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百年传宗后辈，岂能以忘祖。现就将我入党的故事讲述如下：铭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救亡肝脑涂地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日本鬼子趁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日救亡工作进入了艰苦时期。当时，日本鬼子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晋城县北部大阳修了炮台，设了据点，与周围的泊村、马村（高平）、三家店、柳树底据点遥相呼应，我们甘润村处在了格子网内，鬼子不时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再加上中央军、闫锡山部队和杂牌军隔三差五来要粮逼款，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不下去，形势十分严峻。在敌占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活动相当困难，党的活动从1940年转入地下后，只能昼息夜出，就是黑夜活动还得绕开鬼子岗楼，走山路抄小道。必须尽快在各村（特别是大村）建立秘密联络点，以便发动群众，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翟沟村地下共产党员翟金毛，多次陪同原是晋城县五区（巴公）路西中共区分委书记，后为中共晋北县四区区长张光明和区干队队副王启首等，经常在离他们村五华里，中共晋城县中心县委驻过，群众基础较好的甘润一带活动。张区长把建立活动地点任务交给了他。于是，翟金毛利用串亲戚，进行了秘密侦察，认为甘润圈上新院符合条件：一进两院，上院还有个小后院，后院有两间平房（磨房），地处村边，留有后门，一遇情况，就可马上转移。秋末初冬经张区长同意后，开始了和房主说合。父亲梁培基曾填表参加牺盟会，和金毛是表兄弟，在表兄的感染下，欣然同意为抗日救亡出点力。当时处于白色恐怖形势，如果被日伪反动派发现，是要杀头的，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弟兄俩烧香叩头，海誓山盟，喝血酒、发誓言，肝脑涂地心甘情愿。接着开始了秘密行动，白天大门紧闭，专人看管。先是父亲一个人忙到半夜，后来白天和金毛伯伯加班干。不惜毁屋破墙，在堂屋西间后墙打洞拔了个小门，门用竖柜挡着，（将柜背后板板去掉）从柜中出入，同时将石磨移走，进行了简单维修，放上了床铺和桌凳，并将西北厦口堵塞，堆上了圪栏棒棒，伪造成没有后院，做到了万无一失。

八路军有了固定活动地点，出入自如。在这里，接待过中共长治特委秘书李希曾，因病曾在此住过五天；在这里多次开过抗日救亡联络会；在这里研究决定过镇压汉奸等等。

为保证党的领导和活动绝对安全，通过地下党和时任村长暗地协商，让村长出面，由各闾长参加，有条件选一村副。这就是1943年3月天上掉馅饼，老父糊里糊涂当上了村公所的村副。从此，以分管治安的村副，天天在村中巡查治安，有效地保障了秘密联络地和活动的安全，此事，当时属于秘密，直到1944年底没出过半点差错。

父亲对抗日救亡工作给予了肯定，冒着杀头风险，决心肝脑涂地为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点滴贡献。

求进步碧血丹心

我出生于三十年代末，从懂事起，就一直受共产党的教育和八路军的熏陶。所以从小就迫切要求进步。念小学参加了少先队，读中学（1955年）加入了共青团。参加工作后，1962年腊月，放寒假被公社抽去跟随党委副书记赵忠信到王庄村下乡搞中心工作，其间，首次向党组织交了申请入党的申请书。

十年酷劫，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闻的悲剧之页。文革风暴，像鬼谷旋风，横扫各个角落。作为普通社员的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43年当过伪村副）”，当作“四类份子”进行批斗，红卫兵除了斗“走资派”，“四类分子”是批斗重点对象，天天挨批斗，在斗争中，除了“仰头示众，低头认罪”外，还要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劳动不记工分，修路尽义务，做重活，时间长不算，常常挨饿不让吃饭。每天起五更训话，训话后就扫街，不明就出工干活，根本睡不上个囫囵觉。母亲因惊吓瘫痪在床，父亲劳改回不来，儿子受株连在外边到处躲藏，可怜的母亲，活活饿死在床。

1970年春天，根据自己多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和具体表现，公社党委决定发展入党，但是在外调政审材料中，原籍村里出了假证明：家庭地主成份（实是富裕中农），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当过村副，参加过反动组织，把牺盟会当成同志会）。政审通不过，入党被吹，同时迎来一些人的鄙视。然而，本人不埋怨，不气馁，牢记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的教导，敬仰共产主义，坚如磐石，牢记党的宗旨，在工作中认真践行。于是，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积极工作。机关大扫除，每次走在前，自觉不定时打扫。分管通讯报道工作评为全省先进单位；主动承担下乡做中心工作，主动认真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广赤脚医生经验，成为全国典型，受到《人民日报》褒奖，自觉向农业劳模学习，实地生产参加生产劳动，推广他们经验，屡被评为公社、县先进工作者。理想使我思想更乐观，信仰使我意志更坚强，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考验。诗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白发三千丈，丹心百炼钢”的诗句鼓励着我，决不半途而废，要以“铁柱磨成针”的毅力，碧血丹心求进步，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1970年起，屡屡被评为省、地、县先进工作者。根据自己的迫切要求和具体表现，公社党委三次上会，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落实，入党问题一再搁浅。后经公社主要领导出面，县公安局出了“四类分子”名单中查不到，原藉公社出具了“四类分子”是由大队误将参加牺盟会当成“同志会”，“村副”问题不知情的证明材料。1977年“七一”前夕，公社党委经过长期考验和根据对本人多方面考查，决定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没予负期），喜讯传来，高兴得止不住眼泪，要求入党十五年，圆我夙愿，终成正果。

父亲的“抗日救亡”，儿子的“要求进步”，虽已过去了七十多年和四十多年，一经提起，回味无穷。说也巧合，父亲被“冤”十五年，最终平反还了本来面目；儿子受株连，经过十五年长期考验，梦想成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