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二九师交通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多支八路军的交通部队活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同侵华日军进行着特殊形式的战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事迹，至今却依然鲜为人知。

    为什么要组建交通部队？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就叫嚣：“只要交通有保障，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

    日军修建铁路和公路，一是为了剿灭中国军队，二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华北，特别是河北、山西，有着优质煤矿和铁矿，所以，日军只要占领一地，首要的就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1939年9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上任后，又推行所谓“囚笼政策”，就是要利用“点”（据点、碉堡）和“线”（铁路、公路）的连结，封锁和分割抗日根据地。

    到1940年初，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钜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在太行、太岳山区，则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并在铁路、公路两侧挖沟筑墙，蓄意将八路军第129师开辟的冀南、太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形同“井”字、“田”字的若干小块。同时，日军还在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日军据点，最多时，曾多达256个。可谓炮楼林立，封锁沟壑纵横。

    对此，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曾经作过非常形象的分析：

    “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铁路就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就成了一个‘囚笼’，敌人这是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日军除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交通封锁之外，还进行了经济、药品等各种封锁，并推行惨无人道的所谓“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其中，交通封锁最为严密，也最为残酷。致使根据地之间运送文件书报、粮食、服装、物资枪支弹药等，人员过路，都发生了严重困难。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要到延安等地开会，在通过日军设置的交通封锁线时，负责掩护过路的部队，少则一两个连，多则一两个营，甚至要动用一两个团的兵力，还要付出血的代价；旅途短则个把月，长则数月，甚至半年之久。即使如此，也经常发生不能通过封锁线的情况。

当年，在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日住碉堡下，夜观护路灯。

    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中央军委很重视根据地的交通问题，在1937年东渡黄河之后，就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兵站。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组建新的中央军委，军委下设兵站部，任命杨立三将军为兵站部部长。兵站部设在延川县杨家圪台。

    至1937年9月下旬，军委兵站部就已建立起由延安经延川至临汾的兵站线，总兵站，设在临汾。10月，又在潼关、屯留、汾阳设立派出所。到1938年10月，兵站线逐步扩展为北线、东线和南线。南线，经西安、渑池、垣曲、阳城、晋城、高平、陵川。

1939年，杨立三率部分人员入晋，在晋东南成立了八路军总部兵站部，并担任了第一任部长。

为进一步打破日军的交通封锁，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31日下达了建立交通部队的通令。通令（“（）”内的字为笔者所加；“［］”内的字为原电缺字）说：

    “为保障前方与后方的运输能经常不断……各部经过敌人封锁线能够使每次运输的人员文件书报资料都安全和迅速的达到，在此特别规定各战略区应抽出一定数量的部队成立交通大队，专门负责执行运输工作”；“上述各交通部队在建制上仍属原来部队，在行动上专门掩护过封锁线之责任，原管机关不得自由调动担任其他任务”；“（军委参谋部部长）陈奇涵为十八集团军交通司令［员］，驻延安。”

    9月3日，八路军总部又下达命令：

    “1、129D（D为师的代号）除派一营成立第四大队，位置于榆太地区，担任向晋西北同蒲线交通运输外，营派两个营兵力成立第五交通大队，分平汉两侧，负责对冀南太行山两方面的交通运输。为便利交通起见，铁道东西设两个电台。

    2、太岳军区拨出两个连成立交通队，分住于白晋线两侧……

    3、由129D责成冀南三个区拨出一个营成立第六交通大队，负责同晋西北交通运输；另拨两个连成立第七交通大队，负责冀鲁豫交通运输。

    4、任命李达同志兼任冀晋豫区交通司令［员］，成立三、四、五、六、七交通大队；晋冀豫、冀南、太岳区域之交通，均归其指挥。”

    1942年冬，为了打破日伪军对山区的封锁，太行军区在第二分区建立了一支完全由干部组成的交通队，即同蒲支队，60余人，专门从事与晋西北军区（以贺龙为师长、关向应为政委的八路军第120师的根据地）的交通。

    1943年，晋西北军区第八分区建立了便衣交通队——清徐交通队和汾阳交通队，分别与太行交通队（即同蒲支队）、太岳交通队密切配合，使晋西北与晋东南之间的交通运输得以恢复和健全。而这条交通线，可以说是新四军、冀鲁豫根据地通过太行、晋西北与延安联系的生命线。

    为叙述方便，以下将“冀晋豫区”交通部队均称为129师交通部队。

    按建制，交通大队相当于独立营，交通队相当于连或加强连。除总部通令中所规定的交通部队之外，各旅团或军分区根据临时情况，还经常增加兵力。特别是1940年白晋战役之后，交通斗争已经成为对日军作战的主要形式，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几乎都加入了交通斗争。

    还是在129师交通大队正式成立前后，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就提出了“面向交通线”的作战方针，指挥129师部队，同日军开展了多次交通斗争。从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129师和第344旅（暂归129师指挥）先后对（北）平汉（口）、道清、正（定）太（原）铁路发动了13次总破击作战。仅1940年，在129师所进行的1410次战斗中，交通战斗即达850次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交通战有两次，一是白晋路破击战役，一是“华北交通总攻击战”（即百团大战）。笔者在本文中先介绍白晋路破击战役。

    重创日军铁路线的白晋战役

    1940年春，日军为长期占领晋东南和掠夺优质煤，开始修筑白晋铁路。这条铁路，北从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起，南至晋城止，全长达300公里，北接太原，中经东观、南关、沁县、襄垣、长治等地，是伸向晋东南腹心地区的一条铁路干线。

    日军在筑路过程中，为防范八路军破毁铁路和路基，除了用飞机在平顺、陵川一带侦察之外，还安装了“铁轨听音机”，闻铁轨有响声，便带着警犬，顺着声音的方向侦察，嗅出八路军所埋设的炸药所在地，及时清除炸药，派出小部队追击八路军的破路部队。

    这种“听音机”，是利用固体传递声音的速度比空气快的原理制造的，灵敏度较高。在我国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尚没有出现过这种听音机。在129师的抗日战争《阵中日记》中，不但记载了这种听音机，还记载了破路部队对付听音机的经验：

    “为了避免［在破路时］铁轨发声，用手拾开轨上的石子，埋［炸］药后再行伪装。为防警犬嗅觉，使用无洋油纸密包。”

    1940年5月3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下达了“白晋路北段战役计划”。参战部队有：

    第386旅（亦称太岳纵队，由陈赓、王新亭指挥）决死纵队的4个团以及师特务团、祁太地方游击队；

    第385旅（由陈锡联等指挥）、平汉纵队主力、晋冀豫边纵队的第1、第3两团；

    保六团（由王树声指挥）及平（遥）和（顺）榆（社）地方游击队、总部特务团、警备派第2团、警备旅（不含第二团）、平汉纵队第3团、第385旅的新部队等；

    挺进支队为战役预备队，位于云簇以西山地策应。

    5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还向386旅下达了三项指示：

    “王［新亭］周［希汉］：

    甲、［略］

    乙、各破击前梯队应派兵对据点筑工事，打击其出击队，以掩护破路队。

    丙、发动彻底搬完铁轨的竞赛，防止马虎敷衍。”

    战斗于5月5日黄昏（20时）打响。各参战部队，在两万名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在温城、小岭底、辽县、东观、来远、故城、南沟、南关、段柳、虒亭、屯留、沁县、漳源、夏店、权店、五阳村、微子镇、潞城等地，对长达200余华里的铁路线，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破击作战，炸桥梁、翻火车、搬铁轨、烧枕木、破路基，对尚在修建中的白晋铁路进行了彻底破坏。

385旅769团和14团在5日当晚就攻入了南关镇。镇上的200多名日军，除少数钻进碉堡外，其余大部被消灭，其警备队队长峰正荣被击毙；解放了2000名修路工人，缴获炸药千余箱。

    负责南段的破击队，曾以一部冲入牛寺、漳源、固亦镇，同日军反复肉搏，并且袭击了一列火车；将刘家庄的40多名日军消灭，夺获全部枪支、弹药和文件。

    白晋战役大捷之后，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曾于5月9日和6月26日两次致电嘉奖第129师。5月9日的嘉奖电是：

    “刘师长、邓政委、蔡［树藩］主任：

    白晋战役，赖诸同志指挥有方，全体将士戮力用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配合晋南友军，给予日寇以严重打击。捷报传来，无任欣慰，特电嘉勉。望激励全体指战员同志，继续努力，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之光荣传统，彻底粉碎敌寇对我晋东南之扫荡。

朱德、彭德怀佳”

    据1940年5月9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

    “华北新华社晋东南某地八日电：我十八集团军所部攻白晋北段大捷后，蒋委员长特传谕嘉奖，兹将原电录后：

朱彭总副司令：

    ×电诵悉。贵集团军所部努力作战，斩获甚多，殊甚佩慰。即希传谕嘉勉。

                                                             蒋中正　李济深”

    白晋战役，对日军修筑铁路的计划，给予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致使日军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修复了130多华里，只是原计划的三分之一。

    护送领导同志过路故事三则

    李达是第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自从被八路军总部任命为冀晋豫交通部队司令员之后，肩上就多了一副重担：组织指挥交通部队，护送过往的领导同志和向延安运送文件及各种物资。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许多领导人在129师所辖地界过路时，均由李达负责组织护送和接待。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介绍3个故事：

    迎送徐向前和百余干部赴延安

    在129师的抗日战争《阵中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一    于桐峪镇

    丙、D十一日酉给五旅指示：为护送向前等百余干部去晋西北，决由五旅抽出一个较充实的营（或四个连）及□县独立营，统由曾绍山指挥担负此任务。应准备事项：

    （1）部队组织及体力修养；

    （2）……准备联络，立即布置侦察路线、里程；

    （3）五天干粮；

    （4）政治动员不宜过早，特□守密；

    （5）……［原日记此项字迹无法辨认］”

    （日记中的“D”是师部的代号，“五旅”即385旅，“酉”即酉时。“□”是无法辨认的字；“［］”中的字为笔者所加）

这天的日记说明，1940年11月11日，129师部向385旅下达了军委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护送徐向前等百余名干部到晋西北。

当时，385旅的旅长是陈锡联，担负此次护送任务、指挥太行交通部队的是曾绍山。他担任过385旅的作战股股长、太行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385旅参谋长等职。

    徐向前曾任129师副师长，1939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

1940年5月底6月初，中共中央通知徐向前来延安开会。6月7日，他带领警卫小分队，从驻地青驼寺出发，和正在“扫荡”的日军兜了20多天的圈子后，乘小船过东平湖，又过梁山，在郓城、鄄城一带，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萧华（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宋任穷（冀南军区司令员、冀南行署主任）。

    在冀鲁边区，与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赴延安的40多名干部不期而遇。中央来电要徐向前带队，同去延安。

当徐向前一行乘船过卫河时，被守城日军发现，开炮袭击，打伤了几个人，有位华南来的大学教授不幸落水牺牲。

    过漳河时，恰遇太行山山洪，河水陡涨，但却找不到渡船。徐向前让交通部队找了些绳子，拧成一大股，横跨河两岸，大家拉着绳子，徒步涉过腰深的激流，来到129师开辟的冀南军区。

    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厚良（1977年任空军政治委员）带着交通部队把徐向前一行接到威县，住了个把星期。而后，从邢台、邯郸间的临洺关（今永年）地区，连夜通过铁路和封锁沟，直插太行山区。之后，由太行交通部队护送至在辽县麻田的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彭德怀。

    当时，百团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彭德怀忙着指挥打仗。他给徐向前介绍了作战情况，并一同来到129师师部，与刘伯承、邓小平、李达、陈赓、陈锡联重聚。分别年余，格外亲热。徐向前还应刘邓之邀，给129师的干部讲话，介绍山东的抗战形势。

百团大战后，129师转入分散游击。徐向前便和彭德怀一起，与“扫荡”的日军周旋了个把月。

    这时，129师师部聚集了来自不同部队，准备到延安的一批干部，和徐向前带来的40多人，加在一起，就是百余名了。这是129师交通部队护送干部最多的一次。由于准备很充分，所以徐向前带领百余名干部，从太行山经晋西北的途中非常顺利，无惊无险，于1940年年底安全来到延安。

    徐向前一行是何日从何地出发的，《阵中日记》并未记载。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也未说明，只是记述道：

    “尔后告别彭德怀，从名山下来由祈县、崞县中间渡汾河……至军渡坐船渡黄河，进入陕北根据地。这是一次长途行军，辗转数千里，历时半年多，到达绥德、延安，已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严冬景象了。”

    1942年，徐向前奉命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与兼任司令员的第120师师长贺龙，并肩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的光荣任务。

    陈毅过路留名篇

    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接到毛泽东主席邀他去延安参加“七大”的电报后，轻装简从，于11月25日踏上了旅途。

护送陈毅的任务，由中共华中局交通局局长曾浪波与妻子叶彬负责。新四军9旅旅长韦国清派人用没收汉奸的一副貂皮，为陈毅赶制了蓝色碎花缎面裘袍，化装成“张老板”。

    陈毅一行在途经铁道游击队的游击区时，正副大队长刘金山、王志胜向伪军提出警告，并在铁路沿线布置了两里路的警戒，还利用关系，把碉堡上的伪军哨兵全部换成化了装的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刘、王于凌晨3时护送陈毅一行，顺利来到微山湖，小住3天。

    过了湖西区，便是129师开辟的冀鲁豫军区地界。该军区的交通部队根据李达的指示，接过了护送陈毅的任务。当时，在沛县、丰县与曹县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正遇上日军“扫荡”。陈毅一行以夜行军150多华里的速度，顺利地甩开了日军，于1943年底到达安阳附近。

    安阳是是平汉路的要点，日军封锁很严。刘少奇一行去延安路过此地时，是硬打过去的，付出了很大代价。

    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陈毅又化装成大绅土，坐上轿子，由穿了伪军服装的战士抬着；两名警卫员也化装成伪军；曾浪波化装成商人，坐黄包车；叶彬骑毛驴，扮成回娘家的妇女。交通部队化装成伪军，分成3路随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由于陈毅的“老板派头”十足，“随从”们也都伪装得惟妙惟肖，没有引起守卡日军的怀疑，放他们过了卡子。就这样，避免了一场恶战。

    过安阳后，陈毅挥笔填词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词云：

    山一程，水一程，

    万里长征足未停。

    太行笑相迎。

    昼趱行，夜趱行，

    敌伪关防穿插勤。

    到处有军屯。

    陈毅一行沿清漳河边北行，平安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左权县的麻田。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方参谋长滕代远见陈毅一行安全到达，十分高兴，热情款待。

    中央得悉陈毅已到麻田，来电告其“七大”还不能马上召开，他不必急于赶路，可在太行军区了解一下整风经验。于是，陈毅就在太行山暂住下来，曾浪波夫妇先行一步赴延安了。

    由于刘伯承已于1943年9月动身去延安，李达作为太行军区司令员，自然要尽地主之谊，陪同陈毅到邻近的军分区视察和参观。

    1944年1月25日，是甲申年春节。邓小平、滕代远和李达用太行山生产的西红柿酒、美利奴羊和来亨鸡等盛情招待，陪同陈毅一行度过了太行山的春节。

    大约是农历正月初十，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

    邓小平把护送任务交给了李达，专门给陈毅选了匹好马。

    可是，天公不作美，陈毅刚离开八路军总部，天气突变，大雪纷飞，路途迷茫，只得在山村留住。在这里，陈毅写下了著名的长诗——《过太行山书怀》（1944年1月），长达137行，是他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首诗。诗中有佳句云：

    决策赖延安，太行天下脊。

    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

    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

    雪住后，陈毅一行到达曲里。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把护送陈毅到吕梁军区的任务，交给了交通队副队长王立刚。

    王立刚护送陈毅到达同蒲支队的驻地长畛村，又交由队长杨毓贤和二中队长雷立德带一支10人的小分队护送去吕梁。

    由于道路狭窄，冰雪覆盖，只得留下牲口，徒步跋涉。杨毓贤见陈毅的鞋子走破了，立即脱下自己的鞋，与他换穿。攀登了35里山路，天色已晚。忽见前方灯火闪烁，颇有些奇幻景象。陈毅想：今天是1944年2月8日，正好是元宵节，走近一看，果真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乃进村休息。是夜，陈毅即兴吟诗一首——《由太行山西行阻雪》。诗云：

    我过太行山，瑞雪自天堕。

    高峰铸银顶，深谷拥玉座。

    策马不能行，山村徒枯坐。

    冰雪何时融，征程从此错。

    夜深对暗壁，摇摇影自如。

    残灯不成红，雪打窗纸破。

    衾寒难入梦，险韵诗自课。

    浩歌赴太行，壮志不可夺。

    歌罢祝天晓，一鞭汾河过。

    2月11日，陈毅一行从凤山和箭方岩的两个日军据点之间穿插过去，来到了汾河边。黄昏，在迷茫的雾霭中，他们踏着高粱秸铺垫的桥面，越过汾河，进入吕梁山口。

    陈毅过汾河后，又成七言诗一首，题为《过汾河平原》。

    这里已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管辖的地界。贺龙早已通知第八军分区的交通队，在山口等候多时了。陈毅告别了杨队长，在贺龙的交通部队护送下，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黄河，于3月7日抵达延安。

   日军悬赏捉拿宋任穷

    宋任穷是冀南军区司令员和冀南行政公署主任。他和王宏坤、陈再道等领导东进纵队开辟和创建了冀南军区，在华北一带有着极高的威望。当年，曾有一首抗战歌谣，唱道：

    冀南名将点几名

    头名要数宋任穷。

    日军对宋任穷当然是恨之入骨，急欲除之而后快，多次扫荡冀南军区机关所在地南宫，均扑了空。日军特务机关还多次派特务、汉奸暗杀宋任穷，也从未得手。

    1942年4月初，宋任穷和孔庆德（385旅769团团长、冀南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1955年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冀南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率领一部兵力，准备越过（北）平汉（口）线，到129师师部开会，研究夏季反“扫荡”作战等问题。

李达把护送宋任穷一行的任务交给了“路西”（太行军区代号）的交通部队，随时接应。

但是，由于先头过路的5名干部，没有化装好；探路的侦查员保密观念不强，被特务汉奸偷听到宋任穷等要过平汉路的消息。

日军特务机关随即派出部队，在宋任穷准备过路的马头镇和石桥镇设伏，企图活捉宋任穷。日军还暗中悬赏10万元，奖励捉住宋任穷的特务汉奸。

    幸亏日军的计划被太行军区的情报部门侦知，及时报告了李达司令员。李达立即电告宋任穷等停止过路，待新的秘密交通线建成后，再行过路。因之，宋任穷得以逃过一劫。

    笔者从129师的《阵中日记》上，查到了关于此事的记载，特抄录下来，于1991年当面呈送宋任穷将军。原文是：

   ［一九四二］四月卅日

    4、八旅电：

    确悉宋［任穷］东来路［线］全被敌察觉，并准备埋伏布置捕宋，请停止过路。

    五月一日    星期四    会里

    甲、张王肖东报：宋［任穷］孔［庆德］过路被敌侦知并在马头石桥等地设伏数日，在商城一带悬赏十万元捉宋。初次过路之五个干部已暴露，关系人张某几乎在村中演成械斗，此关系现已不能使用……经验教训是：

    一、侦察人员在沿途闲谈中暴露企图，过路人员化装不好，目标大。

    二、白天利用关系特别惹人注意，送的人不负责，未把干部安置妥当就走了。

    三、事先酝酿过久，可能走露风声，过路不周密，组织不好。

    四、不应到关系人张处落足。

    修建太行机场  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

    营救美国飞虎队队员

    1944年某月29日，美国飞虎队（即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一架B—29轰炸机，在执行轰炸鞍山钢铁厂和小丰满水电站任务返航时，不幸被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击中，坠落在太行山区的平顺县境内，9名机上人员跳伞。

李达司令员接到第4军分区的报告后，派参谋何雨农率骑兵排连夜赶路，在榔树园将9名飞行员接到了太行军区司令部——涉县赤岸村。

    李达司令员和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副政委黄镇，热情接待了他们。

    飞行员们说：“我们听说你们八路军的根据地只有巴掌那么大。但从我们降落的地方到这里，却足足走了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好像是一个秘密机场。如果我们预先知道这里有机场的话，就可以在这里迫降了。”

    李达笑道：“那里是长宁川，只是一片天然的开阔地，而不是机场。”

    土法修建长宁川飞机场

    飞行员们的话，使李达很受启发，遂萌生了修建机场的想法，并得到了滕代远和邓小平的支持。

    李达请飞行员到长宁（凝）川实地勘察，并派了两名工兵参谋陪同，由太行情报联络处主任李棣华担任翻译，一同研究施工计划。修建机场的任务，则交给了385旅769团。

    黎城县抗日政府动员当地农民，把各家各户打场用的石磙，都拉到了工地，协助769团。半个月左右，终于修成了一条长约2华里、宽约4丈的飞机跑道和停机坪。笔者曾专程到机场实地考察，并拍下了遗址照片。

    飞机场刚刚竣工，李达就收到八路军总部的电报，通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从延安起飞，来接飞行员。

    由于没有修机场的经验，也没有检测跑道硬度的机器，当来接飞虎队员的飞机降落时，有一只轮子陷入泥土中。大家到附近村子里找来所有的井绳，才把轮子吊了出来。跟来取绳子的老乡们好奇地围观，有两个老乡去摸螺旋桨，飞行员没有看见，发动引擎时，将他俩卷进螺旋桨中，一个被甩出好远，一个卡在螺旋桨中，当场毙命。出此意外，大家都很难过。据李棣华说，滕代远为此伤心了好几天。

    搭乘美军飞机
    此后，太行山机场就成为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飞往延安的一个中转站。

    以前，从太行到延安的人员，要以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护送，徒步跋涉一个月左右，还要穿过几道封锁线。现在，搭乘飞机去延安，仅需几个小时，既快又安全。129师的同志去延安开会、运物资、送文件，也都是从这里搭乘美国飞机。李达还用飞机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送去了太行山种的苹果。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也多次搭乘美军飞机往来太行山和延安。如1945年6月8日，毛泽东致电滕代远：“请你乘下星期一（十一日）来太行的飞机回延安参加七大后的一中全会。”

    再如，同月10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七大一中全会后，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陈锡联、王近山和陈毅、林彪、萧劲光等21人，从延安东关机场搭乘美军观察组的DC型飞机，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长宁川机场。

    刘、邓下飞机后，立即赶回涉县赤岸，亲自指挥上党战役。而林彪、陈毅和萧劲光等，就由太行军区的交通部队分别护送，返回各自的岗位。

    20多位高级将领同乘一架美军的飞机，这是中共中央空前的一次大胆壮举。正是由于争取了时间，刘邓得以及时亲临第一线指挥，确保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这一壮举，在129师交通部队的历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护送129师电报档案到延安

    太行山机场，在抗日战争中还作出了一次重大贡献。那是在对日军发起全面反攻的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林桂森对李达说：“机要室在抗战时期积累了大量的电报档案，已经成了机要室的一个大包袱。现在，部队要随时开赴新的战场，随身携带很不方便。我建议将这些电报档案送到延安，上交中央保管。”

    李达表示同意，让机要室选派一名可靠的参谋随身携带，跟随到延安的干部，由武装护送。林桂森提出，这样送，从涉县到延安，途中要经过无数道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不能确保档案的安全。

    李达沉思片刻，说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谁也不敢想的办法：“坐飞机送去吧。观察组的飞机从太行飞延安，单程仅用几个小时，十分安全。我们同美军观察组有合作关系，也经常有我们的高级干部搭乘他们的飞机，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只要送档案的同志不暴露身份，不会发生问题的。”

    机要室选了政治可靠，身强力壮，又机智灵活的参谋周良来担此重任。李达叮嘱他如何应付美军机组人员，途中遇到意外情况应如何处理；如果美军人员问携带的是什么东西，就说是缴获日军的文件，上送延安中共中央的。行前，李达向中央和军委发了电报，并请中央收到档案后立即回电。

    周良在飞机上平安无事。叶剑英参谋长亲自复电李达，告以电报档案已安全送达中央。

    第129师抗战时期的电报档案，就这样全部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

                                                                                           2012年2月25日于北京

注释：本文中陈毅诗词，均引自《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