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家骏与《太行山剧团》（7-6）

六、剧团结束使命崔家骏奔赴新战场

崔家骏到太行联中上学后不久，驻夺火的剧团人员也有很大变动，靳典模调回太行文联，赵子岳团长调回太行军区，田英、田静也调走。剧团也任命了新的领导，同时吸收了韩世杰等部分新同志。一次，在夺火为八分区领导和部队演出时，发现来自“陵川孩子宣传队”的小演员，经过在剧团的数年征战，现在大部分都是满18岁的小伙子，再也不是在舞台上，活蹦乱跳演出舞蹈的小孩子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开始长了喉结，声音变了不再适合演小演员的戏了，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八地委领导决定将来自“陵川孩子宣传队”的演员，全部保送到太行联中上学。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处在陵川东部山区一带活动的老二团、“决死纵队”7团，不仅站稳脚跟将进攻矛头扩大到高平、晋城境内，八地委、专署、军分区移驻到附城的盖城、城东村，陵高县委、政府移驻到高平境内的候庄一带，而且将打击日伪军的战场引向了河南豫北各县。

8月10日朱总司令命令我军，向被我军包围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不然就坚决消灭他们。剧团的同志们投笔从戎不怕流血牺牲，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正是为了争取这一天的到来吗？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由康方印、常振华即兴创作的歌曲“冲下太行山，饮马黄河岸”，激励着剧团同志们纷纷下到各战斗部队作战，一是弥补作战部队人员不足，二是报剧团牺牲同志之仇。攻打博爱战斗常振华、夏洪飞和新华社记者一同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爬上城墙，新华社记者中弹牺牲，他们仍然奋不顾身冲进了日伪司令家，缴获了敌人的文件和枪械。康方印、董世民等随部队攻打修武县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攻克了修武。

焦作解放后，八地委、专署、军分区从陵川移驻到焦作，剧团也随机关进驻焦作。剧团配合形势，紧急编排了打击日伪军收复沦陷地的活报剧和歌舞节目，给机关领导和参战部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慰问演出。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剧团进行了最后一次整编。建团初期的老同志大多数走上了新的工作领导岗位：贾宗谊到河南做地下工作；张振亚到陵川中学当老师；康方印、董世民、夏洪飞、黄一涛等去部队任宣教干部；八分区留下常振华等部分同志组织成了“分区宣传队”。至此，太行山剧团完成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走完7年多抗战艰辛历程。剧团的同志们，发扬“太行山剧团”培养、教育的光荣传统，在各自的工作战线上，都成了各方面杰出领导或精英。

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窃取胜利果实，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建国期间，9月10日发动了抢夺晋东南首府长治的“上党战役”，在129师刘、邓首长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活捉军长史泽波。为庆祝胜利，129师先锋剧团在长治给部队慰问演出，崔家骏见到了刘、邓首长。一开始刘、邓首长看到又敬礼，又喊“首长好！”的大小伙子，竟然没有认出是谁来，当他自我介绍是崔家骏、是“小毛”的时候，两位首长恍然大悟，都哈哈大笑连连说：“长大啰！长高啰！不敢认啰。”两位首长得知太行山剧团老演员大部分都调走，崔家骏在太行联中学习就要结业、想给刘师长当警卫员时，邓政委说：“你是编导秀才，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邓政委沉思一会儿说：“如果愿意来129师，你就到先锋剧团来当个创作编导，任艺术指导怎么样？”崔家骏听了很高兴，愉快的答应了。崔家骏来到先锋剧团，处处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从不摆“老八路”资格，不摆架子，到剧团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担任了剧团副团长。

崔家骏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渡江”、解放中南、大西南战役，不仅给剧团编排了大量鼓舞人心的剧目，讴歌了许多战斗英雄，而且许多剧目和战地报道《宿营》、《俘虏口中的话》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坚守塔子山》、《连江口车站的攻克》等战地通讯，刊登在《战场》报上；《冒雨进乐平》一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渡江联唱》在《西南文艺》上刊登；编导的《战斗里成长》在四川泸州和宜宾等地为部队演出，后还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崔家骏那时不仅在刘、邓129师部队（后改编成第二野战军）出了名，就是在其它野战军也成了知名人士。尤其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围困黄维12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将敌人密集的压缩在小区域内，使敌人粮弹不足陷入困境，靠有限的空投补给维持。崔家骏的宣传队这时派上了大用场。在给战士们演出时，他把喇叭对向敌营，“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晋剧”、“豫剧”，把解放区人民土改后生活大变化、解放军官兵平等和促蒋军投诚等剧目演的欢歌笑语。开饭了的哨声和敲碗声，通过喇叭声声传入敌阵，思乡和饿急了的敌军士兵开始是晚上仨仨俩俩的来投诚，后来是几十成百的来；开始是晚上来，后来是白天也有；开始是空手来，后来是带着枪械来；开始是自愿来，后来是连、排长带着来。最有趣的是敌人有一个副连长竞是背了几十个枪栓来。邓政委称赞崔家骏的宣传队能顶10万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2野15军（原中野9纵）军长秦基伟奉命组建志愿军入朝作战，因十分尚识崔家骏的创作、宣传鼓动的组织才能，特选他任志愿军15军文工团团长、创作组组长，随军上了朝鲜战场。崔家骏领导的文工团在战地宣传、行军鼓动、精彩的演出中，使远离祖国的指战员们鼓午了斗志、放松了心情，不惧怕牺牲，增强了勇立战功的决心。创作的《高射炮打飞机》鼓词和《美军怕炮》相声，后来被摄制抗美援朝电影录用。朝鲜战场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在太行山抗日期间，是129师386旅旅长，就和崔家骏非常熟识，现在要调下辖的15军文工团团长崔家骏到3兵团任文工队队长，15军军长秦基伟坚决不放，还说陈赓司令员是“以上压下”，这又不是战斗命令不服从，性格豪爽爱开玩笑的陈赓司令员没办法，就任命崔家骏为3兵团的文工队队长，崔家骏成了既是15军文工团团长兼创作组组长，又是上级单位3兵团的文工队队长，不过崔家骏还是随15军行动的多。

上甘岭战役中，美军计划一天占领的上甘岭两个山包，我军坚守了24天。历时43天的战斗，双方共有4.06万士兵倒在这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头被削掉1米，随手抓一把土，里面竟能数出20多块弹片和弹头，被形容为“尸山血海”、战争“肉磨子”。我敌伤亡比为1：1.6，上甘岭战役以我方的胜利结束。我方的胜利惊呆了美国朝野和联合国军，至今美国西点军校还在研究这次战役。上甘岭战役我方胜利后，美军和联合国军从此没有向我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乖乖的在“板门店”和谈上签了字，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线上，奠定了朝鲜的南北疆界。一扫外国几千年来认为中华民族破落、是东亚病夫的歧见，也是我中华民族自立世界民族之林、从此挺起脊梁的开始。15军原是中野九纵，是我晋东南和豫北几个地方部队组建起来的，上甘岭一战世界出名，现在中央军委将15军改编成我军中唯一的空降军，成为我军快速反应部队，秦基伟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邓华司令员回国后和毛主席说到“上甘岭战役”非常感慨，毛主席说：“能不能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华司令员和3兵团司令员陈赓商量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第3兵团文工队队长、15军文工团团长兼创作组组长崔家骏。虽然崔家骏在上甘岭战役中和指战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但是从何处着手，写出这部“战争巨片”着实让崔家骏动了脑、费了神。由于上甘岭战役中，崔家骏记录了数十万字战地资料，创作了反映上甘岭战役的话剧《地下长城》，在朝鲜就给部队演出过，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自己亲历过上甘岭战役和本身在写作上的功底，一部用崔家骏笔名“肖矛”写的电影剧本《上甘岭》写成，在有关领导审阅和同志们提议、修改后，1956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影，引起了轰动效应。崔家骏独具匠心，发挥自己剧团团长演节目特长，将《上甘岭》坑道里写上了战士渴望见到毛主席、将唱歌、吹笛子、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自娱自乐和残酷的战场撕杀写的一张一弛、淋漓尽致，成为当时人们茶前饭后的美谈。在后来坑道极度缺水的干渴中，嗓子冒烟、脸冒火，嘴唇干裂时，习惯喝水的8连长不搞特殊和大家一样，把仅有的水留给最需要的时候和最需要的人，当连长把水壶递给大家时，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一壶水没喝完，映衬出小小水壶装着“五湖四海”，装着官兵团结的一条心，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壶水也能表达出上甘岭坑道中指战员们的崇高精神境界。两个苹果互让、双眼睛蒙着纱布的伤员摸着为战士们的弹械里装弹、女卫生员、小松鼠的镜头使我们至今难忘，“一条大河波浪宽”至今使人回味无穷。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拍片的生产科长，就是和崔家骏一起参加陵川“孩子宣传队”的好友苏云（后苏云担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厂长）。

1955年崔家骏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被部队授予少校军衔。他专程到北京看望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得知刘伯承首长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当院长，没有见上面，欣慰的是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的邓小平老首长，首长热情的留他在家一起用了餐，共同回顾、畅谈了在太行山战斗年代的往事。在“邓政委”的关怀下，1958年崔家骏晋升为中校，调北京政治学院学习3年。1961年毕业后，崔家骏调旅大警备区文工团任政委，一年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组长。

1962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沈阳工程兵某部战士雷锋因公殉职牺牲后，国内报刊把雷锋事迹写成报告文学、故事、诗歌，并同时配发评论和雷锋日记摘抄。文艺界的作家和诗人也都通过撰文和写诗热情地颂扬雷锋精神。媒体各家报道很多，但没有一个较系统和较完整的内容，甚至有些内容还与事实不符。为了真实的宣传雷锋精神，中央宣传部在《人民日报》上发出通知，暂时停止国内媒体编写、转抄雷锋事迹，让沈阳军区政治部负责系统、真实撰写，依此为全国宣传蓝本。沈阳军区政治部领导认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崔家骏，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性格豪爽热情，又在部队任过剧团、文工团编导，有写作战争题材和战斗英雄的经验，有把握稿子思想性尺寸的能力。”因此崔家骏就成了撰写雷锋事迹的不二人选，因为上级时间要求很急，1963年 1月26日（大年初二）崔家骏等乘车到营口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采访。到部队后，崔家骏不住旅馆，就住在部队团部。采访了上至团领导下至了解雷锋的营、连、排干部和雷锋班的全体战士。在采访中那怕是三言两语、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情节他也不放过。每天采访5—6个人，天天工作到深夜，七天的采访，他接触了几十名干部和战士，深深感受到干部战士身上都有雷锋的影子，都有一颗甘于奉献的红心，都是最可爱的人。回沈阳后，他拟定雷锋事迹书稿的编写提纲时，崔家骏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雷锋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惊天的英雄举动，撰写中应该突出他“平凡”的事迹中映育出的“伟大”，将撰写定了基调。连续作战6昼夜，完成初稿后，送沈阳军区政治部审阅时将书名定为《雷锋的故事》。《雷锋的故事》三上《人民日报》，当年累计发行293万册，创报告文学发行最高记录，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其中《人民的勤务员》一节，还选入初中语文课本。

崔家骏还编写了《雷锋》电影剧本，1964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在全国放影。崔家骏也因写雷锋成了当时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军旅作家。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