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成熟，极大地推动了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的进展。南方局正确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四川大后方积极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1940年中共南方局成立了经济组，周恩来明确指示经济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财经政策，开展经济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

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开始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同党接近的工商业者对形势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如李烛尘、吴羹梅等经常在工商业者的“星五聚餐会”上对国民党提意见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但也有另一部分人为国民党作宣传。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溃败后，潘序伦、吴味经、胡西园等在陈立夫指示下，出面组织一部分重庆资本家在《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什么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军令、政令、必须统筹等。许涤新、罗叔章找胡、吴二人谈话，谈得吵起来，不欢而散。许涤新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周笑着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困难，千万不要气馁。”又说：“工商界中大中小的利害关系不同，派别的利害关系不同，同我们接触的时间长短不同，要耐心工作，要多多接近他们。中小企业家要接近，就是对大实业家也不要放弃做工作的机会。”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同志的教导的正确，不少工商界人士逐渐靠拢共产党。如前面所提到的胡西园，后来参加了民主建国会，还担任理事；吴味经是花纱布公司经理，那时后方棉纱很少，胡子婴，罗叔章发动群众，以花换纱，以纱换布，解决了他的困难。经过事实教育，他对中共南方局逐渐有了好感。仅从西南实业协会的经历看，党的统战政策，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在其中的体现和运用都是卓有成效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实业界的社会团体，以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成立的西南实业协会的会员最广泛，它包括工、商、金融和一部分经济界名流学者。其中有中(央)中(国)、交(通) 农(民)银行官僚资本的代表，最多的是西南各省大中型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他们遍及各行业，声势极大。更因为他有张 群、张嘉傲、吴鼎昌这班“新政学系”的代表人物作政治背景，为一般社会人士所瞩目。它所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在国内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共南方局对西南实业协会这样的团体十分注意。

西南实业协会的理事长是张群，常务理事有张嘉傲、吴鼎昌、张笃伦、张肖梅、缪云台、钱新之、刘航深、卢作孚、康心如、吴晋航、胡子昂等。理监事有翁文颧、李烛尘、陈光甫、昊蕴初、范旭东、王性尧、王志萃、穆藕初、颜耀秋、胡西园、吴羹海、戴自牧、章元善、李升伯、孙越崎、王云五、胡政之、蔡承新、陈筑山、古耕虞、杨季谦、庄茂如、周茂柏、侯德傍、厉无咎等七八十人之多。该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总干事何北衡，下设专职秘书以及编辑、干事若干人。

张群把实际会务事项交给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常务理事张肖梅代行办理。张肖梅是张嘉傲的弟媳，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人非常活跃，是国内女界中“翘楚”，在工商界活动多年，有相当好的人事关系。她又自称是无党派人士，有时也参加政治活动，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她很敬佩邓颖超，经常与邓有接触，并关照我会内刊编的《西南实业通讯》及《四川资料》等书刊定期寄给邓。她和史良的感情也很好，来往较密。我到西南实业协会任秘书职务，得力于史良的推荐。西南实业协会在500多会员中，仅有女会员4人，她们是胡子婴、罗叔章、张群华、鄂云鹤，都是进步人士。张肖梅接近她们时，自然要受到一些影响。

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负责人起初是钱之光、许涤新，后来是洪沛然，组织也逐步扩大。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徐冰，和以后的吴玉章、张友渔都亲自做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其中很多是西南实业协会的会员。许涤新先后和古耕虞、潘昌酞、胡子昂、卢作孚、吴蕴初、胡厥文、刘鸿生、吴羹梅，以及永利久大化学工业系统的范旭东、李烛尘等，都交上了朋友。周恩来接触的面就更广了。

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都和周恩来接触，工商界的每一个人都敬佩他，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

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还关心出口业，数次接见桐油大王李义斋，与猪鬃大 王古耕虞的关系就更深了，曾多次接见古。在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四大家族掠夺压制出口业的时候，周恩来对古耕虞谆谆教导，并通过《商务日报》、《新华日报》给与舆论支持。许涤新经常到畜产公司，就当时经济情况交换意见。在特园约集出口商的好几次座谈会，古耕虞、康心远等都参加，听取周恩来的亲切讲话。古耕虞在解放后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业家，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抗战开始后，前方工厂内迁，支持前方抗战后方民用。 1939年11月15日，国民参政会组织到合作五金厂参观，周恩来一同前往，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的弹尾和引信等，即大加称赞， 在签名薄上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邓颖超题词:“合作奋斗，发扬生产。”董必武题词:“在极艰准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当时合作五全厂的主人胡厥文不在重庆，以后，周恩来专程到胡家交谈，经过多次接触，胡对党有了认识。(上海解放，在党的关怀帮助下胡去香港再北上参加新政协。)1942年1月14日，周恩来、冯玉祥参观渝鑫钢铁厂， 当时该厂是后方重工业大厂。周恩来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赞扬了该厂为国防、为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当时该厂的厂长余名饪以及后来的李志亲，都同我党有较深的关系。1945年范旭东逝世，各界在南开中学、江苏同乡会两次举行迫悼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新华日报》都送去挽联。毛泽东的挽联为:“奋斗三十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悼念范旭东》一文。

1944年冬季国民党军队在湘桂溃败时，南方局曾先后两次邀集工商界人士，假特园举行座谈。每次出席有三四十人，有刘鸿 生，吴蕴初、胡厥文、李烛尘、颜耀秋、余名钮、吴羹梅、胡西 园、陶桂林、章乃器等。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讲话，突出爱国主义、抗战到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工商业者 对国家的责任。最后表示听取大家意见。工商业者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讲得有声有色。刘鸿生曾慷慨激昂地说:“只要国家得救，我死也甘心。”

高兴亚原是冯玉祥的秘书长，抗战期间作为冯的秘密代表 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作经济研究室主任。1940年秋的一个晚上，周 恩来约猎他吃饭。周问他:冯玉祥组织与迁川工厂的 资本家联系，你不赞成，是吗?高说他认为资本家不可靠。周恩来知道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是简单地把中国的资产阶 级与帝俄时代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看。便向高耐心分析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家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而压迫剥削其他民族和人民，在政治上只有反革命的一面。我们的民族资本家受既帝国主义压迫又受国民党政治和经济的压迫，因而具有两面性，是我们统一战线争取的对象。在澄清了高兴亚的模糊观念 后，鉴于高和川的资本家都很熟悉，周恩来接着就向他提出任务:四大家族凭借其政治经济特权，残酷地掠夺广大劳动人民，许多民族资本家也被其吞掉，应该让四川的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叫大家族，争取生存与发展。高兴亚欣然接受任 务，即向刘航深、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等进行串联，都表示赞成团结一致对付四大家族。但当他们在北泉公园数帆楼进一步

商量具体办法时，却在利润分配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周恩来勉励高兴亚说:“我们对民族资本家不能期望过高，只要同意互相支援来对抗四大家族这个原则，就算成功了。你不是失败，而是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四川的工商界人士知道了共产党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的关怀时很为感动。

周恩来还多次和吴晋航、康心之、卢作孚谈话。吴晋航的租成银行是川帮银行中业务作得最活，实力较雄厚的一家。他重用两个中共地下党员作分行经理，但一面又与“军统”拉上关系，把军统特务头目徐远举的老婆安插在该行任一等行员，并代办军统巨额汇款等等。经过周恩来的耐心教育帮助，终于醒悟，辞退了徐的老婆，倒向了进步方面。吴晋航原系刘文辉的军需处长和驻京代表，和刘关系很深。以后他成为刘和我党关系的牵线人之一，1942年刘文辉和周恩来秘密见面谈话，就是在他家里。

西南实业协会从成立至重庆解放时结束，党对其中人士的统战工作一直继续着。很多知名人士如古耕虞、吴晋航等人同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过贡献。（作者：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街道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