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德胜的革命生涯

一、国仇家恨

我的父亲张德胜(原名张香传)，1922年11月出生于晋城县川底乡张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二亩山地维持着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家里经常缺吃少穿，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的父亲在家里排行老二，大伯父张群传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牺牲同盟救国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秋天，牺盟会组织在我村召开秘密会议，被我村地主分子发现，随即派汉奸张呆生到东沟告密，日伪警备队连夜包围了我村，将我伯父等六名开会人员抓捕到东沟。敌人对他们用尽酷刑，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出卖组织，敌人在他们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最后将他们六个人全部杀害。刚满十五岁的父亲和我爷爷赶着牛车含泪把伯父的遗体拉回来埋葬。刻骨的国仇家恨，使我父亲对日本侵略者日伪警备队更加仇恨。

二、投身革命

大伯父牺牲后，抗日区政府为他们在村里召开追悼大会，追任他们为革命烈士，并树碑立传，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我父亲立志要为哥哥报仇，他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儿童团，接受革命教育，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3年，党组织把我父亲送到老后山革命根据地当交通员，从此我父亲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父亲机智勇敢，每次都出色的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1943年10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28日，我父亲到周村送情报，回来路过苇町村，不料被日伪警备队员认出，上前把我父亲抱住，大喊:抓共产党。我父亲临危不惧，奋力甩开伪军，立马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两名日伪人员。那天正是苇町村庙会，人特别多。在群众的掩护下，我父亲迅速往村外跑，当敌人大队人员赶到，我父亲已经上了山，安全返回根据地。

三、死里逃生

1945年，由于我父亲工作出色，被调到晋北县委工作，给县委书记郑思远当警卫员。当年3月，中共晋北县委在老后山革命根据地一个旧庙里，召开县委主要领导会议。不料被敌人发现，日伪警备队包围堵住了大门。由于哨兵被杀，没有预先得到情报，所以情况来的非常突然。当时我父亲在会议门前站岗，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知道有情况，他立即通知正在开会的县委领导。县委书记郑思远说“停止开会，马上转移。”这时已经听到大门外面的砸门声，郑书记让大家不要慌，想办法突围。这时，大门已被敌人封锁出不去。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父亲发现庙里的墙角有一个房子比较低，建议从这里翻出去，可是没有楼梯还是上不去。这时，我父亲急中生智，蹲下去，让县委领导一个个踩着父亲的肩膀爬上房顶，跳到后面的高粱地迅速转移。最后上去的是宣传部焦部长。这时大门已被敌人砸开冲了进来，当焦部长上到房顶准备翻越时，被敌人开枪打中，从房顶上掉下来，当场牺牲。这时，我父亲已无路可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父亲突然发现后面有个茅房，迅速跑进茅房跳下去，躲在茅梁石下面。敌人在庙里搜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到别的地方去了。只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我父亲才从茅坑里爬出来，到老乡家换了一身衣服，连夜赶回县委。当县委领导看到我父亲活着回来了，都激动得跑出来和父亲拥抱。都说这次突围多亏了小张，是他救了大家，也救了县委。这时郑书记跑过来紧紧抱着我父亲久久不愿松开。他拍着我父亲的后背激动地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后来，郑书记把我父亲的名字改为了张德胜。

四、土地改革

1946年，郑思远书记调到其他地方工作，把我父亲安排到晋城三区工作。当时，晋城刚刚解放，区里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那时区里分配我父亲在川底一带负责土改工作。当时土改工作非常艰难，地主反动势力非常猖獗。他们组织“红枪会”“还乡团”与土改工作队相对抗，他们采用恐吓、暗杀等手段，极力破坏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运动。我父亲带领土改工作队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深入到各村各户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让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揭发地主、恶霸欺压残害百姓的罪恶事实。把事实搞清楚后报到区里对地主恶霸进行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有区委的支持，群众的拥护，土改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穷苦百姓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群众的斗争情绪空前高涨。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父亲带领土改工作队帮助各村成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还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很快巩固、壮大了我党的基层组织。如果有的村土改工作有阻碍不顺利，我父亲就会亲自坐阵。一些地主恶霸一听到土改工作队张德胜来了，都吓得站不起来。那时，我们川底一带土改工作做得比较顺利，进展也比较快，受到区里多次表彰。

五、带队支前

1948年3月，临汾战役打响后，区里成立了两个支前大队，一个是德胜大队，另一个是广华大队(宋广华东沟岭头村人)。我父亲主要在川底一带组织支前队伍，宋广华在东沟一带负责组织支前队伍。支前大队的主要工作是积极筹备军粮，发动各村妇救会做军鞋，组织青壮年成立野战民兵、担架队，赶赴临汾参加支前工作。据父亲讲，那时临汾战役打得非常激烈和残酷，支前工作异常艰苦，每个人和战士一样，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的危险。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大家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来回穿插在阵地抢救伤员、送弹药。还把大批伤员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治疗。就这样他们不住地往战场送东西、救伤员，有的民兵受了伤，还牺牲了几个民兵。大家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坚持到最后胜利。

战役接近尾声，有部分野战民兵和支前人员陆续回来，我母亲也知道临汾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支前非常危险，母亲每天为父亲的安危担心，当听说孟山村去支前的焦永明回来了，母亲立马跑到孟山村去打听父亲的情况。到了孟山找到焦永明，焦永明先是说不清楚，后来才说老张可能牺牲了。我和他上前线送弹药，回来时没见到他，我去打听有的说老张可能牺牲了。我就到牺牲的人群里找，看到有一个人很像老张。我当时很难过，心想能一起来，不能一起回去了。我母亲一听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哭的更厉害，说这次他真的是回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呀！临汾战役经过18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战役结束后，我父亲并没有牺牲，他带着最后的支前队伍胜利归来，受到了区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六、南下福建

1949年初春，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伟大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全国解放形势发展迅速，党中央需要从太行、太岳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接管政权。这批南下干部要严格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行选派，要求必须是党性强、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高超的领导能力、身体条件好、参加过土地改革，政治素质高的人员。当时，我父亲在区里开会就报了名，被区里选中。回到家里，父亲先和母亲说要去南下，母亲听了心里非常难为。母亲说:“你去南下我不反对，可你走了咱家里怎么办？你父亲刚去世，你母亲身体又不好，咱们两个女儿这么小，让我们怎么生活？”父亲说:“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走后，政府会照顾你们。”第二天父亲才向奶奶说了要南下的事。奶奶哭得很厉害，死活不让父亲去。父亲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说这是组织的需要，不去不行，我必须得去。不要怕，我去了又不是不回来，家里有政府照顾，依照军属优待。福建解放后，我就回来养活你。我母亲那时候已经生了两个女儿，我大姐4岁，二姐1岁半。为了让父亲能够顺利南下，没有后顾之忧，忍痛割爱将二女儿送给别人。母亲为了父亲在南下途中少受罪，几天几夜不合眼，为父亲赶制了3双鞋。母亲说:“人的衣服可以穿烂点，但不能没有鞋穿，光着脚走路。”

父亲走时，在晋城大礼堂集中，我母亲抱着4岁的大女儿到大礼堂为父亲送行。临别时，女儿大声哭喊着要爸爸，母亲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眼泪刷刷往下流，父亲回头想再抱抱女儿，母亲挥手说:“你走吧，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一定要给家里来信报平安，不要忘了我们娘俩，还有你的老母亲。”父亲是个钢铁般的汉子，经过多少生死都没有掉过眼泪，这次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淌。就这样父亲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泪水中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1949年3月10日离晋出发，直到9月19日到达福建省福安县，历经6个月零9天，行程6400多里。据父亲讲:母亲给他做的3双鞋，没走到福建就穿完了，到福安时，还是光着脚。可想而知，在路途遥远的南下途中是多么的艰辛而不易。在南下途中，多次遭遇敌人的阻拦与轰炸，有的战士在途中牺牲。到达福建后，南下干部与当地地下党、游击队举行了会师，共庆革命的胜利，随后就是尽快建立党的机构，进行接管工作。我父亲当时被分配到福建省闽东最远的周宁县工作，担任二区副区长。周宁县在闽东的最边界，大山很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地方土匪都躲在这里，时时刻刻准备反攻倒算，妄想卷土重来。南下干部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迅速展开工作。刚一开始就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语言不通，相互说话听不懂，群众工作很不好做，大多数群众对党的政策不了解，由于受反动思想宣传的影响，对南下干部有抵触情绪，原来在北方的一些工作方法在那里用不上；二是土匪、特务大刀会等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公开与南下干部对着干，多次围攻区政府、派出所，发生多次激烈战斗。南下干部刚到福建，人生地不熟，处处面临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因此区政府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单独行动，出门必须带武器；三是水土不服，我们北方人吃不惯当地饭菜，很多同志上吐下泻病倒了。真所谓困难危机重重，举步维艰。但是，大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定信念，团结一心，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

我父亲在周宁县浦源区一带开展工作。白天背着干粮，携带武器，深入到各村贫苦百姓家中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晚上和战友们都在山上的洞里休息。大家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偷袭。经过短期的艰难工作，很快就能和当地百姓进行简单的语言沟通，建立了思想感情。通过走访，我父亲了解到:农村中有少数有文化识字的贫苦农民，可以发展他们，利用他们和当地群众进一步沟通。这样工作就比较好做，通过教育培训他们成了开展工作的最好帮手，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周宁县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立了农会、民兵组织，使周宁县的土地改革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当地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为后来的土改、剿匪除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国民党残匪、特务以及反动大刀会的捣乱、破坏、暗杀等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剿匪除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决不手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敌人一听到南下干部就闻风丧胆。有一次我父亲在浦源区的一个村里召开反霸除奸动员大会，被土匪、特务围攻，我父亲立即组织反攻，在战斗中父亲不幸负伤，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后来在老乡家疗伤，很快恢复了健康。我父亲在周宁县工作期间，曾经遇到多次危险，每一次都是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化险为夷，为党的事业，为周宁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工作需要，我父亲被组织上调到周宁县一区任武装部长。

七、离闽返乡

我父亲在周宁县工作期间，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再加上吃不惯当地的饭菜，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到1952年8月，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工作中胃疼经常发作，饭菜吃的很少，有时候不吃，原来180斤的汉子，后来瘦的不到100斤。由于奶奶需要人照顾，母亲不能到福建去，父亲身边无人照顾，经过再三考虑，多次申请，由县委书记刘清源批准退职还乡。就这样父亲告别了一起经过生死战斗的战友和周宁的乡亲，依依不舍地回到了离别5年的家乡。回村后，由于我父亲瘦的非常厉害，乡亲们都认不出来。父亲回来后，经过母亲的精心照料，几年后父亲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了健康，也能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当地政府领导也经常过来看望父亲，并对父亲给予适当的照顾。1956年，组织上重新为我父亲安排了工作，在晋城矿务局保卫处工作。1962年，国家处于非常困难时期，要求各机关、单位精简人员，这就是俗称的“六二压”。各单位都在开会动员，我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主动要求回家种田。自此，父亲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八、乡村建设

父亲回村后，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为集体农业增产增收、家乡建设尽职尽力，带领群众努力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父亲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从来不说大话、假话，从不弄虚作假，从不欺骗群众和上级。一身正气，立党为公；秉公办事，关心群众；两袖清风，从无私心。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严格，有一年夏天收麦季节，我姐姐在路上捡了一些麦穗拿回了家，被父亲发现，让她马上送到队里的麦场，母亲说:已经拿回来了，就别送了，下次不要往回拿了。父亲说:“这不行，别人都这样做怎么办，我怎么去说服别人呢？谁家不困难”。当时，我姐姐都哭了，拿上麦穗送回生产队里。父亲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一心一意地为集体。

1985年，父亲64岁从大队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和母亲种着自己承包的二亩田，过着清贫而又普通的农家生活。1999年2月5日，父亲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77岁。父亲去世后，川底乡党委破例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我父亲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我父亲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辛勤奉献的一生。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他一生无私无畏，一心为党工作，一心为人民谋利益；他一生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廉洁的一生，他给子女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含着热泪写下了这篇文章。这不是为了炫耀父亲的功绩，为的是不忘初心，牢记党恩，延续红色基因的传承。教育我们的子女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使我们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