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东下河村修水池

东下河在附城南5公里处，是“三面环山一面坡，山高坡陡石头多，村庄修在半山腰，出门不上就下坡”。 村南沟底有一条从西到东的廖东河季节支流，吃水要“下河”担，成就了村名“东下河”。东下河立村是一个韩姓祖先，他在“东圪嘴”打土窑洞居住，后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分家各过，大儿住原址，小儿随父母在村1里西岭凹后开垦种植并居住，西岭凹叫成“西下河”，韩姓祖先何时迁来此地居住虽无从考证，但从东、西下河村中的数棵直径2米多朽空的古槐验证，应在数百年以上。

因村的自然位置背靠北坡，坡上又有梯田，只能靠路上的有限流水收集到井里。“十年九灾，靠天吃饭，丰收没想，吃水更难”，如遇连年大旱井枯，春天到河里砸冰块或担坑水，夏天盼下雨就接屋沿滴水，冬天收雪融水，没雪了到外村担。东、西下河的祖先儿孙增多，为解决大旱时吃水难，率二个儿在西下河村西“马庄河”打了一口活水井，为不让别人偷水又方便自己，砌成了两个井口，由兄弟两个各自加盖上锁，后人就叫成了“双眼井”。

兄弟俩分家，后辈繁衍，形成两个自然村，井虽是两村有份，但东下河的后人想担水必路过西下河村和西下河村种的庄稼地，想绕开庄稼地走山坡到“双眼井”担水，绕远往返就有好几里路，为了不误上地往往是天不明就起床，赶明担回一担水再去地。如有亲戚来东下河村给担一担水，比拿礼品还受欢迎。

东下河很早以前在村西北松树岭上打过一个水池，打了1米深红土后，露出了成片的大石头，没法往下打，就捣捣底蓄上水，过不上多长时间就漏完了。春种、夏搂、秋收农忙不为吃水耽误工时，在村打了4口水井，夏季专门有人负责扒引雨水将井流满，然后用分配的办法饮用，这4口井水常因泥沙淤集和渗漏不够常年用，还得去“双眼井”担水。

西下河村比东下河村人多劳力多，上世纪60年代在村中修筑了“水池”，经两村干部协商同意让东下河定量发水票吃水，冬天池干后由东下河负责清淤沙。可是当水位偏低时，西下河村有些人怕自己没水吃，就把池门锁上，有的人还把东下河来担水人的桶给撂开不让担。

从我记事起，到缺水远处担水时，为了节约水，人们隔三、五天才洗洗脸，洗一次也是全家人用一盆水轮着洗，洗完后的水用来调煤生火。洗碗水是早上用了中午用，中午用了晚上用，用过三回再喂猪。过年过节吃顿面，剩下的面汤也要留到晚上熬米汤。衣服、鞋袜不敢洗，到夏天下大雨才敢接上雨水或到村前河里洗洗。多数人一生没有洗过澡，少数人也是夏天下大雨后在村前河里的水坑里洗洗。

1958年6月我刚16岁就参加工作，任过大槲树乡和附城公社通讯员、附城公社团委副书记、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四清”工作结束后的1965年5月，为改变村饮用水历史上的困扰，我立志回到村改变面貌，那时3年困难时期和极左的大炼钢铁，村经济十分衰弱。刚刚恢复4年有了些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内乱使很多大队的支部书记、村主任被“造反派夺了权”，东下河村村小，虽是韩姓一家也遭到波及，谁也害怕在村当干部受批斗，1967年25岁的我因力主修筑“水池”改变村吃水困难，在“文革”一片混乱“怕当干部”的形势下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是当时附城公社38个大队年龄最小的。一上任我在获取农田基本建设、栽桑养蚕、发展果园，力取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宣传、准备打饮用水“水池”。因文化大革命中搞农业学大寨运动，使我天天想、夜夜盼、梦里都在“修水池”的工作遭到搁浅。

1974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形势有了缓解，我立即着手修水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召开党、团员和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定址在村中叫后河的地，修成后的“水池”深度为6米、周长80米、直径24.4米。全村不论老小包括在外人口432人，土方全部按人平均义务往外担。开工时间定在1975年10月1日，次年2月30日前完成土石方挖掘。第二是义务挖掘土方，任务分配到户，不论上年纪的老人、刚出生的幼儿和在外工作人员都有任务，每户发一本记土方手册。村干部外出联系修筑水池业务、开会、参观和在水池现场服务，土方任务不减。白天专业队挖运，晚上6—12点开始由各家义务挖运，不记工分，不发补贴，不管工具。第三是土方完成后，成立专业修池队完成修筑任务。会后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因饮用水从历史上困扰着我们，所以一经宣传就得到了大家的坚决拥护，对党支部会议作出的决定积极响应。家庭劳力少的，就和亲戚联系来帮助，通知在外工作的人员到时回村完任务。买䦆、买镐、买萝头，修平车，全村人积极准备开工。

1975年10月1日刚刚结束秋收，水池土方开挖正式开始，每晚在池里和路上各点一盏气灯照明，轮流由一名大队干部在场组织，监督担的、抬的萝头满不满，平车拉的够不够标准，够了发一张票，下工后记到每家的土方手册上。开始是本村人多，后来外村的亲戚、在外工作人员逐渐也多起来，东下河村小，在外工作的人可不少，特别是在外工作人员有的还带好几个同事来参加，带来的同事中还有河北、河南人，当老师的还有把学生的家长也叫来了。每天晚上就有200左右人员，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有些外来人员说我们来一次不容易，让我们干到2点吧，我们干部满口答应，就坚持和他们完任务，也没有影响干部第二天的工作。那时附城公社一个干部来村检查工作，看到东下河村挖运土方的场景，感叹的说：“你韩书记年纪轻轻的真有魄力，东下河村打水池真了不得，调动了山西、河南和河北三省的劳力”。由于我们准备充分，群众积极性高，土方任务顺利按时完成。

那时村比较穷，没有任何资金储蓄，党支部分工我外出筹措资金、粮食、购买水泥和找石匠师傅。村主任韩海昌和各小队队长分工抓春耕下种准备工作。为解决资金，我找了当时担任丈河公社代理书记、公社主任的二姐夫李五肉，通过他找到时任县农工部部长王秀山，向他诉说了村饮用水之艰难、我们修筑水池之决心和缺资金之困扰，得到他的支持让社队局给解决了1万元资金。那时陵川只有礼义桃山头一个水泥厂，产量低，质量还可以，供不应求。正月十五那天，为了节约资金我来回步行120里，拿着货款，带了5斤挂面到水泥厂购水泥，厂会计很受感动，5斤挂面怎么也不收给开了10吨水泥的单和排好了提货的队，把事给办妥了。水泥有了怎样运回，那时陵川有汽车的单位很少，经多方寻问，我曾经在大槲树乡当通讯员时的乡长赵根松在县矿业公司当书记。我找到他硬说软磨答应了给派两辆车，出了半价运费将水泥运回到村岭上。因那时村不通汽车，靠牛车拉、人背将水泥运回到村。我又找到附城公社郭腊旺书记，向他汇报了村修筑水池的工作计划、进度和遇到的粮食困难，郭书记对我们修筑水池的决心、现在的进度和已经解决了的困难给了很高的赞誉，当即给批了可使用村储备粮1万斤，且是粗细粮各半，使我们黑夜加班吃饭有了保障。我又让村一个河南林县的上门女婿在他老家找了4名石匠，真是万事俱备只等开工。

1976年5月1日春种结束后我们正式开了工，由韩秋富带领12人，配本村匠人4人，外请河南林县石匠4人，计20人组成专业队完成水池的修筑任务。质量由韩秋富负责，我又派有责任心、身有残疾又是个好木匠的我大哥韩魁信暗暗的质量监工，有问题立即给我汇报。为节约资金，料石是从本村山上自己开采韧性好的老青石，河沙是用本村河里自己淘的沙。为保证质量，料石要求长0.4—0.8米，高0.3米，厚0.3米的四方形，且要求每块石料正、左右、上下面必须经钻头凿成五面平。每块石料砌墙时必须块块洗净，不得用有水纹、水锈的料石。在砌墙时做到了每块料石下坐一层2公分水泥浆，左右料石留2公分灰缝用水泥浆挤实，墙砌成后再勾两指宽的缝，墙石后面0.3米用石灰、红土三七混土夯实。砌三层墙开始铺底，用石灰、红土三七混土夯实，这样夯实三遍总厚度在0.45米，,每层砌墙和铺底的三七混土夯实验收标准，是在夯实的灰土上间隔1米挖一小坑，灌满水12个小时不漏为合格，否则就要返工。那时没有机械、机动车辆，起石料、搬运、淘河沙，全部是人抬、人担、牛车拉。夯底是自己做了三个重120斤的老夯，分三组，男人抬夯，女人喊夯。白天干一天，晚上加班到10点。

1976年10月1日历时5个月，东下河的父老乡亲们在打水池的战斗中，诚实、诚心、诚意，不怕苦不怕累，“女人似铁、男人是钢。起早搭黑干，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苦累心里甘”。干群团结，高质量、高标准、安安全全使我们梦魅已久的修池梦终于实现了。据统计，打水池投资用了1万元，黑夜吃加班饭用粮1万斤，投工1万个。池有了，我号召村民一下大雨就到山上拔渠储水，那年恰有一场大雨，把池水流的满满的。那时村民拥护、公社领导表扬，说我干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从那时起东下河村告别了吃水难的历史。

2011年县有关部门将台北水提至西河底后，在西下河村建了个二级水站，从此东下河村家家打开水龙头，纯净、甘甜的水就流到了锅里、缸里，再也不用为饮用水发愁。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