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大勇崔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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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9-05 16:16作者:郑天佑来源:晋城党史网

阳城东南山区石臼村,养育了晋豫边根据地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农民领袖崔松林。地主污蔑他是难缠难斗的“刁民”;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则赞誉他堪称“农民领袖”,是“没有办手续的县委书记”。               


地主老财心目中的刁民


1889年9月18日,崔松林降生在阳南康林镇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地主为富不仁,官府横征暴敛,乡绅以强凌弱,乡村日益破败,在他心灵深处早早埋下了反抗压迫的种子。相传梁山好汉燕青曾流落于此,组织民众操戈习武,反抗苛捐杂税;民众因此修建了宋江庙,后来官府搜查梁山“余党”,“宋江庙”改称“送将庙”,康林镇易名石臼村。1891年崔松林牙牙学语时期,石臼一带大闹义和团运动,百姓杀洋人,禁鸦片;知县叶廷桢派兵抄剿,结果丢盔弃甲而归。石臼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崔松林对旧事道嫉恶如仇。他曾说过:我宁可“三块石头夹着一块肉”下窑挖煤,也绝不给地主扛长工!


崔松林状告地头蛇宋安然是“刁民”初试锋芒。宋安然是石臼编村下属东凡村一大恶霸,心狠手辣,为富不仁,凭借学董大权,胡作非为。崔松林不服气,偏要会一会这条地头蛇。1925年在东凡村任小学教师的崔松林之弟崔瑞林,因为不满宋安然明目张胆侵吞学校钱粮与之评理,宋安然捏造罪名,诬陷崔行为不轨,剥夺了崔瑞林教书权力,还将其告到县衙。崔松林清楚宋安然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将宋安然反诉于县府,列举宋安然官报私仇、破坏教育、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桩桩真凭实据。县知事戴忠骏对宋状告崔瑞林查无实据,又风闻崔松林“刁民”难缠难斗,恢复了崔瑞林的教师职务。宋安然领教了崔松林的难缠难斗“绝法”,再不敢随意造次。为了帮助乡亲打赢官司,崔松林甚至将自己亲生女儿以10元现洋“送人”••••••


智斗吴儒林更显出崔松林的“刁民”特色。吴儒林是石臼村一个劣绅,巧取豪夺,贪得无厌。1930年,吴趁贫苦农民酒来旺债台高筑,小恩小惠拉拢了酒的胞弟酒古首,欲借古首之名买下来旺的3间小房,再转手自己名下(同胞相买价格较低),让来旺永远沦为吴家固定长工。崔松林向古首揭穿了吴的阴谋,并与之连夜成了一张“契约”,房子到了崔松林名下。吴儒林得知后气得咬牙切齿,指使古首把胞兄来旺告到县府。崔松林苦口婆心、深明大义说服古首拆了诉状,吴儒林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后吴儒林借故对古首威胁恫吓,百般羞辱。崔松林联络村里数位头面人物状告吴儒林仗势欺人。官司打了多年,县长换了3任,终于迫使吴儒林在大堂上接受审问,大涨穷人志气。


崔松林胆识过人,敢于严惩恶棍,“刁”得理直气壮。刘某是石臼邻村涧坪一个地痞恶棍,刘崔明是敢与官府斗争的穷百姓,勇气有余,谋略不足。1935年刘崔明等人因刘某捏造罪名囚于大牢;崔松林即刻状告刘无中生有,陷害好人,并亲到县府与刘对质,刘某败诉,刘崔明被当堂释放。崔松林并未就此罢休,说刘“陷害忠良,图谋不轨,非让他破财不可”。逼迫刘某用数顶大轿将刘崔明等从县城一直抬到村里。当日通往石臼、涧坪道路两侧人声鼎沸,刘崔明如同新科状元夸官般喜气洋洋,刘某则一扫昔日威风垂头丧气。经过数次短兵相接,崔松林声名鹊起,官绅说他是一介久惯缠讼、聚蚊成雷的“刁民”,乡亲们赞叹他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


阳南地区党组织的头雁


1936年初,崔松林听到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就和伙伴们说“共产党要真过来,就跟上干!”反动村长诬告崔松林干扰村政被捕下狱。李敏之担任阳城县长后释放政治犯,崔松林由数十名穷弟兄“接驾”出狱。1938年春牺盟会员崔松林成为阳城第一批农民党员之以后,成立了全县首个“民族革命救亡室”;配合组织发展了20多位农民入党,担任石臼编村党支部书记,不久兼任三区区委书记。崔松林先后深入东冶、相底、涝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此前中共阳城工委已经成立,为适应斗争需要,工委于当年5月在石臼村崔家祠堂改建为中共阳城县委。当时日军盘踞县城,敌特活动猖獗就,晋豫边军政干校训练班、八路军被服厂、卫生队、中共阳城县委、县民族革命小学前后迁入石臼村。崔松林为保护抗日机关安全,夜以继日奔波操劳。区党委、唐支队、阳城县委的领导也为抗日工作常来常往,石臼一时成为阳城抗日斗争指挥中心。崔松林奔走于东冶、梁城、白桑、涧坪、南底、西裕等地,帮助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和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浪潮席卷阳城东南地区。


此期间崔松林协助三区牺盟会特派员杨保林、抗日区长茹玉珍推行合理负担,触动了地主的直接利益,蔡永胜、王维贞等指使坏人诬告杨保林、茹玉珍侵吞国库、贪污钱粮。崔松林联络刘崔明、宋五瑞等20多人反诉蔡、王二人蓄意破坏抗日斗争,击退了地主栽赃陷害阴谋。崔松林及时向县委汇报了南乡枪会围攻县城的消息,县委指示人民武装自卫队一举将其击溃,分化瓦解了枪会组织。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评价崔松林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堪称“农民领袖”。1939年区党委任命崔松林为阳城县委唯一的农民委员,直到1955年调离。1939年“十二月事变”中崔松林奉命回到三区任区分委书记,安排党员撤退、隐蔽和开展地下斗争。崔松林虽然多次出头露面,但由于胆大心细,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聂真书记安排他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至此崔松林担起了领导阳南地区党组织的重任。


1940年初,崔松林赴河南孟县接受党的指示,2月见到了阳城秘密县委书记刘峰,研究决定了斗争策略。5月崔松林扮作商人北上平顺接受聂真书记指示。不久他首先在三区恢复了党的组织和石臼党支部,坚持秘密开展对敌斗争。赵子清曾两任阳南秘密县委书记,但是很快调离,崔松林独立挑起阳南党的工作重担长达一年。当时阳城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日伪顽军疯狂扫荡,蒋闫政府鱼肉百姓,土匪武装打家劫舍,地痞流氓充当汉奸,全县一片白色恐怖。崔松林此期间重点工作是联络“十二月事变”后隐蔽下来的党员,为党积蓄力量。他大多时候夜出昼伏,奔赴各村找党员个别谈话,考察其政治立场,短期内40多名党员通过崔松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近两年时间内崔松林联络150多名党员,恢复了10多个党支部。三区党的工作在“十二月事变”前后始终没有停止。1941年6月崔松林支持参与领导樊岗抗日工作队,后来发展到100多人枪。同年秋崔松林同“工合”领导人鞠抗捷联系,使“工合自卫队”成为坚持阳城抗日斗争的一支武装力量。1941年3月到6月,崔松林选派阳南地区30余名党员打入日伪政权搜集传送情报,这一地区敌伪政权逐步由地下党组织节制或掌握,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并能相机打击日伪军。7月崔松林获知我党重新开辟晋豫边根据地后,立即决定适度传播这一消息,以鼓舞群众斗志;指示大量索取敌伪情报为我所用;同时与阳北地区徐毅取得联系,秘密为八路军筹粮。崔松林胆识过人,对党忠心耿耿,聂真书记称他是“没有办手续的县委书记”。


伪职人员头顶的利剑


重新开辟晋豫区后阳城面临着恢复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组建人民武装、扩大统一战线等繁重任务。崔松林作为阳城县委领导人之一,对此披肝沥胆,舍生忘死。1942年3月阳城县委根据区党委“开辟一处,巩固一处”的指示,决定迅速建立区村抗日政权,指示三区先行一步,崔松林即在石臼村开始筹建抗日政权。


崔松林为此捎话给伪三区区长、维持会长刘墨林,就建立石臼抗日村政权进行谈判。崔松林既单刀赴会,又单刀直入:现在什么形势你刘墨林清楚,谁让你坐上区长宝座你更清楚,谈判目的是共同抗日。抗日政府建立抗日村公所,石臼先走一步;伪村公所并不取消;维持会继续存在,但要为抗日服务;你以前办的坏事既往不咎,但不许当汉奸。崔松林提出抗日村公所5个人选,斩钉截铁地说:两个村公所一起办公,只挂伪牌子。若有抗日干部、家属、群众被抓,你刘墨林必须出面保释,否则以汉奸论处。你的手下若无汉奸言行,抗日村公所不会抓捕惩戒。刘墨林知道崔松林能让他上台,自然也能让它下台,而且可以随时拿去他的姓名,不情愿也只好全盘同意。崔松林此举为建立抗日村政权起到引路作用,建立抗日区村政权进度加快。


这年4月党组织决定崔松林担任沁河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他带领该大队活动在沁河两岸,成为伪军顽军的一颗克星。春夏之交,沁河游击队参加了三打黄龙庙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的战斗,将其彻底剿灭,为阳南群众开展抗战端掉了一大祸害,拔掉了敌伪钉在阳南根据地的一根锲子。沁河游击队让敌伪军大吃苦头,日军头子用500元大洋悬赏缉拿崔松林,他始终在人民中战斗,受到群众保护敌人阴谋没能得逞。敌伪军为此派人秘密将崔松林之妻张小爱抓捕,想让崔松林低头,他认为妻子即使为国捐躯也是光荣的,在所不惜。同志们劝他:你的妻子同样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为抗战落入敌手,一定要想法解救。于是崔松林致信刘墨林,要他“迷途知返,给自己留条后路”,终使张小爱获释。刘墨林因此一度称病不起,日本人他得罪不起,更被共产党八路军“留条后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队伍中的公仆


崔松林参加了上河会议,聆听了邓小平讲话,参加领导了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参加了太岳区党委整风学习,参与领导阳城土改和三查三整运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三区土改中恰当解决了填平补齐问题,李敏唐书记及时总结经验在全县推广;他在东冶村及时制止“雇贫运动”,执行党的政策,保护了中农正当利益。他的儿子、胞弟、内弟等亲戚先后有9人入党,其中3人牺牲。抗日政府曾决定将没收汉奸的2亩好地分给他,崔松林拒绝。1946年崔松林当选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亲切称他“崔老”。阳城解放后崔松林担任县委委员、工青妇抗日联合会主席,建国后崔松林历任阳城县委委员、县监委主任、长治专署监察处副处长、山西省监察厅专员、省政府参事等职,是多年的山西省人大代表。


他当年为打官司不得不送给别人的女儿女婿,从河南千里迢迢到太原求他找个工作,被他婉言拒绝,劝他们回去好好种地,做个好农民,女儿女婿想不通,致使父女多年不相往来,直到1969年去世前才重归于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污蔑牺盟会是汉奸叛徒组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循循善诱说服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劝说他们好好学习党的统一战线历史。1967年有人因为被戴上“黑五类”帽子,专门致信崔松林,请求为其父作证是革命工作人员,崔松林实事求是写道:你们的父亲虽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是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对革命有贡献;把阳城县比作中国,你们的父亲就是冯玉祥。1969年冬崔松林弥留之际教育子女: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们是农民后代,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农民!共产党救了我们一家,也救了普天下老百姓,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好好为人民办事。


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成长为党的负责干部,从抱打不平的梁山好汉成长为勤勉廉洁的人民公仆,崔松林为阳城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石臼编村人民革命纪念碑传颂着这位阳城抗战和建设的有功之臣。阳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胜利在望,足可告慰革命前辈崔老:人间面貌日新月异,中华复兴前景光明,请在九泉之下安息!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