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村。
阳光普照着一座农家小院。春意渐浓，杨柳吐新芽，布谷声声。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
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 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