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德胜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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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2-12 19:10作者:张国林来源:晋城党史网

一、国仇家恨

我的父亲张德胜(原名张香传),1922年11月出生于晋城县川底乡张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二亩山地维持着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家里经常缺吃少穿,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的父亲在家里排行老二,大伯父张群传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牺牲同盟救国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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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天,牺盟会组织在我村召开秘密会议,被我村地主分子发现,随即派汉奸张呆生到东沟告密,日伪警备队连夜包围了我村,将我伯父等六名开会人员抓捕到东沟。敌人对他们用尽酷刑,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出卖组织,敌人在他们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最后将他们六个人全部杀害。刚满十五岁的父亲和我爷爷赶着牛车含泪把伯父的遗体拉回来埋葬。刻骨的国仇家恨,使我父亲对日本侵略者日伪警备队更加仇恨。

二、投身革命

大伯父牺牲后,抗日区政府为他们在村里召开追悼大会,追任他们为革命烈士,并树碑立传,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我父亲立志要为哥哥报仇,他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儿童团,接受革命教育,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3年,党组织把我父亲送到老后山革命根据地当交通员,从此我父亲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父亲机智勇敢,每次都出色的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1943年10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28日,我父亲到周村送情报,回来路过苇町村,不料被日伪警备队员认出,上前把我父亲抱住,大喊:抓共产党。我父亲临危不惧,奋力甩开伪军,立马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两名日伪人员。那天正是苇町村庙会,人特别多。在群众的掩护下,我父亲迅速往村外跑,当敌人大队人员赶到,我父亲已经上了山,安全返回根据地。

三、死里逃生

1945年,由于我父亲工作出色,被调到晋北县委工作,给县委书记郑思远当警卫员。当年3月,中共晋北县委在老后山革命根据地一个旧庙里,召开县委主要领导会议。不料被敌人发现,日伪警备队包围堵住了大门。由于哨兵被杀,没有预先得到情报,所以情况来的非常突然。当时我父亲在会议门前站岗,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知道有情况,他立即通知正在开会的县委领导。县委书记郑思远说“停止开会,马上转移。”这时已经听到大门外面的砸门声,郑书记让大家不要慌,想办法突围。这时,大门已被敌人封锁出不去。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父亲发现庙里的墙角有一个房子比较低,建议从这里翻出去,可是没有楼梯还是上不去。这时,我父亲急中生智,蹲下去,让县委领导一个个踩着父亲的肩膀爬上房顶,跳到后面的高粱地迅速转移。最后上去的是宣传部焦部长。这时大门已被敌人砸开冲了进来,当焦部长上到房顶准备翻越时,被敌人开枪打中,从房顶上掉下来,当场牺牲。这时,我父亲已无路可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父亲突然发现后面有个茅房,迅速跑进茅房跳下去,躲在茅梁石下面。敌人在庙里搜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到别的地方去了。只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我父亲才从茅坑里爬出来,到老乡家换了一身衣服,连夜赶回县委。当县委领导看到我父亲活着回来了,都激动得跑出来和父亲拥抱。都说这次突围多亏了小张,是他救了大家,也救了县委。这时郑书记跑过来紧紧抱着我父亲久久不愿松开。他拍着我父亲的后背激动地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后来,郑书记把我父亲的名字改为了张德胜。

四、土地改革

1946年,郑思远书记调到其他地方工作,把我父亲安排到晋城三区工作。当时,晋城刚刚解放,区里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那时区里分配我父亲在川底一带负责土改工作。当时土改工作非常艰难,地主反动势力非常猖獗。他们组织“红枪会”“还乡团”与土改工作队相对抗,他们采用恐吓、暗杀等手段,极力破坏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运动。我父亲带领土改工作队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深入到各村各户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让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揭发地主、恶霸欺压残害百姓的罪恶事实。把事实搞清楚后报到区里对地主恶霸进行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有区委的支持,群众的拥护,土改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穷苦百姓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群众的斗争情绪空前高涨。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父亲带领土改工作队帮助各村成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还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很快巩固、壮大了我党的基层组织。如果有的村土改工作有阻碍不顺利,我父亲就会亲自坐阵。一些地主恶霸一听到土改工作队张德胜来了,都吓得站不起来。那时,我们川底一带土改工作做得比较顺利,进展也比较快,受到区里多次表彰。

五、带队支前

1948年3月,临汾战役打响后,区里成立了两个支前大队,一个是德胜大队,另一个是广华大队(宋广华东沟岭头村人)。我父亲主要在川底一带组织支前队伍,宋广华在东沟一带负责组织支前队伍。支前大队的主要工作是积极筹备军粮,发动各村妇救会做军鞋,组织青壮年成立野战民兵、担架队,赶赴临汾参加支前工作。据父亲讲,那时临汾战役打得非常激烈和残酷,支前工作异常艰苦,每个人和战士一样,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的危险。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大家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来回穿插在阵地抢救伤员、送弹药。还把大批伤员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治疗。就这样他们不住地往战场送东西、救伤员,有的民兵受了伤,还牺牲了几个民兵。大家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坚持到最后胜利。

战役接近尾声,有部分野战民兵和支前人员陆续回来,我母亲也知道临汾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支前非常危险,母亲每天为父亲的安危担心,当听说孟山村去支前的焦永明回来了,母亲立马跑到孟山村去打听父亲的情况。到了孟山找到焦永明,焦永明先是说不清楚,后来才说老张可能牺牲了。我和他上前线送弹药,回来时没见到他,我去打听有的说老张可能牺牲了。我就到牺牲的人群里找,看到有一个人很像老张。我当时很难过,心想能一起来,不能一起回去了。我母亲一听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哭的更厉害,说这次他真的是回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呀!临汾战役经过18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战役结束后,我父亲并没有牺牲,他带着最后的支前队伍胜利归来,受到了区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六、南下福建

1949年初春,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伟大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全国解放形势发展迅速,党中央需要从太行、太岳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接管政权。这批南下干部要严格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行选派,要求必须是党性强、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高超的领导能力、身体条件好、参加过土地改革,政治素质高的人员。当时,我父亲在区里开会就报了名,被区里选中。回到家里,父亲先和母亲说要去南下,母亲听了心里非常难为。母亲说:“你去南下我不反对,可你走了咱家里怎么办?你父亲刚去世,你母亲身体又不好,咱们两个女儿这么小,让我们怎么生活?”父亲说:“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走后,政府会照顾你们。”第二天父亲才向奶奶说了要南下的事。奶奶哭得很厉害,死活不让父亲去。父亲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说这是组织的需要,不去不行,我必须得去。不要怕,我去了又不是不回来,家里有政府照顾,依照军属优待。福建解放后,我就回来养活你。我母亲那时候已经生了两个女儿,我大姐4岁,二姐1岁半。为了让父亲能够顺利南下,没有后顾之忧,忍痛割爱将二女儿送给别人。母亲为了父亲在南下途中少受罪,几天几夜不合眼,为父亲赶制了3双鞋。母亲说:“人的衣服可以穿烂点,但不能没有鞋穿,光着脚走路。”

父亲走时,在晋城大礼堂集中,我母亲抱着4岁的大女儿到大礼堂为父亲送行。临别时,女儿大声哭喊着要爸爸,母亲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眼泪刷刷往下流,父亲回头想再抱抱女儿,母亲挥手说:“你走吧,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一定要给家里来信报平安,不要忘了我们娘俩,还有你的老母亲。”父亲是个钢铁般的汉子,经过多少生死都没有掉过眼泪,这次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淌。就这样父亲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泪水中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1949年3月10日离晋出发,直到9月19日到达福建省福安县,历经6个月零9天,行程6400多里。据父亲讲:母亲给他做的3双鞋,没走到福建就穿完了,到福安时,还是光着脚。可想而知,在路途遥远的南下途中是多么的艰辛而不易。在南下途中,多次遭遇敌人的阻拦与轰炸,有的战士在途中牺牲。到达福建后,南下干部与当地地下党、游击队举行了会师,共庆革命的胜利,随后就是尽快建立党的机构,进行接管工作。我父亲当时被分配到福建省闽东最远的周宁县工作,担任二区副区长。周宁县在闽东的最边界,大山很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地方土匪都躲在这里,时时刻刻准备反攻倒算,妄想卷土重来。南下干部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迅速展开工作。刚一开始就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语言不通,相互说话听不懂,群众工作很不好做,大多数群众对党的政策不了解,由于受反动思想宣传的影响,对南下干部有抵触情绪,原来在北方的一些工作方法在那里用不上;二是土匪、特务大刀会等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公开与南下干部对着干,多次围攻区政府、派出所,发生多次激烈战斗。南下干部刚到福建,人生地不熟,处处面临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因此区政府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单独行动,出门必须带武器;三是水土不服,我们北方人吃不惯当地饭菜,很多同志上吐下泻病倒了。真所谓困难危机重重,举步维艰。但是,大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定信念,团结一心,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

我父亲在周宁县浦源区一带开展工作。白天背着干粮,携带武器,深入到各村贫苦百姓家中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晚上和战友们都在山上的洞里休息。大家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偷袭。经过短期的艰难工作,很快就能和当地百姓进行简单的语言沟通,建立了思想感情。通过走访,我父亲了解到:农村中有少数有文化识字的贫苦农民,可以发展他们,利用他们和当地群众进一步沟通。这样工作就比较好做,通过教育培训他们成了开展工作的最好帮手,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周宁县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立了农会、民兵组织,使周宁县的土地改革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当地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为后来的土改、剿匪除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国民党残匪、特务以及反动大刀会的捣乱、破坏、暗杀等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剿匪除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决不手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敌人一听到南下干部就闻风丧胆。有一次我父亲在浦源区的一个村里召开反霸除奸动员大会,被土匪、特务围攻,我父亲立即组织反攻,在战斗中父亲不幸负伤,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后来在老乡家疗伤,很快恢复了健康。我父亲在周宁县工作期间,曾经遇到多次危险,每一次都是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化险为夷,为党的事业,为周宁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工作需要,我父亲被组织上调到周宁县一区任武装部长。

七、离闽返乡

我父亲在周宁县工作期间,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再加上吃不惯当地的饭菜,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到1952年8月,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工作中胃疼经常发作,饭菜吃的很少,有时候不吃,原来180斤的汉子,后来瘦的不到100斤。由于奶奶需要人照顾,母亲不能到福建去,父亲身边无人照顾,经过再三考虑,多次申请,由县委书记刘清源批准退职还乡。就这样父亲告别了一起经过生死战斗的战友和周宁的乡亲,依依不舍地回到了离别5年的家乡。回村后,由于我父亲瘦的非常厉害,乡亲们都认不出来。父亲回来后,经过母亲的精心照料,几年后父亲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了健康,也能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当地政府领导也经常过来看望父亲,并对父亲给予适当的照顾。1956年,组织上重新为我父亲安排了工作,在晋城矿务局保卫处工作。1962年,国家处于非常困难时期,要求各机关、单位精简人员,这就是俗称的“六二压”。各单位都在开会动员,我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主动要求回家种田。自此,父亲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八、乡村建设

父亲回村后,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为集体农业增产增收、家乡建设尽职尽力,带领群众努力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父亲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从来不说大话、假话,从不弄虚作假,从不欺骗群众和上级。一身正气,立党为公;秉公办事,关心群众;两袖清风,从无私心。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严格,有一年夏天收麦季节,我姐姐在路上捡了一些麦穗拿回了家,被父亲发现,让她马上送到队里的麦场,母亲说:已经拿回来了,就别送了,下次不要往回拿了。父亲说:“这不行,别人都这样做怎么办,我怎么去说服别人呢?谁家不困难”。当时,我姐姐都哭了,拿上麦穗送回生产队里。父亲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一心一意地为集体。

1985年,父亲64岁从大队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和母亲种着自己承包的二亩田,过着清贫而又普通的农家生活。1999年2月5日,父亲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77岁。父亲去世后,川底乡党委破例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我父亲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我父亲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辛勤奉献的一生。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他一生无私无畏,一心为党工作,一心为人民谋利益;他一生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廉洁的一生,他给子女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含着热泪写下了这篇文章。这不是为了炫耀父亲的功绩,为的是不忘初心,牢记党恩,延续红色基因的传承。教育我们的子女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使我们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