆太湖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直到解放战争时间，一直跟随卫立煌，著有《回忆卫立煌先生》。在第211页记述：“十八集团军又接到卫立煌到达晋城一带的电报，朱总司令立刻启程，直奔晋城一带。这么一来，双方司令官的距离接近了，双方分歧意见的距离也缩小了。开始卫、朱两人并不见面，各自住在一个村子里，卫立煌住在晋城以西四十里的陈村（今高平马村镇），朱德司令住在晋城以北的某村。双方派员往来传话。等一切谈得差不多了，并分头向重庆和延安请示过了，双方见面再作最后决定。见面地点是临时约定的地方，既不是这一方的驻地，也不是那一方的驻地，显得双方平等、公平。”

二、晋城会谈

朱德得到通知后，不走界牌岭三家店白晋公路，另辟一线，立即从杜寨动身，经马村、太阳、驿后南下，抵达晋城南村镇。先住晋城市城北街街道办事处西后河村焦元吉大院堂房（拆除），次日抵达泽州县南村镇陈庄村。

1940年3月15日，朱德在陈庄村陈公盛大院（陈奇新牺盟会战士家）堂房，与卫立煌进行正式谈判，结束后双方都感到满意和高兴。为了庆祝这次和谈有成果，活跃团结协作气氛，卫立煌专门请朱德一行吃了顿晚饭，互相举杯敬酒祝愿。饭后兴余，卫立煌邀与朱德俩人相携，在陈庄村北岗参观北方民间传统铁艺打铁花，表达两党两军在太行山绽放的一朵“铁花圣焰”。

3月15日，是一个值得庆贺和大写特书的日子，是历史上朱德总司令与卫立煌国共两党两军在晋城正式会谈成事之日。毛泽东近期连续几天不断电令朱总司令，要求与卫立煌进行会谈，最操心和最牵挂的一桩大事，终于心跌肚里，掷地有声。

这天正巧，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第二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可见毛泽东的心境和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2019年9月22日，泽州县南村镇陈庄村卫立煌司令部

第一封电文指示：“自朱怀冰部被消灭后，蒋介石下令庞炳勋、范汉杰、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加调六个师渡河的消息，目的在迫我军退出陵川、林县一线。我们此时必须避免同中央军在该地域作大规模战斗。因此，须准备让步，以便维持两党合作局面。”

第二封电文指示：“万万火急，朱、彭同志：蒋、卫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6个师渡河讯，请兄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考虑对蒋、卫做必要让步，避免因此破裂两党团结，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合（河）涧、林县一线的问题。时间为1940年3月15日。”

蒋介石面对“黎明支队”、“磁武涉林战役”等惨败的结局，哑口无语，默不作声，只好电话通知卫立煌，同意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与朱德达成《晋城13条协定》，史称“太南退军”和“蒋阎弄谋”。

（一）以国家民族为重，我党与我军愿与国民党及一切军队保持长期团结，不发生摩擦。也希望国民党停止对我方的破坏政策，因为过去的摩擦都是这种政策所造成。

（二）一切摩擦结束后，双方训诫自己的人员和部队，采取互相真诚和平合作态度。

（三）明令取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摩擦法令，允许共产党员合法存在及合法活动，并释放一切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人员。

（四）保护《新华日报》，允许该报登载共产党文章、宣言，准许在各地发行，取消对该报的禁令。

（五）重新划定作战区域，汾离、临屯、平顺之线以及河北省划归八路军总部负责指挥。

（六）河北行政由八路军负责。

（七）八路军扩编为三军九师又三个游击纵队（大青山、热察及冀东），按照20万人发饷。

（八）每月初发弹药五百万发，其他补充照给。

（九）边区23县（陕甘宁），林伯渠为主席，撤退包围军队。

（十）保护吕梁山、中条山两条兵站线。

（十一）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及通彭雪枫、张云逸之交通线上停止阻拦行为，释放被捕人员，取消劳动集中营。

（十二）停止向皖北淮北新四军进攻，恢复该军确山留守处，依法惩办肇事人员。

（十三）停止称新四军为叛军，新旧两军重新团结抗日。

朱德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分别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杨尚昆。又与彭德怀、杨尚昆作出，“3月15日太南军事布置，撤退电令”。

电报指示：“左权、黄克诚、杨得志、程子华、宋任穷、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已取得很大胜利，巩固了晋西北、冀中、冀南、冀西等抗日根据地，开展了直南（指河北大名府南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等所属地区）工作，打击了投降派和顽固分子，争取了中间分子。当前应以保障离汾、临屯两条公路和平顺及漳河以北地区的巩固为主，避免扩大摩擦及继续摩擦。根据国内外条件，可能争取时局好转。对国民党中央军，应加紧团结工作。

三、晋城会谈的历史意义

第一、朱总司令和卫立煌在晋城的会面，是八路军与朱怀冰部战役结束后的和平解决，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严重的形势，稳定了局面，使华北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

第二、给了卫立煌面子，让卫立煌有面子和蒋介石讲话；也给了蒋介石面子，十八集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退出太行山以南，自动让出林县、陵川、长治、壶关、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大片土地。

第三、新划定的防线，把河北省和太行山区以及晋冀豫边区许多地区划为十八集团军的防区，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国民党在陕甘宁特区之外，又承认了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特区。这片地方的土地、人口、物产、战略地位，种种条件都超过陕甘宁，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将来战胜日本后收复失地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根据地。

第四、晋城会谈进一步争取到让国民党答应补发拖欠的八路军军饷。晋城会谈结束朱总司令返回八路军总部后即带着领军饷的两个运输连出太行了，这说明了争取国民党补发拖欠军饷是晋城会谈完成的任务，这也充分证明了争取补发军饷不是洛阳谈判的成果，因为洛阳谈判是朱总司令下太行到河南以后发生的事，朱总司令不可能没谈判就断定国民党会答应补发军饷而提前就带上领军饷的队伍。

四、重要回忆的证据

1、《周文龙回忆录》给出晋城会谈的时间

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周文龙著《周文龙回忆录》第113页中记述：“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派人与我方会谈。1940年3月，在晋城西北陈村，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谈。然而正义主张，并未被蒋介石接受。晋城会谈只得到了一个划分作战区域的权力。”

周文龙著《周文龙回忆录·第六章·跟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军饷》第136页记述：“有一次，会见结束，屋里只剩下卫立煌和朱德两个人。卫立煌轻轻掩好门，靠近朱总司令坐下，以探询的目光望着朱总司令：‘朱副长官，此去重庆谈判，是否带有新的方案？’

朱总司令摇摇头：去重庆谈判再没有新方案，还是今年三月间，你我晋城会谈时我方那十三条要求。

笔者认为，从周文龙记述卫立煌与朱德两人秘密谈话中，可以得出“晋城会谈”准确时间，是在“三月间”。

2、卫立煌警卫营长李果君回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在河南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营当排长。到了1 9 4 0年春天，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蒙上了一些阴影。长官卫立煌和参谋长郭寄娇要去晋东南前线“视察”，其实是去协商解决国共两党部队发生“磨擦”的问题。当时我是跟随出差担任警卫的排长。我们的行军路线是：从洛阳西宫营房出发，向北走50 华里，在关阳渡过黄河，顺黄河边到济源县，上太行山，从阳城东边达晋城。

在我们到达晋城的几天后，副官处派我去放“独立排哨”，排哨位置在陈庄前面两华里处的山头小庙上，任务是保卫长官部，严密检查过往行人，注意周围各方面的情况。排哨开始值勤后，除了检查过往行人和运东西的牛车骡马外，还登记了不少来见卫长官的军政要员。他们每人都给一张名片，我们便在名片上写明随带人数和手枪号码。我记得其中就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他和当时在冀南晋北的“磨擦”很有关系。

一天上午，在路口上带班的班长（姓李，安徽人，是过去跟卫立煌在山西作过战的老兵）跑来报告说：“报告排长，朱德长官到了!”我问：“在哪里? ”他答：“在路口，还带得有卫队。”我说：“好。你先转去报告，说我马上就来。”接着我向副官处打了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然后带了一名传令兵，马上奔出庙门。为了走捷径，我们从层层梯田跳下去，直奔路口。这时，我首先看到，大约有一排人的马队停在那里。这些骑兵很显眼，骑的都是日本高头大马，每人背上都背着黄呢日本军大衣，一般都是双枪（骑枪和手枪）。他们都穿着黑灰色的粗布棉衣，都年轻力壮。看了他们这种战区不易看到军队阵容，使我马上意识到，他们这套“装备”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在他们的马队中有一位女兵，身穿草绿色单军服，戴军帽，头发很短，身体很好，脸色红红的（后来回洛阳在欢迎晚会上才知道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解放后看《革命回忆录》又知道她当时是八路军总部直属总队的政治部主任）。当我跑拢时，看见路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悟的中年人，由于他在注视我，使我马上反应过来：“这就是朱总司令”。于是我立正，举手敬礼。同时看见他身后有一位侍从参谋样的青年，也在注视我。朱总还礼后，他问：“你是排长？ ”我答：“是”。 他看我一眼又问：“你是军校毕业的？”我答：“是”。他又问：“你是四川人？”我又答：“是”。他接着说：“我要见卫长官，要甚么手续？”我回答说：“不要”。 但马上补充说：“一般要登记人数枪支，朱副长官来，上面打过招呼，不登记了。”然后才说：“我已打过电话，他们马上来接。请前行，我护送。”这样，我随在朱总的左后方，向陈庄走去。马队也在后面跟着移动了。这时我没有那么紧张了，有机会细看朱总司令的像貌。他脸型纯朴厚重，浓眉阔口，表现出非凡的毅力。他身穿深灰色棉军服，小皮带，布绑腿，普普通通的装束，谁也看不出他是当时抗战的风云人物。他大概发现我当时的满脸稚气，笑着问我：“你过去见过我么？”我边走边答：“见过。过去在画报上见过。”我的老实话使他笑了，笑得那么诚恳宽厚。就在这时，他看见我腰间那支没有枪套的枪（当时我们习惯用两根细皮带把手枪系在腰皮带上，以便于不取枪出来就可以“急袭射击”），问：“这是甚么枪？” 我说：“比造强力式。” 我看他颇感兴趣就继续说：“口径9 厘米，威力很强，还可以使用钢心弹、信号弹……。”这时，远远来了群在小跑的迎接队伍。最前面的是卫立煌，其次是郭寄娇，后面大约有好几位军政要员和一些卫士。卫立煌当时身穿黄呢军服，在寒冷的季节没有戴军帽，没有扎腰带；穿的是马裤，而没有穿马靴（只穿一双烤火时穿的便鞋）； 脸跑得很红，小胡子显得很黑，表情很兴奋（可以看出，他在得到报告后，来不及“整装”就出来迎接了）。这个会见的场面，我距离很近，看得清楚，首先是卫立煌伸出双臂用手把着朱总司令的双肩，朱总司令也是同样的动作。他们都非常亲热，非常激动，和许多老朋友相会一样，表情是欢欣的，真诚的。接着他们两位就手挽手向陈庄走去，其余的人只好在后面随行。而我这时的护送任务已经完毕，便站在路旁看马队缓缓过去。当晚我在想：国共磨擦之后，大概不会再打起来了，今天他们两位会见时的情景，已经使紧张了的空气缓和起来。

李果君关于“1940年春天，朱总司令和卫立煌在晋城陈庄会见”的详细描述，是朱总司令和卫立煌晋城会谈存在的最有力证据。

3、南村镇陈庄村对应口述史

2015年春，陈庄村86岁的申鑫和老人给笔者指认了当年卫立煌司令部旧址——陈庄村“陈公盛”大院，并回忆说：卫立煌住陈庄时，整个司令部带的队伍至少有好几百人，陈庄村当时是一个七八十户，三四百口人的村子，村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把大房子让出来给国军住。卫立煌的司令部就设在该村富户一座叫“陈公盛”的两进院落里，卫立煌住在北院的堂屋，当时“陈公盛”住不下的官员就住在村南的“升堂院”，在“陈公盛”对面的“作坊院”里也曾住过一个军长，通讯处设在村南高处的一个大院里，这里线杆林立，密密麻麻的电话线通向各处。卫立煌出行时前呼后拥，随从、警卫一大帮，卫兵胯上挎的都是双枪，当时在村子周围岗哨林立，盘查很紧，本村人天一黑都进不了村。自从卫立煌的司令部入住以后，村子里来卖东西的人很多，有卖纸烟的，卖小吃的等等，很是热闹。

申鑫和老人特别讲到两个细节：卫立煌个子不高，人很随和，当年他自己十一二岁，带着5岁的妹妹申软香四处瞧热闹，卫立煌看见申软香活泼可爱，曾给她糖吃。卫立煌司令部驻军和村子里的老百姓相处的很好，部队每天早上都出操，司令部还曾准备在村中庙里唱大戏，晚上开戏的音乐紧锣密鼓的都敲打起来了，突然河南打上电话来，日军进攻博爱县，卫立煌连夜带着司令部人马由今山河镇的刘坪撤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庄年纪大点的村民几乎都知道卫立煌曾在本村“陈公盛”住过，邻近不远的郎庄村村民也做了证实。但对卫立煌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村民们却知之甚少，只知道卫立煌是国民党的大官，这很明显的体现了民间“口头流传历史”的特点。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