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可以穿破洗破，但别被人指破

    贺龙之女。1947年2月生于晋绥根据地。从1953年9月起先后就读于重庆西南人民小学、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2003年从华孚集团退休。

    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体会，他说过——

    “一个人能活一百岁也总要死去。今天死明天死反正都是要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表现在战场和法场上。在战场上要勇敢杀敌，拼一个你死我活。在法场上要杀要砍听便。临刑前的几秒钟还要高喊‘共产党万岁！’这才是一个有气节的共产党员。”这是父亲在1948年对干部战士的要求，也是他百战沙场几十年的体会，更是他面对未来任何情况下的决心。

    由一个当年从湘西山区走出，赶马川东的小骡子客开始，父亲举旗兴军，讨袁护国，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团长，三十岁在攻打武汉的战役中成为威震八方的北伐名将，被武汉国民政府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高官厚禄对于父亲贺龙来说远抵不上他对革命的向往。青年时期的父亲一直追随着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1926年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父亲毅然丢下国民政府军长一职，脱下皮鞋穿草鞋，把自己“不缺饷”的第二十军万余人队伍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尚无任何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记得1954年，我小学二年级。一天晚自习下课之后，我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回宿舍。他说：“晓明，你是不是贺龙的女儿呀？”我记得自己特别紧张：“你怎么知道的？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妈妈说了不让我在外头说这些。”

    事实上，一直到“文革”，我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到底是什么。我说，天呀，这官儿也太大了。

    父亲一生刚强。他一生的脉络，完全和我们的党史、军史联系在一起。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作为党员，他满腔热血

    在父亲看来，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谋财求官，而是要结束军阀混战，让普天下的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蒋介石以五百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父亲，却丝毫动摇不得他那崇高的信仰和政治理想。他早已决心把自己的毕生奋斗都融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应该毫无保留地交给共产党、交给人民。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危难关头，就应该率先垂范，慷慨赴死。

    父亲在世时很少会向人提及家乡。因此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7年南昌发动的起义，其骨干力量主要是父亲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而在父亲领导的这一万余人的队伍中，有三千人是来自父亲家乡的桑植子弟，更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中的宗室亲朋。

    起义失利后，这三千子弟兵几乎全军覆没，有的血洒南昌城头，有的牺牲在起义后南下作战的历次战斗中，父亲仅带回了八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一度陷入低潮，但这些依旧没有浇灭父亲与乡亲为国洒热血的激情。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投身战斗中。

    之后，无论是坚守湘鄂西、北上长征，还是在策马太行山的历次征战中，父亲作为一代元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刚走下天安门城楼的父亲就直接率十八兵团等部在川北地区，歼敌八万余人。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成都地区，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志一道，成功地组织了进军西藏、剿匪反霸和建设大西南的各项工作。

                                       作为同志，他重情重义

    父亲与我们四个子女呆在一起的时候并不长，起先是因为解放后公事繁忙，后来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软禁在山区里，致使我们流离失所。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忆起父亲最后那段日子便会流泪，说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同志们。其实无需多说，我知道父亲就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在他那叱咤风云、豪迈豁达的外在风貌的里层，有着一颗热得滚烫的心。这颗心十分博大，装着他热爱着的所有的人；这颗心又细得像针尖，体察得非常细微。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当他与所热爱的这一切隔绝的时候，这种情谊就更浓烈、更深沉了。

    母亲后来回忆，自从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以后，他谈起总理的时候便更多了。多少次，他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深情谈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教育，在他心里，他就是把总理看作是他革命的引路人。

    1927年，在南昌起义的前夕，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两人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就是在周恩来同志启发下，父亲把枪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革命，毅然参加南昌起义，投身于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从那时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年俱增。当钻进党内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风刀霜剑逼来的时候，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父亲慢慢对总理的深切怀念里，又添上了担心。报纸一来，便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能舒展。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之前。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那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然后，他就会对母亲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每当这时候，他的眼睛微眯着，专注地盯着名单，话音里透出了深深的依恋和怀念。而且，几乎每一次总要加上一句：“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父亲在这样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中度过。在他的心窝里，对同志、对战友的爱像浪涛一样汹涌翻滚。甚至在被软禁的一天夜里，听到了雨声，他都会嘱咐母亲让哨兵呆在走廊中，直至确定哨兵未淋着雨，这才安然入睡。

                           作为“贺龙”，他是关怀身边所有孩子的好父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父亲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事实上，一直到“文革”，我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这官衔究竟有多大。对我而言，“贺龙”这个名字，代表了“父亲”的含义。而“贺龙”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又超越了一个普通父亲所能做的。

    在延安，有个干部，级别很高，生孩子太多，养不起了，他就想办法要送到老乡家。结果无意中被父亲碰上，只好直说。父亲说，你们家里有困难，跟我说呀，怎么能送走呢。直到如今还有人说，当初要不是你父亲，我姐姐就没了。他事无巨细。连跟着他很多年的警卫员都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推荐到学校学习去了，现在都是高级退休将领了。看谁的鞋破了，父亲就会把自己的皮鞋送给人家。不管大事小事，人们都说找贺老总吧，找他准有结果，不会说找他白找，都给解决问题。

    记得上中学那会儿，每到暑假，父亲会经常关心我和哥哥的同学是不是放假都回家了。并要求我们邀请一些父母都是烈士的同学上家里来，一起吃饭，一起玩。临走前父亲还不忘嘱咐他们每周六再来。受父亲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对生活有着明确的信仰：团结、勇敢，还有好胜。

                                     作为父亲，他讲究规矩

    诚实，勇敢，有爱心，是父亲的做人标准。在任何情况下，要先学会怎么做人自然就懂得怎么做事，这就是贺家祖祖辈辈留给后人的财富。他有一次问我，你的衣服是怎么破的呀？我说是穿破的，洗破的。他说对呀，可以穿破洗破，千万不要被人们指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体会。做国家体委主任时，他就跟运动员说：“你们可以输球，但不能输人。”他很少和我们讲大课，总是通过一些小事来教育我们。

    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他说话从来没有第二遍，他要树立规矩。比如吃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吃多少盛多少，一定要吃干净，饭粒难免会落在桌子上，就捡起来吃。为什么呢？因为他带头捡的，我们就学他，我们也就这么吃。他很讨厌浪费的行为，特别节俭。他说，把你们送到乡下，住个三年，让你们知道爱惜粮食。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勤劳勇敢，再富裕也经不起“糟”，他知足，有感恩的心。

    我上学时，每个星期家里只给五角钱，其中二角五分是回学校的钱，在口袋里揣一个星期，回家的时候再花二角五分，一共就这么多钱。没有汽车接和送。除了车费，其他的都是供给制。那个时候的孩子感情特别深，一直到现在感觉都特别的好。困难时期，我们学校的孩子特别多，北京军区农场挤的牛奶就一桶一桶拉到学校，说困难时期也不能饿着孩子，就对我们还是尽量的照顾。虽然学校也让我们去体会艰难，一个小孩带一个小包包，教我们去认地上的马齿苋——是一种野菜。大家都在比，看谁捡的马齿苋送到食堂多。食堂师傅就做好菜，给我们吃，培养我们吃苦的精神。我们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哥哥考清华大学，第一年落榜了。规则就是规则，没有其他的，这也是做人的道理。爸爸没有动用权力，也没批评他，就是鼓励他。于是，哥哥又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自己考上了。我们总是觉得父亲对哥哥太严厉了，记得他小学时，踢球把腿弄断了，那才有车接车送，但这车也不是父亲的公车，而是到大街上找了一辆三轮车，包了一个月，每天早上到家里接。公私分明，规矩从来不会改变。

    作为丈夫，他的爱平凡而深厚

    1942年，46岁的父亲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而母亲只是延安县的组织部长。那一年他们相识，第二年便结了婚。父亲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携手走过的二十七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丝毫没有因为相差二十岁的年龄而存在隔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外交非常主动，主动出访周边国家，父亲的出访频繁起来。往来多了以后，像泰国、缅甸这些关系特别好。有一次父亲要接访，就让母亲打扮一下一起去。那时没有化妆品，母亲把火柴吹灭，就作眉笔。好衣服一般也买不到，需要去友谊商店买出国特供商品。母亲不是一个好打扮的人，平时就是穿军装。为了见外宾，要拾掇，要穿旗袍，穿丝袜，母亲直喊累。但这一打扮上还真漂亮，当时父亲的眼睛也亮了。他也不讲出来，但从眼神上可以看出来，他欣赏呢。

    平常的日子里，父母经常在家做饭，但两个人一说这么做一说那么做，只好两人各做一锅，看谁的先吃完。当然，不用说总是母亲的那锅先吃完。两人散步的时候，父亲走得快，母亲走得慢，经常是这样，父亲对我说：“晓明，去看看你妈妈，妈妈走得慢，去陪陪妈妈。”诸如这样的小事很多很多，谁说父母之间这份平凡而又深厚的爱不令人感动！

    被关在山村里那几年母亲一直陪着父亲，三年监狱生活，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着父亲经历这段痛苦的人。这是很难受的，但是她却坚持了下来。“文革”之后，母亲一力承担，坚持要为父亲平反，将骨灰找回，恢复名誉，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把骨灰安葬之后，母亲就坚持写汇报，给中央写信。那时候我们都在身边，没有电脑，我们看着她一字一笔地写。后来，母亲写出来后影响十分大，社会舆论迫使着不得不调查父亲的死亡原因，最终才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如果没有母亲当年的坚持，可能后来会有人查，但那些证据可能就没法再找到了，若非母亲这汇报做铺衬，平反可能也没这么顺利。父亲的死亡原因最后成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第十三条，这都是母亲的功劳。

    母亲将其人生最后的力气都贡献在了这里，她对父亲的感情至深至真。我曾经开玩笑地说：“妈，你就一天没消停过，没过好日子。”她却笑着回答：“怎么没过好日子，过了。”

    一个女人能为一个男人坚持四十年，这份爱自然是很深厚的。而很多年后看到母亲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后，我体会到，这份爱中包含的早已超越了一般儿女情长，其中包含着同志间的敬重、患难时的相惜、离别时的痛苦、回忆时的心酸，又岂能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来概括的！

    2009年的3月是我的父亲——贺龙元帅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的纪念日。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的，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条铁铮铮的硬汉。〔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