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晋豫抗日根据地

晋豫地区，泛指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北起临（汾）屯（留）路，南至黄河边，东连晋（城）博（爱）路，西接同蒲路。早在1938年3月，共产党和八路军就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山西“十二月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区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1941年5月“中条战役”后，八路军总部立即组建太岳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于1942年3月至6月，深入岳南、中条晋豫地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亲自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对重新开辟晋豫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极大地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小平同志所表现出的机智、果断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和教育了根据地的广大干部。他对晋豫区各项建设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巩固、发展壮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一、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体现了邓小平对毛主席战略决策的高度领悟和果敢实践

晋豫区地处太行、太岳两山南端结合部，中条山和王屋山居于正中，背靠驻武乡、沁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面向黄河鸟瞰中原大地，左右出击时刻威胁着同蒲路和白（圭）晋（城）路两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煤、铁、铜、硫磺等资源蕴藏量大，晋城、阳城、新降、曲沃、沁阳、济源等县工业生产有一定的基础；森林资源丰富，历山林区是山西省八大林区之一，阳城云梦山、析城山、王屋山林区也比较有名；河流纵横交错，河谷平原广袤，农业较为发达，人称“良马、府城米粮川，拉不完的府城，填不满的曲亭（粮食市场）”，“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和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晋豫地区成为蒋介石、阎锡山、日本侵略者争相抢夺的焦点。日军侵占华北之初，为了打通豫北与晋南的联系，曾数次派重兵对这一地区进行“扫荡”，但每次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正是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把晋（城）沁（水）阳（城）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卫立煌与朱德谈判时坚持让八路军从晋豫撤走，日军不惜以重兵发动“中条战役”等等一系列事件的重要原因。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豫区的战略地位也高度重视。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不久，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比时作适当之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晋东南各县派出工作团开展工作。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再三要求即将赴晋东南的八路军工作队：“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1938年3月，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决定以阳城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当朱瑞把这一构想电告中央及北方局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称“部署甚妥”，并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布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党中央和毛主席之所以如此重视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里具有开展抗日战争理想的群众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晋城、运城、闻喜、安邑、夏县、翼城、芮城、济源等县就建立了中共县委或党支部，还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当时山西省5个中共地执委之一。晋城、新降等地的工人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豫北沁阳、济源的农民在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山西降县40多名武装药商在中共绛县县委书记曹金海领导下，宣布成立绛县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达7个月之久。1936年3月，在红军东征的影响下，嘉寄尘（嘉康杰）在中条山区组织5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河东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在闻喜、安邑、夏县、垣曲、平陆4个县发动暴动。抗战爆发前，晋豫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牺盟分会，许多县还恢复建立了中共组织，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战，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朱瑞将原来的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晋城中心县委等组织重新整合，于1938年3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共晋豫特委（后改称晋豫地委、晋豫区党委），统一领导临屯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区域内的各级党组织。特委机关驻阳城县横河镇下寺坪村。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后，大刀阔斧地开展了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对敌斗争，改造旧政权等项工作，迅速把晋豫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从陕北到抗日前线，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联系，晋豫区是首选和最安全的通道。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许多党政军领导和国际友人、知名人士、国民党要员都曾经过这里往返于前线和后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还指示晋豫区：沁河两岸地形险要、土地肥沃、经济繁荣、粮食亦多，可建成晋东南最好的根据地。

邓小平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时两次路过晋豫区，对这里的地理位置、斗争形势有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在晋豫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晋豫地区成了国民党军的驻防区。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战役”，国民党20多万驻军大都退至黄河以南，晋豫地区一时成了权力“真空”。日军占据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立了100多个据点，并在各地建立了伪军和各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土匪乘机占立山头，各自为王。土豪劣绅勾结反动会道门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非作歹。一时间，晋豫境内各种政权丛生，司令多如牛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令八路军129师和晋豫区党委（驻平顺）迅速南下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并对重新开辟晋豫区的基本方针、党的工作、群众游击战争、争取与瓦解伪军土匪、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等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1941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立即兵分二路，开赴晋豫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一路以129师386旅16团、决一纵59团、212旅向岳南（即太岳南部，位于晋豫地区北部，范围为临屯路以南、曲[沃]高[平]路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地区挺进，不久成立岳南地委和山西第三专员公署岳南办事处（简称岳南专办）；另一路由386旅第17、18团和决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周希汉（后为王新亭）任司令员，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兼政委，向中条地区（曲高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路以西、白晋路以东，即原晋豫区南部）挺进，开辟中条根据地。晋豫区党委随太岳南进支队同时出发，重新建立晋豫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积极准备重新开辟晋豫区的同时，阎锡山的军队也越过同蒲路，乘势向东不断扩张。日军为维护其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频频向根据地进行“扫荡”。

邓小平同志就是在晋豫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这样的关键历史时刻来到岳南中条地区的。作为八路军129师政委，他不仅军务缠身，而且作为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还肩负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的重任，而当时的各抗日根据地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邓小平同志选择这样困难的时间，选择这样危险的地点，亲自到晋豫地区指导工作，不仅体现了他对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高度领悟和坚决执行，更展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二、邓小平同志机智果断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晋豫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

邓小平同志是1941年3月19日抵达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驻地沁源县阎寨村的。在这里稍作视察后，在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陪同下，迫不及待地赶赴岳南地区。刚到就遇到了阎锡山61军以所谓“收复失地”为名，向我岳南根据地发动进攻。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反动派不断制造的摩擦，打还是一再忍让？需要当机立断。邓小平果断地决定，对阎军实施自卫反击。4月15日，邓小平亲自指挥八路军10个团的兵力发起浮（山）翼（城）战役，经过一天一夜激战，一举毙俘伤阎军1100余人，初战告捷。当邓小平正准备发起第二阶段战斗时，阎61军军长梁培璜急忙派人给邓小平送信，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和平共处。邓小平以大局为重，当即决定与阎军谈判，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事后，邓小平告诫岳南的党政领导：“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亲历此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晋豫区的干部群众很好地掌握了这种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成功地团结了友军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入侵的日伪军。

在岳南期间，小平同志直言不讳地对担负开辟工作任务的岳南地委迟迟未能打开局面提出了严历的批评。当他了解到当地的红枪会势力很大并且受到日伪军的操纵时，立即指示岳南地委“坚决消灭反动武装红枪会，决不允许其存在”。他亲自领导了处理红枪会的斗争，对首要分子召开宣判大会，处以死刑，对一些认罪较好的协从分子给予释放，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稳定了沁河两岸群众的情绪，从组织了瓦解了红枪会，很快建立起抗日的区、村政权。这种务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成为晋豫区各级干部学习的榜样。时任岳南地委书记的韩柏（即焦善民，建国后曾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回忆说：“那时候邓小平很厉害，他一去岳南就解决问题了。他到哪里都很干脆，下面提出问题，再难的问题他也给解决，他就这样个一作风”。时隔35年，1977年7月邓小平平反复出后，在召见曾在岳南任士敏县委书记、时任国防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张文峰时，邓小平对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如果不果断地、彻底地解决沁水的红枪会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党我军能否恢复晋豫区的抗日进程，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在岳南地区站住脚。”

1942年5月5日，邓小平离开岳南到达阳城西南部的暖辿村，开始对中条地区视察。这里虽然是晋豫区的中心，但由于晋豫区党委及负责开辟工作的部队也是不久前刚刚进入，加上日军正对该地反复“扫荡”，所以形势更加严峻。邓小平临危不惧，率领当地干部群众与日伪斗智斗勇，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伟大革命家的智慧风范。

邓小平抵达阳城当夜，日伪军便向晋豫区党委驻地偷袭而来。获悉情况后，邓小平对敌情作了分析，认为日军行动缓慢，尤其怕夜间行动，所以不必慌忙撤退。他镇定自若，安然入睡。6日凌晨，日伪军由索泉岭而下，直逼暖辿。邓小平一面令豫晋联防区主力阻击进犯之敌，一面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从容向析城山巅圣王坪转移。日伪军扑空后，欲继续“围剿”，邓小平出其不意，派豫晋联防区向青龙、黑龙一带迂回，迷惑敌人，而自己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又返回原地，驻进吉德村。在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与晋豫区的干部群众“一起在河边露营，架锅做饭，粮食不够就挖野菜吃”。同甘共苦应对敌人的“扫荡”。一次，在上大鹤山时，正遇大雨，山坡又陡又滑，邓小平与大家一道手脚并用往上爬，爬到半坡扭回头来风趣地说：“老天爷生人真生的能，不仅生两只脚走路，还生两只手爬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邓小平同志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处于敌后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1941年5月28日，正在阳城上河出席中条区高干会议的邓小平得悉日军分6路正向上河扑来的消息后，决定马上停止开会，立即转移。到达沁水东川时，日伪军已堵住了去路，不时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连前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也被日军打伤，而后面还有敌人的追兵，情况万分紧急。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日伪此次“扫荡”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及中条区首脑机关和首脑人物，当即决定女同志全换成便装，随老百姓进历山，向垣曲方向转移，其余大部队和党政机关改进历山的路线为出东峡，过东哄哄河，再返阳城境内，向析城山转移。为了摆脱部队被围追堵截的险境，邓小平判断，日伪指挥官都认为八路军首脑机关和干部行军时肯定要骑马，为此，敌人对马匹尤其注视，见到马跑必然会穷追不舍。依此判断，邓小平大胆做出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干部战士一律轻装步行，由东峡突出重围；以一小部分人赶着马匹沿着横水到垣曲的公路行进，如遇敌情，立即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疏散，以作疑兵。安排好后，邓小平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干部和八路军战士从容进入东峡。此时，日伪军已占领了东峡的西岸山崖，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同时日军的飞机也在上空盘旋，试图等骑马的八路军首脑出现后一举消灭。日军指挥官望着在峡谷中有条不紊行进的队伍，心中不禁起疑，这时，又接到在公路两侧的山林里有大批马匹奔驰的情报，立即率兵前去追赶。而此时，邓小平已率全部人员突出了十里峡谷。日军如梦初醒，连呼上当，急忙追赶，但晋豫区机关和八路军战士在邓小平指挥下，早已向析城山方向转移。邓小平“智出东峡”的故事在晋豫抗日根据地内广为流传，成为根据地军民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效仿的楷模。

三、邓小平同志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岳南、中条期间，多数时间是实地观察、走访，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或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交换看法。在了解各地具体实情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在岳南、中条时的几次讲话精神，以及之后专门为晋豫区所作的指示，都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

1941年4月中旬，岳南地委召开全区地、县两级党政军群领导干部参加的石槽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就关于加快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前沿，是太岳区和中条区的联结通道，一定要打通。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既可以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为我们挺进中条地区、创建中条区抗日根据地提供有利条件。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开辟、建设岳南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尽快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改造基层政权，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二是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人士和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要把打击的主要目标对准日军，加强对日伪的斗争；三是当前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到岳南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襄陵、曲沃等地去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摧毁阎顽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敌占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坚决消灭由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要通缉捉拿祸首，揭露打击反动的上层头领，反复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争取广大的基层会众，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迅速稳定岳南东部士敏、沁水两县的局势和社会秩序，进而开展高平县的工作。邓小平针对岳南实际提出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方法，使深感“开辟工作推进艰难”的一些干部有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石槽会议后，岳南地委认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经过三个多月紧张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举扭转了前一段被动的局面，扩大了根据地，顺利完成了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赋予的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重要通道的任务。

初到晋豫区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一地区过去因为是我党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且中共地下组织仍然活动频繁，所以日伪戒备森严，不断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加之国民党游兵散勇占据山头，反动会道门组织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又勾结日军无恶不作，使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困难重重。邓小平认为，开辟晋豫首要的任务是树立信心，不宜大刀阔斧地进行，要脚踏实地地开展。为此，他在5月13日召开的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全体干部会议（因在阳城县枪杆村召开，故又称“枪杆会议”）上，就开辟晋豫区的策略方法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晋豫区在十二月事变就曾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当地许多地下党组织一直在坚持着地下斗争，为我们开辟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进入该区之初虽不可能建立大块的根据地，只是斑斑点点一两个县、几个区或者是若干村，但经过艰苦努力，将其连成一片，局面就相当可观了。邓小平指示：要先打若干次有把握的小规模的漂亮仗，不要贪大求多，只在每战必胜，必然会鼓舞士气，提高干部、群众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但不要过早、过分地刺激敌人，以减少创建根据地的困难。针对部队和地方干部生活艰苦、体质下降、非战斗人员增多，不利于创建根据地的实际，邓小平提出，除保持必要的机动部队外，其余部队要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后区，以解决粮食供应困难，缩小目标，减少敌人的偷袭，增加情报、消息来源，掌握敌人动态。要抽调有作战经验、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以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的活动，宣传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民主地方政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下来的作战物资，建立情报机构，配合地方党和地主政权开展工作。事实证明，邓小平稳扎稳打的策略方法为重新开辟晋豫区指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正确的道路。

从1942年1月底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进驻阳城，到1942年5月底，经过4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重新开辟晋豫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肃清了土匪和顽伪武装，占领了有20余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豫晋联合办事处及阳城、垣曲、绛县、沁水、晋城、翼城等6县抗日政权与豫晋联防一、二分区，组建并扩大了地方武装，收集到了部分国民党军遗弃的资材，恢复建立了一些党组织。5月27日，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县上河村召开县、营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亦称“中条区高干会议”或“上河会议”）。这是一次研究决定晋豫区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在会上作了《中条区过去四个月工作的检讨》报告，回顾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并对下一步各项工作作了阐述和部署。

邓小平参加上河会议并作了《在中条区高干会议上的发言》。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条区的形势，认为：“今天中条根据地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如维持会之存在，我们的政权还不巩固。”现在我们仅掌握阳城、沁水南部及翼（城）、绛（县）、曲（沃）、晋（城）、济（源）一部分，而基本区只有5万人口。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切实办法，邓小平具体指出了以下几条：第一，“基本的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量地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党、政权、统战的力量，但决定的因素是武装力量。要采取精干隐蔽政策积蓄力量，敌占区党组织应打入日伪军内部去工作，这对将来形势的变化，是有决定意义的。第二，要运用各种形式大量地建立武装，“在此区域发展武装，不能以百分之几来限制，愈多愈好，”但也应当防止一些错误的做法。第三，“有武装就必须有政权，才能养活军队，以政权组织形式才便利进行各项工作”。“应首先建立政权，愈快愈好”，“政权的基本职务应掌握在进步分子及共产党员手里，这点在政权开始建立时更属重要”。第四，要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党员以积极的群众面目出现，广泛发动群众，这样一旦形势有变，“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第五，要扩大统一战线，“发展力量也就是统战的扩大，统战的扩大也就是更加发展力量。”要正确运用党的统战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派。对根据地内的维持会，开始可以暂时允许其存在，但不能给敌人送钱送粮。等我们的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不允许其存在。在接敌区、敌占区要开展政治攻势，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军事上不过分刺激敌人的原则下，多打一些小埋伏战斗，截击敌人运输的资材、粮食。邓小平最后强调：“发展力量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及一套办法”。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恰当地结合起来，党政军民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环节，研究具体实施步骤，保证每一任务的实现。要提高现有干部的质量，并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干部。

邓小平《在中条区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为正在探索重新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道路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离开中条返回太行区后，于6月17日向中央中央北方局详细报告了视察岳南、中条经过，并整理成更加详细的《检查中条工作后之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于6月30日正式作出《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晋豫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及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在建党、建军、建政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把晋豫区这块既有革命传统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稳固的抗日大后方，并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太岳区的指挥中心，成为全国解放战争重要的前进阵地和各种战略物资、人民军队和干部的输出基地。而这一系列的建设成就，是和邓小平视察岳南、中条时制定的大政方针，在根据地创建阶段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的。

邓小平同志在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战略部署的政治态度，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性地开展各项工作的方法，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那种雷厉风行、机智果断的务实作风，对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责任编辑：韩玉芳）