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振泉:平凡的一生 革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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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4-22 05:50作者:桑建毅来源:晋城党史网

近期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4月16日我单位——泽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山河镇青龛村与西土河村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探访红色先辈足迹,感受红色革命精神,接受革命教育。 当来到红色之旅第一站——西土河村廉政教育基地二层展馆参观时,看到墙上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一中队名录,我从名录里一下子就找到了爷爷的名字,我的心里特别激动,对爷爷的浓厚思念之情犹然而升。接下来又观看了反腐倡廉典型案例、廉政文化作品等,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全体党员干部高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加坚定了大家的信仰。接下来又来到红色之旅第二站——青龛村,共同学习了老区历史,观看了朱德出太行纪念展,踏着先辈的足迹,重走了朱德出太行小道。通过这次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无数革命先辈的事迹深深的感染了我,对爷爷的思念更加强烈。通过下面回忆爷爷的一生,一定会让我在前进的道路上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为民情怀更加厚重,初心和使命更加牢固。


我的爷爷桑振泉,1988年3月31日去世,屈指数来已经整整三十三年了。飞逝的时间使我淡忘了许多往事,但爷爷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却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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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在孩童的时候,就常听爷爷讲起他的往事。爷爷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本村念了三年小学,就因家庭困难辍学回家随父务农。少时曾在晋城黄华街的一家私营钱庄当过店员。爷爷白天忙活一天,早晨晚上还要伺候掌柜一家人,端洗脸水、倒夜壶、叠被、铺床。夜晚就睡在二尺宽的柜台上。一年下来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没有工钱,受尽剥削。钱庄倒闭后,爷爷只好回家继续务农。家中地少人多,农闲时爷爷还要挑着货郎担走村串乡,挣点小钱补充养家糊口。民国三十二年闹大灾,粮食绝收,家无粒粮,爷爷差点饿死,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无力,连老家东屋房前的三个台阶都走不上去,只能靠爬着上。后来有共产党游击队的干部路过村子,给了爷爷二斤小米。靠着一天一小把小米熬米汤,再配上吃桑椹,坚持了两个月,爷爷才从死亡的边缘拣回一条命。从此爷爷念念不忘这救命的二斤小米,不忘共产党的恩情。爷爷青年时代经历过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内心渐渐萌生了紧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强烈愿望。1945年5月人民政府在柳泉会议上决定让爷爷任村农会主席,负责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成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反霸工作。1946年5月经区委白向仁介绍,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多年的愿望。入党后爷爷全身心投入工作,任后峪行政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兼行政村副村长、政治主任、公安主任、仓库主任。爷爷曾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紧急疏散收粮的群众。1949年1月调第五区公所任生产助理员。爷爷几次率领民工到河南支前。两次积极带头参军,到了县里,都穿上了军装,但都因区里缺人才而被追回。


1949年初,爷爷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舍下家中妻儿老小,踊跃报名参加长江支队。 1949年3月从河北武安出发,爷爷随长江支队千里迢迢到刚解放的福建工作。建国初期,到福建工作是充满着无数的困难和随时面临牺牲的危险。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山高、林密、水深,交通不便,水土不服,语言不通。虽说已经解放,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潜伏特务、土匪,特别是大刀会仍然十分猖獗。爷爷所属六大队一中队对口接管福安县的工作。1949年10月他被分配到第五区公所(赛歧镇)任财政助理员。当时爷爷的腿被虫子叮咬后化脓,肿得很粗,行走困难。其他干部下乡,爷爷一人留守在区公所,白天拄着拐杖坚持工作,夜晚一人独守在区公所。区公所设在高坡上的一个旧庙里,夜晚从海边照来的手电光将区公所的窗户照得通明。当时形势很紧张,经常有土匪暴动,曾有长江支队队员遭土匪杀害的情况发生。爷爷说他当时只有一支长枪,十几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如果有土匪来攻打区公所,弹药打完之后就准备为党牺牲了。1950年12月起,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形势才有所好转。1951年5月爷爷调福安县财政局任财政检查员,曾两次独自一人深入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家没收财产,而当时他们尚未抓拿归案。一次是到福州没收原福安五区区长、赛岐籍反革命分子高而山财产。另一次是到福安穆阳闽东地区反共司令、大土匪王小黄家没收财产。事后回到县里才被告知有情报说,爷爷深入虎穴去没收财产时,高而山就在他家附近活动,王小黄头两天还带着几个人潜回过家,如果你碰上了被干掉也没有人知道,事情有多悬。


1952年初福建省成立省供销合作社,同年4月成立福安专区供销社,这是福建首家专区级供销社,爷爷被调到福安专区供销社任财会科长,1953年调寿宁县任供销社副主任,1955年任县财贸部副部长,后改任县供销社主任、商业局长。1959年起任县财贸部部长。不管在哪个岗位爷爷都是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工作。当时家中人口多,子女都上学,经济比较困难,每月都得借钱才能勉强周转开,但爷爷严守廉政纪律,公私分明,从不多吃多占。爷爷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始终保持融洽关系。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群众没有粮食吃,饿得都不能下田插秧。干部下村包队,一天只能吃两个红薯,还得带头下水田插秧。那年爷爷吐了两个月酸水,不能吃东西,经县和省协和医院确诊为食道喷门癌并已发展到全胃。1961年11月,在福州协和医院由一位寿宁籍的年轻外科医生周强执刀做了切除手术。手术从早晨6点持续至下午6点,共计12个小时。食道中下段部分切除,全胃切除,剪了自己一段大肠当胃,一段小肠当食道,切除了脾,还去掉了两根肋骨。做这么大的手术,年轻的周强大夫也是第一次,心中无底,他对前去福州陪侍的奶奶说:好好保养能活三年,三年之后就与手术无关,但在医生内部估计中只能活半年。手术后爷爷一天要呕吐十几次,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同病魔作斗争。爷爷在病中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病中的王若飞同志的题词“既来之,则安之……”来勉励自己,加之奶奶精心的照料,爷爷闯过了鬼门关,竟顽强地活了下来。病情初步稳定后爷爷就坐不住,多次要求恢复工作,说不能从事领导工作,哪怕到新华书店当个售货员也行,能为人民做点事,不吃闲饭就行。但组织上出于关心一直没有正式安排爷爷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走资派”都靠边站,恢复工作的事更是遥遥无期了。


1974年爷爷离休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故乡晋城,安度晚年。爷爷回到了原籍水东公社后峪村。爷爷深爱着生他养他的家乡和众乡亲,不顾年迈多病,积极投身到村上的工作中去。爷爷被选为村党支部宣传委员,他坚持参加队里的各种会议,为建设家乡献计献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每周定期在大队部的大喇叭上给群众读报,宣传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并经常到学校给师生讲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常做民事调解工作,为家乡的和谐安定作贡献。爷爷经常利用散步时间拾粪倒在集体的田地里。为了支持村里植树造林,爷爷还将自家房后苗圃里1000多棵树苗无偿捐给队里。爷爷从未居功自傲,始终和乡亲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深受干群的拥戴,年年都被市县乡树为离休干部的先进典型,多次受到县里的表彰。


爷爷是长江支队中的普通一员,他一辈子对党忠诚、兢兢业业,同时经常教育子女不能忘记党的恩情,要一辈子跟党走;要老老实实、正正派派做人,要公私分明,不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爷爷对我的教育和熏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深深地溶化到我的血液中。我把正正派派做人,孜孜不倦学习,兢兢业业工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就是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老一辈光荣的革命传统。现在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但作为他的子孙后代应当更好的继承好革命传统,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