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川第一任共产党员县长——王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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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7-06 16:17作者:王晋川整理来源:晋城党史网

王耿人又名王闻绍。1907 年生于山西省吉县西关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1 月晋西事变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委员兼区党校副校长。 1940 年初,晋西地区的反顽固斗争接近尾声。王耿人在随同党委机关转移中,于离石县鸦儿崖(现方山县新明村)突遭日寇包围,为掩护党委机关安全转移,他与武永祥等三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三十四岁。


弃晋军投奔共产党


王耿人(生卒时间:1907~1940)_conew1.jpg

王耿人幼年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尤其热爱文学,但苦于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即到本县西掌村担任小学教师。后虽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的太原国民师范,却因书籍、膳宿等费用无从筹措,只得又改考阎锡山举办的辎重教练所。1928 年毕业后,分配到晋军任见习排长。 1930年4至10月,随晋军参加了阎(锡山)、冯(玉祥)讨蒋的中原大战,在豫鲁等地目睹了中原人民深受军阀混战之苦,毅然于 1931 年脱离晋军,到太原靴子巷一家石印馆当了缮写工,并不断为棉花巷一家进步报刊撰写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由此,受到太原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党组织多次派人找他谈心,传播进步思想,使他认识到:只有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才能使人民彻底翻身得解放。在他强烈的要求下,当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察哈尔军中抗日寇


1932年,王耿人被调往汾阳军官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冯玉祥将军中原大战失败后隐居汾阳时,在我党帮助下办起的。学校的部分教官是我党地下党员。它吸收的学员,多是精明能干的进步青年和青年共产党员。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正式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并通电全国。王耿人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行列。汾阳军校被扩编为基干师。连同警卫部队共三千余人,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张家口。这支同盟军,代表着全国人民抗日的坚强意志,向日寇发起了正义的反击。七月,一举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保康、宝昌两县,接着,又攻克了日军重兵防守的多伦重镇。正当这支抗日义军旗开得胜之际,在蒋介石,汪精卫与日寇密谋勾结下,于十月初对这支新生的爱国武装力量进行了毁灭性的两面夹击,致使同盟军腹背受敌,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反动军占了张家口,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爱国军人。王耿人在一位老大娘的掩护下,躲过搜捕。经过辗转又从太原回到了故乡吉县。从此,他以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从事了唤醒人民的艰巨工作。


勇于传播革命思想


回到故乡,他如鱼得水。在亲友的帮助下,他以吉县模范小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先是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出壁报,同时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和编演进步话剧。这些活动,使吉县这个落后、偏僻的山城群众耳目一新、学生们很快团结在他的周围。接着,他又组织了读书会、订阅《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进步书刊,从中向学生介绍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鲁迅的杂文、矛盾的《子夜》等名著。又通过谈心,不断向青年们灌输进步思想,宣传抗日道理。至今,吉县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提到他,无不以崇敬的心情感言:我们走上革命道路,都是和耿人同志的政治启蒙分不开的。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揭露吉县当地黑暗、愚昧的文章,登在太原一家杂志上,使吉县很快活跃起来,抗日救亡、要求进步之声阵阵高亢,但那些反动绅士、顽固官僚却惊恐万状,故意制造事端,勾结阎军驻吉县部队营长董学武,搜查了模范小学,并扬言王耿人是赤党,要抓捕严办。由于同情革命的县长张步瀛先生事先暗示,王耿人同志连夜掩藏了进步书刊,奔赴陕北。


1934年初,王耿人同志来到陕北榆林,在原汾阳军校同学的帮助下,到安边小学担任了小学教师,在这里他又像磁铁一样,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重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引导不少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后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顾铁流同志,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位。


在太原牺盟总会工作


1936年,山西形势好转,他经包头等地转回太原,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先在晋军石友三部队里做兵运工作,同年秋天又被调回太原,到牺盟总会搞组织工作。


王耿人同志虽然被迫离开了吉县,但他并未放弃吉县的工作,他不断给妹妹和其他青年邮寄进步杂志,鼓励弟弟妹妹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红军东征解放吉县前,他又写信给父亲和妹妹,让他们利用关系,向当地武装人员中的熟人做宣传,使许多人受到进步思想教育,在红军攻城时,便不加抵抗或对空放枪、弃枪逃走。1937年春,牺盟总会派他巡视晋西12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巡视过程中,又来到了家乡吉县,为了使吉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他除了向亲属、同学做细致的宣传工作外,还在吉县女子高小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他用深入浅出的生动演讲,讲解了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用铁的实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行,宣传只有开展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等道理,进一步推动了吉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7年七月,他在太原得知我党地下党员郑方来吉县担任县牺盟特派员时,主动找到郑,介绍了吉县的情况,并向郑方推荐了不少进步青年,这些青年在郑方热情帮助下,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很快建立吉县党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革命家梁膺庸同志回忆记述: 我是1936年12月回山西参加太原牺盟会工作的,一九三七年五月间按照党的决定和牺盟总会的安排成立了“牺盟会太原市委会”。我主要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也协助王耿人(在晋西事变中牺牲)同志编辑《大众园地》,以后就离开市委会。牺盟会太原市委的建立,直接标志了太原市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新发展,也间接标志了全省牺盟会工作的新发展。


由此可见,王耿人同志在太原牺盟总会是既搞过组织工作,也负责过宣传工作。


陵川第一任共产党员县长


1937年11 月,为了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山西公开公委)通过山西省牺盟总会,取得阎锡山批准,将一批经过挑选和培训的共产党员牺盟特派员派往各县任县长,王耿人被派往陵川(之前在晋城牺盟中心区任秘书,共产党员)。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王耿人接受了阎锡山颁发的委任状,于本月就任陵川县县长。这是陵川县历史上第一位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县长。与王耿人同时到达的还有李希曾、孟宪德、牛亮天、李兆清等。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由牺盟长治中心区派往陵川县任牺盟协助员。他们的到来,大大改变了陵川县顽固派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促使陵川县抗日工作出现了大变化。


12月王耿人到任后,首先改造旧县政权,推行进步法令。针对旧县政权中存在的不积极组织抗日工作,处处与抗日进步力量为难的情况,狠抓了改造旧县政权的工作。一是对“县总动委”进行了改组。在总动委内,原分工由公道团团长分管粮秣工作。由于担任公道团团长、县总动委副主任的解守珍,不仅不积极组织粮秣工作支援抗日,反而经常拨弄是非,借粮食工作挑拨驻军(当时陵川县境内驻有张荫梧的河北民军、中央军、东北军等)与县政府的关系,使这些部队经常找茬子捣乱,到县政府闹事,王耿人遂把他撤换。二是对原县政府机构进行改组。将原来设立的5个科精简为一室三科(即秘书室、民政科、财粮科、教育科),将原县政府中的康商勋、张登甲等人撤换,换上了牺盟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科室负责人。撤销原来的公安局长赵启宋的职务,由县牺盟协助员李谊暄担任。改组后的县政权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认真贯彻《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推行进步法令,领导全县人民组织抗日武装和救亡团体,组织万人请愿大会,开展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斗争,迫使富户按规定交纳钱粮,保证抗日武装的给养,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说理斗争,使开明绅士明大理、晓大义、识大体、提高了全县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促进了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1月陵川县牺盟会由县长王耿人主持,在县城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当前形势,制定了牺盟会发展计划,并提出了“首先在陵川布满牺盟空气”的口号。会后在一、二、三区建立了区牺盟分会,不久在二区的礼义又建立了第四区牺盟会(后又改为二区牺盟会办事处)。牺盟工作在短期内有了很大发展。到四、五月间,全县牺盟会员已达4000余人。


县级政权改造之后,王耿人等进一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区、村政权的改造。阎锡山的旧区、村政权为地主豪绅所掌握,是统治农民的工具。当时陵川县三个行政区的区长都是由县长指派的亲信和当地豪强担任,一区区长郭玉亭,二区区长秦家风,三区区长鲍振伦。1935年冬阎锡山在全省实行“村本政治”,改行政村为编村制,全县设54个编村,每编村设村公所,编村长都是经当地地主豪绅推荐,经过省政府专门训练的当地地主知识分子担任。各自然村设有村副,由本村地主、富农阶层轮流执掌。他们中的大多数出于自身的利益,怕群众起来抗日,怕群众起来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千方百计压制、打击和抵制群众运动,有的甚至利用职权把负担全部转嫁到农民头上。王耿人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首先撤掉二区和三区反动区长秦家风和鲍振伦,换上了抗日积极分子张国祥、宋景溪任二区和三区区长。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宣传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抗战政策,发动农民向地方富农进行开仓济贫、借粮度荒的斗争,在全县广泛开展反贪污、反勒索、争民主(反摊派不公、民选村长)的群众运动,逐步撤换了一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抵制抗战进步政策,破坏抗战运动的编村长、村副和村警,代之以牺盟会中的抗日积极分子,从而进一步掌握了全县的乡村基层政权。


1938年2月下旬,根据中共长治特委关于在陵川、壶关两个未被日军占领,由共产党员任县长的县建立游击支队的指示,县长王耿人决定把陵川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与公安局武装警察以及由陈冰之从河南带来的“十三军游击队”组建为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王耿人任支队长,李谊暄(县公安局长、牺盟协助员)任副支队长,桂涛声任政治代表,陈冰之(即陈裴夫)任政治部主任,卫逢祺任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司令部设在县政府内。全队共1000余人。支队建成后,分别派驻城关、礼义、附城、夺火等地。与此同时,根据日军侵占长治的形势,县政府机关一律实行军事化,准备迎击日军对陵川的进犯。


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成立不几天,中共太南特委书记裴孟飞从平城来到陵川县城,在陵川县政府对面的一家饭馆的楼上召集王耿人、卫逢祺、陈冰之开会,研究了支队的工作,并决定建立政府、支队党的领导核心——支队党团,由王耿人任党团书记,卫逢祺任组织委员,陈冰之任宣传委员。支队党团受太南特委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县政府及支队中党的工作,在县政府和行营游击支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掌握地方武装。宣传贯彻执行抗日救国法令,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发。支队党团实际上成为陵川当时的最高领导核心。


王耿人任县长后,通过撤换县公道团团长,开展了改造公道团的工作。之后不久,全县各区公道团团长先后被换,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团长。与此同时,县、区公道团同牺盟会合署办公,组成县、区“牺公联委会”,从此,公道团逐步被改造为党领导下的一股抗日力量。


1938年4月,在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企图消灭在晋东南抗战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之际,以段虎卿为首的陵川县反动势力,建立民团,和日军特务机关秘密进行勾结,并在附城组织了地下维持会,以附城当铺、盐店为联络点进行活动。他们造谣生事,盅惑人心,挑拔群众与八路军、牺盟会的关系,宣扬“日军功德”,为他们的投降制造舆论,并妄图组织暴动,配合日军进攻。在陵川县政府的配合下,八路军三八五旅广昌团,派某连副连长何再香,扮成乞丐,深人到东王庄进行侦察,终于掌据了段虎卿等人卖国投敌的罪证。4月中旬,附城区牺盟协助员路宪文带一个小队会同广昌团一个连将汉奸头子段虎卿及其党羽——附城盐店掌柜胡福卿、当铺掌柜李克忠逮捕。段虎卿在押解途中畏罪吞金自杀。在八路军部队的配合下,陵川县政府和牺盟会4月20日在附城村召开宣判大会,对段虎卿、胡福卿、李克忠进行了公判,根据抗日救国法令,将胡、李枪决。随即解散了东王庄民团,缴收了民团的枪枝弹药和附城当铺、盐店的财产。


王耿人任陵川县长后,对旧县、区、村三级政权进行改造,撤换旧政权中的反动顽固人员,发动群众开展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触动了陵川地主豪绅的利益,引起了陵川地主反动势力的不满。时任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谋的杨垕趁请假在家之机,多次和国民党陵川县党部书记李华胥、杜明甫以及被撤换下来的旧陵川县政府人员和陵川地方反动士绅秘密开会,研究如何打倒王耿人。1938年4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在城内银号再次组织召开有70多人参加的会议,并选出杨垕、秦殿英为代表,向张荫梧请愿。在此情况下,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公安局长李谊暄为防止在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期间,这些人破坏捣乱,叛国投敌,遂将反动绅士头子的后台杨垕扣押起来。此举进一步激化了县政府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陵川县地方反动势力乘时和驻陵川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勾结起来,联名向阎锡山密告:陵川县被共产党赤化,同时借口鲁村事件向县政府发起了攻击。


所谓“鲁村事件”,是指 1938 年春,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四大队在晋城鲁村没收了通敌叛国汉奸的盐店财产,在拍卖盐店食盐时,由于坏分子煽动,引起群众哄抢食盐,在场的游击支队四大队工作人员程吉庆一时制止不住,急中出乱,令战士开枪示警,不慎打死一个抢盐者。事件发生后,王耿人当即赶往现场,对事件作了处理并将程吉庆下狱待判。


张荫梧和陵川地方反动势力一面联名向阎锡山诬告陵川县长王耿人草菅人命,一面诡称接到阎锡山密电,派军队于4 月 29 日在平城假设宴会,扣押了李谊暄。与此同时,勾结驻陵川国民党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企图于 30日包围陵川县政府,活捉县长王耿人,颠覆陵川县政府。这一消息被隐蔽于河北民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得悉后,当即通过内线上报长治特委。特委立即通知平城区长宋之春,速派牺盟协助员武文华乔装改扮为其父买棺木,骗过敌封锁线,将消息通知王耿人。王耿人接到特委指示后,及时和李希曾、路宪文等人进行了联系,并连夜转移至附城、夺火,对游击队一、二大队作了部署。第二天,张荫梧带领部队包围县政府,并对县政府进行了搜查。鉴于张荫梧和陵川地方反动势力挑起的磨擦,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避免武装冲突,根据长治特委指示,王耿人撤至河南后转赴延安学习。


在晋西南区党校工作


据曾任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在《庚申怀逝》中回忆:

在延安汇报完毕要返回晋西南时,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朱昔同志要求和我一同回晋西南,经领导批谁,我们就一同起身。朱昔同志原名王耿人,吉县人,曾在冯玉祥办的汾阳军官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参加共产党。一九三六年是中共太原市委的成员,负责农、青、妇工作。太原失守后任过山西黎城县长(此处回忆有误,应为陵川县长,笔者注),后来到延安马列学院,他和我同时回到晋西南后,区党委分配他负责党校工作。此人多才多艺,不仅办党校,还办起一个剧团,他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和放羊娃,又找了一个懂戏的人教戏。


区党委及时举办了训练班(后改为党校),分期分批训练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林枫同志任校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以后由朱昔同志负责。班主任是褚凤岐同志、罗荣桓同志的爱人林月琴同志、林枫同志的爱人郭明秋同志等。训练班(党校)开四门课程,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杨尚昆、陈光、肖向荣、林枫、陈士渠、张友清、王达成等同志和我都轮流给学员讲课。党员训练班每期十天、半月,最长的也只有三个月,结业以后回原地工作。全区党员基本上训练了一遍。


组建剧团宣传革命


1939年初,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决定从各县的牺盟工作队或者宣传队中抽调一些人,组成一个由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文艺宣传队,名叫太平宣传队(因为当时区党委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代号太平部),其实张稼夫和朱希(王耿人,以下同,笔者注)在从延安回晋西南的途中就商量好了,回来后立即进行筹建。朱希在张稼夫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筹建工作。开始叫七月剧团,也叫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宣传队,驻扎于隰县川口镇郑家岭村。领导同志对剧团的成立和培植非常重视。剧团需要的人才,立即从机关和所属党政军范围选调,调令一到,背起背包就走。30余人的宣传队伍,在短短的几天内便组建起来了。


人调来了,尽管不齐全,但是为了要在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大会上演出,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活动。剧团自身的力量不够,由机关中懂得戏剧艺术的同志协助排练和演出。朱希运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眉户形式,排出了第一个抗日内容的现代戏《查路条》。秘书长秦穆伯打板,油印科长曹速打梆子,张希骞拉胡琴。白洁自编自导排出了《生产舞》。机关给购置了一堂幕布和一些舞蹈服装。前幕是紫色的,上面有醒目的4个大字“七月剧团”。


1939年7月7日,在隰县川口镇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党政军民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会场用剧团的幕布布置得庄严美观。会后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全团合唱抗日歌曲,第二个节目是《生产舞》,最后是《查路条》。由于有剧团的演出节目,这次群众大会开得格外热烈。参加大会的机关、部队和群众不下六七千人。剧团人员从布置会场到组织演出,积极性很高。因为以上节目都是紧密结合当时形势和群众斗争生活,艺术形式又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欢的现代歌舞和地方剧种曲调,深受群众欢迎。“七月剧团”这个名字,从此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赞扬,名声也随之扩大。


后来朱希在繁忙工作之余,又排出了眉户形式的现代戏《站不稳》和《死里逃生》。赵仁团长导演了话剧《边区自卫军》和《松花江》。张翔指挥全团合唱《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进一步充实了上演节目,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七月剧团”由于是在党的组织下建立的,故领导班子的配备十分严谨。主要领导人的选取都是得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具有丰富的戏剧演出经验,先后任职团长职务的有:朱昔(王耿人)、叶石、裴世昌、高禹、郭沐林等人,加之剧团有着边区主管部门具体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直接引导,向前迈进的步伐又稳又快。


鸦儿崖壮烈牺牲


鸦儿崖(今北武当镇新民村)是抗日战争时期离东县三区区公所和离东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延安连接晋冀鲁豫及华中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通道。我游击队曾秘密护送了多位中央领导干部越过封锁线往返各地,抗战时期这里发生过许多惨烈的战斗。


1940 年初,晋西地区的反顽固斗争接近尾声。按照上级党委的决定,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及其所属单位的干部,分批越过汾离公路,转往晋西北根据地,由区党委组织部长王达成率领的百余名先遣队,在北上途中夜宿鸦儿崖村。次日凌晨,由于叛徒告密,被大武和峪口两个据点的日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先遣队员武永祥、苏明、朱昔等三名同志为掩护其他同志和当地村民的安全突围,故意将日军引到自己撤退的方向,结果被日寇包围,壮烈牺牲。


据王耿人烈士的侄儿王志凯讲述,当年在鸦儿崖的山脚下不远处就有日本鬼子驻扎,王耿人牺牲后,尸骨暴露山岭无人敢埋,王耿人的弟弟知道后已是月余,他找到我党当时的地方领导李力果(李鼎铭先生的次子),派出几人协同烈士弟弟悄悄潜入鸦儿崖,将王耿人尸骨草草理葬在岔梁上的浅土里,然后火速撤离。2019年,王志凯先生奉年近百岁父亲之命到鸦儿崖,希望找到大伯的尸骨,可惜未能如愿。


王耿人同志短暂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工作英勇机智,被誉为“小诸葛”,对敌斗争坚贞不屈,至今仍受到人民的无限尊敬。他热爱党的文艺工作,曾以“介夫”、“晓屏”、“王昔”等笔名,为进步报纸,杂志写了很多作品,在晋西南工作期间,又为“七月剧社”编导了不少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抗战的剧目,曾被聘为晋西剧社成员,至今熟悉他的人仍然怀念王耿人同志,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迟到的烈士证明书


看到王志凯先生出示的王耿人“烈士证明书”图片,笔者感到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烈士证明书批准时间这么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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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凯先生讲:我爸爸一直没有给我大伯办理,解放后我爷爷还在,爸爸说不要给国家找麻烦,自己有工资可以养活爷爷,同时也不想让爷爷知道大儿子已经牺牲了,叫他老人家心里存在一丝希望吧。直到我前年回老家,才有了给大伯办烈士证的想法。2019年10月份申请,202O年元月就获得批准,我父亲100岁了,等不起了。


原来,烈士背后是一个具有革命情怀的英雄大家庭,在王耿人家中有弟弟和妹妹等多人参加革命,这和王耿人早年对弟弟妹妹的启发鼓励不无关系,英雄早逝,但家人也承传了革命精神。


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革命年代,王耿人同志如一个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但透过历史资料的字里行间,我们分外清晰的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英勇顽强的、能力超群的、多才多艺的、意气风发的、富有智慧的、不怕牺牲的英雄共产党员——王耿人。


“只要你还记得我,我就永远不会死去。”仅以此文铭记王耿人烈士,您永远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光照千秋!


说明:

由于资料来源不同,文章叙述中出现的“朱昔”“朱希”等多个不同名字,都是指王耿人同志,但为尊重原文,未作改动。

参考资料:

1、吉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抗战在吉县》

2、张稼夫《庚申怀逝》

3、梁膺庸《在牺盟会和决死队工作的片断回忆》

4、中共陵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第一卷)》

5、红色晋绥网站《忆七月剧社之一》

6、王耿人烈士的侄儿王志凯口述。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