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川号兵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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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1-27 08:52作者:焦书文来源:晋城党史网

1998年10月9日,一篇题名为“红叶”的散文在山西日报黄河副刊发表后引起轰动。散文的作者是一位女士,叫赵学梅,时任陵川县县长。作者以红叶喻陵川,喻陵川厚重的历史和“经霜而后俞红”的精神;以红叶明心迹,表明自己是怎样由不认识这块土地,到了解这块土地,爱上这块土地,并愿意为这块土地而贡献自己的青春热血的。作品通过许多细腻的描写,观点的阐述,陵川和外界的对比,把一个独特而有活性的陵川一下子推到了广大读者的面前,使人们耳目一新,引起很多人对陵川的重视,开始从多角度审视陵川。这篇散文也使很多陵川的干部群众看到作者了解的陵川其实比很多陵川的本地人知道的还多,由此他们认为她是真爱陵川的,并是能真心带领大家去为改变陵川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工作的。她的精神和工作受到陵川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也受到域内外许多文人、媒体的积极推崇和赞扬。


作者在赞扬陵川、表明心迹的同时 ,把一些珍藏于资料和书卷深处少为人知的陵川历史透露给外界。在“红叶”的结尾,她是这样写的:“挂壁园静静地伫立在路边;兰花园里秋草茵茵,给古城点缀出一瓣瓣新绿;崇安寺高卧在石阶上,象一个仁慈的老爷爷,安祥地目视着这座小城的沧桑巨变;而以“腾飞”为名的巨大县标,却以现代化的风采展示着过去与现代的交替。秋夜里,我又一次翻开县志,我翻开的是极为严重的一页,也是极为光荣的一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陵川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两千多名。他们有的牺牲于中原战场,有的牺牲于南国边陲,而他们的魂魄最终都回到陵川这方热土上。在牺牲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号兵,因为在人民解放军的几百万大军中,从陵川走出的号兵竟有一千七百多名。晓风吟角,军队是在号兵高昂的头颅和激昂的号声中冲向前方的。”


此文一出,陵川是“号兵大县”的说法立刻得到传播。甚至有人在文章中把解放军中的号兵作了一个计算,称陵川的号兵竟然“占到解放军中号兵的三分之一”云云。与此同时,也产生出一些疑问:陵川真有那么多的号兵么?它是怎样产生的?更有甚者,把陵川号兵多的原因作了分析,在一部描写晋城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电视剧作品的原解说词中,竟然把陵川的号兵多说成是因为陵川搞“吹打的”多而形成的。这样的说法理所当然地遭到有关部门的抵制。


但是陵川的号兵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


史书典籍中的文献记载


1958年初,中共陵川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即独具慧眼的提出编纂新陵川县志(建国前陵川县最后一编县志为1933年九编县志),并组成了县志编纂小组,开展了编纂陵川县志的工作。1958年11月晋城、陵川、高平三县合并为晋城县后,在中共陵川联社委员会的领导下,收集编纂陵川地域志的工作仍然没有停止。1959年6月三县分设,恢复陵川县治。9月山西省人委下达各县编纂县志的指示,陵川县成立文史馆,进一步开展了编纂陵川县志的工作。1963年编成的《陵川县志》(未定稿)(因政治形势没正式出版称为未定稿,为山西省县级首部编成志书)于第七章•兵役制度•(一)历代征兵情况综述第286页中写到:“还应该提到,在历次参军运动中,陵川县武委会,曾从历年训练出来的一千七百名号兵中,选择七百余名政治觉悟高和技术熟练的精壮号兵参军,供给了军队需要,因而曾得到分区的嘉奖”。1963年,当年参加革命战争的绝大部分老同志都健在,当年参加编写、调查、审阅、核定的同志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审核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从现在看,全书除了在文字的描述上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外,可以认为这个资料是准确的,也没有任何需要把这一数字扩大的理由。因此数据是可信的。同样的记载记载在1999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1926——1949)一书中。


老号兵们的讲述


从1990年以来我接触的老号兵有十多人进行了详细的讲述。1990年为完成省编写《卫恒文集》一书资料我到附城去搜集卫恒资料,在采访卫恒儿时伙伴韩七成(官名韩中秀)时意外得知他是一名号兵,他向我讲述了他曾经在陵川、在部队训练号兵的情况,并讲了他训练的号兵中有一人当了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长(翟九成,温县人),有一人当了焦作市运输公司经理(李东海,孟县人),陵川县太和村有一人当了长沙市第一服装厂一把手(程俊昌),附城坡底那个有名的唱戏的大肉旦也是他的徒弟等。由于当时我才到党史上工作不久,当时的一个主要工作任务是搜集卫恒资料,并没有把他说的号兵问题当作主要任务,因此在长时间中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他是一个号兵这件事却还是牢牢记于我的心中。之后1999年前在编写《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1926——1949)一书时,翻阅《陵川县志》(未定稿),觉得《陵川县志》所记载号兵这一条是有很典型意义的,于是便把它作为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一条大事记了下来。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某电视剧脚本中出现对陵川号兵产生原因的不正确解释,虽然当时便对这一解释进行了否定,但由于当时掌握这方面具体资料很少,因此虽然本能地否定了解释(显而易见,陵川周围各县搞吹打的没有比陵川少的),但要对这一现象作出详细的解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此时起,特别是退休以后注意开始了对号兵有关资料的搜集。本人开始把研究号兵一事放到议事日程。


十余年来我陆陆续续搜集到一些陵川县号兵资料,并采访到一些老号兵。


韩七成(韩中秀),卫恒儿时伙伴,1915年7月生,附城村人。1937年任附城区牺盟会通讯员,1944年任附城联村情报班长,本村民兵队长。1947年获陵川县政府一等民兵奖并参军,1948年1月15日入党,同年获太行四军分区司令部一等奖,1949年任本村党分支书,建国后任陵川县附城村农业社社长,省农业劳模(见陵川县档案馆1955年2月15日-12月29日,案卷顺序号70)。


1943年10月太行八地委八专署八军分区进驻陵川后开始吹号并培训号兵。于1944年先后参加了围困陵川县城、攻打峰头的战斗。1945年4月陵川解放后受县武委会委派进一步参加过太行四地委在平顺县新赵城、扬威举办的号兵培训班学习。回来后组织参加了对陵川全县号兵的培训。1945年至1947年先后参加陵川民兵“太南支队”、“远征团”、“南征支队”等,参与过打晋城高都、解放焦作、豫北大运粮、道清路破击战等支前战斗。1947年4月,陵川县远征民兵在河南淇县、浚县地区参加歼灭由新乡北援之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即王仲廉部)的战斗受到晋冀鲁豫军区首长表彰。电文如下:淇、浚战斗中,英勇果敢迅速机动的歼敌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纵队),成为胜利的重要关键,作战中以"徐镇"、"陵川"团部之战功尤著,特予表扬。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四月二十一日”)。韩七成参加了这次战斗,获陵川县政府一等民兵奖并于8月奉调参军。曾在太行四军分区任司号长,训练号兵800人。为此1948年曾获太行四军分区司令部一等奖奖励,获“杀敌英雄”奖章。后在南下战斗中胸部负伤回家,担任村上党支部和农业社干部,领导了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韩七成以一支军号享誉乡里、军中,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韩春林,陵川县西下河村人。1929年7月生,1943年14岁时在附城镇城东村东寺上小庙号兵训练班学吹号,当过村儿童团长。学成后,先后参加附城区干队、陵高县独立营,参加过打峰头日伪据点。1945年六七月独立营扩编整训后编入太行八分区老二团,后到决死三纵队第七团。随后随部队(政委肖福寿)参加对日伪反攻作战,先后参加了攻打河南温县、林县城、鹤壁等战斗。他的长处是可以躺着吹号,吹罢号就滚着转移。打林县时,攻打七、八次都没打下,他曾遵从首长指示,从这个阵地转移到那个阵地,一晚上跑七八个地方吹冲锋号撤退号,声东击西袭扰敌人,最后我军终于突破敌人防线,取得胜利。攻打鹤壁市战斗中,他刚吹完冲锋号,就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裤子受了伤,从此不得不退伍回来(1946年3月),组织上给他分配到地方工作。韩春林住的训练班,他回忆有大槲树的路德金、牤牛,东下河的韩保金,西下河的韩胡才,神眼岭的大红,岭东村的武增瑞,下东河的东成等人,训练班有学员30—40多人。他们的老师是:王垒金,韩七成,牛聚发。


杨同保,附城镇玉泉村人,1931年7月生,于13岁时在本县附城村号兵训练班学吹号。1946年10月多报两岁参军,曾任太行独立第七旅司令部司号员、司号班长,之后又到修武、焦作独立营、16、17团任司号班长。1955年退役。一生参加战斗数十次。打仗勇敢,不怕牺牲。入伍后因和后母没感情没和家里通过信,家人以为他早已牺牲,在家敬牌位10年。他记得最恶的一次仗,是在淮海战役打三棵树时,九纵队从独七旅借一个司号班参加,分到各部队。战役打的很激烈。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他们吹号必须距离领导在30米开外。有时吹号把帽子顶在阵地上,人在其它地方吹。或者一吹罢号就得赶紧转移。那次战役,他所在连只剩下3个人。当年(2016年)我采访他时,他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泪流满面。那时他已85岁高龄。他告我,他在修武、焦作独立营、16、17团当司号班长的两年多时间,培训出去的号兵也有二三百名,一次训练六七十人。号兵用量很大,牺牲的人很多。


他还告我说,他1950年第一批入的朝。一过鸭绿江就和敌人打了交手仗。1951年,志愿军一个团被围,司令部几个人吹号听不见退不出来。领导让“杨号目”试一下。他曾于打太原时俘虏过一个阎锡山的司号兵叫姚路青的(这人后成为我们的战土),在他那里学了一个办法,即把子弹壳锯一截,安在号嘴上,可以使号的声音传出很远,虽然是闷号,不亮,但很远能听到。他采用这样的办法,和被围部队取得联系,突围冲了出来。那时他在66军197师师直监护连任班长。


他住的附城号兵训练班,是由韩七成任教,那期学员他记得他们村有:武肥膘,刘存根,小和尚,王志清等人。


邓永昌,附城镇附城村人,1932年生,受其父亲邓焕斗(陵川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为陵川县夺火乡联校校长)及兄长邓永昇(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影响,1944年13岁时在附城镇牛腰坡村其姥姥家跟八路军学吹号,学成后曾任附城村民兵小队长兼司号员,组织训练民兵学号。后曾任附城村党总支委员。


段滿昌,1928年2月生,陵川县平城镇人。1945年七区平城号兵培训班学号,有名的吹号能手。师傅郭小苏,司家河村人,从司家河参军,由母亲带到平城,从部队回来后教号。段滿昌194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九纵79团团部司号员。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遵从领导指示,组织几十名号兵同时吹响冲锋号,使战斗取得胜利。战斗中被敌人炮弹炸伤腹部,炸断手指,1949年5月转业回来。段满昌收藏有号谱书,1970年还培训战备团学过号,其两个儿子得其父真传,长大后于平城镇搞建设搞民兵训练开劳模会等等,都由这两个孩子吹号掌握时间集中人员等。其长子段文艺1970年在西安里修铁路当陵川兵团号手3年。段满昌2015年88岁临终时将号和号谱交于长子段文艺保管,2016年家中翻修房屋时其号和号谱不慎找不到了。段滿昌次子段文平回忆,他父亲告诉他平城南街郭金顺也学过号,建国前平城训练班最后一期学员。1970年郭金顺曾和他爸爸在平城训练过战备团号兵吹号,很会讲课。他爸爸告他,部队上的号和地方上的号不一样,地方上的号质量差。


王苏生,1930年生,祖籍河南林县合涧桥北慌王家庄人,8岁逃荒到山西长治县荫城赵村,13岁落脚到陵川县北关。1946年17岁时由陵川县武委会主任苟润堂(老红军,四川人,个子不高)介绍在陵川一区城关北关号兵培训班学号。培训班住原北关大队东边韩五孩家院(韩曾任阎锡山银行总经理,后跑台湾)。1947年至1949年多次由陵川县武委会率领以民兵号兵身份支前参战。他说,这几年他一年在家住不到5个月,曾先后跟县武委会主任冯虎(1944.5-1949.9先后任区武委会主任、县武委会副主任)、远征连连长崔小保、城关区武装部张部长下河南打焦作,打新乡,过伏牛山,过长江。他说,过伏牛山时号兵伤亡很大。出发时一个连最少配2个号兵,有时一个排一个号兵,但越往南走,号兵越少,到过长江时,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有一个号兵就不错了。他本人也训练过号兵,跟韩七成学号一年后,城关区训练号兵,大村抽两个人小村抽一个人,一区很多村(经查,城关区1947年称六区时辖29个行政村,1948年称一区时辖40个行政村),各自带粮食,自己当过号目长。他说刚开始学号时觉得老师韩七成吹得真是好,到后边自己学成后,特别是自己也开始训练号兵后觉得自己吹得也不错。他说在他手学吹号有一个叫杨小儿的,北关人,后当了兵了,在团部任司号员,后当了连长,然后退伍到四川一个厂当干部。文化大革命挨批斗,有人揭发他家是地主成分,厂里来陵川调查,最后弄清是把城内杨小儿和他弄混了,城内杨小儿是地主成分。他说1948年打罢临汾战役后,他得了不少奖状,都糊了亮窗了。那时不知珍惜这些。他说咱们用的号和国民党兵用的号不一样。咱们的号很厚,声音不好,是自造的。我说你知道咱们的号都是从那买的?他说不知道具体地址,但都是苟润堂主任让秦四妞(陵川北关人,民兵),用一个筒状物(正好能装进一个现洋)装上银元到外地去买的。一次在洌河的战斗中,他站在一棵大树后吹号,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把帽子打着烧了一圪溜,幸亏没死。岭常村的一个民兵牺牲了。他记得和他同一期学号的东关有一个叫拴驴,南关有一个叫段宝祥。


池连喜,陵川县平城镇南坡村人。1946年16岁时在陵川县七区平城师从郭小苏学吹号,1947年曾随陵川民兵到河南支前参战,1948年2月参军。先后任太行四分区47团二营营部司号员,平原省警三团二营司号员,66军197师589团三营营部司号员。池连喜讲战斗很少,也许实在不愿意更多回顾残酷的过去,只告我,1951年在朝鲜的一次战斗中,跟着营长刚过了一个桥,教导员还没过,眼看着敌人的炮火就把后边的部队都覆盖了,牺牲了好多战士。上甘岭战斗,他们的部队就在上甘岭右边,能看见战场情况,战斗胶着时,送上上甘岭一个苹果就立一次功。因部队伤亡太大,后护送营长回国补充,在学习无线电技术后二次入朝,号兵改为话务员,任197师炮兵团重炮营话务员。朝鲜战争结束后于1957年4月复员回家。先后任村上民兵连长、生产队长 、支部书记。有意思的是1947年他结婚时,是他的师傅和领导郭小苏领着训练班的40多名号兵吹着号把新娘子接回家的。这成为他和爱人苏银玲一生的温暖和骄傲,也使他们一生心心相印,积极向上。发生在老解放区的这桩新鲜事,2015年我在采访池连喜时,由他的老伴无意间说出,我曾写成“一位老号兵的婚礼”一文,在晋城党史网发出。2018年中央电视四台国宝档案栏目来陵川拍电视,我把号兵情况作了介绍,这一情节也被拍入《千名号兵出太行》一片中,上网就能查到。


李有保,丈河乡里进掌村人,1928年3月生,1943年参加民兵,1946年2月曾随区干部到河南怀庆府参战支前。1947年2月参加四区夺火号兵培训班学习,11月又在县号兵培训班受训50多天。之后于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独立第七旅20团1营2连任司号员。1949年3月5日在新乡城外廿里铺的战壕里由李福魁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50年初该部队改为平原省警备第三团1营2连,1950年7月整编到66军196师587团2营6连任司号员,1950年10月25日晚上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元月1日在参加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过三八线,该连向敌人纵深穿插分割,已插入敌人阵地20多里时,所在尖刀排与敌人一个团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在敌人发起第四次冲锋时,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被敌人手榴弹弹片打中右肋部负重伤,经三个多月治疗落下残疾。老人在朝鲜战场立功三次,建国后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自己学号时的经历是这样写的:"在1947年2月和11月受那两次司号员训练使我对党有了更深厚的感情。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两次训练中是我向文化进军的诞生日,使我在受训中认识了我的名字:李有保,里进掌村,第四区,陵川县等等字,而且也是我受革命的政治教育、军亊教育最深的两次。”“参军前我家虽然是中农,但由于受国民党和日本鬼子侵吞,生活都没吃没穿,是咱们政府绐我家贷了好多次款,并救剂了好几次粮食、钱、衣服等,通过打土豪又分给我家很多的果实,去参战支前区里的干部都对我特别的照顾,使我从心里感到共产党好。参军后部队的党员同志们不论何时何地都发挥着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至始至终都起着火车头的作用,从此以后自己就树立了为全世界全人类而革命到底的精神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自传中,他讲到他的一位战友叫崔海清,对他帮助教育很大,打仗勇敢,两人同时参军,同到朝鲜,也是一位号兵,丈河乡西掌村人。


杨全贵,也叫杨全振,陵川县平城镇南坡村人。1946年15岁时参加学吹号,和池连喜参加的是一个训练班。他虽年令小但个子较高也比较灵活,和池连喜都当的是训练班的班长。当时陵川县各区每期训练号兵时,一般通知都是大村两个人参加,小村一个人参加。为此他们两个人参加的是同一个训练班。老人今年89岁(2019年),记忆力尚可。据他回忆,他们这个训练班有北路河的牛志清,杨寨的秦小肉,平城的焦迷松,和村的加法,原庄的肉的(能把号谱全唱出来),下河的松发,草坡的王松发,浙水的松富,张村的小免,还有个王更林等。号兵训练班在平城北街小落的家堂屋住,南屋吃饭,北街老肥做饭,经常是小米干饭,出力哩。


杨全贵老人回忆,他学号的第二年就开始被派支前参战。先后到过黄河南,到过大宁、蒲县、松县、磨上、明高镇等地方,先后参加过解放军晋冀鲁豫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支前。第一次由县武委会候怀义、候怀礼带队,区上由郑发柱(壶关人)带队,北召村陈林是通讯员,本村是武委会主任杨赵锁带队去支前,走了四个月时间。第一次打仗,吹响冲锋号,枪炮声大作,害了怕了,吓的有了病了。有了病也不行呀,还得往南走,还得吹号,就把他抬在担架上走了半个月。后来有了经验了,不害怕了,还在河南捉住过岸上村的一个土匪。


老人有个遗憾,因为自己号吹得好,工作出色,建国后平城镇秘书丁连富爱才,不放他,影响了干其它工作。


牛志清,平城镇北路河村人,1930年生,15岁参加号兵训练。他说第一次学吹号是在县,3个月,平城七区20人,北路河村他一人,号长老师是附城人,还有一个姓董的老师。第二次在平城,不足4 个月,住元阳馆和平城行家院(元阳馆后边不远处一个叫小落的家的院子),老师是平城镇司家河村人,郭小书是司号长。还在侍郎岗学过1 个多月。16岁时就参加太行抗战大队随七区干部侍郎岗村郭锁、蒲水村景凤仙(区武委会主任)到河南获嘉、修武参战。第二次下到新乡,捉了国民党修武县长王广富(陵川人,他曾带还乡团1000多人反攻陵川)。第三次下到黄河南,在捉一个土匪时,被土匪从房里扔出来一个手榴弹把南坡村民兵天陵炸死了。那次平城七区支前的一个大队,100多人,又叫七大队,分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两个号兵,平城中队30多个人。金家岭村福丁在战斗中吹响号后没来得及回到战壕,被敌人炮弹打过来牺牲了。


他记得,在平城镇元阳馆往南街叉路的地方有一个卖号的,五斗米买一个号,卖号的是金家岭村人,后建国后还在供销社工作过。


学号时每人都有号谱,是印在绵纸上的。每人一册,盖有公章。有一百多种号谱,只有退却号是旋(现)定,没有专门退却号。建国后于1958年以及六、七十年代还经常在工业上吹号(他是二轻局工人)。


董晓明(又叫董怀生、董树信),1925年生,1937年13岁时跟随其三舅到部队当勤务员,15岁开始学号(1939年),16岁正式入伍。1946年从民主建国军陆军第二军第四师步兵第十一团部队(高树勋起义部队)回乡,回乡后即被调到陵川县号兵训练班训练号兵,当号目长,负责号兵的各种演练和号谱的认知和练习。


陈志广,古郊乡东双脑村人。2005年我到东双脑村滴水晴深沟洞穴调查庞炳勋被俘情况时给我们带队当响导,言谈中得知他当过号兵,参加过解放焦作、临汾战役,时年他已76岁,仍骄健如飞,在陡峭的石壁上攀爬胜过年轻人,他也是在15岁时在古郊学号后走当兵的。


张来法,杨村镇杨村人,1929年生,1945年在杨村学吹号,当年16岁参加攻打焦作战役(焦作第一次解放),曾缴获日式刺刀一把,挖战壕工兵铲一把,后和平时期,刺刀做了刮调煤锨板,工兵铲质量很好,2尺铲把从未脱过,行军时把铲打在背包里。后村人有铁匠叫银枝的,欲仿制之,把铲放铁匠炉淬火,把铲毁坏了。他活着时常说,打焦作太残酷了,人从人身上往上冲,冲锋号一吹响,没有回头。1970年搞战备团,他和杨村镇池下村的曹晚孩是训练杨村公社号兵的老师和负责人。


曹晚孩,杨村镇池下村人,1928年生,1945年在杨村学吹号,1946、1947年曾参加太行支队、远征民兵连参加道清路破击战,参加打清华、薄壁等战役。他记得,杨村的民兵曾属长治上党二区管辖,参加过上党战役,区上领导有贾松成、苏虎成,村上有常小锁,1945年底划归陵川。1947年的那次支前是正好过年时回来的。他活着时常念叨的一个战友叫寿孩,礼义镇沙河村人(住八卦院),也是一个号兵。 


总之,我所知道的号兵,知道名字的(包括下边档案中查到名字的)算来已有百余名(154名)。如:


附城韩七成、邓永昌、大肉旦,沙泊池王垒金,岭东牛聚发、武增瑞、九发,西下河韩春林、韩胡才,东下河韩保金、神眼岭的大红,下东河的东成、玉泉武堆根(残废军人)、武堆啟(教过号兵)、赵福楼、李天保、杨同保、武肥膘、刘存根、小和尚、王志清、李先富 、城东村李陆山、张魁成、庄里村韩天乐、苏新旺、佳祥村保旺、平城段滿昌、焦迷松、王更林、南街郭金顺、南坡池连喜、杨全贵、周奇东、向国平、北路河的牛志清,杨寨的秦小有,和村的加法,原庄的肉的,下河的松发,草坡的王松发,张村的小免,浙水的松富,司家河郭小书、侍郎岗运发、王更林、草坡王振英、东双脑陈志广、北关王来江、杨小儿、庞家川杨成群、杨村张来法、池下曹晚孩、太和村程俊昌、王水和、郑二贵、李志发、大槲树宋忙成、路德金、侯振明、东瑶泉李贵法、李腊足、李五肉、西瑶泉李永生、丈河秦学刚、寺南岭周麦昌、南关王贵保、吴保祥、冯灵珠、丁红喜、东关焦二成、甘井掌赵存凌、瓦窑上张徐存、榆树沟董怀生,候庄段党英(在候庄学号,古郊也学过),沙河寿孩、曹丑孩,杨家河王成义(小名羊羔,曾任北京卫戍区某部团政委)、耿天富、赵喜风,梁泉张秦贵、李存贵,赵活池赵水鱼,刘家庄王马六。在民政志烈士名录中载明是司号员烈士8名:黑土门张喜发、太和村侯国富、庄里村韩富昌、夺火村张钱旺、张寸村张小仁、甘井掌赵计有、夺火东圪尖王思(麦)义、瓦窑上吕锁金。在烈士名录中未载明是号兵牺牲的有杨村贾二肥、西瑶泉李忠保。在烈士名录中未记载牺牲的有金家岭村福丁。


档案中有记载


2015年,在县档案馆,查到一份“陵川县夺火区抗属表、干部、民兵、号兵花名登计表”,内含档案号为A-1-0033   003的“陵川县夺火区区武委会号兵犵狑统计表”,和一份“陵川县四区号兵统计表”。这两份统计表详细地记载了1947年10月20日夺火区(陵川第四区)号兵的人员情况,包括村名、人名、年令、任职年限、成份(原、现)、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备注等情况。包括至10月份打山害的情况。这份表中,任号兵职务最长的4年1人,2年的6人,1年的26人,半年的13人。这份表说明四区夺火从1944年开始,即有号兵训练存在,且每年都训练更新,至1947年10月20日止,除去参军的外,全区仍保有受过训练的号兵46人,当年新增学习号兵13人。


这份统计表显示陵川县四区夺火区基本每个村都有号兵,可见训练是很普遍的。1947年夺火区辖行政村27个,1947年10月统计的这46名号兵,其村名花名如下:潞城李存成,碾邦水李松山、贾财旺,里进掌李有保、李来富,夺火张龙喜、秦三义,疙瘩李锁法,丈河秦洛金、李腊昌,东掌杨白义、崔海清,柏崖张法喜、赵法孩,台南杨根生、候宝贵、候富生、靳兴法,瑶泉李毛德、李五狗、李小女、李礼生,南河武义昌、武保孩、靳五锁,桑家坪石春山,王早岭张志旺、张香印、张振保,郊底靳和秀,洪河头成秋印,槐树岭赵肥孩,杨家岭杨喜保、靳松安,鱼池宰铜锁、原小丙,寺南岭许同顺、赵富明、赵昌生,琵里王麦义、张福锁,勤泉张胖孩,塔水河宰金土,双头泉张秦旺,圪台河李狗孩,凤凰赵保义,共46人。其中台南村4人最多,瑶泉、南河、王早岭、寺南岭每村3人次之,其余大部分村为2人或1人。这些学号的学员,在学号的同时,共计打死狼2头(本区先后有7人被狼吃),山猪20头,田鼠6463只,圪狑8876只,老鼠9152只,地老鼠2698只,飞禽2183只,活捉山猪22头。在夺火区其它的统计表如工、农、妇会会员统计表中也都标明成员号兵的身份。2021年9月,我同县武装部的领导到原四区的丈河、瑶泉、南河、寺南岭、碾邦水等11个村庄走访考察发现,当年学过号的老号兵还有一人存活,时年16岁,今年90岁。另发现5位当年没有统计在内的号兵,可见于1947年10月以后仍存在继续训练的号兵。


与此同时发现的另一份“陵川县武委会号兵训练班粮食计算表花名册”中,批52人,准销12月份粮食米2990斤,麦390斤,洋37440元。下有县武委会主任苟润堂签名准报,制表员李秦生,落款1946年12月12日。从其中编制的人员花名册一页中,可看出以下人员花名:刘保富、李俏元、王书生、曹毛米、崔松富、李成发、余煌起、张广会、靳保财、李拴驴、李紫悌、杨青山、原肉蛋、赵农侨。表格下批以下字样:每人40天,米62斤,面8斤,菜金720元。并注明:每人五屯合麦柒斤半。可见这个训练班是以县按期举办的。


由于建国后国家和山西省曾两次要求建国前档案资料逐级上交管理,因此战争年代存在于县档案馆的资料是有限的(陵川建国前有8个区,但同时期的资料仅存有夺火四区,其它7个区则没有),但这并不能否定陵川县培训号兵的规模。仅从我走访过的部分乡镇、村及访问过的号兵(如韩七成、韩春林、杨同保、王苏生、池连喜、杨全贵、牛志清、陈志广、张来法、靳五锁)以及他们的家属(苏银玲、段文艺、段文平、韩爱香、韩三毛、常林宽、徐燕青、邓永顺、张四文、张金枝、靳贵平、曹天祥、李水生、王保明、王俊玲、白银香、吕年生、王振山、刘国正、王五英、秦软书、李有虎、杨爱花、杨建中、李招英、)口中,已知陵川培训过号兵的地方就有:城东、附城、盖城、夺火、凤凰、丈河、南河、庙凹、古郊、南圪台、侯庄、郊底、牛腰坡、县城北关、平城(元阳观、行家院)、侍郎岗、杨村等地方。


陵川的号兵培训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底或1944初(抗日战争时期最早学号的一个甚至推算为1939年,但其后人已说不清具体情况,属零星行为),全盛于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全国解放后,号兵一直有传承,如历年的民兵集训、劳模会,五、六十年代的修水库,大战太行第一山、全县植树造林,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学大庆,修十里河、磨河、古石等水电站,都有号兵的作用和培训,一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1970年)全县各公社还培训了最后一批号兵,以适应当时的战备团和在壶关县、平顺县西安里修铁路兵团的需要。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抗日战争时期陵川较早掌握吹号的有7人,一个是附城的韩七成,一个是沙泊池的王垒金(经查1909年生,1925年16岁时在阎锡山部队学会吹号,1938年至1940年3月曾任附城镇沙泊池、南村、东庄、九章、王教五村抗日村长),一个是岭东村的牛聚发,一个是潞城村的李存成,一个是古郊榆树沟村的董怀生(1939年),一个是附城的邓永昌,还有司家河郭小苏。原来学号的主要在附城、夺火一带,之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陵川解放,我县成为老根据地,号兵培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向横水、古郊、候庄、城关、平城、杨村、礼义发展(解放战争的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号兵除附城、夺火人外增加了潞城、平城、城关、六泉、横水、杨村、秦家庄人),以至全县。韩七成曾回忆自己多次到河南、晋城、高平以及部队教号;韩七成的弟子杨同保参军后在太行独七旅、焦作独立营任司号班长2年,经他手培训出的号兵有200一300人之多。学了号又当号目、号目长培训号兵的除以上7人外,已知还有武堆啟、宋忙成、池连喜、段滿昌、王书生、焦二成、李松山、杨全贵、王振英、秦洛金、赵昌生、王麦(思)义、白三义、赵水鱼等多人。


陵川号兵多产生原因


号兵是战争的产物。军号是战争工具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化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武器,是为战争服务的。


陵川号兵之所以多,主要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开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支前的需要。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是陵川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年的4月始,日军对陵川发动了从1940年3月以来的第五次最大规模进攻,4月30日占领县城,7月占领了陵川全县,並建立起伪陵川政权,期间烧杀抢掠,惨绝人寰。驻守陵川及其周边辉县、壶关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包括孙殿英的新五军,厐炳勋的40军,刘进的27军,连同国民党陵川县政权,抵不住日军的进攻,在日军的反复扫荡中降的降、逃的逃、散的散(4月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6日,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在陵川六泉东双脑村被俘后投敌。7月9日,二十七军在遭到重创,部队打散后,军长刘进在少量人的保护下化妆逃过黄河南),土崩瓦解。失去建制的军队在日军围困扫荡中出现与民争食甚至劫掠的情况,加重了老百姓的灾难。1943年春夏,太行山南部地区旱灾严重,蝗虫肆虐,世所罕见。逃避战乱躲避日军的老百姓钻山入林,成旬累月不敢回家,不能种地。因此到了秋收的季节,本应该收获喜悦的老百姓面临的却是:蒿草滿地,疫病横行,饿殍遍地,野狼成群。一些地方树皮吃光了,野菜挖光了,一些地方的人开始强吃泔土,极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陵川一个13万人口的小县,当年伤亡减损人口3、2万。特别是东部山区受损严重。夺火、横水两区统计死亡人口10276人,占60%以上;大牲畜损失5256头,基本损失殆尽;烧毁房屋3702间,夺火、横水成了百里无人区。人民陷入绝望之中。


1943年8月,太行军区发动林(县)南战役,在太行山南部地区解放了一大片国土。在此基础上,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太南豫北建立太行第七、第八两个专区。1943年10月太行八地委八专署八军分区率所属八路军新一旅二团、决七团干部战士分别从河南和平顺两路进入陵川县夺火镇,以此为中心,领导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在一路攻占沿途日伪军建立的据点到达夺火地区后,面对本区天灾人祸造成的巨大灾难,他们办的事首先是帮助群众掩埋死人,把口粮分出来抢救即将待毙的群众,想方设法帮助人民渡过难关。专区党政军有命令,每人每天在13两口粮(16两老秤)基础上节约3到4两粮食,开展“每人救活一个人”活动。八地委八专署采取调拨粮食,发放贷款,组织群众采山货换粮食开展生产自救、赈灾济贫等方式,把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使广大群众从活生生的事实中体会到:“七”死八“活”,即跟国民党二十七军死(当时驻陵川主要为国民党二十七军),只有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有活路。为此他们报恩共产党、八路军,纷纷积极涌跃参加八路军、地方抗日政权和武装。人们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提振起打败日本人的信心,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部队迅速扩编了,地方武装急剧增多了,要打仗,要训练,要掌握时间,怎么办?号兵的特殊作用显现出来了。从采访过的老号兵口中得知,号兵在当时是一个很缺的兵种。从正规部队到地方武装,从司令部、团部、营部、连部甚至排都争着要号兵,一个连队,最少需配2至3个号兵(八专署初创时辖4个县,1944年达5县1办事处,1945年进一步扩大到11县1办事处)。训练号兵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根据八分区的指示,1943年11月成立的陵川县武委会首先在附城、夺火等地开展了训练号兵的工作。


1945年4月10日陵川解放后,作为老解放区,陵川担负起了繁重的生产、支前、参军的任务。鉴于陵川训练号兵已有基础,1945年11月区划调整后的太行第四军分区进一步把训练号兵的任务交于陵川县。从现存的档案资料和老号兵们的口述看,从1945年起,陵川县县、区武委会每年都有训练号兵的任务。县武委会负责轮训骨干,区武委会则每次办训练班,都要求大村派两个人,小村派一个人参加训练。训练号兵实际上已成为县、区武委会一项常年性的必须的重要工作任务。


二、陵川是太行八分区所在地,腹心地区,境内山大沟深,处太行山南部高峰,建成根据地较早,群众基础好,稳固,具备了训练号兵的有利外部条件(一个号兵最少需3个月不停训练才能达到实战的需要,如没有稳定的训练场所和时间则学不成学不精)。应当说当时的党政军领导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不光是为了急需,而是把号兵培训作为军队和地方武装建没的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作了编制计划,一直坚持不断。从老号兵的讲述及陵川当时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学号的学员,大的17一20岁(极个别的年龄较大的属伤残军人,起教号、领导、照护作用),小的13-16岁,大的随时可参军,小的则先参加村自卫队、区干队、县独立营,然后再往部队输送。因此培训司号员,起到了储备和扩充兵员的作用。


三、陵川人踏实肯干,不怕吃苦,虚心,长期在山区劳作,攀高爬低,练就了比较硬朗的身体,加之老实、勇敢、坚定、忠诚的特质,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当号兵的需要。当号兵是一个艰辛的技术工作,不吃苦学不好,不虚心学不好,没争胜心学不好,没有点音乐细胞也学不好。比如学号时,是冬天拣冷的地方练,拣风口练,早上练2个小时不许撒尿,嘴都要憋扁,不然到战场上就吹不出凌厉的号声。一个号兵想学成,达实战需要,最少要三个月才能学成。笨的不下决心的半年也学不成。当号兵又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既得保护首长,又得保护自己,接受命令后,一般的位置距离首长的位置要30米远,吹完后要马上转移,否则就会成为敌人的炮弹或狙击枪的目标。号兵要能站着吹也能取其它姿式如躺着吹保护自己,这和电影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技术。我们陵川人,个子不是很大,但老实、吃苦、忠诚、肯干是没说的。由此陵川号兵多,既是一种历史机遇,也蕴含着某种必然。陵川号兵身上体现出的诸多如知恩图报,一心跟党,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召之能来,来之能战,冲锋在先,勇往直前,遵守铁纪,甘于奉献的精神,最终造就了陵川英雄号兵传奇的故事。


陵川号兵中出现很多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


李忠保,附城镇西瑶泉村人,是八路军老7团(疑为决7团)3营7连的司号员。1944年9月在太岳区南的一次阻击战斗中,全连经过反击日军的7次冲锋,连、排、班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或负伤,只剩下包括李忠保在内的7名战士,而且弹药贻尽。眼看日军又发起了攻击,李忠保灵机一动,突然跳上一块巨石之上吹响了冲锋号。响彻山谷的军号声顿时把日军指挥官搞懵了,以为我军援军已到,急忙命令部队撤至山下。就在这时,我方增援部队恰好赶到,大败日军。战斗结束后,李忠保被破格提拔为该团3营7连2排排长。1945年1月,李忠保在垣曲县一次战斗中牺牲。


1946年6月至1947年10月,陵川民兵组成远征团,支援豫北反击国民党进攻作战,在河南省武陟、修武、清化经历多次战斗。陵川县附城镇大槲树村的宋忙成,1944年在附城、城东学号,十六岁时,已经两次随村上民兵参战。他号吹得特别好,人特别机灵勇敢,多次被领导委派用军号调动敌人。一次因敌强我弱,团部根据军分区首长命令,用军号袭扰敌营,打乱敌人的部署。他借助夜色掩护,数次摸至敌阵地近处,突然吹响冲锋号,造成敌营大乱,使敌人乱放枪炮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他也曾用撤退号诱敌,使敌人进攻上当。他吹的号让同行的民兵称赞“特别有灵性”,被部队首长连称为“神秘的小号兵。”2021年9月7日,当我们去访问号兵忙成的事迹时,89岁的他的老伴王五英从床上坐起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是吹号好把式!”语气坚定,语言中蕴含着她对丈夫的由衷敬佩、深切怀念、自豪之情,使人不由十分羡慕,尽管宋忙成老人已逝去多年。


壶陵独立营司号员程保济,1945年在涉县的一次战斗中,刚跳出战壕吹响军号,就被敌人的狙杀射击打中胸部。经抢救,他保住了性命,可因为受伤部位在肺部,不能再吹号,改做了野战军普通士兵。后来,他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1952年又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回国后退伍。据他讲,与他同期参加培训班的号兵,最少有一半人牺牲在战场上。


陵川县附城区黑土门村人张喜发,1927年生,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先在陵川独立营任战士,于1946年春参加陵川县号兵培训班。结业后分配于八路军太行四分区46团1营3连任司号员。1947年在攻打焦作的战斗中,他在执行首长命令跃起吹号时,一发炮弹带着尖啸声袭来。他因站的位置高,又在执行吹响冲锋号的命令,在炮弹爆炸声中牺牲,时年20岁。


陵川太和村人侯国富,1945年加入陵川独立营。后在陵川号兵培训班受训,结业后分配在13纵队38旅79团2连任司号员,参加过上党战役,长期转战晋冀豫各战场。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在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要害而牺牲,年仅19岁。


秦家庄金家岭村人福丁,1946年平城号兵培训班结业,1947年12月在随陈谢大军渡过黄河支前的一次战斗中,因吹响冲锋号后没来得及及时回到战壕,被敌人的炮弹打过来牺牲。


王麦义(又叫王思义),夺火乡琵琶河(过去称琵里)自然村东圪尖村人。1930年生,1947年17岁在陵川四区(夺火区)潞城郊底村号兵训练班学习结业,1948年参军,随部队从南河、柳树口出发,曾参加大小地、清华、焦作、博爱等多次战役战斗,在部队曾作司号长训练号兵50一60人。1950年入党,后编入志愿军66军196师587团1机连任司号员入朝作战。1951年2月随部队在参加第四次战役进攻砥平里战役时牺牲。当时敌军轰炸非常厉害,他们连被压制在一个叫金屏山的地方的山洞里出不来。情况紧急,王麦义随连长在洞口最近处值守,为给部队开路,王思义主动请缨,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炮火,出来探看敌情,并吹号引开敌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被美军飞机扔下的炸弹和敌人机枪打来的子弹同时击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1岁。


赵计有,小名赵小黑儿,崇文镇甘井掌村人,1929年生,1947年县号兵培训班结业,1948年参军,1950年在天津编入66军196师587团7连司号员入朝参战,1951年2月在随部队攻打砥平里战役中,为攻取敌人要塞,奋勇吹响冲锋号冲锋,不幸被敌人炮火弹片打进肛门,仍忍痛坚持战斗,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战友怀抱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2岁。


横水河乡瓦窑上村吕锁金,1931年生,其父原籍山东省荷泽地区巨野县大圆楼村,逃荒来到山西。吕锁金弟兄6个,参军3个,3个牺牲。吕锁金排行老三,1944年四区南河号兵培训班结业,结业后常于本村村东土崖一棵名叫“神树”的大槐树上吹号连结上下村消息,防止日军扫荡。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79团,后编入15军45师133团9连任司号员入朝参战,1951年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0岁。


附城镇庄里村韩富昌,1927年生,独子,其父原籍河南孟县修武韩王庄村,从修武一斗水逃荒来到山西,1944年同本村韩天乐、苏新旺等参加附城号兵培训班学习,1944年参加八路军老二团任司号员,1946年在河南攻打温县的战斗中牺牲,年仅19岁。


夺火村张钱旺,1919年生,独子,1944年在夺火区南河号兵培训班结业,1944年参加八路军老二团任司号员,1947年在从夺火路工口下河南的战斗中牺牲。


张寸村张小仁,1926年生,八路军129师赵涂支队司号员,1948年在临汾战斗中牺牲。


杨村镇杨村村人贾二肥,1931年生,15军通讯营司号员,1949年在太原作战中牺牲。

……


1946年3月中共陵川县委县政府决定修建陵川县烈士陵园,至1947年元月修成这一段时间,正是陵川号兵培训、参军、参战掀起高潮之际,不时有号兵牺牲的消息传来,为此县委在决定烈士塔的造型之时,很自然地就把号兵作为烈士塔造型塑造的标志之一。当时修成的陵川县烈士纪念塔,形如利剑般高耸,烈士纪念塔的顶端昂首挺立着一个奋腮吹号的号兵。人们在注目凝望间,仿佛能听到激越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天(2005年重修烈士塔由于要在顶部安装照明灯光的关系,比原来的烈士塔粗胖很多)。陵川县烈士塔上的号兵形象既是陵川人民奋身革命的一种意象形态,更是陵川号兵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听党指挥、冲锋在前、舍我其谁战斗精神的真实反映,是极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的。


号兵训练规程


号兵是一个技术兵种,其技术是独特的。想当好一个号兵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忠诚勇敢,还必须掌握娴熟的技术。想学好技术,首先每天必须起的很早练功。陵川号兵训练大部分选在农闲的冬季时间。冬天夜里鸡叫头遍时,老师便会带着大家来到山高之处,风口之地,特意面对大风,练习吹号,日日如此,曰:练丹田气。其次必须悟道。才学军号的人,别说吹好号,吹响号都不容易。需口唇紧顶号嘴,使动丹田,腮帮鼓劲,使之发音,不得要领者,憋得脸红脖子粗,瞪得眼睛充血,还是光噗噗吹不响号。光过这一关便需些时日。我访问过的号兵无不让我看他们的嘴唇,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时间了,而他们的嘴唇都还是留下了一些压扁了的痕迹。当然这和我们制造和购买的军号质量低也有关,更重要的是和练这门技术有关,必须会用气,由此必须在苦练中找到吹响号的窍门,才能使吹号取得突破。三是必须循序渐进。吹号不同于其它的音乐。号谱为5个基准音组成,没有“4”、“7”两个半音符。为了保证基本功,学员从“1”音开始练发音(称拔音),直到练得号音饱满扎实了,才准许升级拔第二个音。以此类推,一级一级往上拔。直到拔好了5个音,打硬了基础,才开始背诵和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四、熟练记牢号谱。全部号谱有100多种,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撤退号、防空号、熄灯号,以及专门用作部队调动、互相联络的特殊号谱等等。多写于绵纸之上,并加盖印章,专人保管,必须反复诵唱练习,才能记牢,战场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错误。还有些号谱为保密是临战临机临时制定,这更考验号兵机变、记忆、基本功的功力。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杨同保在朝鲜战场使用的闷号办法,则是属于对军号的一种改制,都是一种在平时就有备、战时才能见奇功的办法。否则是做不到的。五是必须经常坚持不懈练功。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学员们不但于风雨雪天练号,而且常常于搏击后、长跑后紧急练号,个人加班加点练号,取站、跪、躺、卧等各种姿式练号。学号还有一个规矩,就是早晨起来不准撒尿,得一直等到练完号后方可解手。师傅传下,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有真气,使吹号口中不缺水分。这也成为一些人误解不敢学号的原因,认为吹了号“就不能续后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练基本功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在将来的战场上,每一名号兵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可以把军号吹得响亮,都可以把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


军号是特殊的武器,它一头连着号手,一头连着指挥员,它所代表反映的不仅仅是司号员的素质,更重要体现的是指挥员的意志、决心和意图。因此,号手的素质不仅仅体现在吹号的技术上,还体现在他对战争的性质认识、战场局势的把握以及对首长的意图的精准把握等各个方面。因此号兵除了学吹号技术,每次培训班还必须学三门课:一、学文化。起码要学会用简单的文字交流,要学会识号谱。这是最基本的。二、学政治,即开展政治教育,包括阶级教育、立场教育,形势教育,为什么要打仗等。三、学军事,即军事教育。包括号手操作规程,战术动作,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如何保护首长,完成任务、铁的纪律等。正如李有保老人所写:"在1947年2月和11月受那两次司号员训练是我向文化进军的诞生日,使我在受训中认识了我的名字:李有保,里进掌村,第四区,陵川县等等字,而且也是我受革命的政治教育、军亊教育最深的两次。”战争年代,那时候文化水平普遍低,文盲多,年龄小的人容易学习,这也是学号的人为什么年龄普遍偏小的原因之一。


(作者:原中共陵川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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